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瑞金：任仲夷“政改”思想值得重视

　　任仲夷是人们较为熟悉的一位老党员、老领导。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他主政广东期间，思想解放，政绩显赫，频出新招，为全国改革开放作出表率，颇获邓小平的赏识。离开权力舞台后，还能经常看到他在媒体上议论风生，依旧思想敏锐，见解深刻，对邓小平理论领悟运用得颇为精湛。最近，我从《炎黄春秋》杂志上读到关山先生撰写的《任仲夷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一文，感到是一篇触及时弊、发人深思的好文章。文章详细记录了任仲夷同志自2001年1月至2005年11月逝世前，谈论有关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见解、思想和看法。

　　任仲夷同志出生于“五四”时代，参加过“一二九”运动，他是满怀为国为民求民主、求自由、求民族复兴而加入共产党、走上革命道路的。他有近70年党龄，饱尝革命风霜，历尽党内斗争的煎熬。因此，他在晚年的所思所想，所言所行，必定是他一生阅历、思考的积聚和表达，决非一般的泛泛而谈，浮光掠影。晚年，他对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话题，那么专注，那么执着，决非偶然，而是他积一生体验和思索的一次集中迸发，是他对民族命运、国家前途高度关切的深刻感受和政治交代。因此，任仲夷同志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值得重视，应当视作一位老共产党员、老革命干部对党和国家的忠诚坦言，是我们党宝贵的精神财富一部分。

　　为让更多干部群众了解任仲夷同志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我拟从关山先生文章中，简明扼要地摘出他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最精彩的思想部分，供大家领会、参考和思索。

　　1．经过20多年的改革，经济基础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市场化，而政治体制还基本上是计划经济时的那一套，因此，必须启动政治改革，实现“计划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转型，使之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

　　2．邓小平在他一生最辉煌的l 8年中，在中国造就了一个比较富裕的社会，一个相对开放的社会，一个生机勃勃的社会，但也留给了我们一个尚未解决贫富悬殊问题的社会，一个未能彻底解决腐败蔓延的社会。究其根本原因，就是政治改革滞后。当今中国的政治改革严重滞后，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成为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瓶颈，到了不得不改的时候了。

　　3．政治改革必须从根本上、体制上去理顺，切忌用高压政策压住、捂住，否则，终究会因为一件小事，弓l发积压已久的社会矛盾，后果不堪设想。只能用改革来求稳定促稳定，舍掉改革来求稳定，那无疑是“缘木求鱼”。稳定压倒一切，最后就压倒了稳定。

　　4．政治改革的最终目标，就是建立民主的政体，这是毛泽东当年在延安回答黄炎培时向人民庄严的承诺。这是中国共产党还未完成的历史任务。民主是由民作主而不是为民作主，权为民所授，要保证人民有权以有秩序的方式选举官员、罢免官员、监督官员，使各级官员必须对人民负责而不是对上司负责。

　　5．“三权分立”的本质和科学的成分就是权力制衡，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在和平环境下，对人民造成伤害的不是杀人的强盗，也非不可抵抗的天灾，而是不受制约的权力。绝对的权力就会导致绝对的腐败。

　　6．什么叫和谐社会?和谐社会就是“人人都说话，大家有饭吃”。言论自由对于社会的和谐发展非常重要。现在有人一提“言论自由”，就说是西方资产阶级的东西，就是不坚持马克思主义。其实这些人不是无知就是明知故犯。只要读过马克思著作的就知道，第一卷第一篇就是马克思的《论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通篇都体现了言论自由精神。

　　7．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中国的民主化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这是改良，不是革命，是社会进步代价最小的最佳选择。只有中国共产党牢牢地把握改革的主动权，这样的改革才能是成功的有意义的改良。政治改革的最佳途径就是“内外结合、上下互动、有序改良、和平转制”。不能前怕狼后怕虎，优柔寡断，停滞不前，错失改革的良机，使体制外改革的力量超过体制内改革的力量，民间的力量超过政府的力量，下层的力量超过上层的力量，激进的力量超过理性的力量。

　　8．政治体制改革要像经济体制改革那样，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的政治文明。政治就是管理，管理就有共性、工具性和普遍性。虽然民主制度源于西方，但它是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具有普世价值。不能用简单的“西化”、“自由化”这种帽子整人。简单地批“西化”难以服人，马克思是哪里人?科技是从哪里来的?现在我们的衣食住行有多少只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自由有什么不好?马克思不是说共产主义社会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吗?

　　9．我们的意识形态方面还没有做到与时俱进，基本上还是计划经济时期那一套。80年代，报纸传媒还是活跃公开的，政治改革不像今天那样敏感，是可以公开讨论的，经常能看到和听到不同的声音。而现在，往往是有一点出格的议论，就禁书、封报、拦网。这是解放思想还是禁锢思想?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一个政党，一个领导人，如果听不到批评的声音，是很危险的。

　　10．一个不善于吸取历史教训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建国以后，不但是“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犯了大错，就是改革开放后，我们也有失误，我们都要实事求是，正本清源，拨乱反正。80年代我们党的两任总书记，尤其是胡耀邦同志，为改革开放呕心沥血，作出了重大贡献，功不可没，但有关改革开放历史的宣传报道中，鲜见他的贡献，这样的历史怎样向后人交代?

　　11．政治改革一定要自始至终坚持小平同志提出的“警惕右，但主要防止‘左”’这一原则。我们党历史上犯的错误绝大多数都是“左”的错误，因此，我们今后的政治体制改革要特别注意防范“左”的干扰。

　　12．政治体制改革最需要的就是勇气。过政治改革这一关一定要有勇气、胆识，横下一条心，杀出一条血路来。不冒点风险，办什么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万无一失，谁敢说这样的话?经济改革要有勇气，政治改革更要有这样的勇气。政治体制改革是得民心顺民意的好事，会得到中国多数人的拥护，有这样的民意基础，改革不会乱。

　　以上十二条，当然概括不了任仲夷同志关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全部，但可以说是他“政改”思想的闪光点，是集中他毕生从事政治工作的体验与感受，经过晚年比较客观超然的深思熟虑，所提出的真知灼见。从中，我们看到一个老共产党员的政治良心，看到一个老革命领导干部对国家和民族的崇高责任心和一片赤子之诚。在中国共产党正筹备召开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之际，任仲夷同志的政治体制改革思想，对全党是有现实的启迪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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