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爱护“民间”——“长江《读书》奖”浅议

　　近来，三联书店《读书》杂志与香港李嘉诚基金会合办的“长江《读书》奖”结果评出，一时成为“读书界”关注、议论的热点。此奖之所以能成为“热点”，不仅因其奖金高，更因为人们希望它成为一个真正有威望、有份量的民间立场奖项－－此确为今日中国之亟需。因此，从关爱“民间”的角度出发，有必要对此略作品评。

　　对于评奖结果，具体哪些当选哪些落选自然会有种种不同观点、说法，见仁见智，本不足怪。但这次评奖的一些“做法”，笔者以为值得重视。

　　现在有不少实业家赞助文化事业，但一些出资人往往以“老板”自居，一切都要按自己的意见办，否则就撤资。然而此次“出资方”虽出“巨资”，但仅仅是出资，并不干预评选过程和结果，的确值得其他“资方”和以后类似活动借鉴。但是，《汪晖自选集》的入选说明评选规则方面存在严重缺漏，给此奖项及承办者造成原不应有的名誉损害。

　　因为汪晖先生是具体承办单位《读书》杂志的执行主编，又是此次评奖学术委员会的召集人之一。按常规，任何人只要具备其中一个身份，就不应有评选资格，何况汪晖先生此次是“双重身份”。同是“民间”，几年前开始的《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学术基金实施细则第2条就规定“凡是本刊编委会编委、 顾问委员会顾问及主编本人，不得享受此项基金。”现在连一些公司、企业办的抽奖、评奖活动大都有“本公司员工不得参加”的规定，而此次由学者们制定的学术评奖规则却忽略此点，破坏公认的“游戏规则”，难免要为人所诟。

　　另外，评审委员会明显缺乏广泛性，而这种广泛性是一个奖项权威性的基础。由于此次只有15名评审委员，对每一名评审委员的“代表性”要求就应更加严格。但现在的15名评委中，与汪晖先生同一学术流派、观点的就有好几位，而且，其中有两位都来自汪晖先生的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在票源分散的情况下，在十几名投票人中只要有几个人观点一致，这几个人的意见往往是决定性的。从人员构成来看，此次“评审委员会”无疑具有较强的倾向性，势必影响到评选的公正性。因此，人们当然会对这次“评审委员会”的产生方式存疑。事实上，在极少数人才有投票资格的情况下，“投票资格”的确定比投票本身更为重要。投票是民主、公正的，但前提是投票资格的确定也应是民主、公正的。如何产生、通过什么程序产生评审委员，确是类似活动应该认真考虑的问题。

　　《读书》杂志社表示：“《汪晖自选集》得奖后，《读书》杂志原有将之撤下的打算，但这是经过程序产生的结果，《读书》杂志没有这个权力，民主的结果只能尊重。”（《南方周末》2000年6月9日）这说明主办者也意识到汪著得奖不妥，所以才有“将之撤下”的打算，但此时已无可奈何，只能吞下这一经过程序产生的“民主的结果”。“经过程序产生”，恰恰说明此次评奖在规则、程序方面存在严重缺漏。诚如主办者说：“现在回想起来，这事的意义反不在评出了几本书和几篇文章，而在于评选的过程，它让人意识到科学的评审程序是学术民主的最有力保障。”（同上）此次评审确实再次让人意识到如果规则有缺漏、程序不科学，无论愿望多么良好，学术民主也难得到保障。

　　当然，这是首届评奖，难免会有种种不足。但对正处社会转型的中国来说，“民间社会”正在产生之中，而且今后各种民间奖项、活动会越来越多，人们自然对这次“长江《读书》奖”的期望更高，要求也更严格，以期为“民间”树立一个典范，对其缺欠也就格外敏感、格外遗憾。而且，“主办者说，在举办的过程之中，一直忐忑不安，因为以往不断出现的学界丑闻和评审怪事，已经让他们对学者们失去了信心。”（同上）既然意识到现在“不断出现学界丑闻和评审怪事”，那么在规则、程序的制定就更要慎密周全，不应出现明显的缺漏，否则瓜田李下，徒遭訾议而百口莫辩，小而言之于得奖者、主办者和这一奖项有损，大而言之会使人对“民间”也失去信心，于学术发展、“民间社会”有损。

　　总之，“民间”的规则往往由“民间”自定，所以更要慎重，严于自律，接受“民间”批评、监督，这才能营造出健康的“民间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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