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中一：性别偏好的生成——一个生命历程理论视角的考察

　　[内容摘要]　性别偏好偏好不仅为传统男权文化的产物，也是多数女人会经历的生育体验，所以女性的性别偏好现象更迫切的值得探讨。本文在田野工作所获得的材料和体验基础上，针对一位普通农村妇女的生命历程的考察，试图对于农村妇女生命历程中的性别偏好进行溯源式研究。

　　关键词：
农村妇女 性别偏好 生命历程

　　生命历程理论作为一种社会科学的分析范式，发轫于二十世纪初叶。它告诉我们人总是在一定社会建制之中有计划、有选择地推进自己的生命历程，人在社会中所作出的选择除了受到社会情景的影响外，还受到个人经历和个人性格特征的影响。作为一个理论视角，它将个人所经历的生命事件放在长程的生命过程中来理解。相比较其他方法，其主要特点是把个人的生命历程看成是更大的社会力量和社会结构的产物。因此，在许多从事生命历程研究的学者看来，他们的诸种努力不仅有利于对特定问题进行深入研究，而且还能超越具体的事件的微观分析，实现对范围更大的社会文化现象的解读[1]。本文试图通过个案研究的方式对一位普通农村妇女的日常生活中的重大事件进行考察，从一个生命历程研究的视角，来发掘存在于农村女性生育实践的深层文化因素，以对于农村女性生育实践中的性别偏好这种文化现象进行解读。

　　一 文献探讨

　　长期以来，许多学者从各自的研究角度，对农民的生育实践以及过程中性别偏好现象进行过分析和研究。其中，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人物当属美国经济学家贝克尔。贝克尔基于经济学的“理性人”或“经济人”基本假设，从成本—效用角度对性别偏好进行过经济学分析。在他看来，家庭对孩子的需求取决于孩子的价格和实际收入，孩子的价格上升，对孩子的需求减少，而对其它商品的需求则增加。贝克尔还认为，孩子的数量和质量是相互影响的，收入的上升与质量收益率的提高，将可能较大地降低对孩子的需求[2]。按照他的逻辑，如果在一个社会中人们更加偏爱男孩，那一定是因为养育男孩的成本—效用更大，也就是说在这个社会中如果人们进行了相同的投入，养育男孩比养育女孩能为家庭提供更大的收益。国内一些学者正是直接借用了贝克尔的理论来解释我国农民生育实践当中性别偏好[3]。但是国内更多的研究表明，成本－效用的逻辑并不适用于分析中国农民的性别选择行为，尤其不能圆满地解释中国农民的性别偏好行为[4]。

　　西蒙娜·波伏娃作为西方女性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是比较早地从社会性别的视角对女性生育实践进行研究的学者。她在自己的代表作《第二性》当中曾经提出过一个著名的观点，“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形成的”，主张没有永恒固定的女人宿命。自古以来，女性被定义为“第二性”她的存在意义由别人替她决定。按照她的学术逻辑，不仅生育实践往往把女人变成奴隶，把她们限制在固定的角色上，而且性别偏好为传统男权文化的产物，认为性别偏好主要是男人套在女人身上的枷锁。

因此，男权文化和传统的观念才是造成性别偏好的主要原因[5]。国内也一些人口学者不同程度地指出人们的性别偏好需求，尤其是生育男孩的需求是由传统生育观念文化决定的，而这种需求又决定了人们的性别偏好行为[6]。更有一些学者干脆省略了性别偏好需求这个环节，直接将性别偏好行为归结为传统的生育观念文化所决定[7]。当然，也有个别的学者用从众行为来解释农民在生育实践行为，特别是性别偏好行为上的趋同现象。他们认为在性别偏好这件事上，农村中的许多人在性别偏好行为上遵从的不是经过理性思考后的自己的独立判断，更多的是跟在别人（包括传统观念文化）后边的亦步亦趋。[8]

　　综观而言，国内外学界对于性别偏好的论述极具批判性。这些研究成果不仅为我们理解性别偏好这个议题提供一个相当深厚的理论基石。但是，我们也同样应该看到这些研究也给我们留下了相当宽阔的研究空间：以往的这些研究成果大都集中在对性别偏好成因的泛泛讨论之上，却很少有人从微观地角度近距离地去观察一个人的生命历程当中性别偏好的生成原因和成长过程。这也就是说，很少有人能够从生命历程的微观视角来透视农民日常社会生活的性别偏好的实践，并以此来解读性别偏好生成的机制和逻辑。

　　二 研究方法

　　我们认为，尽管生命历程与家庭、经济、政治中的社会过程相联系，但它基本是个体层次的概念。因此，从生命历程的视角对性别偏好的解读，比较适合采用个案研究的方式。当然，我们知道这种类似于讲故事的形式的个案研究在学界常为人诟敝，指责其只针对少数案例进行分析，所得的结论不具“代表性”，因而不能说明问题。但是，针对农民的性别偏好这样复杂的题目，可能也只能通过“解剖麻雀式”的个案微观研究，才足以挖掘出农村农民日常生活中所隐含的价值取向和行为逻辑。这就是说，我们虽然也承认个案考察可能确实在“代表性”和“普遍性”方面可能存在着实证主义者所说的某种欠缺，但仔细记述和分析这些“个案故事”，我们发现很多情况下却更能够直指问题的核心和要害[9]。

　　我们选取的个案是我家乡的一位普通的农村妇女（以下代称S老太），她是我的亲戚。之所以选择她，除了研究的便利性考虑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认为在农民群体中作一些具有“隐私性质”的研究，亲缘性原则是研究对象选择的一条首要的标准。在这类调查中，亲缘性原则往往不是保障当事人能够告诉我们更多的隐私；
相反，人们在一些时候是更愿意向陌生人倾述内心的秘密。不过，亲缘性原则在隐私问题的调查上仍然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因为调查对象周围的亲属群的“证人证言”能够最大程度上保障调查或访谈得到的材料哪些是真实可信的，哪些是任意编造的。在这类调查或访谈中，调查或访谈的主要对象可能只有一个。不过从侧面了解到的关于这个人信息的渠道确是多个，因此是调查和研究得到信息更真实、更全面。具体到本研究来说，与一对一式的深入访谈法相比，最大的优势便是─可以充分地利用间接的材料以及调查对象周围的亲属群的“证人证言”。

　　在个案研究方式的基础上，我们采取了重大生活事件分析的方法。因为重大生活事件分析的基本诉求就是努力恢复被科学话语遗忘和压制了的“个案”的合法性。在每个人的人生经历中，总会有一些重大的事件，影响了当事人的发展。因此，如果我们能够发现这些重大事件及其影响，那么我们就不仅能够解释某类人的人生轨迹，而且可以从中发现个人的价值趋向和行动逻辑。总而言之，对于生活事件分析来说，最关键的还不仅仅是重大事件本身，而是重大事件发生之后，当事人产生了何种体验，又对它做出了什么样的解释。因为，对于什么是人生中的重大事件，其实并没有一个客观的衡量标准。即使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情，只要当事人很看重它，那么它就是这个人所经历过的重大事件。反之，即使是天塌地陷，如果当事人自己熟视无睹，那么也不能算作重大事件。

　　在我们的研究中，我们把农民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个人体验和感受组织成有价值结构的事件，串缀成有现实意义的链条（故事），试图在一些看似平凡普通单调重复的日常活动当中寻求性别偏好生成的逻辑。因为，在我们看来，性别偏好不仅为传统男权文化的产物，更是很多人都会经历的生育体验和人生感受。

　　三 资料分析

　　我们的研究对象S老太一生生育有6女1男。她是我的家乡地区目前为止生育孩子最多的妇女（虽然可能有生育次数比她多的，但存活下来的孩子的数目，S老太仍然是首居一指）。S老太年轻的时候曾经一口气连生了6个闺女。当第7个孩子顺利地出生之后，接生的医生告诉S老太她生了一个男孩时，她一遍又一遍地追问别人到底是不是真是生了一个男孩，接连的“打击”已经使她自己都开始怀疑自己的“是不是一个合格的女人或者说合格的妻子”了。用她自己的话说，当她终于确信自己拥有了儿子时，也是她感到自己“终于能够像大伙一样站起来过日子了”。

　　虽然如此，但是听说S老太一向强调自己对待女儿和儿子一样公平。具体的是不是如她自己说的那样我已经没有办法考证了。不过，只是曾经听到S老太的老五或老六曾经抱怨说，从生下来到结婚出嫁，基本上没有穿过一件新衣服。难道老七也这样吗，也拣拾他姐姐们的衣服穿吗？对此，S老太回答地很干脆；
那怎么行，他是个小子，你看谁家的小子有穿丫头的衣服的？

　　S老太虽然成功生养了七个孩子，但是她没有因此而自豪过，也就是她并没有为自己强大的生殖能力而自豪，相反，S老太却极力地掩饰自己旺盛的生育能力。比如据说老三和老四是同一年生的（不是双胞胎，一个是1月份的生日，一个是12月份的生日），S老太一直以为这件事情很丢人，她从不承认这一点，一般不是把老三的生日提前，就是把老四的生日推后。在S老太看来，每个人一般一年只能一个孩子，生育一个孩子是正常的，而她却一年内生育两次孩子，这就是不正常的，不正常的就是可耻的。所以S老太经常有意地隐瞒孩子的出生日期也就不足为怪了。

　　S老太还一直是计划生育政策坚定拥护者，听说她一直责怪政府为什么不早早地实行计划生育，那样她就不会生育那么多孩子，也不会到晚年因为生育孩子过多落下一身疾病，S老太是第一批主动响应国家政策而实施绝育手术的。她总是对别人说：她这一辈子除了生孩子之外什么也没有干成。我相信S老太说这个话的时候是很真诚的，据说S老太是她那个年龄段的农村妇女中，少有的“识文断字”的人。她本来是个富家小姐出身，因为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特殊的政治环境中，才委身嫁给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庄稼人。她总是羡慕现在的农村妇女，可以通过技术手段而减少生育的次数，而不会像她那样一辈子只为了生孩子而奋斗了。当然我总在想：如果真的S老太赶上了计划生育政策，比如当她只有2个孩子的时候就控制不让她再生了，她真的会同意吗？因为那样的话，她肯定会没有儿子了。我没有就此问题专门问过S老太，即使我问了，我想也不会得到一个真实的答案，因为没有经过那么多切身的体会，S老太是不会有这翻感慨的，也就是说没有经过养育七个孩子的艰辛。S老太能够翻然醒悟吗？我们能够要求一个出生在30、40年代的农村妇女具有现代知识女性的生育观吗？

　　S老太晚年的大多数时光都是在六个女儿家度过的，说到这一点，还有一个特别是趣的故事，那就是在我的家乡几乎人人皆知的典故——S老太痛骂女婿的故事，S老太由于一身疾病，饱受病痛折磨的她到了晚年脾气也有点怪异，听说除了对待她唯一的儿子之外，对任何子女都是“张口就骂”。女儿们也似乎能理解母亲的痛苦，骂到不可忍受的时候，要不就找到自己的弟弟来倾述一番自己的委屈，要不就只好独自默默落泪了。在农村、女婿一般被看作客人且是比较尊贵的客人，别说是辱骂，即使是责怪的话都不会轻易的出口。但是S老太却不是这样，她住在哪个女儿家里，就基本上仇视哪个女儿以及女婿。有一次，老四的女婿不知深浅，在被S老太痛数了一通如何不孝顺之后，满肚子委屈地抱怨：既然我们这么不孝顺，既然老舅（老七）这么好，你为什么一直住在女儿家，而不去住你儿子家里呢？S老太听后，勃然大怒，据说是不停气地连骂了三天三夜，而且不吃不喝。最后连老四的公公都出面了，在农村的这种场合中，老四的公公也许是最具地位，敢应该是最有影响的说客了，然而却只能劝得S老太开始吃饭，但却劝不得S老太停止咒骂。无奈之下，只有把S老太的小儿子老七请去，老七一去大怒，指责S老太为何这般不知好歹，四姐四姐夫这般孝顺，为何无事生非。经老七一番指责，S老太顿时就老实了。老七心疼姐姐姐夫，想把S老太接回家去。不断S老太竟然悄悄地把老七拉到一边，神秘兮兮地对老七说：我不能回去呀，我回去不就是吃你吗，我就要吃你姐姐，我不能便宜了她们。虽然S老太的话让人哭笑不得，但她一直把女儿当外人，把儿子当自己人的观念却清醒地显现出来。无怪乎S老太的女儿们都感慨：吃着喝着我们，敢情我们从来都被你当作是外人呀，你老太太不说出来，我们还不知道呢。

　　但是，S老太最终还是客死在四女儿家里。那是一个农忙季节，S老太这次一反常态地没有像往常一贯的那样，赶回家来帮助小儿子秋收。因为她确实也帮不上忙。然而，一天S老太忽然声称身体不舒服，四女儿问是不是通知老七，S老太坚持现在正是把家里收割庄稼的时候，老七太忙，等几天再说吗，然而就在那天夜里，S老太逝去了。事后，有人分析说S老太可能早已经感到了自己时月不多，为了不影响儿子秋收，所以才没有像往常那样，坚持回家，她是宁可影响女儿绝不影响儿子呀。

　　按照农村的风俗习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葬礼一定是不可以在女儿家办的，所以老七连夜把S老太的遗体运回了家。S老太的葬礼办的很隆重，无论是举办的规模还是花费都是在村里史无前例的，S老太生前就有一个宏伟的“心愿”，那就是死后能有一场既隆重又热烈的葬礼。在农村，自然死亡的老人的葬礼都被称为“喜丧”，顾名思义是怎么热闹都可以。因此，很多老人的葬礼几乎都成为村里人们借机娱乐一番的机会和场合。比如某人的葬礼上有唱戏的，那么下一个葬礼要想赶超，就必须在内容上创新，来一段跳舞的。总之，谁的葬礼越热闹，大家玩得越高兴，那么人们就认为谁的葬礼更体面，更成功。也就认为谁的子女更孝顺，谁更有福气。所以，“亲人或与悲，他人抑与歌”不仅慢慢地不再是人们心中的感慨，倒是成为了一个死者和死者的子女们追求的目标。虽然有些荒唐，但这却也是现实，农村的现实。

　　既然S老太生前有这个愿望，当儿女自然不愿意违背。所以，S老太的葬礼上唱戏的、跳舞的、演杂技的一应俱全；
尼姑、和尚、老道样样不缺。对此当时就有许多老人羡慕不已，由衷地感叹：人家S老太有这么多闺女比有这么多儿子可强多了，有这么多儿子也不见得能有这番气派。当然老人们这番感叹也是有感而发：因为在农村的葬礼上对媳妇的表现一向乏善可陈。俗话讲，儿子哭惊天动地，女儿哭真心实意，媳妇哭黄鼠狼放屁。在拥有6个女儿的S老太的葬礼上又一次验证了这个说法，也又一次使那么没有女儿或很少女儿的老人懊悔不已，为什么当即不多生几个女儿呢，总之，S老太的葬礼无论是悲情指数，还是隆重指数，在我们村的历史上都是前无古人的。

　　S老太死了，S老太的故事讲完了，但是S老太留给我们的思索却远没有结束，冷静地分析S老太的故事，至少以下几点让人深思：

　　首先，在S老太的故事中， S老太多次强调她的小儿子——老七和他的姐姐们的不同。可以说，在S老太心中，她和当时的绝大多数的农村妇女一样，对孩子一直采用的是粗放式的养育方式。她并不特别地在乎是不是会有孩子中途夭折，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一点也不在乎多一个还是少一个”。但是，正如她自己坦言的那样，对老七她的态度完全不同于其他孩子。她在乎老七，不是因为别的，既不是老七最小，也不是因为老七最可爱，而是因为老七与众不同。关于农村的年轻父母因为孩子的性别不同，而对待他们的态度迥异的例子很多，也许S老太做法并不典型，但我认为也基本上反映出了S老太的性别意识的特点，自认为是“不患男女，而患多少”。在这方面还有一个例子就是S老太认为她的女儿们相互继承姐姐们的衣服是正常的，合理的，而老七则不能。注意她给出的理由并不是她对老七的偏爱，而是看似非常公平，非常合理的理由，老七的性别与她们不同。在农村，这种现象也很普遍，就是作父母大多数从不公开承认自己重男轻女，也不愿意别人说自己对男孩有偏好，即使事实上瞎子也能看得出来。他们往往为自己对男孩的偏爱的行为打出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以使自己的行为合理化。很多为人父母者都一边嘴里强调着闺女儿子一样，一样疼爱；
另一边事实上对儿子却总是更娇惯。也许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确实从心里也认为不该重男轻女，重男轻女是封建思想，是错误的。但是现实生活中又不得不遵循从传统的习惯和周围人的普遍的作法，这正如S老太对我的反问：别人都这么做，我也只好这么做了。由此可见，在农村中要彻实根除重男轻女的做法，也不仅仅是转变了人们的观念就万事大吉的。人们的一些具体的日常生活的实际行为往往与他们的观念不一致。对于他们来说，很多女性的性别偏好行为的产生并不是有意识的，而是不自觉的，是一种习惯行为。一向自以为开明的S老太就是一个很鲜活的例子。

　　其次，在农村的社会生活中，农村妇女也并不是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生育地越多的人越光荣。S老太就从来没有为自己强大的生育能力自豪过，甚至我认为她多少都一点儿自卑，从她有意地隐瞒和歪曲她的两个女儿的生日的举动中就可以看得出来。农村人们在行为上更多的追求是一种从众，即别人怎么样，我也大概怎么样。这反映到生育行为上，同样有效。人们的生育行为，尤其是生育次数和生育能力都不是追求无限多，而理想的模式应该是与大家差不多。这个从众的心理在现在的农村生育活动中，依然起到了很大的影响作用，辟如有的地区大家都生育一个孩子，那些想多生育的人就会感到压力就会自发地控制自己的生育次数，而如果一个地区人们的生育次数都比较多，那么想少生育的人也会感到压力，就会千方百计地增加自己的怀孕的次数。在S老太的故事中，S老太正是因为自己的生育次数大大超过了村里周围人的平均数，而且还不可思议地在一年内生育了两次，所以她感到很丢人。由此我想到了，布迪厄的场域和惯习的概念在解释这件事上是多么有说服力。一个人的生育惯习的形成是由所处的场域所定的或者说形塑的，而场域又是由于惯习而存在。

　　第三， S老太对计划生育的拥护是与村里她的许多的同辈群体——同龄的老人们的思想是不同的。按理说，同辈群体应该拥有相似的思想主张和生活观念，但是S老太的做法却也说明了人总是在一定社会建制之中有计划、有选择地推进自己的生命历程，人在社会中所作出的选择除了受到情景定义的影响之外，还要受到个人的经历的影响。S老太一生生育了七个孩子，也留下全身的病痛。这种切身经历而得出的体验或认识，我们当然不可能指望农村的每一个都能够拥有，甚至理解。所以，我一直不认为S老太支持拥护计划生育政策是因为觉悟高或者比别人更能“通情达理”，虽然事实上S老太确定也是她那个年代中村里的“才女”。相反，我认为S老太支持计划生育政策，可能更多地出于对她逝去的青春年华的怀念，因为一连生育了七个子女，即使采取她那样的粗放式的养育方式，也耗去了她半生的精力。使她没有时间享受自己的青春年华，用她自己的话说：年轻的时候，除了生孩子没干别的，年老的时候，除了生病没干别的。在现代的农村中，一些妇女的主体意识是真正的有所觉醒，这与S老太的被动式的醒悟有所不同她们不是因为自己经历过之后才醒悟，而是通过对上一辈教训的吸取以及现实生活中现代文化观念的不断影响，而主动地选择，主动地认同。在我的观察和访谈中，一位村干部的话可能是我的判断的最好佐证：现在农村的计划生育工作已经不是大问题了，现在的年轻人没有人愿意再像以前那样多生了。现在的人们都想开了。据我们理解，他所说的想开了无非就是开始为自己着想了，开始为自己的生活谋划了，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完全没有自我，完全为孩子活，仿佛纯粹一架生育机器。

　　第四，在S老太的生命历程中，有一段很“精彩”的篇章。那就是S老太骂女婿的那个故事。在我家乡人们说起这个故事来，总是眉飞色舞。虽然大家可能对这个故事的诠释不同，但有一点很一致，那就是S老太清楚地把女儿划分为外人的做法得到了一致的称道。无论是住在女儿家还骂女儿不孝顺，还是为了不打扰儿子，宁可死在女儿家；
无论是她为不和老七回家而找的理由，还是老七一发怒她就收敛自己的态度，都一直被人们当作正面材料“宣扬着”，盛赞老太太如何“英明”。在我们心里一直奇怪一个问题，为什么有这些多的农村人好像把女儿不像是当女儿，而更像是当作阶级敌人呢？还有一个更让我们费解的问题是，为什么老七的话就那么具有说服力，为什么只有老七敢对S老太发火呢？仅仅是因为S老太对他从小的偏爱吗？还是因为有更深刻的背后原因，比如是个男性。S老太对唯一的儿子老七的让步其实是对男权文化的妥协吗？我们个人更倾向于后者，从她事后对儿子所说的话中分析她把女儿当作外人，这不是典型的封建男权文化的思维吗？有这种思想观念，那“夫死从子”的“三从四得”对于S老太又有什么不可能作到的呢？

　　第五，S老太的故事也十分鲜明地突现了农村妇女的荣誉观念。从S老太的故事中，我们不难发现在许多的农村老人心中，葬礼仿佛成了评价一个人人生价值大小的最后一个尺度。仿佛葬礼越隆重，花费越多，死者的人生价值越大。相反，如果某人的葬礼不够气派，大家不仅感觉死者的子女对不起死者，没有恰当地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而且更多的是叹惜死者的命运不济，认为“死得不值”。这一点在城里人看来，好像比较难让人理解，人都死了，折腾那些有什么价值，因为无论你葬礼办得多好，死者也不会见到了。但是在农村人的眼中，事情可就完全没有这么简单。因为葬礼是被认为是对他们人生价值的衡量尺度，是对他们人生价值的总结。总之，是被看作了他们生命中的一部分。因此格外地重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许多研究者对农村人生育男孩是为了“养老送终”的理解是片面的，他们只重视了养老部分，而忽视了农村人生育男孩的另外一个重要目的，那就是送终，在农村人眼里，后者并不比前者的重要性差。因为，在农村的风俗里，女儿是不可以送终的。即使事实上没有儿子，也要过继或者收养一个来完成他们人生的最后一件大事。据我观察和理解，在农村里，一些开明的人士现在基本上已经能够在养老问题上做到儿子、女儿一视同仁，但是在送终的问题上，却完全地依靠儿子，这可能是比简单的养儿顾忌使他们偏好男孩的更深层次原因。

　　五 研究结论

　　通过研究我们发现，农村女性将生育儿子一直视为自己为人妻、甚至为女人的本分，“传宗接代”仍然是一种很根深蒂固的生育信念。这些观念藉由社会化的过程，在无形当中不知不觉地传递给农村女性。尤其是一些农村地区地方性的荣誉观念让女性认知到生育儿子才是一个女人真正的荣誉，并经由内化成自己思想的一部份。致使很多的农村女性视“母因子贵”为天经地义的。因此，使得没生到儿子的农村妇女就觉得是一种缺陷，很遗憾，很对不起丈夫。生育儿子成为一种肯认自己为妻子，甚至女人的方式。只有藉生育儿子方能找到自己的定位，并从中证明自己为一个正常的女人；
而不是有缺陷的，或不正常的。

　　简单地说， 对于很多的农村女人来说，她们的一生任务和使命就是为了能够生养儿子。她们的这种根深蒂固的思想意识与我国农村地区盛行的性别偏好之间是有着某种契合的。这种契合正是性别偏好赖以传承的“营养基”，有了“营养基”，性别偏好这种社会文化现象才能“经久不衰”。也可以说，农村妇女个体和代际之间的生命历程相似性和稳定性是性别偏好生成的根本原因。

　　How the Preference for Boy is created

　　Liu Zhongyi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Sociology Department）

　　Abstract: Base on the data and experience obtained from the field work, this article panoramically exhibits the rural women’ mental mechanism and behavioral logic when they choose the Sex at birth in their life course, and tries to study this abnormal phenomenon of the choice of Sex at birth in their life course. This article studies the conditions, the environments, the relations and the feedback of how the cultural phenomenon about laying particular stress on the preference for male children, and researches how the phenomenon plays a role on the mental and behavior of what kind of person, and manifests its intension, vectors and intermediate.

　　Key words: Rural Woman the Preference for Boy Life course

　　主要参考文献：

　　[1]李强等：“社会变迁与个人发展：生命历程研究的范式与方法”，《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6期。

　　[2]贝克尔：《家庭经济学》，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

　　[3]董 辉：“中国农民家庭功能及成员活动社会化与生育行为的思考”，《社会学研究》，1992年第1期。

　　[4]陈俊杰：“亲子关系中的代际倾斜与农民生育观念——浙东越村的社会人类学研究”，《人口研究》，1995年第1期。

　　[5]西蒙娜·波伏娃：《第二性》，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版

　　[6]李冬莉：“儒家文化与性别偏好——一个分析框架”， 《妇女研究论丛》，2000年第4期。

　　[7]景跃军：“农村生活方式对生育行为的影响”，《人口学刊》，1991年第4期

　　[8]陆益龙：“生育兴趣：农民生育心态的再认识——皖东T村的社会人类学考察”，《人口研究》，2001年第2期。

　　[9]王宁：“代表性还是典型性?———个案的属性与个案研究方法的逻辑基础”，《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5期

　　此文发表于《山西师大学报（社科版）》2005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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