何芳川：“华夷秩序”论

　　自从国家产生以来，就有了国与国的关系问题。国与国的关系，自然也就从双边关系扩大到 三角、四方以至多边关系。这样，就会不断形成某种国际关系的格局或体系。

　　近代以前，古代世界中也曾在不少地区产生过古代类型的国际关系格局。出现于东亚地 区、自汉代直至晚清的“华夷秩序”，就是古代世界大大小小国际关系格局中发展得最为完 整的一个。下面，我们就对这一以昔日中华帝国为核心的古代类型的国际关系体系进行一番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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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华夷”秩序的形成与发展

　　“华夷”秩序的形成、发展、兴盛与衰亡，乃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正本清源，所谓华夷之说，缘起于我国上古华夏族体的形成时期。它所界定的，主要是黄河流域、特别是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华夏族体同今日中国境内的其他族体之间的差异，以及由此所带来的一切问题。

　　上古时期“华夷”分野的观念，主要还是为了维持我国中原地区正在形成中的华夏族体血统 纯 净的需要。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华夏对夷狄，自然难免有一些由于文明比较先进而带来的 优越感与偏见，却绝未发展到近代资本主义那种系统的种族歧视。

　　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了空前规模的秦帝国。然而，不旋踵间，二世而亡，秦帝国仅仅 为日后的“华夷”秩序建立了一个前提框架。

　　汉承秦制，建立了前后延续四百年的两汉帝国。在汉帝国的北方，是广袤无垠的草原地 区。这一草原地带的游牧民族，受到自然条件与社会条件的制约与驱动，不断周期性地南下 压迫，入侵中原，造成中国历代汉族王朝所谓“外侮”的永恒主题。从汉初开始，除卫青、 霍去病、窦宪、窦固等极少数情况外，大汉帝国对北方匈奴基本上处于被动的守势，根本无法建立什么秩序。

　　故而汉代中国的对外关系，只能向东、西、南三个方向发展。这也是自汉唐以至明清中 国发展对外关系的先天性取向。

　　向东，中国人面对着浩瀚无际的太平洋。太平洋东西的超长跨度以及气象、洋流等风险 条件，加之美洲印第安文明的迟晚发展，使古代中国在这个方向上的对外交往，仅限于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及琉球群岛。

　　向西，经河西走廊、天山与昆仑两山之间越过葱岭，数条古老的商路蜿蜒西去，与中亚 、西亚、地中海世界相连。在这一方向上，有与汉帝国并驾齐驱、处于同一古典文明梯次的 罗马帝国，它同汉代中华文明，各踞东西，交相辉映。两者互相吸引，造成古代丝绸之路的 繁荣。但由于各种错综复杂的因素，两千年丝绸古道常因变乱而被遮断，故而在这一方向上 ，中华帝国的对外交往也难以有什么营建国际关系体系方面的作为。

　　南方，成了自汉代以来中华帝国在对外关系方面可以畅行其志的地方。东南亚广大地区 自然资源丰富，利于人类发展。海上丝绸之路，将东南亚、南亚广大地区星罗棋布的邦国织 在一起，形成了以中国为核心的海上贸易网。所以在这个方向上，中华帝国的对外活动有着 较大的主动性和制约性。不过，中华帝国对南方的交往活动，在汉代尚属初级阶段。

　　这样，我们可以看到，发轫于上古时代的“华夷”观念，在汉帝国时期开始引入中华帝 国的对外关系中去，并逐步发展起一种古代类型的国际关系体系，即所谓“华夷”秩序。

　　两汉时期，“华夷”秩序作为一种古代国家关系体系，尚处于形成阶段。其表现为：第 一，纳入这一秩序的国家还很少，只有东方的日本、朝鲜，以及南方的都元国、邑卢没国、 堪离国、夫甘都卢和黄支国等。第二，这一秩序尚未成形，格局尚不稳定。第三，双边交往 还处在较低层次，不过是你来“献见”，我赐印绶，再做点生意而已。

　　从国祚短长的角度看，隋唐帝国颇有些秦汉帝国翻版的意味。大唐帝国，雄强一世，气宇恢宏，贞观大治，开元全盛，高度发达的文明，对周边以及远方的国家和民族，有着强大的影响和吸引力。从某种意义上讲，“华夷”秩序正是在这一时期，在比较正规意义上形成 了。

　　唐帝国建都长安，国势强大时，仍首重对西方的关系。此时，昔日的罗马帝国、波斯帝 国早已烟云过眼。葱岭以西的中亚乃至南亚诸国欣羡大唐文明，纷纷向“华夷”秩序靠拢。

首先是在汉代“数剽杀汉使”的鋥宾国，在贞观年间两度遣使来朝；

此外 ，还有位于今克什米尔地区的勃律国。值得注意的是，印度在盛唐之时也曾进入“华夷”秩序圈。

　　正当大唐帝国将“华夷”秋序圈向中亚以至南亚地区推进之时，继罗马、波斯帝国之后 ，西方崛起了一个新的大帝国和一种新的文明——阿拉伯帝国与穆斯林文明。阿拉伯人在圣战的大旗下东征西讨，建立了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也经营着自己的穆斯林国际关系体 系。伴随着穆斯林秩序的东扩，它与西向推进的“华夷”秩序之间，不可避免地会有一场碰 撞与摩檫。

　　阿拉伯帝国势力的东扩，一路征战，顺之者犹可，逆之者亡。据记载，当时大食(即阿拉伯帝国)的势力已伸张到吐火罗、波斯、安国、曹国、石骡国、米国、康国、胡密等处。

另据研究，677年，阿拉伯人到达了喀布尔，并首次攻入次大陆。于是，次大陆的非穆斯林 地区的统治者不得不承认他们的宗主国地位。这一时期，了解到西方这一国际情势的唐帝国也加强了在这一方向上的外交乃至军事活动。

　　阿拉伯帝国势力向东向北方向推进的行动，压迫着大批中亚地区大小王公贵族纷纷向唐帝国寻求支援与庇护，连印度王公也“乞师讨大食”。一时间，中亚的诸国也不断上表长安求援。这就导致唐与阿拉伯关系的紧张。

　　751年，阿拔斯王朝的呼罗珊总督阿卡 穆斯林和唐朝的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仙芝分别应中 亚地方王公的请求而出兵，双方在稰逻私开战，唐军被阿拉伯军击溃。

　　稰逻私之役后确立了阿拉伯人在中亚乃至南亚地区的优势。大唐帝国向这一 地区推行“华夷”秩序终因穆斯林秩序的东扩而受阻。此后中华帝国的历代王朝(除元朝外) 基本上对西方采取守势或攻势防御战。“华夷”秩序之经营重心则进一步转向海路，转向东方。

　　660年和668年，唐与新罗先后灭百济和高句丽，强盛的新罗王国基本上统一了朝鲜半岛 ，并与唐帝国建立了十分密切的关系。可以说，从唐代比较正规意义上营建“华夷”秩序时 开始，朝鲜就是“华夷”秩序中的基本成员。

　　同中国一衣带水的日本，在汉代曾最早进入雏形时期的“华夷”秩序。南北朝时代，“ 倭国”、“倭人”“万里修贡”，“遣使献方物”、“恭修贡职”的活动，有增无减。中国方面亦一贯待之以怀柔笼络之道。然而，日本天皇很早就怀有一种强烈的、与中国对等的意识。公元608年，日本“遣使朝拜”，国书中出现了“日出处天子(即日本天皇自称)致日没 处天子(即隋炀帝)”的字句，隋炀帝“览之不悦”，斥之“蛮夷书有无礼者”，次年即遣使 赴日责难。在会见隋使时，日本天皇自承“我夷人避在海隅，不闻礼义…… 今故清道饰馆 ，以待大使，冀闻大国维新之化”，又派人随中国使臣来华“请贡万物”，事情才算平息。

唐代中国成为亚洲文明的中心。此时处在以氏族制与部民制为基本形态的奴隶制社会末期的 日本，急于寻求国家出路，因而，不断派遣使团访华，密切两国关系，全方位吸收中华文明 的先进成果。遣唐使的派遣，对日本大化改新的成功，起了突出的作用。大化改新的过程， 也就是日本介入“华夷”秩序圈的过程。

　　大唐帝国的强盛与阿拉伯帝国的崛起，在中亚地区虽然由于极为错综复杂的地缘政治原因双方发生了武装冲突，但穆斯林文明与中华文明之间的互相吸引毕竟是历史的主流。据说 先知穆罕默德有一条圣训，称“学问即便远在中国，亦当求得之”。正是在隋唐时期，海上丝绸之路获得了空前的巨大发展。中国造船业有了长足进步，不仅可以建造能载600—700人的 海船，还早于欧洲人900多年掌握了密隔舱的技术，并从根本上改变了汉代“蛮夷贾舱， 转送致之”的状况。海上丝路的开辟，使东南亚地区诸多国家与民族和中国关系大大密切， 也使中华帝国营造的“华夷”秩序不断向南方推进。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在陆上失去的对南亚的影响，从海上却又收了回来。

　　宋代，是一个相当特殊的时期。一方面，它一直积弱，在北方辽、金、西夏政权压迫、 封锁下始终处于守势。另一方面，它的社会经济发展得异常繁荣，对外关系尤其活跃，中华 古代四大发明多在此时外传。唐代比较完备地建立起来的华夷秩序，只是到了宋朝方得到认 真的充实。

　　有宋一代，伴随着北方契丹、女真、蒙古等游牧民族的不断南侵，疆土日蹙。尤其是南渡以后，“一切倚办海舶”，促进了海上丝路的繁荣。海上商路的发展与繁荣，刺激了沿海 许多港口的兴旺以及此前名不见经传的邦国的涌现与崛起。“华夷”秩序因而也就在这个方 向上大大扩展了。

　　同朝鲜一样，越南民族经过长期的发展、奋斗，终于在公元968年由丁部领统一，建立 “大瞿越南国”。975年，宋朝封丁部领为“安南都护检校太师交趾郡王”，l174年，宋朝正式册封李英宗（天佐）为“安南国王”。自此，越南作为一个国家，加入了“华夷”秩序 。

　　宋代，中国与马来半岛诸国关系相当密切。1001年丹眉流国王多须机遣使打吉马等九人来华朝贡，双方互赐珍贵礼品，就是一例。

　　公元977年和1082年，位于文莱的渤泥国，也曾两次遣使来北宋修贡。

　　菲律宾群岛原在海上丝路主航道之外，但群岛人民早已跨越南中国海同中国有所交往。

不过，直到宋代，我国正史上才出现关于中菲关系的明确记载。从此，菲律宾也进入“华夷 ”秩序圈。

　　“华夷”秩序圈随海上丝路推进，一直到达南亚地区。公元9世纪至13世纪兴起的南印 度科罗曼德海岸的注辇国，就曾主动介入这个古代国际关系体系。

　　甚至远在非洲东岸的层檀国，也在宋代遣使入贡，成为“华夷”秩序大潮澎湃中得自印 度洋绝远西岸的回声。

　　位于东北亚的朝鲜，在宋代更加巩固了它在“华夷”秩序中基本成员的地位。公元993 年至1019年，高丽王朝同我国北方的契丹进行了三次战争。高丽与契丹人的敌对，自然加深 了高丽王朝与宋王朝的盟友关系。由于有牵制北方强敌之作用，高丽在大宋王朝经略的“华 夷”秩序中的地位，更为突出。

　　唯一例外的是日本。?

　　公元894年，日本决定停止派遣遣唐使，结束了唐代两百年间中日官方使节往返的局面 。此后，直到明初，中日之间一直没有官方往来。就日本而言，遣唐使之停罢，外部原因是 唐帝国已跌入衰颓阶段，而内部原因则是财力窘迫，平安时代的统治者们思想消极、自我闭锁。故而北宋立国后，虽主动要求恢复官方往来，希望将日本重新拉回“华夷”秩序之中， 但并无结果。直至南宋时期，日本镰仓幕府兴起，才有兴趣同中国交往。可惜进入13世纪中 叶以后，南宋王朝时刻面临亡国之危，哪里还有心思和精力去营造什么“华夷”秩序呢??

　　蒙古民族入主中原后，建立了元朝。元帝国幅员辽阔，亦曾盛极一时，海陆交通，畅达 无阻。元帝国统治者虽继承了“华夷”秩序的框架，但从忽必烈起，就没有真正吸纳这一秩 序的内涵真谛。他们所要建立的，实际上还是一种“蒙古式的和平”。这种“蒙元”秩序之 运作与“华夷”秩序相较，就大异其趣了。

　　明清两代，迎来了“华夷”秩序的全盛与顶峰时期。在这一时期，这一古代东方国际关 系体系终于具备了自己清晰的外缘与日臻完善的内涵。

　　大明帝国，以郑和远航事业为代表，终于在前代的基础上织成了一张古代世界空前规模 的“华夷”秩序的国际关系网络。

　　郑和七次下南海、入印度洋的远航壮举，将几乎全部海上丝路商道上的邦国，即亚非大 陆西太平洋至印度洋滨海而居的民族和国家，一齐吸纳到“华夷”秩序中来，令这一国际关 系网络具有空前之规模。特别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前来中国修好朝贡的，不仅国家数目 多、使团规模大、次数更加频繁，而且档次高，常有一国之君亲自率团来朝，明确、自觉地 吸纳中华文明。

　　在东北亚方面，明代所建“华夷”秩序曾一度达到其最高点。在朝鲜半岛，李成桂于13 92年夺取了高丽王朝的天下，建立了李朝。李朝时期的朝鲜和明朝时期的中国之间，建立了 “华夷”秩序中从观念到体制上都堪称楷模的关系。从大明帝国方面看，是“东国年年修职 贡”的局面；
而从李王朝方面想，则是“礼仪成邦慕圣朝”的境界。

　　同时，琉球(今日冲绳)同中国的关系，在明代有了飞跃。据记载，这个长期以来“不通 中华”、“未尝朝贡”的琉球王国，却后来居上，在明朝时期不仅进入“华夷”秩序圈，而 且与中国交往频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体制详备，几乎同朝鲜、越南并驾齐驱。计有明一代267年(1368—1644 年)里，琉球对中国修贡凡182次。

　　最值得重视的是，日本在明初曾一度、恐怕也是日本历史上唯一的一次主动、明确地加盟“华夷”秩序。我们知道，自唐朝末年停罢遣唐使以来，数百年间，日本一直游离于 “华夷”秩序圈之外。如果说日本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也对“华夷”秩序采取一种游离的态 度，那不是由于它距中华“绝远”，而恰恰是它与中国仅仅“一衣带水”的接近；
不是由于 它的社会诸系统同中国差异极大，而恰恰是它相当饱和地吸纳了中华文明，创造出一种几与 中华文明同步的高水平的大和文明。由于地处岛国，它成功地抵御了元帝国两次粗暴的征伐 ；
由于主动、创造性地吸纳了中华文明，日本在吸纳“华夷”秩序时也将自己放在主动的地 位上，不是被动地接受它、承认自己“夷”的地位，而是主动地采取“拿来主义”，为我所用，将自己置换为“华”的地位。直到明洪武年间，对于朱元璋要日本称臣入贡的要求，日本怀良亲王仍进行了尖锐的抨击，指出：“乾坤浩荡，非一主之独权；
宇宙宽洪，作诸邦以 分守。盖天下者，乃天下人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

　　日本的上述态度，到了明成祖时期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

1403年，朱棣篡位成功， 改元永乐，日本幕府足利义满即以“日本国王源道义”的名义，遣使来贺，称臣入贡，以属国自居，还接受“大统历”，表示愿意奉明“正朔”。自此，日本重入“华夷”’秩序圈。

嘉靖年间，倭患大起，日本才又一次游离于“华夷”秩序之外，直到近代“华夷”秩序崩塌 。

　　二、“华夷秩序”的理念与原则

　　“华夷”秩序是在古代世界的社会条件下产生的一个有理念、有原则和有着自身一套比较完 备体制的国家关系体系。中国在其中自然起了某种主导作用。

　　中华民族的主体汉民族及其前身——华夏族体，本身就是许许多多部落、部落联盟汇聚的结 果。至于汉民族，千百年间吸纳、汇聚的远近各方的族体则更为众多。不过，无论是自愿汇 聚也好，冲突融合也好，华夏族体到汉民族的形成与发展，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华古代文明 的辉煌进步，其所赖以生存的基础，仍是中国中原地区，即黄河乃至长江流域的农业。

　　中华帝国始终是一个以农业文明为基础的国家。因此，古代农业文明自然给它打上深深的印 记。从总体讲，农业文明缺乏游牧民族那种迁播流动、尚勇好武的基因，也缺乏海洋民族 那种搏击风浪、冒险交易的风格。在达到一定水平之后，特别是建立了扩疆万里的大帝国之 后，农业社会所需求的稳定、安定，就立刻在中华帝国的立国理念、原则、体制中凸现出来 。中华帝国的生存、发展需要儒学，而儒学也要为适应中华帝国发展的需求不断演进。然 而，万变不离其宗，帝国向儒学所索，儒学供帝国所需，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如何保持、深 化帝国社会的稳定。于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框架，修、齐、治、平的框架，孝悌 力田的框架，等等，将古代中华帝国、古代中国社会框架在稳定、直至超级稳定之中 。皇帝、大臣以至各级官吏，自社会顶端以降，用这一套套框架治理国家、约束民众，得其 所哉。至于阶级社会所固有的剥削、压迫乃至“吃人”的本质，则是这些忠、孝、仁、义、 礼框架的阴暗面。一旦帝国晚期社会下层民众不堪其苦，挺而暴起，突破了这些框架，那么 中华帝国就会周期性地发生“礼崩乐坏”的状况而有待一个新的王朝来重新收拾局面了。

　　外交是内政的延伸。“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这一理念原则下，古代中华帝国各王朝 的统治者开疆拓土的努力，可以说达到了极致。到了大清帝国，其疆土本已大于今日我国。

汉、唐、明、清帝国的规模，可以讲是古代社会生产力条件下中华帝国规模可达的极致。而 这个极致以外的地区、民族与国家同中华帝国之间，自然就有一个古代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

　　于是，农业文明对稳定、和平的基本需求的特征，以及为了这种稳定、和平需求应运而生的 儒学思想，也自然延伸到帝国对外关系的基本理念与原则之中。质而言之，就是要求帝国周 边及远近各国，在“君臣父子”等儒学学说框架原则下，同中华帝国建立和平、稳定的关系 。

　　“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属内以制夷狄，夷狄属外以奉中国”，这就是历代中国封建帝王 的世界观、宇宙观，也是中国封建主义皇权所追求的国际关系体系——“华夷”秩序的根本 理念与原则。这一秩序的基本内涵就是：以中华帝国为中心，在中国封建皇权的约束和保 护下，建立国际和平局面；
在中华封建文明的影响与制约下，促进各国的进步与繁荣。

　　我们今天已无法读到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时让其带往各国的“国书”，但其中那些“ 儒术”之 内容，应该是不难想见的。况且，我们从后代君王、特别是大明皇帝的言论中，无疑可以清 楚地看到这些千百年间一以贯之的理念与原则。

　　明太祖朱元璋即位之初，遣使赴各国“宣谕” ，就讲得很明确：“朕既为天下主，华夷无间，姓氏虽异，抚宇如一” ；
“自古为天下主者，视天地所覆载，日月所昭临，若远若近 ，生人之类，无尔欲其安土而乐迁；
然必以中国治安而后四方外国来附” ；
“夷狄奉中国 ，礼之常经，以小事大，古今一体” 。

　　明成祖朱棣讲得更清楚：“朕君临天下，抚治华夷，一视同仁，无间彼此。推古圣帝明王之道，以合乎天地之心——远邦异域，咸使各得其所；
闻风向化者，争先恐后也!”

　　“华夷”秩序所倡导的，是以中华帝国为中心的辐射关系，也是以中华帝国君临天下的垂 直型国际关系体系。在这一秩序中，所有所谓“夷狄”国家对中国的关系，应是一种以臣事 君和以小事大的关系，一种对高度发达的中华文明怀有“向化”之心、“慕圣德而率来”， 以至终于被“导以礼义、变其夷习”的关系；
中华帝国对各国则是抚驭万邦，一视同仁，导 以礼义、变其“夷”习。无疑，这是儒家学说在处理中华帝国对外关系所能构建的理念原则 和理想框架。

　　这个框架所要达到的境界是：域外诸“藩国”，如群星参斗、葵花向阳一般，围绕着中华帝国运转、进步。在这一向心、垂直体系之下，“庶几共享太平之福”，维持一种“中华和平 ”模式的国际和平局面。这种“中华和平”式的局面，显然是一种古代农业文明基础上的国 际和平局面。

　　至于“华夷”秩序下的各国之间，则应在中华帝国的监督和保护、保证下，彼此相安无事， 即所谓“天地之间，帝王酋长，因地立国，不可悉数，雄山大川，天造地设，各不相犯”以 及共享“中华和平”的“太平之福”。尤其不能允许那种无视中华帝国的威德，以强凌弱、 以众暴寡的情况发生。

　　为了落实“华夷”秩序上的上述理念和原则，中华帝国的历代统治者，不遗余力地构建、丰 富并逐渐完备了一整套体制。以保证那些理念、原则的具体实施。当然，这一整套体制的发 展与完备，也程度不同地得到了“华夷”秩序中各国的支持与配合。

　　“华夷”秩序在体制上最根本的保证，是中华帝国与诸邦国之间，形成并建立了一套“朝贡 ”制度。而且，随着历史的发展和各国与中华帝国关系之日益密切，朝贡制度渐渐有了其体 制方面的内容。

　　首先各国贡使的规模、人数、级别日益扩大与提高。许多使臣在本国地位很高，如早在南朝 时期，位于尼泊尔境内之天竺伽毗黎国国王月爱在其国书中就郑重其事地推荐其使臣，说“ 使主父名天摩悉达，使主名尼陀达，此人由来良善忠信”云云。看来，使臣尼陀达出身名门 ，以至国王还要介绍他的父亲。到了明代，索性国君们亲自率团访华朝贡，足见海外诸邦将 同中华交往看作一件大事。由于来使太多，令中国应接不暇，遂定有制度，如明太祖朱元璋 就于1375年对中书省和礼部下了一道圣谕，对各国来朝的周期、人数，乃至船数均作了明确 规定。

　　制度如此，但能否遵守实行，则是另一回事。在各种因素的辐凑之下，贡使十分密集，令中华帝国统治者又欢喜，又烦恼；
有时，贡使们又久不至，令中华天子颇为失落。

　　在朝贡制度下，又有一套严格的礼仪。诸“蕃”贡使来朝一般须备国书，即所谓“奉表”。“表”中要求明确称颂中华帝王为“明 月所照、天地所交”之地的最高圣明君主，表示自己奉大以诚和一心向化——向往中华文 明的追求。朝见中华天子本身，又是一番极为烦琐的礼仪过程。洪武时期，各国来朝的君王，朝见前先 要“于天界寺习仪三日，择日朝见”。朝见时：“设蕃王及从官次于午门外，蕃王拜位于丹墀中道，稍西，从官在其后。设 方物案于丹墀道东西……鼓三严，百官入侍。执事举方物案，蕃王随案由西 门入，至殿前丹墀西，伫立。皇帝服通天冠、绛纱袍御殿。蕃王及从官各就 拜位，以方物案置位前。赞四拜讫，引班导 方物升殿。宣方物官以方物状由西陛升，入殿西门，内赞引至神前，贺拜，蕃王再拜，跪， 称贺致词。宣方物官宣状、承训官宣训讫，蕃王俯伏，兴，再拜，出殿西门，复位。赞拜， 蕃王及其从官皆四拜，礼毕，皇帝兴，蕃王以下出。乐作乐止皆如常。”?

　　蕃王朝见，繁文缛节尚且如此，—般朝贡使“礼仪”则更是一路叩拜，拜得天昏地黑。不过 ，这一套烦琐礼仪，绝对不能将其仅仅看作是贡使们对中华帝国的一番敬服的表示，从根本上讲，这一套礼仪是中华封建文明的结晶，透过对它的学习，各国贡使能了解到中华帝国 不仅是一个国土辽阔、雄强一世的大国，而且具有高深的文明。礼仪的烦琐要表现的正是中 华文明内涵之深邃。

　　朝贡制度的另一面，是天朝大国遣使赴各国之册封。册封天使到各国，首先也须备有国书， 即“敕书”。书中除了重申中华天朝大国的自我定位之外，对诸“藩”国的朝贡、向化 之心 与实际行动表示嘉奖；
同时对诸“蕃”王提出要求，要他们“常奉正朔”，“宁人保国”。

所谓“常奉正朔”，就是中华帝王向各朝贡国“颁正朔”。“正朔”，即中国历法。“正朔 “内涵极为丰富，集中了中国人民千百年实践对季节、气候的规律性认识，历书内容还涉及 许多伦理道德、礼仪习俗，是中华农业文明的集中体现。古代中华帝国就是企图透过颁正朔 的活动，将中华文明流播四方。

　　册封天使到达各邦国，也逐渐形成一套礼仪制度。朝鲜就有一套与来华朝贡同样烦琐的接待天使的礼仪。当执行册封世子任务的明使到达时， “上(朝鲜李朝世宗国王)以便服，朝臣以朝服出迎于慕华楼。使臣将至，上于帐殿之西率群 臣躬身迎……至景福宫，上王(退位之太宗国王)迎命于宫门之外，使臣奉节诰，至勤政殿。

上王先拜节诰于上殿庭。入幄次，上率群臣四拜，讫，开殿。使臣亲授诰命于上，上受讫， 下庭与群臣四拜。毕，入幄次，服冕服，出，与群臣谢，四拜，焚香，又四拜。山呼舞蹈， 四拜，入幄次，释服。”这一套迎接中国使臣的礼仪，其他各国皆有，礼数也颇隆重。

　　所有这些国家，在礼仪上都会多多少少受到中华文明的影响。以马来半岛为例，马来半岛 各王国对中国大明朝廷赠送的蟒服、伞盖等礼品极为重视、妥为保存，并世代沿用。

18世 纪初，华汉(Vaughan)等四名英国人遇海难被救，到达柔佛王国首府，看到柔佛国王甚至拥 有由600名华人组成的王家卫队。正因为如此，当明朝官员初次接触到东来的葡萄牙人时，比较之下，“以其人不知礼，令于 光孝寺习仪三日，而后引见”。由此可见，中华帝国对于朝贡体制中的礼仪部分，是高度重 视、绝不马虎的。

　　三、“华夷”秩序的实质

　　和平、友好、积极，是“华夷”秩序的主流.古代中华帝国各王朝，除却它们处于末世、十分衰败，或遇北方游牧民族大军压境、朝不保夕，都在努力经略“华夷”秩序。它们经略“华夷”秩序的理念与原则，是千年一以贯之的 ，即产生于东亚大陆中原地区的中华农业文明的最高代表——儒学的有关理念。

　　“一”与“和”，是所有“华夷”秩序有关理念与原则最本质的东西。这个“一”，就是“ 天生圣人”——中华帝国皇帝。在他之下，“万国来朝进贡，仰贺圣明主，一统华夷”；
“ 四夷率土归王命”，“万邦千国皆归正，现帝庭”，“万方仰圣君，大一统，抚万民”。总 之，要“大一统”，“一统华夷”，中心只有一个，就是中华帝国和它的皇帝。

　　只要承认这个“一”，那么在“一”之下，什么事都好办。因为这个“一”，即被承认为“ 大一统”、“一统华夷”的中华帝国及其“圣明主”——皇帝所追求的，是给万国千邦带来“和”。“风调雨顺遍乾坤，齐庆承平时节；
玉烛调和甘露降，远近桑麻相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偃武修文，报功崇德 ，率土皆臣妾。”你看，“风调雨顺”、“承平”、“调和”、“偃武修文”、“桑麻相接 ”和“率土皆臣妾”，多么鲜明的一幅大中华农业文明所追求的理想图画啊!?

　　又有一首《太情歌》，更是这种理念的典型，词曰：“万国来朝贡，仰贺圣明主，一统华夷 。普天下八方四海，南北东西。托圣德，胜尧王，保护家国太平，天下都归一。将兵器销为 农器，旌旗不动酒旗招，仰荷天地。”?只要“天下都归一”，“万国来朝贡”，就一定可以在胜似尧舜那么英明的中华圣明主庇护 下，“保护家国太平”。中国帝王对诸“蕃”的敕谕中不是经常描绘一幅“庶几共享太平 之福”么，那太平，具体讲还是农业文明的太平，“将兵器销为农器，旌旗不动酒旗招”是也。

　　历史证明，在中华帝国处理对外关系方面，确实做到了有“一”就有“和”。在历史上凡是 承认并进入“华夷”秩序圈的国家，中华帝国均以“和为贵”的态度对待之。给予很高的封赠赏赐，并与它们保持和平、亲善的关系。早在汉代，对于来贡之日本，汉朝皇帝即册封其 为“汉倭奴国王”，并赐印绶，直到南北朝时代，偏安一隅的宋、梁君主，仍册封其为“东安将军”、“征东大将军”。此后，凡来贡之国，一般均有册封，无论地之远近。如唐全盛时，自太宗以至玄宗，均被尊为“天可汗”。唐代之册封，远至中亚、南亚、东南亚各地。

封赠不限于国君，也泽及贡使。即使是那些亡国之君，只要承认中国“一统华夷”地位的， 逃到中国，仍有封赠。这一点，充分体现了中华帝国绝不势利、一视同仁、始终待之以礼的 态度。

　　在“华夷”秩序中，只有在否认“一”的情况下，才有不“和”。这方面最典型的事例，是 郑和远航时(永乐14年)与锡兰(今斯里兰卡)发生的武装冲突。郑和出使锡兰，最初完全是一 次和平、亲善之访问。只因锡兰国王“亚烈苦奈尔负固不恭，谋害舟师”，直至“潜发兵五 万”，有所不轨，对“一”的理念大有不敬，郑和才下决心，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生擒 其王”，将其带回中国，“归献阙 下”。即使是这样，明帝国对他宽大为怀，将他释放 回国， 达到“四海悉钦”的良好国际影响。最终结果仍是“共享太平之福”。就中华帝国于“华夷”秩序下各邦国之间的关系而言，“和”的内容有三，即：中国不干预 各国内部事务；
中国对各国交往实施“厚往薄来”原则；
中国负责维护各国的国家安全。?

　　在一般情况下，各国统治者处理其内政问题，中国是从不予以干涉的。即使是如朝鲜、琉球 这样关系密切的国家，在王位的承袭这样的大问题上，也历来是自己作主，从不需看中华 帝 国的眼色行事。中华帝国对各邦国新君的“册封”，仅仅是一种对既成事实的承认，毫不意 味着中国对该国王位继承有什么决定权。作为“华夷”秩序中的盟主，中华帝国在与各“藩邦”的具体交往之中，总不忘应有的泱泱 大国风度。这种泱泱大国风度的体现，就是厚往薄来的原则。这个原则，在明成祖那里发挥 到了极致。永乐年间，礼部就明廷对前来朝贡各国的国王、妃、世子、陪臣的赏赐的标准， 拟了一单子，进呈明成祖。对于这个已经十分优厚的赏赐标准，朱棣仍意犹未足，批示曰：
“且加厚不为过也!”?

　　“共享太平之福”，其终极目标是建立“华夷”秩序下国家间的持久和平。首先，是中国同 各邦国之间的持久和平。1369年，明太祖制定了《皇明祖训》，明确指出：“四方诸夷，皆 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自不揣量，来扰我边， 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犯，亦不祥也。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 时战功，而无故兴兵，致伤人命，切记不可。”朱元璋开列了朝鲜、日本等“不征诸夷国” 的名单，将除了西北方向以外的几乎所有周边国家与地区都包含在内，表明了中国对外关系 中坚持和平国策的重大决心。洪武四年，太祖又谕群臣曰：“海外蛮夷之国，有为患中国者， 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轻自兴兵……朕以诸蛮夷小国，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 为中国患者，朕决不伐之。”这一训谕，勾勒出中国对外和平国策大框架下自卫反击的原则 。

　　除了自己坚持和平国策外，中华帝国还要求“华夷”秩序内所有国家，都要在处理彼此关系 上实行和平的政策。这一点，在朱棣派遣郑和出使的敕谕中表示得非常明白：“今遣郑和赍敕普谕朕意，尔等只顺天道，恪守朕言语，循理安分，勿得违越，不可欺寡，不可凌弱， 庶 几共享太平之福。”这“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就是诸国“勿得违越”的原则，只有共同 坚持这一原则，才能“共享太平之福”。如果有谁违越了这一原则，威胁到“华夷”秩序的 和平局面，那么，中华帝国则自认为有权力、也有义务通外交途径、直至采用军事手段进行 干预，以维护“华夷”秩序的稳定与和平。

　　在和平、友好的“华夷”秩序下，从东北亚到东南亚、南亚地区，最远至非洲东岸，各国之 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得以积极、活跃的开展。这种经济、文化交流有力地促进了各国的经济 关系与文化的进步。这是“华夷”秩序在历史上的一大积极贡献。

　　然而，“华夷”秩序并非完美无缺。我们在看到它的和平、友好的积极方面的同时，不应忽 视它同时存在的负面，即这个秩序同样有着它的历史的与社会的局限性。归根结底，作为古 代阶级社会的对外关系产物，它深深打着古代中华封建帝国对外职能中不平等的阶级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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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诚然，“华夷”秩序是和平的，但它的“和”，是有先决条件的。这就是所谓“一”，即由 中华帝国及其统治者——皇帝来“大一统”，“一统华夷”。因此，从出发点上讲，中华帝 国就将自己摆在与其他一切邦国不平等的基础上，即“自古中国居内以治夷狄，夷狄居外以 奉中国”。彼此之间，是“治”与“奉”的关系，是“抚驭”与“事大”的关系。中华帝国 及其统治者，始终居于“华夷”秩序中居高临下、凌驾一切的地位。因此，在处理自己的对 外关系时，一有机会，中华帝国那种傲然自大的大国主义的意识，就会在它的各种运作上打 下深深的烙印。

　　当“华夷”秩序内的邦国有了违反上述“一”的原则，哪怕只是中华帝国主观上认为它们违 反了这个“一”的原则时，也会将“共享太平之福”的许诺丢到一边，露出狰狞的面目来。

这一点，在它处理同自已近邻如朝鲜和越南的关系时，尤为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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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华夷”秩序的解体及其意义?

　　“资本主义时代是从16世纪才开始的。”近代资本主义以西欧为中心而崛起。以哥伦布和瓦斯科·达·伽马为先导，资本主义的历史 大潮，汹涌澎湃，奔流向地球的每一个角落。同以往古代不同，负有建立世界市场更大任务 的近代资本主义所要建立的国际秩序、国际关系体系，不再是地区的，而是世界的、全球 的。因此，它势必将伴随着历史的发展，取代世界上任何地区前资本主义的国际秩序。“华 夷”秩序自然也不例外。

　　然而，由于“华夷”秩序是古代世界历史最悠久、水平最高、内在生命力最强的国际秩序， 特别是由于这一秩序的核心——中华帝国在明清两代曾发展到十分强盛的地步，而它的腐败 、衰颓乃至落后，尚需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因而资本主义对这一秩序的破坏与取代，也 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这一破坏与取代本身，也同样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波浪式发展历程。大 致而言，与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殖民主义东来的历程相吻合。“华夷”秩序的崩溃，大致经 历了四百年，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前产业革命阶段，时间是16世纪到18世纪。这一阶段中，先是葡萄牙人和西班牙 人的到来，后为荷兰人占有上风。

1511年，葡萄牙人武力侵占马六甲，从此中国丢失了地 扼西去印度洋通道的一个最忠实的友好“藩”邦。据记载，葡萄牙人占据马六甲之前，每年 到达马六甲的中国商船有8—10艘；
而到了1513年，即葡人占据马六甲的第三个年头，到达 该地区的中国商船仅有4艘。再据荷兰人17世纪初的报道，从西亚到亚齐已见不到中国的船 踪帆影。葡萄牙人在将中国商船挤出印度洋的同时，也把“华夷”秩序的影响挤出了印度洋 。1517年，葡人到达广州，自称佛郎机。本想将这个新来的佛郎机纳入万邦来朝队列的中国 人很快地就发现了自己的错误，因为“佛郎机夷最凶狡，兵械较诸藩独特”。他们“炮声殷 地”，“留驿者违制交通，入都者桀骜争长”，这样下去，“南方之祸，殆无纪极”。

　　西班牙人也不甘落后，1565年入侵菲律宾群岛，在那里建立了自己的殖民统治。这样，就 将菲律宾群岛也划出“华夷”秩序。16世纪以后，尽管每年仍有30—40艘中国商船南下马尼 拉，将船货转上西班牙殖民者经营的马尼拉大商帆，运往美洲，然而从实际上看，马尼拉大 商帆贸易已不再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量的延伸，而是在这一量的延伸的表面现象之下，发 生了质的变化。作为经济手段，马尼拉大商帆已不再由中华帝国所控制，而是由西方殖民者 所控制；
它也不再为中华帝国的政治利益服务，而是为西班牙殖民帝国服务。而且，即使从 纯经济意义上讲，它也不再起 集结西太平洋半环贸易网的作用和古代印度洋贸易网的后援作用，而是被纳入了近代殖民主 义、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经济体系，纳入了正在准备和形成的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体系。

　　17世纪是荷兰人活跃的时期。荷兰殖民者全面排挤葡人势力，取而代之。1629年，荷兰人击 败了爪哇岛上马塔兰王国的大军，巩固了自己在巴达维亚的殖民统治。此后，荷兰人经过不断蚕食，建立了自己在整个印度尼西亚群岛的殖民统治。“华夷”秩序在印度尼西亚群岛逐次崩塌。

　　18世纪下半叶到19世纪中叶，产业革命的洪流掀起了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对外扩张的第二次大 潮。1757年进行的普拉赛战役，标志着英国在南亚次大陆实施统治的开始。东印度公司统治 下的印度次大陆不仅再也找不到“华夷”秩序的一丝痕迹，反而成为西方殖民主义者摧毁这 一秩序的前进基地。以英国法国为代表的新兴殖民主义者，在这一时期将自己的殖民势力更 加迫近中华帝国。英国于1819年发动战争，侵占了马来半岛与新加坡；
1824年和1852年又先后挑起两次英缅战争，用武力占领了整个下缅甸地区。与此同时，法国也开始将其触角伸入印度支那半岛。1862年，法国用武力入侵迫使越南阮朝签订了《西贡条约》，占领了南圻地 区。不仅如此，西方殖民主义者还发动了两次鸦片战争，直接打击了“华夷”秩序的核心— —大清帝国。通过《南京条约》与《北京条约》这两大条约体系，使中央王国开始沦为西方 列强的半殖民地。“华夷”秩序开始从根本上瓦解。

　　19世纪下半叶，第三次殖民统治大潮伴随着资本主义向早期帝国主义的过渡而展开。这个大 潮的一个特征，就是帝国主义要将世界瓜分完毕，让世界上所有前资本主义民族都沦为它的 附庸。中华帝国在19世纪末，亦受此浪潮冲击，被列强视为瓜分势力范围。此时，“华夷” 秩序 早就只剩下少许外壳残存，列强连这个残存也不放过，必欲彻底摧毁而后快。1883—1885年 ，中法战争的结果，法国正式吞并了整个印度支那半岛；
1885年英国发动第三次英缅战争， 将缅甸变成自己的殖民地。日本在明治维新后，迅速走上对外扩张之路。1871年吞并琉球；

1874年入侵我国台湾；
经过长期准备，在1894年挑起中日甲午战争，次年在《马关条约》中 迫使 清廷承认朝鲜“独立”，中朝藩属关系告终。“华夷”秩序中最后一名成员被划出。不久 ，随着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与《辛丑条约》的签订，中华帝国完全沦为列强半殖民地。历经近 两千年的“华夷”秩序终于寿终正寝。?

　　今天，人类在即将跨入2l世纪的时候，建立冷战后的世界新秩序，成了生活在这座星球上所有国家和民族的共同要求。但是，我们究竟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新秩序”，却人言言殊， 其内涵大相径庭。今天的人类社会，是从历史中走过来的，因此，当我们致力于建立新的 世界秩序即新的国际关系体系时，不能不回顾历史，总结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那些“世界 秩序”、那些国际关系体系。

　　自从人类迈入文明社会以来，出现过大大小小的许多个“世界秋序”。当然，除却近代资本 主义的世界秩序之外，其余的那些“世界秩序”，其“世界”只是古代意义上的世界，如古 代地中海世界、古代穆斯林世界，等等，其实，只是某种地区性秩序而已。

　　在往昔一切国际秩序或国际关系体系之中，诞生于东亚农业文明土壤中的“华夷”秩序，确 是给人以鹤立鸡群的感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它的卓然独立、它的不同凡响，归结到一点，就是它的“和”字 ：? “和为贵”；
“八方四海庆太平”；
“共享太平之福”；
“旌旗不动酒旗招”；
“天地之间，帝王酋长，田地立国，不可悉数。雄山大川，天造地设，各不相犯”。政治上和平亲善，经济上、文化上和平往来、友好交流，这种理想、理念和体制运作，无论 是“罗马式和平”、“阿拉伯帝国式和平”，还是“大英帝国式和平”、“天定命运式和平 ”，都不能望其项背。至于臭名昭著的“大东亚共荣圈”，与之相比，“华夷”秩序就“可 上九天揽月”了！要言之，我们今天要建立的世界秩序也好，亚太地区的新秩序也好，吸取 古代“华夷”秩序中的“和”的精髓与真谛，承袭其“和”的基因，是十分值得重视的。

　　不过，如前所说，“华夷”秩序也绝非尽善尽美，相反，它打着古代阶级社会深深的印记， 带有中华帝国与生俱来的历史和阶级局限性。这个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归结到一点，就是它的“一”：?

　　“万国来朝进贡仰贺圣明主，一统华夷”；
?

　　“千邦万国敬依从”；
?

　　“四夷率土归王命”。?

　　政治上君君臣臣，经济上“厚往薄来”，文化上赐予，这种理想、理念、礼仪、体制运作， 浸透着古代封建帝国居高临下、凌驾一切的大国主义精神。这当然是不可取的。其实，放眼 观去，自古至今，这种以一元论为宗旨的世界秩序的国际关系体系，又何止“华夷”秩序 。罗马式和平、阿拉伯帝国式和平、大英帝国式和平、天定命运式和平和臭名昭著的“大东 亚共荣圈”，却又哪一个不是浸透着“一”?!哪一个不是以一个古代帝国或近现代殖民主义 、帝国主义国家居于凌驾一切的统治地位呢?!就在今天，一些国家在制定自己的对外经济、 政治战略时，我们不是仍然依稀可见“一”的影子么?!?

　　诚然，近代以来，在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之间，在处理国际关系时，有一种“均势”理论 。这种“均势”理论所追求的，似乎是有别于“一”与“和”，即以几个西方列强之间的均 势来维持和平，即“均势和平”。其实，这种均势和平，不过是几个企图主宰一切的列强之间打来打去，打得彼此都精疲力竭而想出的一种权宜之计。它的基本特征，就是“均”而不能久，因而“和”亦不能久。为何均而不能久，说到底，还是“一”字作怪。那些列强，个个口念圣经，心怀拳经，一旦时机成熟，就要打破均势，企图战而胜之，再建由它主宰的“ 一统”秩序。

　　我们今天要建立的“新秩序”，应该是彻底抛弃这个“一”的理想、理念，由全世界所有国 家、民族共同组建的多元的国际秩序。它应超越人类历史上包括“华夷”秩序在内的一切国 际秩序，性质是和平的、平等的，构架是多元的，即真正和平、平等的秩序。

　　作为世界和亚太地区的主要国家之一，我们中国曾建立过古代最先进、最高水平的“华夷” 秩序，今天也理应在建设这种全新的和平、平等、多元的新国际秩序中，做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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