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力建：也说体制“内外”

　　最近文坛上爆发了一场关于“体制内外”的争论，有人认为根本无所谓体制内外，体制内外问题本身就是一个“伪问题”。而将人的思维划分体制内外并且认定“体制外思维”优于“体制内思维”，则完全是毫无意义的谵言妄语。而有人则认为“体制”是存在的，可有多种，“体制内”与“体制外”本是一个极具开放性无关乎褒贬的中性词。还说 “体制”并不能必然决定人性、道德的善恶高低，主义的不同，也并不一定就能保证人性、道德的优劣不同。犹须注意的是，人们常常“身在曹营心在汉”，“体制内”者可有“体制外思维”，“体制外”者可陷“体制内思维”，“体制外思维”与“体制内思维”的产生，并不完全决定于是否身在体制内外。“体制外”者不会“自来红”产生健康的“体制外思维”，“体制内”者也非“新阶级成份”，必然会陷入恶毒的“体制内思维”。而且，人是复杂多面的，“体制外思维”者有时会用“体制内思维”办事，“体制内思维”者也会时常冒出一些“体制外思维”，如帝王的忠臣奴才也会时有“腹诽”或“焦大之怒”。

　　我觉得，是否有体制内外之分，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否有内外之分，其关键在于这个国家的性质。大概说来，一个国家如果是高度集权或高度民主的国家，则无所谓体制内外之分；
而一个国家如果正出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那这个国家就的确有体制内外之分。

　　我们先来看高度集权国家。说这些国家没有体制内外之分，很好理解——因为这些国家的所有人都在权力的网络之中，“无论鱼千里，终归貉”！用中国的老话来说，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臣；
率土之滨，莫非王土。”鄢烈山先生对此有很好的论证：“体制”是根据一套政治原则、政治文化和社会伦理建立起来的，只要还没有彻底崩溃，它的力量在它的势力范围内无远弗届，岂是你可以随意“外”之的！庄子是个散淡的人，但他十分明白“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他那个时代的“天地”当然不包括今天可以移民的欧美，而只有“中国”及四方蛮夷。“中国”不必说了，蛮夷也被纳入了“朝贡体制”或“宗藩体制”。而“江湖”上的团伙、占山为王的绿林豪杰们以及后来的佛教、道教组织，也都实行等级制，有主从关系，与朝廷的君臣体制本质上并无二致。这种网络，不仅一般人难以逃脱，就是曾经风云一时的大人物，在失去权力以后，也会在这种网络中无力自拔。这一点，我们或许可以从赫鲁晓夫回忆录出版的经过来看个究竟。上个世纪60年代，赫鲁晓夫自从被搞下台后，心中郁闷。在家人和朋友的劝说下，他开始了回忆录的口授。通常是每天口授三五个小时，由打字员根据录音打印成文字，再由儿子谢尔盖加工整理。在口授了几千公尺录音带后，赫鲁晓夫愈来愈感到苦恼：不知回忆录将会遇到怎样的命运？赫鲁晓夫正在口授回忆录的密报，使勃列日涅夫寝食难安。他派人找赫鲁晓夫谈话，称中央政治局要求停止回忆录的写作并将已经口授的部分立即上交中央。赫鲁晓夫严词拒绝，说他身为苏联公民，有权写回忆录。这次谈话使赫鲁晓夫深受刺激，回忆录的写作一度陷于停顿。尤其令他揪心的是，等他一闭眼，材料就会被没收和销毁，因此，急需找一个稳妥地保管材料的办法。在国内保存绝对不可靠，他一直有在国外为手稿找一个隐蔽处的想法。

后来，还是他儿子找了一个名叫路易英国报纸驻莫斯科的记者，才将这回忆录送到美国出版。然而， 苏联当局得知《赫鲁晓夫回忆录》即将在美国出版的消息，命令赫鲁晓夫立即去党的监察委员会。经过一番唇枪舌剑的争论后，赫鲁晓夫在一份声明中说，该回忆录纯系伪造。可见，在集权国家，哪怕象赫鲁晓夫这样曾威风十足的强人，也只能在“体制”内生存，其他无足轻重的芸芸众生，就更郐下无讥矣。在这样的国度，没有人可以生活在“体制外”，大家都是这部硕大的国家机器的“螺丝钉”，还有什么体制“内外”之分？

　　其次，高度民主的国家也无所谓体制内外。这理由也很简单，在这些国家，人民普遍享有充分民主，人人平等，个个均权，都享有一样的公民待遇。如此，又何来内外之分？这些权力都是些什么。我们也不妨略做陈列：美国宪法的前十条修正案1789年9月25日提出，1791年12月15日批准，被称为“权利法案”。其中，第一条修正案规定：
“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国教或禁止信教自由；
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
或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请愿伸冤的权利”。联合国大会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日第217A(III)号决议通过并颁布的“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九条规定：“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 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美国前总统罗斯福则认为，人类应享有“四大基本自由”：“第一是在全世界任何地方人人有发表言论和表达意见的自由。

第二是在全世界任何地方，人人有自己的宗教信仰的自由。第三是不担心匮乏的自由————这种自由，就世界范围来讲，就是一种经济上的融洽关系，它将保证全世界每一个国家的居民都过上健全的、正常物质需求得到保障的生活。第四是免除恐惧的自由。”而美国政治家富兰克林则旗帜鲜明地表示“我没有祖国——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祖国”！这话实际告诉我们：现代社会的公民，无所谓体制内外，他们认同的祖国，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自由！

　　回过头来看我们中国。无庸讳言，今天的中国正出于由传统集权社会向现代民主社会的急剧转型过程中——用我们在《苍茫大地的历史观察》一文中的话来说，就是“今天的中国，正处于从传统农业社会向工商社会知识社会急剧转型（或称‘跨越式转型’）过程中，这个时代之所以‘急剧’，是因为它在短短的百年内它急欲走完西方四百多年的历史——亦即从传统的农业社会迅速跨越工业社会进入知识社会。用唐德刚先生的话说就是：“在西方文明挑战之下，我們的传统制度从1840年起被迫作有史以来‘第二次政治社会制度大转型’。……这次惊涛骇浪的大转型，笔者试名之曰‘历史三峽’。我們要通过这个可怕的三峽，大致也要历时两百年。……不过不论时间长短，‘历史三峽’终必有通过之一日。这是个历史的必然。到那时‘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我們在喝彩声中，就可扬帆直下，随大江东去，进入海阔天空的太平洋了。”

　　因为转型，所以是一个新旧杂陈，利益集团众多的社会，也因此有了体制内外之分。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改革开放后的二十多年间，中国人口中形成了庞大的流动群体，在许多城市，农民工不知不觉中加入了当地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然而，多年来农民工的待遇始终不能与城市户籍人口相平等，务工、经商、租房、从事家政等都受到一定的限制。另外，许多城市只许农民工向城市作贡献，而拒绝为他们提供公共服务，如不接收农民工子女入学，不向他们提供公共就业和培训服务，不将他们纳入城市社会保险的范围等。这造成农民工不能跟市民一样享有同等的国民待遇的事实——换言之，体制外的农民工享受不了体制内正式工的公民待遇。其他还有诸如，在文坛，有拿国家工资，享受政府津贴，拥有报刊编辑发行权的作家记者（体制内）；
也有无依无靠，行走江湖，靠自己文字卖钱的所谓“自由撰稿人”（体制外）。有汗涝保收，无忧未来的公务员；
也有朝不保夕，不知什么时候下岗的一般工人。有国家投资，无需考虑生源的所谓公办学校；
也有自筹资金，自主招生的民办学校……所有这些，都无不在我们社会截然划分出体制内外的界限来。

　　今天，我们要做的事情不在于纠缠体制内外，而在于如何加速这种转型，使我们国家从有体制内外之分的半现代国家发展为没有体制内外之分，人人平等个个均权的现代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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