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俊杰：十九世纪末年日本人的台湾论述——以上野专一、福泽谕吉与内藤湖南为例

　　[内容提要]本文以日本据台前后日本驻华外交官上野专一、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与汉学家内藤湖南三位日本人，在十九世纪末期发表的论述台湾的文字为中心，分析当时日本人的台湾观，并探讨他们的台湾论述中所反映的日本知识界“脱亚入欧”的思想倾向及其问题之所在。

　　春愁难遣强看山，往事惊心泪欲潸。

　　四百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

　　———丘逢甲（1864-1912）{1}

　　一、引言

　　1894年中日爆发甲午战争，中国惨败，1895年中日签订《马关和约》，中国割地赔款，“关系七省门户之台湾，海外二百余年戴天不二之台湾”{2}从此沦为新兴的日本帝国之殖民地，开启了日本统治台湾半世纪的历史。1895年割台不仅使台湾“四百万人同一哭”，而且也是中国近代史的转折点，{3}其影响绵延至于今日，历史的伤痕至今仍未抚平。

　　在1895年割台这件石破天惊的历史变局的前后，日本官方及民间知识分子，或对台湾进行第一手的调查，或对台湾事务发表许多言论，这些文字具有重要史料价值。本文拟以当时日本驻华外交官上野专一（生卒年代不详，1891年来台湾考察）、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1834-1901）与汉学家内藤湖南（虎次郎，1866-1934）三位日本人，在十九世纪末期发表的论述台湾的文字为中心，分析割台前后日本人的台湾观，并探讨他们的台湾论述中所反映的日本知识界“脱亚入欧”的思想倾向及其问题之所在。

　　二、三位日本人及其台湾观之概要

　　关于日本据台前后，日本人及西方人对台湾的调查研究及其治理台湾的具体意见，当代学者已有若干研究论著。吴文星曾探讨日本据台前夕对台湾的调查，{4}也研究日据初期西方人的台湾观。{5}吴密察也曾研究福泽谕吉的台湾论。{6}但是，本文写作的重点与前此相关研究论著并不相同而可以互补。现有关于日本人的台湾论的研究论文，重点在于说明日据前后，日本人对经营台湾之种种具体策略与政策，本文则将研究重点放在日本人对台湾的种种论述所表现的思想倾向。我们先对本文将探讨的三位日本人及其对台湾的看法，作一概要的说明，以作为下节进一步分析之基础。

　　（一）上野专一及其《台湾视察复命》

　　本文拟探讨的第一位考察台湾的日本人是上野专一。上野是十九世纪末日本驻福州的领事，1891年奉命来台湾考察。任务完成后共撰成《台湾视察复命》（原件题为《台岛视察复命》）四篇，编为一、二、三、四号，这批资料是日本据台前夕，日本官方对台湾考察的重要史料之一，现藏于东京的防卫大学附属图书馆等地。《复命》内容颇为广泛，涉及台湾的地理、物产、经济、民性、政治等各方面，颇为详实。吴文星教授曾简略介绍过这批文件的概要内容。{7}上野专一对台湾的调查报告，在甲午之战以后曾在日本辑为专书出版，连横（雅堂，1878-1936）在1908至1918年撰写《台湾通史·经营志》时，曾参考上野专一的调查报告，并略引其要点。{8}上野专一的书对当时日本朝野人士对台湾之了解颇有助益，此书并已于1985年由台北成文出版社出版。{9}但是，台北所影印出版的《台湾视察复命》只收录第二号、第三号及第四号，独缺第一号之内容。第二号介绍台湾之地理，包括府县之建制，台湾之物产与风俗。第三号介绍台湾各地物产之交易状况。第四号介绍台湾原住民社会之生活习惯及其与汉人之关系。只有第一号之内容与本文之论旨有关。

　　上野专一是当时日本的职业外交官，职位是“二等领事”，根据《台湾视察复命》第一号所载他与刘铭传（省三，1836-1895）对话时的自我介绍，他是在1889年奉派福州，担任领事，主管业务范围包括厦门、淡水及台湾府。他向刘铭传说：“此次以领事的任务，即为了通商，来台巡回视察，特别是台湾的砂糖，向来是我国为需要之物，为此来探查商况”，{10}这份报告就是完成台湾考察任务之后所撰写。但是，正如本文第一节所说，本文的重点在于从日本人的台湾观中，析论其思想倾向，而不在于巨细靡遗地论述他们对台湾的具体主张，所以，以下仅以收藏于防卫大学附属图书馆的《台湾视察复命》第一号抄本作为分析之基础。

　　这份报告第一号的重点，包括几个部分：首先，上野专一指出台民以及原住民不喜刘铭传之苛政酷税，民心不稳，思欲谋叛。台民希望有另一个外来政府取代清国的苛政。其次，上野专一详细考察台湾(尤其台南与高雄)沿海之炮台设置及其历史，并对台湾樟脑之商业情况进行了解。复次，上野对于宣教师在台湾的布教亦有描述，关于刘铭传施政的许多消息，皆从宣教师处获得。上野专一也探察刘铭传在台湾岛热衷于洋学，以及设立西学堂积极培育人才的情形，并纪录与刘铭传及林维源的对话，均扣紧铁路实施的便利发言。最后，上野专一指出刘铭传即将去职，而继任者以及清政府将不会如刘铭传一样地治理台湾，并强调台湾物产丰盛，乃是上天赐予的宝藏之地，呼吁日本帝国当局应该积极关注台湾的将来发展。

　　这份文件虽是日本帝国的外交官所撰的访察报告，所涉及的都是具体的政经社会事务，但是，字里行间却也透露相当明显的帝国主义心态，值得细加探讨。

　　（二）福泽谕吉及其台湾论述

　　福泽谕吉是近代日本的启蒙思想家，从绪方洪庵习兰学，曾三度游学欧美，{11}返国后提倡“文明开化”论，鼓吹自由民权及个人之独立精神，与加藤弘之（1836-1916）、津田真道（1829-1903）、中村正直（1832-1891）、西周（1829-1897）等开明知识分子组织“明六社”。福泽谕吉著作甚多，约有60余部，对十九世纪末期处于从传统迈向近代的日本社会，影响最大的是1872（明治5）年2月起至1876（明治9）年11月止，陆续发表的《劝学篇》一书。据福泽谕吉自己在《劝学篇》合订本的序言中说此书至1880（明治13）年时，“发行总数约有70万册，其中第一篇不下20万册。加之以前版权法不严，伪版流传很多，其数也可能有10多万册。假定第一篇的真伪版本共过22万册，以之与日本的3500万人口相比较，则国民160人中必有一人读过此书。这是自古以来罕有的发行量，由此可以看出近来学问迅速发展的趋势。”{12}此书对当时日本社会之影响力至为可观。此外，福泽谕吉在1875（明治8）年撰有《文明论概略》{13}一书，也是畅销全日本，提倡“脱亚”论，此书与《劝学篇》一样，也对近代日本的启蒙发挥重大的作用。

　　福泽谕吉在1882（明治15）年创办《时事新报》，以发表“不偏不党的论点”{14}自我期许，对当时局势发表看法。从1894年12月开始，福泽谕吉在《时事新报》上，陆续发表多篇社论，对台湾问题提出各种看法。这些台湾论述的文字，一方面充分暴露福泽谕吉的帝国主义者的心态，另一方面也显示了亚洲现代知识分子接受西方文明时，所出现的许多值得进一步深思的问题。

　　（三）内藤湖南及其台湾评论

　　内藤湖南是二十世纪日本汉学研究的大师，是中国史领域中所谓“京都学派”的创办人，在成为京都帝国大学教授之前，曾任《大同新报》、《三河新闻》、《大阪朝日》等报社新闻记者，足迹甚广，曾于1899（明治32）年9月5日起从神户出发，来华游览，历经山东、天津、北京、杭州、上海、汉口、武昌、镇江等大江南北各地，与中国学者如严复（又陵，1853-1921）等人均有交往。{15}在前往中国大陆旅游之前，内藤湖南曾来台湾，于1897（明治30）年4月，担任创立于台北的《台湾日报》主笔，《台湾日报》后来与《台湾新报》合并成为《台湾日日新报》，是当时日本殖民政府的官方喉舌。内藤湖南在台湾滞留到1898（明治31）年4月，在台湾一年多的时间里，在《台湾日报》发表多篇社论，广泛评论台湾的政治、交通、财政各方面问题，很能反映当时一些日本知识分子的台湾观。

　　内藤湖南精研中国历史，学问自成一家之言，史学界一般通称为“内藤史学”。“内藤史学”的基本论点认为：中国历史发展到了唐宋之际是中国文化经济巨变的时代，内藤湖南认为唐代是中世社会之结束，宋代是近世社会之始，而唐末至五代则是唐宋转型的过渡时期。唐宋的历史转型主要表现在（1）贵族政治衰微，君主独裁代兴，（2）君位的变化，（3）君主权力的确立，（4）人民地位的变化，（5）官吏任用法的变法，（6）朋党性质的变化，（7）经济生活则从唐代的“实物经济”向宋代以后“货币经济”转变，（8）文化上出现经学、史学与文学的变化以及庶民文化的兴起等现象。{16}在内藤湖南的著作中，以上这些作为中国史的“近世”的指针，均以近代欧洲史作为参考架构。

　　内藤湖南的学术世界的另一项值得注意的是他的“文化中心移动说”。中日甲午之战以后，内藤湖南主张日本经此一役已然成为新的文明中心，他说：{17}

　　夫河洛之泽尽，而关内之化盛；
北方之文物枯，而南方之人文荣，亦以时而命之所也。埃及、西亚利亚、印度、波斯、菲尼斯亚、希腊、罗马，相踵递起，而各以时而命也。彼皆于其时，应是人道和文明宣扬之最力者，而又于其迹，各见克尽其任者。文明之中心，与时所以移动者其存由此，今又将大移，识者实久知此间之肯綮，〔……〕

　　内藤湖南主张，生于文明中心的日本之国民，应“以斯邦而尽其人道之天赋”。{18}内藤这种主张，与他在台湾时所发表的台湾评论，颇可互相发明。

　　三、三位日本人的台湾观中的思想倾向：帝国主义思想

　　十九世纪末年上野专一、福泽谕吉、内藤湖南这三位日本人，身份不同，专业领域互异，例如，上野是专职外交人员，福泽是提倡“脱亚入欧”的西化论者与启蒙思想人物，内藤湖南则推崇中国文化的先进性，主张中国的“近世”开始于唐宋之际，而且是中国史研究的“京都学派”的创始人。但是，细绎他们三人针对台湾所发表的诸多意见，却呈现若干近似的帝国主义思想倾向。

　　所谓“帝国主义”（imperialism）是一个涵义广泛的名词。在世界史上，帝国主义在不同时代与地区也各有互异的表现方式。我在这里所谓“帝国主义”一词，取其广义而言，指称“将母国的权力通过兼并或侵略等方式，而延伸或扩展到他国之领土与人民之上”{19}而言。上述心态就是一种帝国主义思想。在这项定义之下，本文所探讨的十九世纪末年的这三位日本人的台湾观，都出现不同程度的帝国主义思想倾向。

　　（一）上野专一

　　首先，我们检视日本外交官上野专一的看法。上野在《台湾视察复命》第一号说：{20}

　　此次若刘〔铭传〕引退于台岛，由从前之关系推论所见，清国也必因此自然注目于该岛之力日减。果然如此的话，今后对于该岛之事业上，也许会引入外国之资本以继续为之，故很难言不由外力来推展。掌握该岛之将来，无论从东洋之政策上或对于我国人而言，我认为从今以后最有注意之必要。卑官此次巡查访视该岛之内部，除物产丰盛之外，又视察其它之事，实惊其富饶，如以金银铜铁类为始，其它如人民生活上必用之物品，无一不具全，真可称天与之宝藏。关于土地关系，今宜十分注意其尽力于内地之开拓，若要把东洋一大富荣之天地，创作于此岛上，乃不难之事。然此岛在支那姑息政策之统治下，永埋没于此天与之宝物于地中，决不能成为世界之公益，诚可惜之事。卑官巡视台湾府城安平之处，曾见荷兰人所筑之炮台古迹，想到二百五十余年前，我国人对于台岛之割据，大振威力于南清，将名声显耀给该岛土民(荷兰人在当时战争之后，把我日本之阵帽阵旗，作为赏给土兵之功劳，土兵咸喜此赏赐，而觉无上之光荣)。追怀往事，而想到今日我通商贸易，不振于东洋，不胜慨叹。

　　上野专一在以上这一段台湾视察报告的结论中说，过去日本之侵占台湾“大振威力于南清，将名声显耀给该岛土民”，可谓十足的帝国主义者的口吻。

　　上野专一在高雄（当时称为打狗）曾与一位在台湾居住20年的英国医师谈话，他引述这位英国医师的话说：{21}

　　近来内部土民之心情，羡慕外国人，想要暗地里实现诱导外国进行保护干涉之事，迄今未果，我想今如果有一外国占有台湾之番地，细察土人之意向，施之以宽大之政治，尝试使之免除政府之苛政，则彼等自然展开双臂欢迎。现今支那官吏是否这样丧失一般人民之欢心呢？本来无论台湾南部，连北部亦以米谷为始的杂货品等，并无另外征收厘税，只有地租之税收制度，其实税收是非常少的，甚至在其它地方都无税收。自从刘铭传来台，谋求内地之开拓，颇被课予苛法之税，可说是违反台湾人民之向背。米谷不用说，砂糖以及其它实用的细末之食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一概课予厘税，而且从各地而来唱和他的清官候补员，伺候于刘之衙门，乞讨就官者，其数达到几百之多。而彼等若一朝得幸，得到任官，置内地贫富之如何于度外，到处汲汲于填满自己的囊袋，只是自由自在地挤人民之膏血，此实清官人种之特情。追数台岛全部官吏不断增加，但人民益增不平之声，如客家种族，日日出没于生蕃界，和上述人民之心情是一样的，皆痛心地想要去抵抗地方官吏，以后更有进一步希望如下的说法：若乘此虚由他国占领此蕃界，劝勉得到蕃民之信用，渐次布予德政，则掠取台湾全岛之事，盖容易之事也。

　　在上野与英国人的对话之中，台湾被当作无主之岛而成为被讨论的对象，如何“掠取台湾全岛”才是这场对话的重点，充分透露出帝国主义者的心态。

　　（二）福泽谕吉

　　这种帝国主义心态，也很明确地表现在启蒙思想人物福泽谕吉对台湾的言论之中。福泽谕吉从1894年12月起至1898年5月止，在《时事新报》针对台湾事务，发表一系列看法。这一批以“社论”为名的系列文字，已由陈逸雄译为中文刊布，{22}极具史料价值。这一系列文字中所涉及的具体政经主张已有学者加以介绍，{23}本文将集中探讨这一系列文字中所呈现的思想倾向。

　　福泽谕吉的台湾论述，充分显示他的帝国主义思想倾向，彻底违背他作为近代日本启蒙思想家所提倡的各种开明主张。我们先分析福泽谕吉的帝国主义心态，再取他自己在日本国内的开明主张互作对比。福泽谕吉的帝国主义心态，在他的台湾论述中表现在两个方面：

　　（1）对台湾的土地之主张：福泽谕吉完全将台湾视为日本帝国的海外殖民地处理。他在1894年12月5日的社论中，主张甲午战后日本是战胜国，所以有充分理由要求割让台湾，以继续维持琉球的安全，他说：{24}

　　清国政府的年报，显然将冲绳县划入版图，眼中全无我国主权，其胡为实非语言所能表达。它所以迄今尚未滋事，实因为国内有迫切困难，该国政府无暇顾及而已。苟有余力，它的野心在于将台湾作为军事基地，来侵犯我国边境；
这是多年来昭然若揭的事实，因此台湾是我榻傍的鼾声，为了维持永久和平，把它收归我有，乃日本当务之急，令其割让该地，岂有敢置一句非议者？我不是说为了日本的方便要略取台湾，而只是为了我国边境冲绳的安全，要根除支那人的野心而已。这也是戒备边境的正当防卫手段之一，希望世人不要忽视这种军国的大道理。

　　福泽谕吉认为，日本不仅基于琉球的安全而应割据台湾，而且，更着眼于台湾可以提供日本的军事、政治及经济所需的经费。福泽谕吉说：{25}

　　这次的台湾，目前固然不容易偿还军、政费用；
惟该地气候温暖、物产丰富，今后极有希望，若以陆海军防卫，同时用正直的政令保障生命财产，使内外人士安居乐业，必可带来繁荣；
这样便能使日本国民年年岁岁多得利益，这种利益就是国家永远的利益，可以偿还军、政经费而有余。关于这一点，我敢断言给以保证。

　　上面这段话所谓“国家永远的利益”当然是指日本的利益，台湾应为日本而存在。所以，福泽谕吉在1895年8月11日社论中，进一步申论说：{26}

　　该地的处理方法，应该效仿盎格鲁撒克逊人种开发美洲大陆的办法，把无智蒙昧的蛮民尽予驱逐境外，由日本人掌管一切殖产权力，以确定举全岛使之日本化的方针，逐渐付诸实行，以期永远的大利，是为我所希望。

　　福泽主张由日本人掌管台湾一切的殖产权力，以保证使台湾彻底日本化，这是赤裸裸的帝国主义者的口吻。

　　（2）对台湾的人民的主张：福泽谕吉不仅将台湾岛当作日本的殖民地，而且他笔下的台湾“土人”，应以最严酷的方法加以镇压。他在1896年1月8日说：{27}

　　我对征讨、镇压的方法，也有不少遗憾的感觉，但是提起往事无补于事，这次骚动正是绝好的机会，应以军队彻底扫荡，斩草断根歼灭丑类，将土地尽行没收，以举全岛为官有地的决意，实行英断。否则仅止于一时性的镇压，今后这种骚动必然迭起，非但措置不妥，而且每有骚动就会引起国内人心的动摇。影响所及，商业的繁荣受到妨碍，甚至有意迁往该地的企业，也会因此取消计划，致使刚欲向外发展的机运遭受挫折。

　　海外领土的小纷扰虽非国家的大事，但是影响却不少。我欲再向当道劝告：应该当机立断，一举消除祸根，永久断绝骚动之患。

　　福泽进一步主张：在经过严酷的镇压与扫荡之后，应再严格检查台湾人是否真正顺从，他说：{28}

　　关于处理台湾的骚动，如在前号论述，无非下定英断歼灭丑类，使其一人无存，以期扫荡全岛。该岛民等狡狯，遭遇我大军便临时佯装顺民，窥悉兵力单薄就忽然蜂起逞凶，其无智宁可垂怜，然而他们的本性顽冥不灵，究竟未能醒悟，应以除非将其歼灭别无办法的觉悟，一举扫尽丑类。或有人以为他们之中，不无真正的顺民,而竟一举予以歼灭，未免太残忍，不过我说歼灭，意非并合其种族予以歼灭。

　　愿意顺从我国的人民，就是日本国的良民，当然应该厚加保护，但是如果仅以表面上的顺从，便认为良民，则是一大错误。比如这次骚动，实际上必有煽动者，惟响应煽动而蜂起的几万贼徒，不外是平时认为良民的徒辈。他们并非从心底真正服从，征之事实已经明显，所以纵使再遭大军征讨而表示一时的顺从，对曾经响应煽动而抗拒我国者，断不可宽容，应该悉予付问军律，给予严重的处分。

　　为什么应对台湾人采取这样的镇压手段呢？福泽谕吉解释说，这是因为台湾的人是“纯粹的外国人民”，{29}而且：{30}

　　因为当初已经清楚，令其割地之目的，完全在土地而不在人民，所以关于处理该岛的问题，当局应该仅考虑土地，断不可把岛民置于眼中。应该抱持一种觉悟，以为实际上得到名叫台湾的无人岛，从而决定经营的大方针。如果按照这方针办事，百般问题迎刃可解，一定非常容易，毫无困难。应该断行所欲为，目的唯在收取土地。如果该岛民等心服我政令，而真正表示顺民之实，即令他们不投我们所好，实际上也未便给予严重的处分。可是他们非但不从心底归服，动辄相率企图反抗，杀戮我官吏人民，实为顽迷非法之徒，迄今骚乱不绝，宁可趁其频繁骚动的机会，固应将罪状明白者，付诸严重处罚，而苟有帮助或隐蔽嫌疑者，则不留情地驱逐境外，并将其土地财产等，尽予没收为官有。

　　福泽谕吉在1896年8月8日，更赤裸裸地宣称，应将台湾当作“无人岛”，他说：{31}

　　关于处理台湾的问题，我的意见认为应以严格为旨趣，丝毫不宽贷，苟有岛民等反抗的迹象，固然要以严刑处罚，至于鸦片，则施行与内地相同的法律，不能承受的人，不留情地驱除出境。要之，我认为应将全岛看成无人岛行事，唯希望当局对此该有英断，这种论旨，谅读者已经有所了解。〔……〕

　　我敢保证，实际上的处置，没有他们想象那么麻烦。本来该岛民企图反抗，正是道地的螳臂当车。台湾人虽愚，应该自能量力察觉利害，惟因他们不详悉日本人的力量，所谓初生犊不怕虎，而妄作抵抗，只要将实力显示其眼前，尽管他们无知，当能悟之不可争而自行屏息。以土匪的蜂起为例，据悉去年以来，经我军扫荡流血的地方大都平稳，而骚动的发生，限于我军通过而未流血的地方。就是因为不知日本军的力量，他们才会蜂起。所以，凡是有反抗形迹的人，应该尽予诛杀，使其一人无存，以歼灭丑类。三百万岛民当然不可能尽为不轨之徒，即使有异志之辈，如果目睹可怕的事实，也会改心变成顺民。这是杀一儆百的办法，土匪之类即使尽杀，为数并不多，而促使全岛民翻然悔悟的功效却很大。所以，我主张应该给予严重的处分。

　　根据福泽上述的言论，福泽主张“凡是有反抗形迹的人，应该尽予诛杀，使其一人无存”，如此就可以使台湾人“改心变成顺民”，这是典型的帝国主义者的论调。

　　现在，我们将福泽谕吉的台湾论述，与他在日本国内所提倡的“文明开化”论点加以对比，就可以看出：作为台湾论述者的福泽谕吉，与作为日本启蒙思想家的福泽谕吉，不仅判若两人，而且形同水火，两者绝不兼容。

　　（3）“平等”价值及其背叛：福泽谕吉在《劝学篇》这本影响近代日本至深且钜的书的第一篇〈学问的旨趣〉第一段，令人动容地宣称：{32}

　　“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这就是说天生的人一律平等，不是生来就有贵贱上下之别的。人类作为万物之最，本应依凭身心的活动，取得天地间一切物资，以满足衣食住的需要，大家自由自在，互不妨害地安乐度日。

　　他在此书第二篇又申论“人人生而自由平等”之义说：{33}

　　人的出生是天之使然，而非由于人力。他们之所以能够互相敬爱，各尽其责和互不妨害，是由于根本上都是同一人类，共戴一天，并同为天地间的造物。譬如一家之内兄弟和睦相处，根本上也是基于同系一家兄弟，共戴一父一母的人伦大义。

　　所以如就人与人之间的均衡一致而论，我们不能不说人与人是平等的。但是这种平等并不是现实情况上的平等，而是指基本权利上的平等。

　　福泽谕吉不仅主张人与人应平等，而且在此书第三篇中，他进一步申论国与国之间也应求其平等。福泽说：{34}

　　凡名为人，无论贫富强弱，又无论人民或政府，在权利上都是没有差别的。兹再推广此意来讨论国与国的关系：国家是由人民组成的，日本国是日本人组成的；
英国是英国人组成的。既然日本人和英国人同样是天地间的人，彼此就没有妨害权利的道理。一个人既没有加害于另一个人的道理；
两个人也没有加害于另外两个人的道理；
百万人、千万人也应该这样。事物的道理原不能由人数多少来变更的。

　　福泽谕吉在上文中说：“日本人和英国人同样是天地间的人”，所以“一个人……没有加害另一个人的道理”，但这项平等原则显然并不适用于在台湾的人。福泽曾说日本占领台湾以后，“凡是有反抗形迹的人，应该尽予诛杀”，{35}福泽谕吉自我矛盾前后有如此者！

　　（4）“自由”价值及其背叛：

　　福泽谕吉在《劝学篇》第七篇，引述美国教育家威兰德（Francis Wayland，1796-1865）的学说，强调“勿以自己的意志强制他人”，他说：{36}

　　我们做人的道理，就在于不妨害他人的权利，自由自在地运用自己的身体。至于行其所好，忍其所欲，或事劳动，或事嬉游，或为此事，或务彼业，或则昏夜用功，或则懒散无为，终日蜷伏安寝，因与他人不发生关系，也就没有从旁议论其是非的理由。

　　福泽在这里宣传的是近代西方一个重要价值理念———自由。

　　但是令人惊讶的是，福泽谕吉在日本宣扬“文明开化”论时，所高举的文明社会之价值———自由，并不适用于台湾人民。我们看看福泽对台湾人所发表的言论：{37}

　　日本把外国领土收入版图，以此为首次，自难免有生疏之处，尤其又要顾虑外国的风评，但是若观察文明诸国对新领土的措施，则非常令人惊讶。某国甚至曾以属地人民有不轨举动为由，划方圆几里之地，凡是居住其中的人，不分男女老幼悉予屠杀。也有本国人在新得领土的野外打猎，因误认而枪杀土人，经检察官起诉后，本人出庭申辩完全误以为狐狸将其击毙，结果推事非得已而实时放人。这实有其事，由此可以窥知情形的一端。至于现在日本人欲在台湾禁止鸦片，是真正的正当防卫手段，与这些例子不可同日而语。

　　这是在世界公众的面前，堂堂正正行之而毫无忌惮的事，希望当局者决予断行，苟有不服从命令者，则不留情地驱逐境外，以收真正版图之实。

　　福泽谕吉引述外国帝国主义者屠杀殖民地人民之先例，以证明日本人压制台湾人自由之合法性。福泽甚至强力主张凡是不顺从日本的台湾人“应以军队彻底扫荡，斩草断根歼灭丑类，将土地尽行没收，以举全岛为官有地的决意，实行英断”。{38}这样对待台湾人民的言论，很难想象是出自在日本提倡自由平等等“文明开化”价值的启蒙大师之口！

　　（三）内藤湖南

　　内藤湖南心仪中华文化，1899（明治32）年9月初游中国，他用“痛惜”二字形容初见山东荣成湾之荒凉的感受；
{39}他游北京崇文门感到“无限凄凉，不觉泪下”；
{40}他醉心于西湖月色，不免赋诗舒感。{41}内藤湖南心灵深处跃动着炽热的中国情怀。他曾撰文反驳明治20年（光绪13年，1887年）前后随着日本国民意识高涨而来的“日本人的天职”之类的口号，{42}他关心二十世纪中国政治的走向，《内藤湖南全集》第5卷收录〈时事论〉、〈清朝兴衰亡论〉、〈支那论〉及〈新支那论〉等论文，内藤的现实关怀跃然纸上，他对中国前途的言论前后颇有变化，值得细加分析。内藤湖南在旅游中国之前，先来台湾，时在1897（明治30）年4月，停留到1898（明治31）年4月返回日本。

　　怀抱着这样强烈对中华文化的向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内藤湖南滞留台湾一年多的期间，自然流露他对中华历史英雄人物的景仰之情。例如1897年10月10日在《台湾日报》赋〈亡题〉诗云：{43}

　　正正堂堂国姓爷，丹心报国誓无他。

　　当年英爽归东极，直到如今不少差。

　　又赋〈似守备兵三首〉其一云：{44}

　　台湾一万有余兵，忍使居民屡吃惊。

　　一贼难擒人巷议，使君朝夕仰天行。

　　这些诗作，处处流露出内藤湖南对郑成功的景仰与对台湾治安的关怀。

　　但是，这一位心仪中华文化，“白首兼优才学识，青衿穿贯史经文”{45}的汉学大师内藤湖南，在面对日本的新殖民地台湾时，却展现类似福泽谕吉的帝国主义者的论调。我们细绎内藤湖南的台湾论述，可以归纳其具有帝国主义思想倾向的论点如下：

　　（1）台湾人应与日本人同化：1897年7月27日，内藤湖南主张占领台湾之后约十年，应将台湾的生活习俗完全改变，以便同化于日本。这种移风易俗之事甚至不必等待数十年就可见绩效，例如李春生（1838-1924）、辜显荣、陈春光等台湾名流已经断发，接受日本习俗。除了改变台湾人的辫发缠足等风俗习惯之外，内藤湖南也主张，日本殖民政府对率先接受日本习俗的人，除了授与绅章以资奖励之外，也应授与羽织袴等日本服饰。对国语（案：指日语）学校的员生之俊秀者，亦应优予赏赐。{46}

　　（2）台湾施政乃是为日本殖民之所需：内藤湖南在台湾滞留期间，虽然主张彻底改变台湾人的传统生活习俗，以接受日本同化，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内藤湖南却强力驳斥当时一度流行的对待台民的“一视同仁说”。当时有一部分人士意见以为，台湾既已成为日本属地，台湾三百万人既已入日本帝国之国籍，自应与日本人一视同仁，同等对待。内藤湖南强烈反对这种“一视同仁说”。

　　内藤湖南认为，精致的文明政治是人类经历诸多失败，损失诸多生命与财产才能赢得。如果将这种福祉施予后进地区的人民，则与人道的常规与人间同情之旨意有所违背，而且，这种做法不仅是不明时情，更是不察理势。内藤湖南指出：台湾的人民与一般生蕃，都是非常低等的种族，既无国家观念，亦缺乏恻隐之心，只有趋名好利，不适合“一视同仁”的德政。

　　内藤湖南又指出，日本经营新领土台湾最大的目的在于将日本本国过剩的人民移入台湾，以便振兴产业。世界各强国的做法均一致。“一视同仁”之德政实不可取。{47}内藤湖南又强调，割台之后两年内，日本死伤数千人，国帑损失一亿数千万圆，投入民政经费数百万圆。如果台湾施政的目的，仅是为了台湾之百万“土人”（这是内藤用语）之福祉，那么，日本国民开拓领土的本旨又何在哉？{48}

　　从上文所归纳的上野专一、福泽谕吉与内藤湖南等三位日本人，在十九世纪末年所发表的有关台湾论述，我们可以看出：这三位日本人虽然专业各有不同，但是，他们的台湾论都展现扩张本国权力于台湾的土地与人民的帝国主义思想倾向。这种对台湾的帝国主义论调，与他们在国内所提倡的文明价值观，互相抵牾。

　　四、“以西洋文明为目标”{49}：近代日本知识分子的盲点

　　从上文第二及第三节的论述，我们发现十九世纪末年这三位日本人的台湾论都充满了近似的帝国主义思想倾向，其中职业外交官上野专一因系国家公务员身份，所以必须从母国利益考量台湾，可以存而不论；
但是，何以提倡“文明开化”的启蒙思想家、与官方保持距离的{50}福泽谕吉，与推崇中华文化的汉学家内藤湖南，却也不能免于帝国主义思想倾向呢？这是我们必须进一步探索的问题。

　　这个问题的线索颇为复杂，从外缘历史背景来看，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前后，也就是明治20（1897）年代，随着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日本国内的国民意识日趋成熟，所谓“日本人的天职”之类的口号与思想氛围弥漫于全国。日本人自以为是新文明的代表。{51}而十九世纪末正是西方列强东侵，中国国势危殆的时刻。中日两国差距日甚一日。举例言之，日本占领台湾以后，殖民政府当局邀请当时台湾首富李春生赴日访问。李春生访问日本时，对日本的新文明留下深刻印象，尤其是对日本社会学校之盛、博物院及劝工场之巧、新报馆之多、耶稣教堂与信徒之众均称道不已，并就日本与中国社会的男女关系、卫生教育、宗教信仰、君臣关系、夫妇关系、军事策略、自强方针、防止贪渎等各方面加以比较，对日本的进步大加称扬。{52}在十九世纪末期的东亚，日本实已取得领先之地位。这个外缘的历史背景，是福泽谕吉与内藤湖南提出台湾论述时的客观脉络。

　　但是，更进一步从福泽谕吉与内藤湖南思想的内在脉络来看，我们就可以发现，这两位日本知识分子都有他们思考上的盲点。这项盲点在于：十九世纪末日本知识分子的世界观与学问观，莫不以西洋文化为其学习之目标，因此，他们基本上戴上了近代西方的眼镜来看包括台湾在内的亚洲各国和地区，他们认为文明落后于日本的台湾，接受日本的殖民乃至同化，实属历史的必然。他们假定文明的发展有其阶段性与层级性，先进的国家必然支配落后的国家。他们对台湾的诸多言论，就是建立在“文明发展阶段论”之上。

　　我们先从福泽谕吉的文明论说起。福泽谕吉在《文明论概略》第1章结尾时向日本人提出一个问题：在今天这个时代，是应该前进呢？还是应该后退？是进而追求文化呢？还是退而回到野蛮呢？接着，他在第2章提出他的解答说：{53}

　　现代世界的文明情况，要以欧洲各国和美国为最文明的国家，土耳其、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为半开化的国家，而非洲和澳洲的国家算是野蛮的国家。这种说法已经成为世界的通论，不仅西洋各国人民自诩为文明，就是那些半开化和野蛮的人民也不以这种说法为侮辱，并且也没有不接受这个说法而强要夸耀本国的情况为胜于西洋的。不但不这样想，而且稍识事理的人，对事理懂得越透澈，越能洞悉本国的情况，越明了本国情况，也就越觉得自己国家还不如西洋，而感到忧虑不安。于是有的就想效仿西洋，有的就想发奋图强以与西洋并驾齐驱。亚洲各国有识之士的终身事并似乎只在于此。（连守旧的中国人，近来也派遣了西洋留学生，其忧国之情由此可见。）所以，文明、半开化、野蛮这些说法是世界的通论，且为世界人民所公认。

　　在福泽谕吉的文明论中，从“野蛮”到“半开化”到“文明”是文明演化必经的不同阶段。

　　福泽谕吉的文明论潜藏着鲜明的演化论的思想倾向，他认为欧美各国是最“文明开化”的国家，是中国与日本这种“半开化”国家学习的对象。达尔文（Charles R. Darwin，1809-1882）的演化论传入美国时，正值美国快速工业化之时，所以演化论成为大企业“弱肉强食”的理论基础；
{54}但演化论传到日本，经转化为文明的演化论，竟成为新兴的日本帝国向外侵略殖民的理由。福泽谕吉以演化论为基础的文明论，正是他所提倡的“以西洋文明为目标”所必然导致的结论。

　　在上述这种文明演进的阶段论之下，福泽之所以对台湾采取帝国主义的主张，就可以理解了。在福泽谕吉看来，他在日本国内所提倡的自由民权并不适用于文明较日本落后的台湾。而且，文明较为先进的日本殖民并开发文明较为落后的台湾，正符合历史的进程。

　　内藤湖南对文明发展的看法，与福泽谕吉略有出入。内藤湖南认为文明的发展与“时”很有关系，他说：“夫河洛之泽尽，而关内之化盛；
北方之文物枯，而南方之人文荣，亦以时而命之所也。埃及、西亚利亚、印度、波斯、菲尼斯亚、希腊、罗马，相踵递起，而各以时而命也”，{55}他认为经过明治维新的成功，日本已代欧洲而兴起，已成为世界新文明的中心。

　　事实上，在“内藤史学”的学术世界里，内藤虽然推崇中华文化，主张公元第10世纪唐宋之际是中国近世史的开始，{56}但是，内藤史学世界中的所谓中国之“近世”，实以近代欧洲史作为参考架构。他所提出的作为中国之“近世”的各项历史发展指针，也都是以近代欧洲的发展作为典范。{57}我们可以说，在内藤湖南的世界观与史学世界里，正是以福泽所说的“以西洋文明为目标”作为核心基础。

　　总结本节所论，十九世纪末年日本的知识分子如福泽谕吉与内藤湖南，都是典型的以近代西洋文明为师的人。他们吸收近代西方的文明演进观点，并以这种观点论述日本对待台湾的立场，终于流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帮凶而不自知，其情可悯，其事可叹！

　　五、结论

　　本文以十九世纪末年一位日本外交官以及两位日本知名学者作为实例，探讨这三位日本人对台湾所发表的种种言论，及其思想或理论之基础。我们的分析显示：这三位十九世纪末年发表台湾论述的日本人，都呈现相当近似的帝国主义思想倾向。他们都主张占领台湾之土地，役使并同化台湾之人民。其中尤其是福泽谕吉宣称应将台湾视为“无人岛”处理，其言论最具帝国主义之色彩。福泽谕吉的台湾论彻彻底底地背叛了他在日本所大力提倡的“自由”与“平等”等新文明的价值。

　　本文也探讨福泽谕吉与内藤湖南的台湾论的思想基础，指出他们两位知识分子都以近代西方为师，都认为近代西方是文明演化之最高峰。在他们的思想中，文明的演化有其不同的阶段。因此，他们主张文明较高的日本可以奴役文明较低的台湾，也就获得了合理化的理由了。从这一点可以看出，近代日本知识分子在接受西洋近代文明洗礼时，确实出现重大盲点，而使他们沦为日本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急先锋。

　　Abstract: This paper studies the views of three Japanese on Taiwan issue towards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These three Japanese include Uno Senichi, a Japanese diplomat to China, Fukuzawa Ykichi, the enlightenment thinker, and Natit Konan, a Sinologist. Based on their views, this paper gives an analysis of the Japanese outlook on Taiwan and the idea of “seceding from Asia to join Europe” which was prevalent in the Japanese intellectual community at that time.

　　注释：

　　{1}陈昭瑛选注：《台湾诗选注》（台北：正中书局，1966），〈春愁〉，页162-163。

　　{2}〈全台绅民痛骂李鸿章文〉，收入王晓波编：《台胞抗日文献选新编》（台北：海峡学术出版社，1998），页15。

　　{3}关于甲午之战的研究成果，可谓车载斗量，参考：王仲孚主编：《甲午战争中文论著索引》（台北：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系所，1994）。

　　{4}吴文星：〈日本据台前对台湾之调查与研究〉，收入：《第二届台湾本土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二）》（台北：国立台湾师范大学文学院、人文教育研究中心，1995），页567-576。

　　{5}吴文星：〈日据初期（1895-1910）西人的台湾观〉，《台湾风物》，40卷1期（1990.3），页159-169。

　　{6}吴密察：〈福泽谕吉的台湾论〉，收入氏著：《台湾近代史研究》（台北：稻乡出版社，1990），页71-112。

　　{7}同上注3。

　　{8}连横说：“〔光绪〕16年2月，日本驻福州领事上野专一来台考察，归著一论，谓台湾物产之富，矿产之丰，一切日用之物无所不备，诚天与之宝库也。然以台湾政治因循姑息，货置于地，坐而不取，宁不可惜。若以东洋政策而论，则台湾之将来，日本人不可不为之注意也。”见：连横：《台湾通史》（台北：中华丛书委员会，1955），（上），卷3，〈经营纪〉，页65。

　　{9}上野专一：《台湾视察复命》（台北：成文出版社据明治27年抄本影印，1985，列入《中国方志丛书·台湾地区》103号）。

　　{10}上野专一：《台湾视察复命第一号》（手抄本），页21-22。

　　{11}参看：福泽谕吉著，马斌译：《福泽谕吉自传》（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页89-118，140-148。

　　{12}福泽谕吉著，群力译：《劝学篇》（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合订本《劝学篇》序〉，页1。

　　{13}福泽谕吉：《文明论之概略》（东京：岩波书店，(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1997）。中译本：北京编译社译：《文明论概略》（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14}《福泽谕吉自传》，页267-8。

　　{15}关于内藤湖南的中国游记，参看：内藤湖南：〈燕山楚水〉，收入《内藤湖南全集》（东京：筑摩书房，1971）第2卷。中译本见王青译：《两个日本汉学家的中国纪行》（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并参考：黄俊杰：〈二十世纪初期日本汉学家眼中的文化中国与现实中国〉，收入拙著：《东亚儒学史的新视野》（台北：喜玛拉雅研究发展基金会，2001），页265-312。

　　{16}参考：高明士：《战后日本的中国研究》（台北：明文书局，1996修订版），页104-116。

　　{17}内藤湖南：〈日本の天职と学者〉，收入《内藤湖南全集》，第1卷，页130。此文原发表于明治27年（1894年，光绪20年，甲午）11月9日、10日之《大坂朝日新闻》。

　　{18}内藤湖南：《内藤湖南全集》，第1卷，页132-133。

　　{19}关于“帝国主义”的定义，参看：The Fontana Dictionary of Modern Thought, eds., by Alan Bullock and Oliver Stallybrass (London: Fontana Press, 1977), pp. 409-411; David Roberstson, A Dictionary of Modern Politics (London: Europa Publication Ltd., 1985), pp. 154-155.

　　{20}上野专一：《复命》，页37-38。

　　{21}上野专一：《复命》，页12-13。

　　{22}陈逸雄译解：《福泽谕吉的台湾论说》（一）（二）（三）（四），《台湾风物》41卷1期及2期，42卷1期及2期。

　　{23}吴密察：前引文。

　　{24}福泽谕吉：〈台湾割让を指令するの理由〉，《时事新报》1894年12月5日社论，陈逸雄译解：〈福泽谕吉的台湾论说（一）〉，《台湾风物》，41卷1期，页88。

　　{25}同上，页91。

　　{26}福泽谕吉：〈台湾永远の方针〉，《时事新报》1895年8月11日社论，收入：同上注20，页95。

　　{27}福泽谕吉：〈台湾骚动〉，《时事新报》1896年1月8日社论，收入：〈福泽谕吉的台湾论说（二）〉，《台湾风物》41卷2期，引文见页77。

　　{28}福泽谕吉：〈台湾善后方针〉，《时事新报》1896年1月15日社论，收入：〈福泽谕吉的台湾论说（二）〉，引文见页77-78。“土人”一词可指住在台湾的人，也可指为未开化的人。

　　{29}福泽谕吉：〈台湾施政の官吏〉，《时事新报》1896年7月19日社论，收入：〈福泽谕吉的台湾论说（三）〉，《台湾风物》42卷1期，引文见页130。

　　{30}福泽谕吉：〈先づ大方针を定む可し〉，《时事新报》1896年7月29日社论，收入：〈福泽谕吉的台湾论说（三）〉，《台湾风物》42卷1期，引文见页131-132。

　　{31}福泽谕吉：〈台湾岛民の处分基だ容易なり〉，《时事新报》1896年8月8日社论，收入：〈福泽谕吉的台湾论说（三）〉，引文见页135-136。

　　{32}福泽谕吉著，群力译：《劝学篇》，页2。

　　{33}《劝学篇》，页9。

　　{34}《劝学篇》，页13。

　　{35}同上注27。

　　{36}《劝学篇》，页45。

　　{37}福泽谕吉：〈政令に从はざるものは退去せしむ可し〉，《时事新报》1896年7月31日社论，收入：《福泽谕吉的台湾论说（三）》，《台湾风物》42卷1期，引文见页134。

　　{38}同上注23。

　　{39}内藤湖南：〈燕山楚水〉，收入：《内藤湖南全集》，第2卷，页22。

　　{40}内藤湖南：〈燕山楚水〉，收入：《内藤湖南全集》，第2卷，页39。

　　{41}同上书，页40-41。

　　{42}内藤撰有〈支那论〉、〈清国の立宪政治〉、〈日本の天职と学者〉以及〈所谓日本の天职〉等文，其中前二篇已由傅佛果译为英文：Joshua A. Fogel, ed. and tr., 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 Vol. XVII, No. 1, (Fall, 1983): Naito Kona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ncept of Modernity in Chinese History, pp. 24-87。

　　{43}《内藤湖南全集》，第2卷，页446。

　　{44}同上注。诗题中之“似”字疑为“拟”字之误植。

　　{45}铃木虎雄〈奉送湖南前辈蒙命西航〉诗，收入：《航欧集》，内藤湖南自印本，现藏日本关西大学总图书馆“内藤文库”。《航欧集》系1926年（大正15年丙寅）9月，内藤虎次郎自印之诗集，内有内藤虎次郎手书“航欧十五律”并附有铃木虎雄、狩野直喜、荒木寅、长尾甲、内村资深、仓石武（次郎）等友人赠诗，很能反映二十世纪初期日本汉学者旧学之素养。

　　{46}内藤湖南：〈移风易俗の一环〉，收入：《内藤湖南全集》第2卷，页388-390。

　　{47}内藤湖南：〈变通なき一视同仁〉，收入：《内藤湖南全集》第2卷，页394-396。

　　{48}内藤湖南：〈台湾政治の大目的〉，收入：《内藤湖南全集》第2卷，页401-409。

　　{49}福泽谕吉著，北京编译社译：《文明论概略》（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第二章：〈以西洋文明为目标〉，页9-29。

　　{50}福泽谕吉自称：“政府如果是个酒馆，那么我就是个不善喝酒的人”，见：《福泽谕吉自传》，页261。

　　{51}参看：增渊龙夫：《历史家の同时代史的考察について》（东京：岩波书店，1983），页55。

　　{52}参看：李春生：《东游六十四日随笔》（福州：美华书局，1896），页9、26、31、41、45、50、53、56、60、69、72、73、80、81、85。并参考：古伟瀛：〈从弃地移民到日籍华人———试论李春生的日本经验〉，收入李明辉编：《李春生的思想与时代》（台北：正中书局，1995），页166-216。

　　{53}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页9。

　　{54}参考：Bert James Loewenberg, “Darwinism Comes to America, 1859-1900”, The Mississippi Valley Historical Review, XXVIII: 3（Dec.,1941）pp.339-368，尤其是p.343。

　　{55}内藤湖南：〈日本の天职と学者〉，收入《内藤湖南全集》，第1卷，页130。此文原发表于明治27年（1894年，清光绪20年，甲午）11月9日、10日之《大坂朝日新闻》。

　　{56}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历史と地理》第9卷第5号（1922年5月），页1-11。此文有中译本：〈概括的唐宋时代观〉，收入刘俊文主编，黄约瑟译：《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1卷：通论，页10-18。

　　{57}关于这一点，参考：Hisayuki Miyakawa (宫川尚志), “An Outline of the Naito Hypothesis and Its Effects on Japanese Studies of China,” Far Easter Quarterly, XIV:4（August, 1955）,pp.533-552.

　　黄俊杰：台湾大学历史系

　　《开放时代》200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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