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大陆：上海文革运动中的群众报刊

　　「内容提要」上海文革时期的报刊分为四类。“一月革命”以后，有关部门采取种种措施，对其中的群众报刊进行整顿、整肃和查处（包括巴金家的客厅曾被某“地下报刊”的编辑所占据）。本文既是对上海文革报刊史的梳理，也可通过展示其状况和过程，观察当时人们的社会行为和社会心态。

　　「关键词」四类报刊/整顿/整肃/查处

　　一、四类报刊

　　本命题的研究对象主要指认上海文革时期的群众报刊，即在缘起上属群众组织或群众创办的报纸，以区别于党报系列的《文汇报》、《解放日报》等。

　　1966年9月，上海市红卫兵总部（简称“上红总部”）、上海市红卫兵大专院校总部（简称“上红大专总部”）成立后，随即出版了4开铅印报纸《红卫兵》。这是上海文革运动中第一张由群众组织主办发行的报纸（注：1966年12月，“上红总部”、“上红大专总部”被红革会等造反组织查封，《红卫兵》报停刊。）。接着，由红革会、红上司主办的《红卫战报》，上三司（红三司）主办的《革命造反报》、工总司主办的《工人造反报》，以及由南下的北京红卫兵创办的《首都红卫兵》（上海版）、《新北大》、《红旗》（北航红旗驻沪联络站主办）等纷纷出笼。表面上看，这些报纸均属某一组织的出版物，宣传上也多留有“声明”、“通告”之类的组织印记。其实，这些报纸多是所属组织通过造反行动，获得有关部门的批示后，由《解放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及出版局下属工厂代印的，所以有套红、有照片，字迹清晰，版式正规，有的甚至纳入了邮发的渠道。根据上海出版系统革命造反司令部、上海市出版局的报告，因大量印制革命传单和报纸，出版局于1966年12月供应纸张162吨，1967年1月增加到272吨，所用经费已达38.6万元。（注：上海出版系统革命造反司令部、上海市出版局：《给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的建议》。）

　　与此同时，各大专院校的红卫兵组织或者利用己建立的权威，或者利用已抢占的校内资源，迅速编辑出版了所属的报纸和刊物。1966年12月至1967年1月间，创办的主要报刊有同济东方红兵团的《东方红》、交大反到底兵团的《反到底》、复旦红革会的《新复旦》以及《新师大》、《新科大》、《二医战报》等。因大学的资源比较丰厚和齐备，这些报刊多是铅印的，且排版等也都很有模样。只是它们一般不通过邮局订阅，多在校内散发和进行大范围的校际交流，有时也上街外卖。

　　如果说《红卫战报》、《工人造反报》等市级群众组织的报刊，以及《东方红》、《反到底》、《新复旦》等高校红卫兵组织的报刊，确因其组织地位的显要，产生着很大的社会影响，而成为了高悬着的舆论风向标。那么，作为文革中群众报刊之基础而存在着的，是上百份由区，局系统的造反组织和一般市级组织编发的报刊，例如，由工总司海运局联络站主办的《海运战报》、工总司南市总指挥部主办的《火炬报》，以及由上海革命学徒总司令部主办的《造反军战报》、上海聋人文化革命联络委员会主办的《红色聋人》等。这些报刊因主办方能掌管或调度一定资源，也都是铅印发行的。同时，这些报纸因主办方规模、能力等诸因素的局限，以及政治形势的错综变化，除少量的报刊品质尚佳外，一般均质量平平，发行不正常，有的甚至只发行了几期就夭折了。至于各基层单位的群众组织所编发的油印小报，在全市估计有数百份，有的相当精致，有的则不堪入目。但它们确实在底层共同构筑起了上海文革群众报刊的基础。

　　综上所述，上海文革运动中存在着三大类报刊：第一类为《解放日报》、《文汇报》、《支部生活》等公开发行的官方报刊，以及后来由市革委会批准出版的《红小兵报》、《学习与批判》、《朝霞》等；
第二类为工总司、红代会等市级群众组织和主要高校的群众组织主办的报刊；
第三类为各区、局系统和广大基层单位的群众组织编发的报刊。然而，这种格局在1967年“一月革命”以后，尤其是全国大武斗和全国大批判牵动整个舆论关注起“首长讲话”、“各地消息”、“幕前幕后”的时候，便悄悄地异变出了第四类报刊——由某些人群自发组织编印的“地下报刊”。

　　固然，这与整个形势的演变相关。据1967年4月14日市革委会政宣组简报称：自4月1日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官秘史〉》发表后，各单位“到市革委会印刷接待站要求印刷批判资料的人日益增多，4月3日一12日，共用纸5114.5令印刷各种小报和宣传、批判资料。”（注：1967年4月14日，市革委会政宣组《简报》第17期称：“特别是10日-12日三天内，前来要求印刷的人络绎不断。印刷资料有959批，品种有《刘邓一百例》、《炮打刘少奇》1-3集、《砸烂刘家王朝》1－6集、《刘少奇档案处理》、批判《论修养》、《陶铸罪行录》等40多种，共547863份，用纸1706令。印刷小报和大会专刊9种，共38万份，用纸277.5令。”）正是因为这种大批判的气焰甚嚣尘上，再加上各地大武斗的消息骇人听闻，上海部分第二类报刊和绝大部分的第三类报刊（包括不断面世的新报刊），均以极大的热情和较大的篇幅搜寻、刊登此类来自四面八方的“小道新闻”。复旦、华师大、上外、铁道学院、体院等院校的“简讯”几乎一天一期，四个版面也大致固定为“首长讲话”、“中央文件”、“各地消息”、“上海见闻”等。应该承认，这类报刊的消息因为假借了“权威”，通达了“四方”，揭示了“幕后”，而赢得了广泛的市场。然而，恰恰又因为这种“市场”的形成和存在，终于催生出了第四类报刊，即“地下报刊”这一怪胎。

　　二、第一类报刊与第二类报刊的沟通

　　1967年3月16日，由于“各省市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的情况错综复杂”，中共中央对报纸宣传问题作出了有关规定。例如地方报纸应接受临时权力机构（或军管会）的领导；
不能成为一个革命组织攻击另一个革命组织的工具；
严格遵守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参照《人民日报》等中央报刊的社论和评论进行宣传；
不许刊载戴高帽子、罚跪的图片和使用“砸烂狗头”、油炸“的词语等。（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政宣组编《文件汇集》，第1页。）其实，上海是”一月革命“的策源地，且《文汇报》、《解放日报》均是上海”夺权“的急先锋，所以上海两报非但不是告诫的对象，还是各地的样板。当时，上海两报的许多社论被中央转载。例如为配合前面所提及的戚本禹的文章，4月2日《文汇报》即发表社论《彻底挖掉修正主义的总根子》，《人民日报》随即转载，并将题目改为《彻底批判中国的赫鲁晓夫》。（注：文新报业集团新闻研究所编《文汇报六十年大事记》，第394页。）

　　确实，从全国范围看，上海的文革运动不仅是趋前的，而且是独特的。具体表现在新闻管理方面，在全国按照中央意见开展整肃群众报刊的时候，上海却同时指示《文汇报》、《解放日报》要重视向红卫兵小报学习。1967年8月14日，姚文元还专程从北京写信，再次强调上海两报“要重视广大群众中的新事物，要看红卫兵的报纸”。（注：1967年9月12日，市革委会政宣组《简报》，第106期。）于是，报社制定计划，开展了“搜集、阅读、运用革命群众组织和红卫兵小报的工作”。《解放日报》指定专人与上海的群众报刊联系，并指派2人赴京，与北京的群众报刊挂钩；
《文汇报》除了对全体采编人员进行动员外，还邀请部分红卫兵报负责人座谈，了解各报的宣传计划，并于9月7日起增辟了“无产阶级革命派报刊文摘”的专栏。（注：1967年9月12日，市革委会政宣组《简报》，第106期。）

　　看来，上海方面在某个时段中，是有目的地维护红卫兵类群众报刊的独立位置和发展空间的。因为正是此类报刊代表着某些群众组织的利益和观点，才能时时表现出“革命性”和“造反性”，才能不断地与《解放日报》、《文汇报》形成互动和互补。这即是说，一方面群众报刊可以显露造反派的锋芒，并给予官方报刊以造反派的鞭策和补苴；
另一方面官方报刊不便声张的消息（例如查封沪办“12.7、12.8”行动等），则可通过群众报刊进行宣传和报道。这种一石二鸟的办法，不仅证实当时的第一类报刊和第二类报刊是相互沟通的，确实也是上海文革期间新闻管理的重要特色。

　　三、对第二类报刊的整顿

　　据1967年4月20日市革委会政宣组《关于压缩小报出版的请示报告》称，当时全市群众组织出版的报纸有34种，已登记未出刊的有26种。中央分配给上海的全年纸张总量为25930吨。由于文革运动需要印制大量的批判资料和传单，《文汇报》、《解放日报》夺权以后发行量增加，估计5月份印制《毛选》的纸张将供应不上，9、10月份出版《文汇报》、《解放日报》的新闻纸将断档。为此，政宣组曾召集各群众报刊负责人会议，在强调“办好造反报”的前提下，提出联合办报的思路：1、工人方面办一张《工人造反报》，其它司令部和单位的报纸均取消；
2、中学、大学红代会（筹）各办一张报纸，中学系统各组织的报纸均取消，各大学的报纸作为校刊存在，纸张自己解决；
3、由版司、上艺司、上体司等合办一张文化类的报纸；
4《海运战报》、《铁路工人造反报》因工作特殊，同意在系统内发行。（注：1967年4月20日，市革委会政宣组：《关于压缩小报出版的请示报告》。）

　　5月9日，市革委会政宣组再次提出《意见》，明确指出工总司所属《工人造反报》（每周二期，大报四版，15万份）、大学红代会（筹）所属《上海红卫兵》（每周一期，大报四版，15万份）、中学红代会（筹）所属报纸（5天一期，小报四版，10万份）、版司等筹办的文化类报纸（每周一期，小报四版，8至10万份）、各大中小学校教师造反组织筹办的一份报纸（每周一期，小报四版，8万份）以及内部发行的《海运战报》、《铁路工人造反报》等共7份报纸经批准外，其它群众报刊“一定要出版，我们均不负担纸张和安排印刷”。（注：1967年5月9日，市革委会政宣组：《目前印刷小报和批判资料情况的意见》。）应该承认，这两份文件针对膨胀的群众报刊与紧缩的纸张供应，既强调“办好造反报”的原则，又提出缩减造反报的对策，摆事实讲道理，确实有理有节，煞费苦心。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政宣组的指令并不通畅，以至常常发出无奈的叹息。例如，政宣组在4月20日的《报告》中抱怨：关于联合办报的建议，“由于认识不统一，至今还没有一张报纸联合起来”；
（注：1967年4月20日，市革委会政宣组：《关于压缩小报出版的请示报告》。）在5月9日的《意见》中坦言：除批准的群众报刊外，一律“由各革命群众组织自己负责”解决出版事宜。（注：1967年5月9日，市革委会政宣组：《目前印刷小报和批判资料情况的意见》。）在此，是政宣组的权威失缺呢？还是遭遇到群众组织的挑战？事实上是夺权以后的局势决定了政宣组站在了社会管理者的立场上，所以它要发出清理和整顿的指令；
而各群众组织则站在了小团体的立场上，所以它要在形式上继续保持革命造反的姿态，在内质里却坚决维护革命造反的阵地和利益。这种出于不同位置、不同需求的僵持，是需要整个形势发生格局性的转变才能解脱的。

　　7月初，市革委会政宣组曾对上海的群众报刊作过一次模底探查，得出的结论是：全市共有各类群众报刊256种，仍铅印发行的报纸50多种，刊物65种。其中由市印刷接待站承印报纸25种，刊物36种。（注：1967年7月7日，市革委会政宣组：《关于压缩小报出版的请示报告》。）可见，政宣组“压缩”群众报刊的计划以及“不承印”群众报刊的表态，均没有得到执行和落实，反倒是大量的第三类报刊充斥着、搅动着整个上海的报刊“市场”。于是，政宣组只得借助“上海增产三百万套《毛选》的纸张没有着落”，“供应上海的宜宾、江西造纸厂因内战激烈，已停止生产。福建南平纸厂因运输阻塞，无货来沪”，已影响《文汇报》、《解放日报》的正常出版等理由，再次向市革委会申诉“群众组织的报纸、通讯、资料品种繁多，印数很大，重复浪费”，并重提了原先的压缩建议。（注：1967年7月7日，市革委会政宣组：《关于压缩小报出版的请示报告》。）尽管当时社会已呼吁“归口联合”、“复课闹革命”，有些系统和单位的革委会（所谓新的“权力机构”）也宣告成立，各群众组织的风头有所减弱，基础有所松懈，甚至地位有所摇动，但其构架仍在，活动继续，政宣组的这类申诉和建议仍然不能达到“压缩小报出版”的目的。

　　1967年8月4日，上海工总司等造反组织强力围剿上柴联司，(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并迅速剪除社会上的异己势力。随即，按照张春桥的旨意谋划成立上海“文攻武卫”指挥部，筹备召开“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派代表会议”，进一步在全市掀起“九月大联合高潮”，指令工总司各机构限时统一归口。9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上海主要产业系统和十个区的工人群众，基本实现了革命大联合》的专题报道。其它系统和高校的群众组织也都裹挟在这种趋势中，通过反复而艰难的谈判宣布联合。例如9月13日，出版系统的“版司”和“版联”宣布联合；
9月19日，复旦、交大的红卫兵组织宣布联合。这种以工总司为主轴的整合各群众组织的运作，在集中权力、增强权势的同时，大大削弱了各群众组织的规模和实力，甚至使之出现了躯壳化的倾向。与此同时，因5月14日中央发出文件，指出各地群众报刊存在着“反军”、“泄密”、“庸俗低级”等问题，上海也曾采取了检耷行动。由此，政宣组“压缩小报出版”的转机，即形势的“格局性转变”，终于发生了。

　　10月中旬，政宣组向市革委会递交了《关于加强对革命群众组织报刊领导的请示报告》，以果决的口吻指出：“基于前一时期社会上各类小报杂志的出版、发行的混乱状况”，“完全有必要对全市报刊重新作一次全面规划”。其原则为“主办单位必须是市一级各条战线的革命群众大联合组织，区、县、局机构基本不办报刊”。《报告》提出可办12种群众报纸，4种群众杂志，“其它一律停止”。（注：12种报纸为《工人造反报》、《财贸战报》、《教卫战报》、《体育战报》、《上海红卫兵》、《红卫战报》，属内部发行的《海运战报》、《铁路工人造反报》及文艺（文化、电影）、出版、科技、政法系统各办1份。4种杂志为《教育革命》（大专院校）、《红卫东》（团市委）及普教、文化（电影、出版）系统各办1份。后市革委会分管领导王承龙作出批复时指出，《工人造反报》属“三报一刊”之内，应考虑提法。）12月1日，市革委会政宣组下达了根据批复后修定的《关于革命群众组织报刊、宣传品的出版、印刷、发行的若干规定》。除了将《工人造反报》升格为“三报一刊”的系列外，正式同意出版以上所列的15种群众报刊。上海的第二类报刊终于被压缩了，第三类群众报刊更是土崩瓦解。经历了1966年时的狂放和1967年时的繁杂，当我们检索1968年时的文革报刊资料库，除了能见到上述几张被指定的报刊在飘摇中苦苦支撑外，其余的均失去了踪影。固然，这是政宣组几经努力的结果。其实这更是上海的群众组织渐渐走向式微的表征，是上海的文革运动从无政府的“群众造反”，渐渐走向有政府的“组织革命”的佐证。

　　1968年1月18日，市革委会召开领导成员会议，确认当年上海用纸缺口10738吨，并制定了《文汇报》每天70万份，《解放日报》每天50万份，《工人造反报》每期16.5万份的印数计划。会议重申对小报“必须尽量紧缩和严加控制，不得冲破限额”的意见。（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文件，沪革（68）第13号。）与此同时，市革委会财务监督清理小组也针对全市9千多个工矿企业中，“用公费订阅《工人造反报》的，已达75000份，平均每厂公费订阅7-8份，一年财政支出28.8万元左右。中学红代会也打报告，要求按班级公费订阅《红卫战报》，全市中等学校1802所，约25000个班级，计公费订阅需3万份左右”的情况，提出“各革命群众组织一般订阅本系统编印的小报，并订阅在厂、校一级”，“公费订阅的份数按照单位大小确定，主要用于公共阅览场所的张贴，班组由私人订阅”的意见。（注：1968年1月23日，市革委会财务监督清理小组：《关于基层单位革命群众组织订阅各种小报的请示报告》。）一方面出于政治形势的演变，需要加强组织管理；
另一方面出于经济形势的逼迫，需要进行资源调控，仅存的十几份群众报刊的阵容，也因种种多变的原因在不断地缩小。例如1月13日，上海铁路局军管会宣布，已编印74期的《铁路工人造反报》停刊。（注：《上海铁路局社会主义时期党史大事记》，上海铁路史志资料卡68-2-1.）同时，《教卫战报》也宣布暂停出版。

　　说明：已公开发行，但没有列入该份“日报表”的群众报刊还有《财贸战报》、《中小学大批判资料和动态》。

　　接着，1968年4月25日，由上海大专院校红代会主办的《上海红卫兵》与上海中等学校红代会主办的《红卫战报》宣布合并，从“忠1号”起开始出版新的《上海红卫战报》，且更换了采编人员。应该承认，这是政宣组整顿群众报刊工作的继续，也是一件具有标志性的事情——它告诉社会，告诉所有已临近分配的大、中学校的红卫兵：“红卫兵”的旗号仍将传接下去，但当年“风起云涌，呼唤天下”的身份和威风，已一去不复返了。期间，由红代会主办的《教育革命》也停刊。8月下旬，市革委会有关领导批示：《财贸战报》停出，由《工人造反报》提供一定的篇幅反映财贸战线的斗争，请政宣组按此原则整理其它小报。（注：1968年8月28日，市革委会政宣组：《关于整理本市小报、小刊的请示报告》（初稿）。）于是，政宣组举办了仅存的10家群众报刊负责人学习班，学习中央二报一刊文章《把新闻战线的大革命进行到底》，“批判修正主义新闻路线流毒在小报中的反映”。同时，政宣组还召开了工人、贫下中农、教师、红小兵等座谈会，听取意见后于9月16日上报了整改方案，其内容为：《上海红卫战报》、《农业战报》继续出版；
《教育革命》、《大批判》、《中小学大批判资料和动态》停刊；
《文艺战报》、《体育战报》、《造反》合并后筹办一份反映“上层建筑斗批改”的报纸。（注：1968年9月16日，市革委会政宣组：《关于整顿小报、小刊的请示报告》。）通过这次整顿，至1968年底，上海的群众报刊已所剩无几了。

　　1969年4、5月间，《上海红卫战报》和一直在高校里作为校刊发行的《华师大战报》、《复旦战报》等宣布终刊。就此，作为群众报刊起家，而后纳入“三报一刊”系列的《工人造反报》，似是而非地成为唯一的存在了。

　　两年以后的1971年4月9日，中共上海市委作出《关于加强上海报刊工作的决定》。《决定》指出：因“上海一地报刊过多，内容重复，不利于进一步加强党的宣传工作”，“决定《支部生活》、《工人造反报》自四月中旬起停刊”。（注：1971年4月16日，《支部生活》第15期，第2-3页。）4月15日，《工人造反报》出版终刊号，至此，上海文革运动中的群众报刊史划上了句号。

　　四、对第三类报刊的整肃

　　那么，面对主要由第三类报刊构成的丛杂的小报（即区、局系统和基层单位群众组织编发的报纸），上海是如何整肃的呢？

　　1967年5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改进革命群众组织的报刊宣传的意见》。《意见》肯定了群众报刊在文革运动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同时指出了现在这类报刊“出现的一些问题”及“改进意见”：1、一律不许刊登毛主席、林副主席未公开发表的文章、讲话、批示及中央内部文件；
2、不得公开发表反对人民解放军的文章和报道；
3、必须迅速制止群众报刊的泄密现象；
4、着重从政治上批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反动学术权威，不搞“黄色新闻”、“马路新闻”等。（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政宣组编《文件汇集》，第4-6页。）

　　在此，将中央的《意见》与同期上海的《报告》、《意见》等比照辨析，可发现中央的《意见》主要强调了群众报刊宣传中的失误，所以要进行“改正”；
而上海方面的文件则着重申明资源紧张，所以要进行“压缩”。那么，是否上海的群众报刊不存在中央《意见》中所指出的“失误”呢？上海从来不是一块净土，只是当时政宣组的着眼点在于压缩第二类群众报刊，而暂缓了对丛生于基层的第三类报刊的整肃。考察上海的群众报刊，中央《意见》指出的“失误”确实广泛、庞杂地存在于第三类报刊中。不久，市革委会政宣组便根据中央《意见》的精神，对各群众报刊“在宣传内容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检查。

　　据1967年7月10日政宣组披露的检查情况称：1、有的报刊存在着“极其严重的政治错误”。例如引用的毛主席语录中漏字、漏句。2、有的报刊擅自刊登毛主席、林副主席未经核实，未经公开发表的指示、讲话。例如《新上医战报》刊登了《毛主席对批判刘少奇的几点意见》。3、有的报刊擅自刊登未公开的中央文件。例如同济《东方红》通讯、新上医《红卫兵》通讯等刊登《中共中央关于重庆问题的意见》等。4、有的报刊传布各地“揪叛徒”的情况。例如交大《反到底通讯》刊印了《安子文叛徒集团简介》，公布了有关人员的姓名和职务。5、有的报刊渲染各地武斗的残酷景象。例如《交大通讯》称“西南师范学院策划惨绝人寰的大血案”。6、有的报刊传布政治谣言“为美蒋张目”。例如《文革通讯》称“美国派遣2-3千间谍抵香港，专门窃取我文化大革命情报”，新上医《红卫兵》通讯称“台湾消息：蒋匪一雷达系统设施移至我沿海”。7、有的报刊编写马路新闻，“迎合低级趣味”。例如有《刘亚楼之死》、《陈丕显与雪茄烟》等。（注：1967年7月10日，市革委会政宣组《简报》第41期《关于革命群众组织报刊在宣传内容方面存在的问题》。）看来，上海的第三类报刊编织各路“小道消息”的渠道和功能，不仅是通畅的，而且是齐备的。政宣组在分析原因时，承认自己“缺乏对群众报刊工作的领导”，各群众组织负责人又没有“认真重视，放任自流”，编辑人员“受资产阶级新闻观影响”，并坦言出现了“同人办报”的情况。（注：1967年7月10日，市革委会政宣组《简报》第41期《关于革命群众组织报刊在宣传内容方面存在的问题》。）

　　其实，更为严重的情况是这第三类报刊在不断编造出笼的同时，还因其披露了传言和内幕，充斥着新奇和刺激，既满足了人们关心运动发展的政治需要，又迎合着人们搜罗齐东野语的猎奇心态，而不断地流传于社会，最终形成了交换和买卖的市场。有意味的是，5月14日中央《意见》下达后，最先对此作出反应的不是政宣组，也不是党报系列的《文汇报》、《解放日报》，而是正处于被“压缩”中的第二类群众报刊。它们振振有词地发表文章，谴责主要由第三类报刊构成的“小报交易”市场（此间，多少有些虚张声势、色厉内荏的感觉）。下面编辑几段报摘，以求反映当时的交易情况和舆论倾向：1967年6月1日《赤卫军》文章《狠狠打击交换材料黑市场》：“继取缔纪念章交易的黑市场以后，最近又出现了一股材料交换的歪风。在市区内比较集中的交换场所有好几处。”“在马路上，三五成群，东一堆，西一堆，挤得满满的，连交通都堵塞了。少数坏人还利用人多拥挤，进行偷扒、盗窃、诈骗等流氓阿飞活动。”

　　1967年7月4日《体育战报》革命群众来信《坚决抵制交换材料这股歪风》：“近来在静安寺、上海美术馆隔壁弄堂等地，我们经常看到聚集着人群，他们带着各种材料、文件、报刊在交换。他们有的拿在手中叫换，有的放在自行车后垫上等换，有的干脆铺在地上摆书摊。他们不仅互相调换，有的甚至做起买卖，最盛行的是一种搭货法。”“交换材料的大多数是青少年。有的职工也迷恋于换材料。”该报《编者按》指出：“这次调换材料歪风，比调换纪念章的问题有过之而无不及，完全是阶级斗争的反映。我们希望各个革命群众组织配合公安部门立即采取革命行动，取缔交换材料场所，严办投机倒把分子。”

　　1967年9月20日《工人造反报》赵毛头等造反队员来信《坚决取缔买卖非法印刷品的自由市场》：“近来，在南京路市中心一带，叫卖自编自印的所谓‘动态’、‘消息’、‘资料’等小报小刊的越来越多”，“看到他们席地而坐、沿街叫卖，一些老工人尖锐地说：”这同旧社会的黄色小报有什么两样呢？这种沿街叫卖的样子就象卖《大美晚报》一样。“该报《短评》指出：”新闻工作是一场非常严肃的政治斗争——有些同志天真地以为，这样抄抄写写，搞这么一份小报刊，就是在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贡献’，殊不知正好上了阶级敌人的当“，”还有些组织搞一份小报小刊，。据说是为了赚一些钱，解决一些组织经费。但当你这样做的时候，资产阶级思想已经在你的头脑里找到了‘根据地’。“

　　1967年9月21日《上海红卫兵》读者来信《立刻制止买卖“小道消息”！》：“最近一个时期，在南京路等地，每天有一堆一堆买小报的人，从早到晚，风雨无阻，热闹非常，真可谓成了买卖小报的市场”，“小报出售的价钱很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这些小报的大小只有晚报的一半，照理只应收一分，可一般都要收二分一份。”该报《编者按》指出：这些“小道消息违背大方向，混淆革命群众的阶级视线，有的则不知不觉当了阶级敌人、美蒋特务的情报员，真是有百害而无一利！”

　　很明显，1967年第二季度以来，上海的小报“交易市场”就已经自发地形成了，且以南京路为“主轴”——从浙江路到西藏路，再从美术馆到静安寺进行运转，并放射到四周的黄浦区、卢湾区、静安区、闸北区、徐汇区等热闹地段。其实，当时不少群众小报的编辑部埋伏在南昌路、威海路、瑞金二路、石门二路、陕西南路附近的路段里，消息来源通达，发行流通便捷，具有很强的运作功能和机动性，因此这类小报“交易市场”始终显得很活跃。

　　然而，有这样一个疑问：明明5月14日中央就发出了《关于改进革命群众组织的报刊宣传的意见》，为什么直到9月份《工人造反报》、《上海红卫兵》仍在反映“南京路市中心一带”小报交易市场“风雨无阻，非常热闹”？诚然，正如政宣组在前述的检查中承认存在着“缺乏对群众报刊工作的领导”等因素，但更本质的原因在于当时的政治形势正处于“天下大乱”（全国许多地方表现为“全面武斗”）的时期。各级各类群众组织通过造反夺权，确立了生存的“合法性”后，还得通过继续造反及与其它组织的角逐，来争夺生存的空间和位置。于是，他们需要不断地向社会表达态度和立场，不断地采择各种有利的社会信息来渲染和涂抹自身，编印群众报刊无疑是重要的手段。所以，当中央《意见》自上而下传达时，各群众组织就会为维护自身的利益，而进行辨析和阐释，继而有针对地接受和采纳。这种传达和接受的过程，虽然在形式上表现为理解和执行，实际上却是一种选择和博弈——在选择中，自上而下的《意见》一定程度地发生了分解；
在博弈中，自上而下的《意见》一定程度地发生了变异——由此，5月14日的《意见》下达后，怎么可能会获得“雷厉风行”、“立竿见影”的效果呢？正如政宣组“压缩”第二类报刊，只有当9月份整个形势发生了“格局性”转变，才得以奏效。政宣组整肃第三类报刊，也必须等待“8.4”行动后的“九月大联合高潮”客观上削弱着各级各类群众组织的规模和实力时，才可能采取行动。

　　1967年9月11日，张春桥指示整肃上海小报、印刷品交易的混乱状况。22日，市革委会发出《关于禁止非法印刷、设摊买卖宣传品的通告》。《通告》严厉指出：最近本市街头出现的各种简讯、动态、资料等“种类繁多，问题很大”，“在政治上、思想上、经济上造成很大的危害”。故特此规定：简讯、动态、资料、传单等宣传品，“一律停止出版，进行整顿和清理”；
经批准同意出版的刊物，“严禁私自在街头设摊贩卖和进行非法交换活动”；
利用简讯等宣传品造谣惑众，牟取暴利的不法分子，“由无产阶级专政机关严加惩处”等。（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政宣组编《文件汇集》，第17-21页。）与此同时，政宣组和工总司等群众组织也随即发出《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印刷宣传品的暂行规定》和《紧急声明》，连同市革委会的《通告》一起张贴在大街上，各主要街道上的有线广播和游动的宣传车则开足马力，大造声威，构成了强力的整肃态势。

　　9月23日晚，在政宣组的部署下，黄浦区出动了由区革委会干部、市场管理所干部、中小学教师、中学红卫兵等300多人组成的突击检查队（显然，这支队伍的身份构成已不同于文革初期的造反派了），对南京路闹市地段（从浙江路到西藏路）的小报“交易市场”进行了冲击。当场取缔交易摊点30个，没收全部交易品24种类，其中有上海文艺界音舞批联站编印的《音舞简讯》第8期（刊登中央文件）、红反会和各省驻沪办事处联络站合编的《文革通讯》第92期（刊登首长讲话），以及外地刊物《常州红卫兵》第13期、《浙江通讯》第8期（刊登武斗和部队调动等消息）等。交易人经教育后当场释放。在这次试点性行动中，检查队与红三司所设的摊点发生争执。当时，红三司正设摊叫卖《反逆流战报》，并强调该报是经市革委会同意出版的。后经检查队“讲清道理”，才“勉强同意”将报刊留下（后发还）。（注：1967年9月26日，市革委会政宣组《简报－增刊》14期《取缔非法设摊贩卖宣传品的情况》。）

　　9月24日下午，全市10个区采取统一行动（卢湾区上午已开始），共出动由干部、教师、红卫兵等组成的1500多人的检查队，在南京路、淮海路、西藏路、外滩、静安寺、北站、曹家渡、徐家汇、中山公园等处，取缔小报‘交易市场“。据统计，当天共清除交易摊点55个。因联合行动”声势强大“，这次”取缔贩卖宣传品的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注：1967年9月26日，市革委会政宣组《简报－增刊》14期《取缔非法设摊贩卖宣传品的情况》。）只发生了三四起争执事件。其中，同济东方红兵团在曹家渡等地出售《东方红》报，市场管理干部和红卫兵上前检查时，他们竟出示了王少庸（时任市革委会副主任）签名同意印制的信件。检查队判断”他们是有意携带这份信件的“。（注：1967年9月26日，市革委会政宣组《简报－增刊》14期《取缔非法设摊贩卖宣传品的情况》。）经反复宣传《通告》关于”严禁私自在街头设摊贩卖“的内容，他们才同意留下报刊（后发还）。同时，23日晚遭查处的红三司又派出几个小组在闹市地区叫卖《反逆流战报》，并与检查队发生冲突。据了解，红三司尚有10万份报纸未脱手，他们着急地沿街吆喝：”要买《反逆流战报》，请到吴江路54号！“（注：1967年9月26日，市革委会政宣组《简报－增刊》14期《取缔非法设摊贩卖宣传品的情况》。）

　　应该承认，“9.23-9.24”行动摧枯拉朽般地整肃了第三类报刊，其过程不仅是顺利的，其结果也是富有成效的。诚然，这与形势变化和政宣组策划的周密行动密切相关。第三类报刊一般没有厚实的组织支撑（有的确属“乌合之众”），这是他们根本的缺陷。否则，怎么行动中仅有的几次争执都是发生在红三司、同济东方红等组织之间呢？这反证了只有红三司、同济东方红等组织倚仗着自身的背景，才敢于面对整肃行动作出类似“抵制”的行为（甚至有“故意”的倾向）。属于第三类报刊的组织者和编辑者，只能作鸟兽散了。

　　为了巩固“9.23-9.24”行动的成果，市政宣组联合市财务监督清理小组、市加强市场管理打击投机倒把领导小组，分别于11月14日、12月1日发出了《关于处理停止出版的宣传品和非法宣传品若干财务问题的暂行规定》和《关于禁止非法印刷、设摊买卖宣传品的若干实施细则》。这两个文件主要强调各群众报刊停刊后，“应立即清点帐目、财产，主动报所在区（县）宣传品处理工作小组进行清理”，（注：1968年1月，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政宣组编《文件汇集》，第32-35页、第42-46页。）“对存放在仓库或加工单位的成品、半制品、原料、纸型、铜版、锌版、模子等，进行收缴封存，或就地封存”。（注：1968年1月，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政宣组编《文件汇集》，第32-35页、第42-46页。）应该承认，这两个追加的属善后性质的文件是及时而有力的，比如对由交大反到底兵团主办的《反到底》报（属第二类报刊）派生出的《反到底通讯》（属第三类报刊）进行清理，发现该小报共发行55期，均在校内外出售，收入49987.19元，加印收入1696.42元，总计51683.61元。但总支出为54257.03元，银行存款及现金结余共811.19元，显然帐目不符。支付款项中存在问题的有赠送纪念章400元，未发“兵团成立一周年”纪念章1万枚共800元，为同学购买戏票暂借款（估计不能收回），兵团驻北京、汉口、宁波联络站报销的经费（全部白条）等。同时，交大反到底兵团还有印售《马恩列斯语录》、《成语典故》等其它收入。（注：市革委会政宣组：《关于清理交大书刊的情况报告》。）情况明了，收缴措施到位，《反到底通讯》只能寿终正寝。经济的清点、用具的封存均属最后的围击，正是这致命的一招，终于使那些被整肃的群众报刊再也不能动作，再也不能复生。

　　进入1968年，第三类报刊确实无影无踪了。

　　五、对第四类报刊的查处

　　第四类报刊属“地下报刊”。这主要是有一些非组织，或非正式组织的人群，既借助上游庞杂的小报信息，又利用下游猎奇的群众心态，经过摘编包装，拼凑成一份“报刊文摘”，以赢利为目标，混迹于“小报交易”市场。请看当时遭到查处的三个案例：

　　案例一

　　1966年12月，上海市东风中学高二（六）班某学生发起成立“东风造反兵团”，后吸收卢湾、力进、二十二等中学的少量学生，改称“红卫兵上海市东风造反兵团”杀向社会。兵团规模18人（后退出6人），总部设于瑞金二路金谷村14号。1967年2月，兵团获得市印四厂免费铅印的20万份《毛主席和其它马列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两条路线的斗争》等材料。向社会散发1千份左右后，其余以2分或3分一份卖出，所得大量款项留作兵团经费（当即购买了两辆自行车，后又增添了两辆自行车）。就此，该兵团即组织人员搜罗材料，编印铅字版《文革通讯》，每周2期，每期2万份，每份售价2分，雇用200多名小学生到淮海路、南京路、陕西路等闹市地段叫卖。除厂方扣除成本外，每期收入达一二百元。同时，该兵团还联合红卫印刷厂大量印售《毛主席诗词》、《炮打刘少奇》等材料。为追求利润，该兵团还翻印“群丑图”等漫画。在翻印剧本《清官秘史》时，特意加印故事梗概和演员表，均以高价在校内外广泛出售。该兵团人手一张公交月票，白天游公园，拍照片，晚上学开车，经常上点心店，先是阳春面，以后是汤团、馄饨、蛋糕，手头十分宽裕。为了建立社会联系，该兵团经常请印刷厂青年工人吃饭，互赠像章。6月份，上体司曾派人登门检查，该兵团准备集体撤离上海，到杭州寻求发展。（注：1967年6月28日，市革委会文教卫生组编《文教卫生简报》第55期。）

　　案例二

　　1967年7月底，上海染料七厂半工半读学校两学生（一人曾少教）纠集人员，占据武康路113号巴金家中的小客厅，成立了《前锋通讯》编辑部（刊物所登地址为武康路213号，实际上武康路上没这个门牌，后经有关部门向邮局查询，才知该编辑部设在巴金家中）。8月下旬，《前锋通讯》出版第一期，至9月中旬，共出正刊4期和副刊1期。每期《前锋通讯》均在第一版抄摘来路不明的毛主席“最新指示”、“最高指示”，并整版刊登各地武斗的消息，有的栏目直接就叫“枪林弹雨”，例如第一期刊印12条关于新疆武斗的内容，特别渲染了上海支疆青年的遭遇。该刊还十分注意“部队动态”，例如第二期报道“广州白云机场的空军已取消休假，珠江舰队已调往虎门”等。《前锋通讯》每期印数2-3万份，纸张在上海购买，然后运往浙江平湖、海宁印刷。小报每期定价2分，除在上海出卖外，还分销浙江杭州、绍兴、海宁和江苏苏州等地。《前锋通讯》编辑部共有20多人，多数为青年学生，多数参与上街兜售。每次上街兜售时，除车票可实报外，还有每人每餐4角的误餐补贴。为此，市政宣组建议市政法指挥部出面取缔，对为首分子进行审查。（注：1967年9月15日，市革委会政宣组编《政宣简报》第109期。）

　　案例三

　　1967年9月，卢湾区二十二中一代课教师和育才中学一学生借着为红革会中学部编辑《红革会中学文革通讯》的机会，发现市场上文摘小报销路好、利润高，便着手编印《红卫兵快讯》。《红卫兵快讯》为八开小报，印数2万，只发行了2期，大部分内容为“首长讲话”、“各地动态”，消息来源主要是转摘其它小报和抄摘内部资料。小报委托浙江海宁印刷厂印刷，纸张则是开白头发票从海宁红三司处购买。编辑部有2位老师和10多个同学帮助发行。9月24日，政宣组派人对《红卫兵快讯》进行了清理，编辑人员承认办小报“可获得较高的利润，可用这部分资金开展基层活动”。经审查，《红卫兵快讯》编辑人员无政治问题，费用支出控制较严，开支较合理，故予以结案。（注：1967年10月21日，市革委会政宣组编《政宣简报》增刊第26期。）

　　由以上三个案例可知，当时的“地下报刊”多发生在市中心的中学生群体中。一则因为“小报交易”市场多分布在闹市地段，耳濡目染，近水楼台，必然会引发附近中学生的参与冲动；
二则因为当时有不少中学生回避学校的“斗批改”运动，游动在社会上。无所事事时可逍遥，适逢其会时即可披上“革命小将”的衣装参与行事；
三则因为中学生的身份不太起眼，(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不容易被追究，也就提供了蹦挞的空间：四则因为中学生大多不知天高地厚，胆敢以谋利为目的而涉足此类非法交易。当然，这不是说大学生群体、工人群体中没有发生类似的事情（“9.23-9.24”行动中，静安区就查获国毛七厂一造反队委，假借首都红代会简报组名义，编发《文革简报》，获利1300多元。卢湾区查获一个人，以“战地黄花编辑部”名义，编印《砸烂裴多菲俱乐部》出售，涉嫌投机倒把活动），1967年9月26日，市革委会政宣组《简报－增刊》14期《取缔非法设摊贩卖宣传品的情况》。）而是表现得不如中学生群体那么集中，那么彻底，或者说他们所办小报并不具备典型的“地下报刊”的特征。

　　那么什么样的情况才属于“地下报刊”呢？

　　确实，所谓“地下报刊”的内容、版式等，跟各级群众组织编发的注重“小道消息”的第三类报刊如出一辙，并无二致。如果说这是两类报刊的“共同点”的话，那么之所以能从第三类报刊中分蘖出第四类的“地下报刊”，或者说这两类报刊的“差异点”在于：一、前者终究是有组织背景和组织依托的，后者则属自发的组合，或假借一个无系统归属的组织；
二、前者有的（时）出售，有的（时）发送，后者则全部出售；
三、前者的目的多为筹款，收入多用于组织活动，后者的目的多为创收，收入多用于自身享受。比如前述中提及的《反到底通讯》，尽管清理中帐目不符，但它在组织体系上隶属于交大反到底兵团，印售小报的全部收入由兵团统一掌控，统一使用，就不能认定它为“地下报刊”。反之，案例一、案例二中的小报，既没有组织归属，又将所得钱款收入囊中，应为典型的“地下报刊”。案例三则假借红革会中学部的名义，虽也赢利，但管理严格，不为私人受用，也就不能简单地将其划入“地下报刊”之列。由此可见，当同时满足以上三项条件时，“地下报刊”的指认就成立了。

　　显然，“地下报刊”之所以能够出世，是源于对利润的发现和追逐。首先，有人能够发现“小报交易”中不仅存在着利润的空间，还存在着获利的可能——原来小报是可以抄摘拼凑的，纸张印刷是可以买卖的，印成的小报是可以兜售的——从“小报交易”中来，再回到“小报交易”中去，利润就实现了。应该承认，这种发现是通过对市场的透彻观察和对机会的敏捷把握才达到的，其中既有商业的意识，又有取巧的心机，还不失狡黠的判断和决策。在这方面，上海人确实先天地多了一份灵光和聪慧，“地下报刊”出现在上海的“小报交易”中不会是一种偶然。

　　至于有人追逐，那是利润的诱惑——尽管口号正在呼喊，革命正在进行，但对更广大、更普通的人群来说，商品仍在交换，生活仍在继续。所以，与其说利润的诱惑是炫目的，不如说是原初的和现实的。有人为此产生追逐的冲动和胆力，那就是不顾一切地投身进去，并进行强力运作。应该承认，这部分“地下报刊”的经营者是有相当能量的，从编辑到发行，从上海到外地，构筑起了一个环环相扣的创利的网络。相比之下，当时大学红代会主办的《上海红卫兵》等不少第二类报刊都是亏本运作的（每期印发9万份，实际收入2700元，印刷费、发行费支出2640元，余50元，再加上赠送和交换的份数，只会亏本）。在此，联想到案例一中受利润驱动的《文革通讯》竟“雇用200多名小学生到淮海路、南京路、陕西路等闹市地段叫卖”的情景，是承认这构成了对《上海红卫兵》报的嘲讽呢？还是承认这些“地下报刊”的主办者确实富有魄力和经营的能力？只是因为他们的目的指向是为“我”赢利，所以被政宣组的文件指认为“非法”——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恰恰是正在开展着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毁坏了国家的根本大法，才在许多方面出现了孕育“非法”的温床——这才是问题的要害所在。

　　本文梳理了上海文革运动期间群众报刊的演变史，除了为上海新闻史补缺，更为了通过推开群众报刊这扇独特的窗口，观察当时人们的社会行为和社会心态。至于文革期间群众报刊的版式、内容、语言、文风等，则属未来的研究。

　　原载《史林》2005年第6期

　　金大陆，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上海200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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