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纪苏：高高低低话平等

　　今天算是向同学们做思想汇报。平等问题我从84、85年开始关心，到现在已经快二十年了。自己的感想曾零零星星在谈其他事情如写考古文章的时候趁机塞入过一些，这就像服装店兼营汽水冰棍，很不得体。写《切？格瓦拉》当然面对的主要是社会平等问题，但戏剧重在抒情而不是说理，我们只是表了表态，讲出了一些结论判断性的东西，戏剧界都觉得坏了他们的行规。一直想就平等问题正面地好好谈上一谈，谢谢同学们给了我这次机会。我谈的东西比较多，但概括一下也就两个意思：第一，不平等是必然的。第二，平等也是必然的。同学们说，你这不是抽自己嘴巴么，而且左右开弓！我刚才说了，今天是向同学们做“思想汇报”，“思想汇报”同学们不大熟悉，我也只是听说，就是下级跟上级之间关起门来的一种很有趣的交流。同学们知道，关起门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别说自己抽自己嘴巴了。

　　平等是人生问题

　　平等／不平等首先是个人生问题，社会问题，而不是学术问题，所以用不着掉书袋。再说，楼上就是图书室，同学们实在要掉可以自己去掉，用不着我当二道贩子。咱们谈生活，谈问题，谈本质，根本没有罗尔斯、诺齐克之流插嘴的份儿。

　　平等是人生问题，大家身经目见，谁没有一腔子感受？同学们从学前班一路杀奔大学，其中的滋味岂是“过五关斩六将”这个词儿所能道尽的？年年考高中考大学考硕考博那都是社会战场呀，多少南拳北腿杀声震天，待到尘埃落定，分数下来，同学们便发现自己高高低低的站在社会楼梯的上面：有的进了北大，有的进了财大，有的去了夜大。同学们如此，老师们又何曾闲着？他们从讲师杀向副教授，从硕士生导师杀向博士生导师，虽然刺刀没见红，杀人不见血，可也杀得相当惨烈，有的杀着杀着就从十楼窗户杀出去了——关于历次评职称期间的自杀人数曾经有过一个统计。北大王铭铭教授正白袍小将赵云似地在万马军中杀得兴致勃勃，忽然马失前蹄，头上一摞耀眼的帽子被摘去了好几顶。总之，平等问题随处可见，每个同学都有感受，都有发言权。所以同学们如果觉得我哪里说的不对，希望随时跟我交流，拍案而起也行，咳嗽也行。

　　一、不平等的年龄

　　不平等起源要重新思考。

　　医生看病都要了解这病得了多久了。如果一翻病历都三四十年了，那就往往采用姑息疗法，吃点维生素，只求别急转直下就算了。我们跟社会不平等做斗争，也要打听不平等的年龄，一问挺年轻，刚三四千岁，那就可以考虑开刀根治。要是经过了解发现，从盘古开天地就有了它，甚至更早，那就得想想这病治得了治不了，把孩子的学费、老婆的私房以及自己的买断工龄钱统统搭进去划算不划算。马克思主义对不平等这件事比较乐观，认为它是在人类生产力发展到不太远的过去才出现的事情，生产力接着再往下发展发展，加上觉悟者前拉后推，人人平等的共产主义社会就到来了。这一百五十年来，觉悟者前仆后继，光共产国际前后就成立过四个。一百五十年下来，社会主义国家，或者说国家社会主义，没剩下三两个。不少“觉悟”者又彻底“觉悟”了一回，觉得过去上当受骗，今后要加倍努力。他们掉转头在不平等的社会经济阶梯上狂奔，看那劲头，就像《水浒》里说的“只恨爹娘少生了两条腿”，人都跑傻了。可怜有些年过五十、六十甚至七十的老腿硬要跑出十五六、十六七的速度来，哪里顶得住啊，跑着跑着，一个跟斗就栽到中纪委怀里了，“双规”的“双规”，枪毙的枪毙，就不去说它了。总之是，社会主义运动或平等运动在全世界的失败，需要我们对不平等的起源重新思考。

　　方法同学是学财经的，干财经一笔款从哪儿来到哪儿去，要一五一十有帐可查。而不平等的起源这个帐我们到哪儿去查呢？同学们将来毕业要是不喜欢打算盘的行业，我另外向大家推荐两种。一个是未来学家，预测未来，但绝不是地震预报，尤其不是天气预报，而是越未来越好，起码未来到别人想找你算账却连骨灰都不知到哪儿去找。另外一个就是研究过去，也要过去到你怎么想都不算乱想，怎么说都不叫胡说。我们研究远古人类，尤其是他们的社会关系思想意识，一般来说，享有信口雌黄的特权。我这样说当然是开玩笑。其实，早期人类平等不平等我们固然得不到直接的证据，但间接的证据还是有的。比如说，一处新石器时代的墓地，一百个坑，每个坑埋着一具人骨架，头齐刷刷地向东。各坑的随葬品从一个陶罐到三个陶罐不等，于是我们可以说，当时的基尼系数大概在零点二几，接近绝对平均主义。又比如说，我们在亚马逊的丛林里发现一个部落实行的是公产共妻。根据世界各处的人民进化路线相同但进化速度不同的道理，我们这些一日千里的民族便可以把磨磨蹭蹭的民族看作活祖宗。认祖宗当然不是为了献孝心，而是通过＂老照片＂了解自己几千年前的模样。还有一种间接证据就是孩子的行为，有人认为小孩所上演的正是人类的童年的故事。这个思路过于神秘，但说不说由他，信不信由你。

　　说有容易说无难对于不平等起源的考察，靠的基本上是第一二种证据。但证据本身也有一个问题。如果存在不平等的证据我们当然说当时实际存在不平等。但如果不存在这样的证据呢，我们是否就可以说不存在不平等呢？这个问题对于考古证据尤其成为问题。先人盖房子用不用木头柱子我们可以根据他们房屋遗址上发现没发现柱洞来判断。但先人分不分上级下级，搞不搞男尊女卑，判断起来就不那么简单了。如果墓葬中发现墓主人周围还埋着一圈断胳膊断腿身手异处的人骨架，我们很容易判断说，这就是奴隶制呀。但如果像刚才那样说的乱坟岗子，每个墓地一到三个陶罐不等，我们是否因此就可以说不存在不平等呢？恐怕不能痛快地得出那样的结论，因为在随葬品的相对平均与当时的实际情况之间还隔着一些未知环节，比如说当时的人如何看待死以及死后的世界？如何看待这个世界和那个世界的关系？把阳间的家当搬到阴间并非是可以放诸四海、古今一律的葬俗。如果当时人相信生不带来死不带走――去冥间的路上每人带一罐水，糖尿病人多带一罐――呢？不少研究史前社会史的专家就是指着这样的墓地言之凿凿：这就是五种社会形态中的一种：没有阶级，没有国家，没有私有制。要知道，说有容易说无难。

　　经济不平等未必在先就算陪葬的陶罐如实地反映了实际的财富分布，即经济不平等，但经济不平等跟社会不平等之间可以划等号么？再说刚才提到的活祖宗，从大量丰富的民族学人类学资料看，我们真的没有理由相信先有经济不平等，然后再派生出其他形式的不平等来。在很多原始部落中都存在社会等级，只是不以我们所熟悉的大老板——小老板——打工妹或省部级——厅局级——县团级的形式存在，而是以我们不太熟悉不太敏感的形式存在。比如社会地位的高低不表现为屁股上围的是猫皮还是虎皮（我们的社会特别看中这层皮），而是看谁能唱什么歌不能唱什么歌。这就让我们理解起来就有点困难，因为在我们的时代，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普通群众，都是同唱一首歌——《跟着感觉走》的呀。这种理解上的困难，既有经验上的原因，也是观念造成的。人类把握世界总要取一定的视角，这种视角近代以来常常出自理论。我们和理论、视角的关系，有点像男女谈恋爱，她在让你浏览你想看而看不到的东西的时候，也就把你的眼睛没收了，从此马路上再东西望还有那么自由么？我们对现、当代社会的不平等的了解，其实也拘泥于名牌的视角，如财产、权力、声望之类，而且是非常制度化的。对于那些活生生但书里不大提到的不平等形式，就置若罔闻了。我记得从前外国记者眼中的毛泽东时代，是绝对平等的，因为穿的衣服不是灰色就是蓝色要不就是绿色。他们就没有能够从这“同”中看到不同：还有俩兜四兜的区别，还有平纹斜纹的区别，还有草绿板儿绿的区别，还有袖子卷多高、白衬衫露多少的区别。所有这些区别，在当时都为社会不平等提供了临时的宿营地。总之，在研究不平等尤其是探讨早期人类不平等时，我们应该意识到流行的视角来自一定的经验和理论，而这经验和理论是有其局限性的。

　　经济不平等在中国传统社会本来已相当醒目，资本主义商品社会就更是它的“单极世界”了。在这样的社会里，物质符号特别发达，不富便不“贵”，不富便不“达”，没混上轿车洋房就等于没混出息，存款不够几位数就不算出人头地。这种日常而切身的经验容易使我们相信其他文化其他时代甚至早期人类也是如此，容易使我们格外重视经济不平等。格外重视的一个结果，就是相信经济不平等或私有制是一切不平等的根源。刚才说了，这种看法其实得不到其他时代其他文化经验的支持。经济不平或私有制只是不平等的一种形式，不平等本身的发生应该更早，只不过寄附于其他的符号而已。关于“原始共产主义”的说法，若仅就一种经济平等来说，也许是可以成立的，但若就整个平等而言，就真不好理解了。因为人是从不平等的动物界演化而来，怎么演化演化着就把不平等演化丢了一段时间呢？

　　如果我这假设成立的话，那就意味着三件事：（1）不平等比我们估计的要古老得多；
（2）生产力的水平并不是不平等的根本原因；
（3）对追求平等大同的事业要做重新调整。

　　二、关于人类不平等起因的假说

　　关于不平等起因有一些流行的说法差别提起不平等的原因，同学们会说，人天生就不一样，上帝是艺术家而不是八级工，他把我们造得一人一样而不是千人一面。这种说法代表了一种很普遍的感觉而不是思想，因为它想都没想，就把不一样和不平等混为一谈了。我们都知道黑颜色和白颜色只是一种差别，黑牡丹和白牡丹之间也只是一种差别。黑皮肤和白皮肤本来也只是一种差别，但怎么就分出高下来了呢？显而易见，差别不是原因而是条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白人种族主义者把黑人看作比人矮一截、比猩猩高半头的东西，这样的东西难道不该在甘蔗园、棉花地、厕所、马厩一带活着么？好多黄皮肤的中国人也跟在白人屁股后面趾高气昂。我记得八几年南京闹过一次学潮，就是因为黑人搂着中国姑娘进舞场刺伤了中国男生的自尊心，于是大打出手。那时更流行的其实是白人搂中国姑娘跳舞，为什么中国男生非但不砸玻璃不上街，反而一边看还一边鼓掌呢？因为大家都坚信一个真理，这个真理今天依然叫‘道理’，那就是：落后就只配挨打，落后就只配一边看一边鼓掌。可“大老黑”比我们还落后，应该咱们跳他们鼓掌才对呀！这拨信奉“弱肉强食”的势利眼如今早已走上了社会，如果没有特别的什么机缘洗心革面的话，我想他们从政很可能是贪官，跑买卖很可能是奸商，做学问很可能是把中国人的基因资料卖一张美国绿卡就觉得赚大发了的学术混混。前些年美国有一位鸟头先生写了一本书论证黑人智力不如白人。就算他说对了，黑的不如白的，可白就如黄的么？但结果怎么样，还不是白的高高在上！总之，我们没有理由相信差别是造成不平等的原因，差别只不过为不平等提供了条件甚至借口。同学们都听说过“苍蝇不叮没缝的蛋”，不平等就是苍蝇，缝就是差别，不平等特别爱在差别上下蛆。但没什么缝或者缝很小，它也照样下。奥林匹克一百米短跑，第一名跟最后一名相差也就是零点一秒，那差别叫什么差别呀，结果呢，慢零点一秒的下课走人，快零点一秒的赢房子赢车。人的智力和能力差别有多大呢，能够大到一个资产几十亿，一个收入几十块么？同学们刚才看的《切？格瓦拉》录像，其中有一句就谈的这个问题：“别满嘴的天然差别，其实都是人工鸿沟！”

　　顺便提一下，有种很聪明的观点，认为差别到了极致，不平等就被消解了；
反过来说，没差别反倒容易起争端。孔夫子“和而不同”的语录被拿来如此解说了一番。若仅从现象上看，这种观点也还挺有道理。很多思想家也都注意到“同”跟“争”的联系：那互相掐得最带劲儿的，不是同性就是同龄，不是同事就是同学，不是同党就是同胞。这很像体育比赛，男的跟男的赛，女的跟女的赛，七十公斤的跟七十公斤的赛。总之是要有点共同之处，这才交得上手。差别有时的确让人无从争起，但这样的“不争”也许跟真平等无关，而且它造成的“和”究竟是什么玩意，也值得分析。北京街头卖报的，他最不能容忍的，就是离他不远处另一个卖报的。而王公大臣最可信赖的人，往往是他们的仆人我八几年在西山卧佛寺一代闲逛，看见梁启超墓旁有个小窝棚，小窝棚里住个小老头，听说是为他守了几十年墓的义仆。有时越差别越大，社会不平等越严重，社会反倒越政通人和，越安定团结，夏商周的时候就很少听说什么奴隶造反。在这里，“同”为竞争提供便利，跟前面说的“异”为不平等提供口实，本质是一样的。而且，差异表面上是在消除竞争，实际上是在组织竞争。在所谓的现代多元社会里，专业化分工的一大作用就是使“同”缩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使“异”扩大，从前为数不多的几个大角斗场被分割成无数小角斗场原来只要是人，斗就是了，现在则要分什么男子组、女子组、少年组、成年组、50公斤组、51公斤组。全世界搞分子生物学的那一撮人在小圈子里你追我赶，基本上可以不搭理外面的世界。像这种把一种比赛分成十种比赛，把一个大奖杯分成十个小奖杯的办法根本不是在消弭争端，更不解决平等问题。况且，小圈子既不是桃花源，彼此之间也没隔着绝缘材料，结果圈连圈，圈套圈，圈压圈，常常里里外外争成一片。一次大的经商潮、从政潮、出国潮席卷过来，三千六百个小圈子独立性顿时大减，高高低低排出了名次。中低圈子里的状元榜眼破茧而出，蜂拥到高圈子里打工洗盘子。还是那句话，不平等和竞争如果是水，同也好，异也罢，都不过盛水的杯子。那种让每个人都与众不同、跟别人没的可争的梦想，要靠修六十亿个赛场来实现。只要说得通，劳民伤财倒也不怕。但问题是，剃头的跟跳舞的真就争不倒一块来么？他们要挣的人民币可是相同的呀。

　　分工同学们也许会说，有群体不能没有领袖吧，有领袖不能没有保镖吧，子弹飞来的时候只能是保镖往领袖身上扑而不能领袖往保镖身上扑吧！这种分工的解释可以说振振有词，但也经不住推敲。人类是社会动物，过集体生活，需要不同角色的分工配合这生活才能进行得下去。咱们先不说领袖，‘领袖’这个词儿语义复杂，埋伏着陷阱。咱们就说交通警察吧，交通警察指挥南来北往的车辆，说一不二，不服就扣本子，有时瞧他东吆喝西比划穷横穷横真跟小希特勒似的。可说老实话，交通警察跟司机的关系里没有不平等的意思，他挣得跟我们一样多，娶媳妇不比我们容易。他如狼似虎还真是出于社会分工的需要，有时不这样交通还真就堵塞了。而社会分工的其他岗位，比如临终关怀医院、婚庆公司之类，就不能采用这样的工作方式工作作风，否则非停业整顿不可。虽然他们勤快周到得跟秘书警卫甚至没过门的女婿似的，但这里基本上也是分工的关系，不存在不平等。更极端一些的例子是父母跟孩子。家长是儿童社会化的前哨，社会化的意思就是把随心所欲的孩子朝社会所希望的样子调教，这个工作需要权威。虽然对许多家长来说，生一个孩子就等于生一个部下，自己终于可以过首长瘾了，但对另外一些家长来说，“父亲”只是一个职务而不是一个级别，他可能很严格甚至严厉但绝不是土皇帝，他管教孩子但并不欺压孩子。这样的社会角色更多地体现了社会的分工，而与社会等级没多大关系。而在其他一些地方，像政府部门、私人公司，职务跟品序，分工与不平等却联系紧密。但即便在这些地方，分工和不平等也未必自始至终牢牢挂钩。二者本来也就像西门庆和潘金莲那样眉来眼去，但架不住王婆组织能力强，而且还负责放哨，结果一来儿去人家就合二而一了。一些国有企业的领导，本来有可能当“人民的勤务员”，或者跟职工平起平坐，但上头下文件让加大改革力度，拉大收入差距，媒体和知识分子也一口一个“老总”地叫他们，于是厂长书记们年终给自己发了六十万元职务兑现奖，给一部分职工发了六千块钱工龄卖断费。我七几年在一家工厂劳动，那厂长真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穿件破棉袄以厂为家，哪儿像现在这帮东西作威作福。

　　既不是由生产力发展所注定，又不是差别、分工所造成，那么不平等到底是怎么来的呢？下面谈谈我的一点假设。

　　人类竞争和动物竞争的不同：比较意识大家都知道，不平等跟竞争关系密切，而且都知道动物也竞争。那么是不是人类的竞争或不平等仅仅是动物竞争或不平等的简单延长呢？这是需要讨论的一个问题，需要对两种竞争做一番比较。关于动物竞争，我建议同学们没事看看中央电视台的《动物世界》。如果时间不合适，到图书馆借一本这十来年的文学期刊或者小说集也可以。俗话说“照猫画虎”，那些文艺作品基本是照着畜生画人，甚至把人画得比畜生还过分。《动物世界》里的公狗追求母狗，虽然说不上“君子好逑”，一般也能耐着性子在人家屁股后面东颠西跑上一个时辰，哪儿像电影《红高粱》里的男主角抄起女主角唰唰地冲进了高粱地！咱们书归正传，动物竞争和人类竞争有相似之处，也有不一样的地方。动物饿急了，就把你的粮食夺过去；
憋急了，就把你的老婆抢过去。人的竞争自然也有这个内容。但人在竞争中发展出一种“比较意识”，这是动物所没有的。让我对这个“比较意识”稍作一点解释。刚才说动物饿了就抢不太准确，因为它们不饿的时候也抢，但这一次的抢依旧是为了解决下一顿饿的问题，或下一代饿的问题，抢是手段。人类竞争不同于动物竞争之处在于他的不饿也抢并不仅仅是要解决饿的问题，满足生理需求，而是要解决他相对于他人的优越感，也就是说，满足社会欲望。我“有”而你“没有”。这样的“有”只在比较中存在，比较是目的，而有什么，有用没用，倒成了见证目的的手段了。这种以社会比较而不是生理需要为内容的竞争，是人类所特有。不过它也不是忽然就便降临在人类身上的，其实在较低级动物中已经开始稍具眉目了。春天到来，飞禽走兽们也都三五成群到花前月下谈开了恋爱。为什么说三五成群呢，原来这里面有竞争。咱们就说小山包上立着的那只择偶的母羚羊，它正在观看几只公羚羊的角斗表演。我们人类老说，“有比较才能有鉴别”，“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其实羚羊们也这么认为。几只公羚羊从中午斗到晚上斗得只剩下一只，母羚羊看在眼里，爱在心头，当即宣布剩下的这一只“不是最好，却是更好”，以身相许，双双走向夜的深处。夜的深处，类似的场面如公鸟在母鸟面前比赛羽毛、公鼠在母鼠面前比赛搭窝，也都胜利结束。这些比赛虽然仍以满足生理需求为目的，但也都强调了比较和相对性，与人类的比较意识也就是一亮步之遥。

　　为什么要比较意识同学们会问，人类不一致对外跟毒蛇猛兽争去，自己之间比个什么劲儿啊？难道这比较意识对人类有什么好处吗？同学今天看这东西真是太过剩了，不但同班同学要比，同校同学要比，街坊邻居要比，表姐表妹要比，中国日本要比，甚至八杆子打不着的也要比。这种比较意识已经发达到了实在找不着对手就跟自己比的地步，把自己一分为二，用今天的自己跟昨天的自己比。今天的比较意识，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臭一条街”了。但在千百万年前，它却有着性命攸关的意义。人类的祖先那时在自然界真是可怜巴巴的，细胳膊细腿，飞不会飞，游不会游。上帝造了他们，却不为他装备捕鲸船和打老虎的麻醉枪，就连苍蝇拍鼠夹子也不送一个。树上倒是长着桃子，但狮子站在树下，施瓦辛格手里没家伙哪里敢过去？豹子追上来，马俊仁的得意门生王军霞根本跑不掉！人类的祖先需要笔补造化，提高自己的生存能力：拳头不硬咱石头硬，牙齿不尖咱树枝尖，腿脚不快咱小箭头飞得快。这能力的提高需要各种条件都具备，条件之一就是动力。动力从哪儿来？一部分从生理需求那里来，譬如饥饿、安全、求偶之类。但生理需求有一个特点，就是简单重复，一旦满足便从头开始，没有积累，饿了吃，吃了饱，饱了又饿，饿了再吃，炸酱面可以天天吃，吃一辈子。花样翻新、更上一层楼的余地不是很大。性的满足基本上也是这样，毛片我看过一些，创作者总想有所发明有所创造，但颠来倒去总是那一套。生理的欲求不可谓不强烈，但它周而复始并不累积，因此作为动力其实是很有限的。这种动力维持猴子简单的生存也许差不多，但要把它推上万物之灵的宝座显然就不够，需要补充新的动力了。由比较意识构成的社会欲望，便提供了新动力。社会欲望的特点是积累的，得寸进尺的，登鼻子上脸的，从理论上讲是没有极限的。“欲海”如果是食欲的“海”性欲的“海”，它不但有边，而且一个猛子就到对岸了。如果是社会欲望的“海”，那才真的烟波浩渺，一望无际呢。奥运会举重比赛张三举起了三百斤，李四就去举三百零一斤；
李四举起了三百零一斤，张三便去冲三百零二斤；
张三三百零二斤成功了，李四心一横跟三百零三斤拼了，没成功；
李四走下台来笑着对记者说，“妈妈教会我一颗平常心”；
回到旅馆哭着对镜子说：四年后咱他妈走着瞧！后来的四年里他果然心无旁骛，除了抓举就是挺举，唯一的业余爱好就是帮人搬家抬大衣柜。这样的竞争或者叫它“比较性竞争”，想必为人类的祖先在各个方面的发展平添了一种巨大的动力，使其生产能力空前提高，社会关系以及社会组织越加精致发达。当然，刚才说了，光靠比较性竞争也是不行的。各种条件加在一起，猴子才走上通往人的路，刚开始还蹦蹦跳跳，到后来步履也稳健了，屁股也不红了。

　　比较性竞争的辩证性关于人类竞争的比较、相对的特点，我还想跟同学们多唠叨几句。人类这种竞争也许还促成了人类辩证思维的发展。当然，辩证思维饮水思源要谢它也说不定。“辩证”这个词同学们一听就烦，政治课上听太多了。换种说法，同学们一定不讨厌，那就是：别人死老婆等于自己娶媳妇。这话猛一听还真挺荒诞的，但我们看看女排比赛，甲方发球一失误乙方就欢呼雀跃，就一点也不觉得奇怪了。别人没了就相当于自己有了，别人矮点就相当于自己高点，这是比较意识、人类竞争的题中之义。虽然为中产阶级成功人士所羞于挂齿，这样的“巧取”，用进化的尺度去衡量，显然要比野兽的“豪夺”高出一截，说它代表了“先进文化”也不为过。同学们知道贵州有个领导干部叫阎建宏，他因为贪污被判了死刑，等着枪毙的那段日子里他蔫头搭脑，萎靡不振。有一天阎健宏忽然来了精神，乐得合不上嘴，一个劲地说“这下心理平衡喽！”原来贵州公安厅长也锒铛入狱跟他住到一起来了。“四人帮”同学们可能听说过，他们在台上的时候同学们还不知道在哪儿，审判他们的时候同学们刚刚出生。“四人帮”里面有个小伙计叫王洪文，他当时给判了个无期徒刑，从此郁郁不乐。他生闷气倒不是因为这辈子再不能上街溜弯儿了，而是因为江青只判了个死缓。王洪文后来死于肝癌，这种病据说跟不开心有一定关系。如果江青判的是死刑立即执行，王洪文也许能多活几年。同学们说，瞧你举的净是反面人物，可见这种东西并不怎么样。怎么样不怎么样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我再举一个正面的例子，我认识一位研究历史的老先生，前些年过世了，他做学问的严谨、为人的正直，在今天怕是见不到了。他们单位一个没什么学问但“马列主义史学”红旗举得高握得牢的领导整了他一辈子，什么都没他的份儿，什么都压着他。他每天早晨五点钟就起来念日语拉丁语，是一个非常勤苦的脑力劳动者，干了一辈子熬也应该熬个博士生导师吧，结果好像只让他当了个副研究员就走人――这个学术体制也真够丢人的了。老先生有一回跟我说，只要能活过那位领导就是胜利。他果真活过了。同学们设身处地想想，他希望领导早死几天的愿望难道不合情合理么？难道不是被欺侮被压迫者再正常不过的梦想么！再举一个我本人的例子。我们部门领导有一回制订收入标准，偷偷把我的一项收入减得跟他一样少，但实际上我干的工作要比他干得多。我听说以后就提出来，或者恢复我的那项收入，不恢复也行，那就相应减少他的收入。同学们会说，你这怕不就是“东方式嫉妒”或者“窝里斗”吧？听书里说，这可是一种病态文化，阴暗心理呀！的确，有人管这叫“分配性”竞争，认为是中国文化的土特产，以区别于西方人的“生产性”竞争。其实，这种竞争既不病态也不阴暗，更不是中国文化的土特产品。中国历史悠久地大物博，的确有不少特色风味，如长城、裹脚、“两个凡是”之类，都是别处见不到的。但“嫉妒”这种心理、“窝里斗”这种行为可是大路货，全世界哪儿不生产呀？中国这些年倒是盛产一类心理阴暗的思想家，这些人怎么看自己的同胞怎么别扭，有人给他们取了个有趣的名字叫“逆向种族主义”。从前是夜郎自大，唯我独尊，他们是夜郎自小，唯我独卑。其实唯我独卑与唯我独尊一样，都是对外部世界两眼一抹黑，对西方社会并不了解。我有一个美国同学，她有一次跟我说到另一个女同学找的工作并怎么如意时，语调中洋溢的欣慰我至今记忆犹新。而十年前听说美国做过一次有意思的调查，多数被调查的精英宁愿日本惨点美国更惨也不愿意美日共存共荣。可见辩证法西方人一点也不比咱们学得差。言归正传，“高下相倚”的辩证性使人类的竞争彻底具备了它所应具备的相对性、比较性。这种相对性比较性实在就是人类“社会性”的核心。说白了，什么是“人性”？这就是“人性”。

　　三、比较性竞争是人生最基本的意义

　　刚才结合人的比较意识或社会欲望，对不平等的起源做了一点探讨，发现它是一种相当“与生俱来”的东西，大概要比很多社会主义者想的要源远流长、根深蒂固得多。接下来同学们也许会问这样一个问题：就算你刚才那些猜想全是真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猴子当年靠比较意识、社会欲望混成了人，但怎么见得它混成人之后就一定继续保持这种东西而不是过河拆桥呢――猴子的尾巴不就没带过来了？的确，人过去的起源是一回事，现在的生活是另外一回事，这就像过去老说的“家庭出身”和“本人成分”之间的区别，造反者的儿子骂起“暴民政治”来比谁都狠。那么好，我们现在来看看“本人成分”，也就是社会欲望或比较性竞争在当前人类生活中的位置。

　　方法这件工作做起来有相当难度，原因是没有两个人能对“人是什么”，对“人的本质”“人的生活”达成完全共识。我那天跟一个出租司机聊天，他一口咬定“人就是他妈畜生！王八蛋！！”这和“下半身诗人”主张人生即吃肉和入肉有些接近，但跟哲学家“人就是道德的不断提升”就差得太远了。

　　“人类生活”说起来太没边了。我想了一个办法，就是先看看比较性竞争在意义体系中占什么位置，然后再看看它跟在我们这个时代“唯此为大”的物质生产活动是个什么关系。

　　意义及其的分类“意义”这个词不太好，从哲学家嘴里出来太玄乎，什么“意义指示论”之类，别说同学们听着不知道在听什么，我说着也不知道在说什么；
从政治课老师嘴里出来就更甭提了。如果把“意义”换成“滋味”就比较亲切了。老舍先生《茶馆》里王掌柜的说小刘麻子那些坏蛋：“瞧他们，一个个，都活得有滋有味！”除非有些‘滋味’，有些“活头”，生命并不是天然“可贵”。如果苦的滋味大于甜的滋味而又没有变废为宝、以苦为乐的好办法，那么投河跳井不是不可能蔚然成风的。

　　人生都有哪些滋味或活头呢？同学们说，那可太多了。的确非常多。我前几天经过一个地下过街道，那里有个卖玩具的地摊，有个两岁左右的娃娃把他爷爷使劲往玩具摊上拉，嘴里直嚷嚷，“爷爷，咱们光瞧，根本不买！根本不买！”能买个玩具就是这个孩子的活头之一。那天晚上看电视，介绍一个七十多岁的东北老大爷用小三轮车拉着他一百岁的老娘周游全国。把这辈子没见过的好山河抓紧见了就是他们的活头。好多同学报了新东方，一天到晚“古茂林”、“好肚有图”。能到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去留学，看看山那边的绿草，这就是他们的活头。具体的活头虽然数也数不清，但我们可以给它们大致归归类。比如说这会儿夜幕降临，万家灯火中有不少餐厅酒楼人满为患。还有一种咱们也叫不出名字的去处在招揽生意：“我们那里的小姐真的很温柔，先生去坐一坐吧！”――我有一次在王府井一人散步不到一站地就遭遇六起拉客的。这些活动主要提供两种人生意义或滋味：食和色。当然，这样说过于简单抽象了，也许咱们财大校长正在全聚德宴请教育部拨款司的司长呢――那是为学校的教学和科研多争取点经费；
也许这顿饭是人家司长埋单呢――他孩子考咱们学校差几分想通融通融，被咱们校长沉下脸，站起身，拂袖而去。再说应邀去“温柔”的人，虽然其中大部分是不要脸的东西，但肯定也不乏公安干警卧底侦察的，不乏领导干部深入基层搞调研的，不乏爱好文艺的青年体验生活的。每一个具体的案例都是五味俱全，千万别想简单了。书归正传，我把意义或活头分为几类，刚才说了食跟色，也就是口腹、房室之乐，此外还有艺术山水之乐，我们叫它审美。再就是好奇心，老百姓说“看新鲜”，落实到同学们身上就是求知。

　　自由不算意义说到这里，同学们也许会问，自由难道不是意义么？不自由可是毋宁死呀！这个问题我是这么看。自由是一个过于含混、无从定义、不大好说的东西。一男一女相爱得不成，于是山盟海誓登记结婚办酒席，用情感、法律、民俗的粗细麻绳把俩个捆成一个，恨不得先搅碎，再搅拌，直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难道不是“自由”的选择么？可这选择的难道是“自由”么？后来其中一位受够了“自由”的选择，又开始琢磨选择“自由”了。这“自由”和那“自由”摆得平么？胡适我想同学们都听说过，今天中国自由主义者到他们的太庙去烧香，外国的列祖列宗拜过之后，中国的牌位第一块就是胡适他老人家。胡适是近一百年前留学美国的学生，折合到今天，就是“新新人类”。可这位新新人类的大腕级人物，婚姻却是由父母包办的，给他讨了房乡下媳妇。新新人类的另一位楷模陈独秀气得直叫：连恋爱自由都上交你妈，还跟青年扯什么自由！胡博士写了首诗，其中有一句是，“存心不自由，便是自由了”。西藏政教合一的农奴制按说是反自由吧，于是新中国政府反反自由，废除了农奴制――其间参考了美国的解放黑奴也说不定。可美国西方不干了，说这是剥夺西藏人的自由，你们反反自由恰恰是反自由，我反反反反自由才是反反自由。同学们看，自由这东西难道不是妙不可言吗？另外，自由像风像水无色无味透明，本身并不构成滋味，得先让你不自由，你这才想起天下还有自由这么回事。公安部副部长李纪周这会儿关在牢里，自然觉得当叫花子四处游荡、晚上睡房檐底下数星星真是要多好有多好。一旦给他平反，他马上又会往名缰利索手铐脚镣里头钻。所以自由不算一种滋味，要算也是一种不好说的滋味，不好说咱还说它干吗？

　　“基本”不“基本”不是一件先验的事情说比较性竞争是一种“基本意义”，好多人可能会摇头。我们的时代是一个“唯物主义”盛行的时代，什么都讲究“实惠”，讲究“物质利益”。社会关系、道德精神、别人死活这些东西虽然没人公然把它扔到垃圾箱里，但也只相当于孙悟空当什么“弼马温”，或像政协委员一年议一回政。主持日常工作的是“唯物主义”，这种唯物主义由于专门弘扬下半身，那些搂着丰乳肥臀、嚼着山珍海味的局长处长老板经理觉得真是亲切极了。唯物主义发展到这一步，跟马克思用来颠覆剥削制度的那个“唯物主义”早已大异其趣，我看索性另起炉灶，改名“唯肉主义”算了。“唯肉主义”者因为净长脂肪，脑子很不好使唤，许多简单明了的事情被他们搅成一锅浆糊。你比如说，他们主张生产第一，社会关系第末；
发展第一，道德第末。根据是什么呢？他们并没有想清楚，只是懵懵懂懂地觉得，人要先解决了上下两“巴”的问题才想得起来读唐诗宋词。可这跟发展生产又有什么关系呢？我替他们捋捋清楚，大概是这样的：物质生产这家伙搞出的东西要长有长，要宽有宽，要高有高，属于看得见尤其是摸得着的“干货”，符合“两巴”所代表的“生理需求”也就是“基本需求”。他们就不睁圆了眼睛看看，他们所要大发展而特发展的“生产”，跟人的生理需求哪有多大关系？所满足的尽是区分高低贵贱的社会关系的需要。亿豪酒楼里觥筹交错是“唯”的什么“物”？江山如此多娇俱乐部里一夜千金那是解决了哪门子“生理问题”？生产满足的，咱们用个经济学词汇，大都是“炫耀性消费”。可笑的是，中国的新兴资产阶级老爱举着窝头、三角裤衩、白菜帮子游行，理论上装出一副农夫甚至牛马的朴实相，好像天下再没有比他们更脚踏实地，更关心人的“基本”要求的了。“食”和“色”不是不基本，生理要求也不是不重要，但这旗号应该由早点摊上吃油饼的平头百姓打，由用辛辛苦苦挣点钱嫖下等妓女的青年农民工打才比较恰当。成天在《南方周末》等处切磋美食、交流泡妞、以《闲情偶寄》当代传人自居的沈宏非之流，实在要打，就让他们打“唯肉主义”罢。

　　贬低社会需求、抬高生理需求，除了新兴资产阶级要为自己的穷奢极欲戴一副老实巴交的面具之外，它的确还跟长期的教育有关。“仓廪实而知荣辱”“饱暖思淫逸”这些话早已深入人心了。越是生理的、本能的就越是基本越是实在；
越是心理的、观念的、社会关系的就越虚妄越可有可无，无论在民间意识里，还是精英思想中，都已成为一种顽固的信念。这很符合我们日常的感受：食堂不去不行，晚饭不吃不行，黄什么来着的讲演不听也罢。这种认识有时是对的，但也不是放在哪儿哪儿都对。比如说“饱暖则思淫逸”就不能成为具有普遍规律性的顺序。有些穷地方的人日出而作，收工以后一没地方充电，二没机会听红楼梦诗词讲座，三没钱欣赏三大歌王演唱会，他们吃完晚饭只有关灯，关了灯只有“淫逸”。在各类幸福中，“淫逸”应该说比较符合低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俩人往墙根一站一下午，你看着我我看着你，越看越有意思，成本呢，可以极低。美国头六七年做过一次性社会学调查，这个世界首富国家人民的性生活实在出乎大家的意料，苍白极了。所以，意义的座次不是由上帝排定的，它不是一个先验、“客观”的规律。什么基本，什么不太基本，不同的民族、不同的社会、不同的文化或亚文化都有自己的“主观”排行榜。人的一个特点是能定义会解释，他固然是生理的动物，但更是心理的高等动物。生理固然可以架空、但却不能取代或越过心理。心理在人与世界之间扮演一种类似翻译的角色。翻译有时机械的很，没甚么手脚好做：烤鸭十次有九次都翻译成垂涎欲滴，一天没吃东西怎么翻译都是想打人，美女坐到怀里只有多年的老和尚才能翻译成无动于衷。但翻译常常还是有一定的灵活自由度：富贵的通译当然是“感觉好极了”，但有时也有译作“粪土”的；
中了彩票一般要把人乐傻，但也有觉得大祸临头的；
十七岁少年对流行明星的感受是“好酷”，七十岁老年的感受却可能是想吐。说一个极端点的例子。我有年冬天在厨房手不小心碰了煤气灶上的水壶，我的手嗖的一下就缩回来了，感到这下烫着了，再一看火根本就没打开，进一步去摸摸壶原来是冰凉的。也就是说，由于煤气灶、水壶在心里的一贯印象，冷的事实可以被翻译成烫的感受。总之，由于有这么一道翻译，人便可能指鹿为马，见仁见智，才可能从必然走向自由。世界对于人，从这个意义上讲，是“唯心”的。什么东西重要不重要，基本不基本，肚子生殖器虽然有发言权有影响力，但最终拍板定案的却是脑袋。翻译由文化充当，如果这个文化碰巧是物质主义文化，就是老爱白活“本性”“规律”“下半身”那些玩意的文化，那么就像刚才说的，它明明翻译了却不承认有翻译这么一回事，明明拜金风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拜金文化煽动起来的，它却说自己不过帮忙“恢复”了事情的本来面目，钞票的酷毙影响力天生就那么大。也就是说，明明是人工降雨，偏说是自然现象。同学们可别以为这是做好事不留名，这可是包藏祸心：把偷来的抢来的说成是合法继承甚至娘胎里带来的。生理大于心理、物质大于精神，发展大于道德的神话不打破，我们就对无法对比较性竞争进而对基本的社会历史过程做出正确的估价。

　　极端的情形关于生理需求有力与心理需求的关系，我再噜嗦几句。如果在要命和要名之间选择，我想多数人都会选择要命，也就是说，先要满足生理需求然后再谈社会需求。很多九丈红尘中的积极分子一旦得了不治之症，多能大彻大悟，纳闷自己以前瞎钻营个什么劲儿。但问题在于，这些都属于极端的情况，而我们生活中所处环境大都没这么极端。汲汲戚戚的代价并不是当场送命或折腿，而是慢慢丢四五个血色素，掉二十来斤肉和不少头发。这就给主观翻译，为文化、价值观念等等留下比较大的活动空间。那天我听到一个统计，现在百分之四十的初中生近视，百分之七十的高中生近视，如果学生你追我赶的结果是失明，我想大家都选择旷课逃学了，而且家长也不好阻拦。先头说到竞争把老师学生逼得跳楼，也属少数极端情形，社会可以对之批评。但更普遍的情况是肾上腺一惊一乍，心脏一停一跳，肚子一饥一饱，“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感觉特别良好，这种隐性自残或慢性自杀已经成为最普遍的社会规范，什么“人生难得几回搏”，什么“风雨之后见彩虹”，不但朗朗上口，还音韵悠扬，就差写入宪法了。

　　为什么说“最基本”？

　　我现在要说的是，比较性竞争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意义。这个工作不大好做，但我想了个办法。我有个朋友叫黄以明，是一个诗情荡漾的人。他有一回当诗歌比赛的评委，相中了一首诗，其他评委们不以为然，被他厉声喝问：“长度够不够？！宽度够不够？！！硬度够不够？！！！力度够不够？！！！”这四个“度”，我打算借来做咱们讨论问题的角度。

　　长度首先，从“长度”上说，比较性竞争开始的不算晚――比“食”晚，但却比“色”早（弗洛伊德把婴儿都看成小色鬼，我们不必说阿“歪理邪说”，但也没有信以为真的义务）。西方有个儿童心理学家研究了自己的几个孩子，发现他们九个月的时候就出现嫉妒行为。我们不知道这么点小孩的“嫉妒”是否足够辩证，是否真的有足够的比较意识在里面，但我的孩子好像一两岁的时候她妈抱他他不让，她妈抱别的孩子他不干。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比较意识不是凭空冒出来，而是从占有、安全等更古老的需要中萌芽生长的。在生命的另一头，色早以跟不上队，食也有气无力，唯有比较意识歌声嘹亮。老人们告别这个世界时经常挂念两件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一是身后令名，怕自己攀登了一辈子盖棺定论的时候给定低了。旧时代一些名流常常把给自己写墓志铭的工作托付给最信得过的人――这跟自己动笔已经差不了多少。有些人不放心，趁活着的时候就让友朋把挽联统统写好寄过来先睹为快。我这个岁数，跟老年人的接触比较多，对他们的心境已能窥见一二。我们对于老年人容易产生平淡的总体印象。其实还可以做一些区别，食色的平淡是一个自然过程，到了钟点天就黑了，到了日子花就谢了，拦也拦不住。而“争心”要想让它平淡，就得下一番苦功了。《老年天地》、《老年健康》、老年书画班等等，都在隆隆地开展这方面的社会化工作，把腰屈背驼但杀声不绝的老战士们连劝带蒙搀下社会竞争场，管他们退休前投身什么热衷什么，过了六十、六十五一律让他们信仰道家出世哲学，效法陶渊明种花南墙下。一个人征战了一辈子，虽然拳脚已不太灵光，但壮心总是不已的，把他们一下子轰出竞争场就跟当初把孩子们不分青红皂白轰进竞争场一样混不讲理。对于老年人内心在这方面的痛苦与紧张，社会实在太缺少理解和体贴，以为花花草草就够优待他们的了。总之，比较性竞争是一件到死方休的事情。

　　宽度再从“宽度”上看，人类生活方方面面都见得到它的身影。体坛政坛武林学林这些场所就不用说了，咱们就单说那些似乎跟它无缘的领域如宗教之类。宗教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为熬不住社会竞争的人提供难民营。如果难民营依旧是衙门那一套：科长被局长踩了一脚从此落下心病，老琢磨是不是把局长鞋跟弄坏了，人家牺牲了酒肉美女投奔你干什么？讲平等在宗教是题中之义，那些高堂讲经的跟烧火做饭的之间，应该最有条件实现“分工不同，都是为人民服务”的社会理想。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我八十年代初在西城广济寺碰到一位玄一法师，七十开外了。我们聊了老半天，发现他话里话外颇流露出世俗的功名心态。比如他很得意自己有两位名师，武的是当时正红得发紫的海灯法师，文的是巨赞法师，即佛教协会的会长或副会长。这跟像张五常开谈必说他跟诺贝尔奖得主科斯·弗里德曼的交情如出一辙。写“夕阳山外山”的那位弘一法师，修养的功夫算是够深的了，但我们读他晚年在福建的一些谈话，也批评自己“好名”。前些年雍和宫翻修，报纸上还报道过和尚们宿舍的分配情况，也是折合处级科级、一居两居、有沙发没沙发那一套，读来非常有趣。另外，我曾经读到一些调查资料，改革开放不少青年人加入佛教是奔着出国的机会，这真是把大雄宝殿当“新东方”了！历史上一些狂禅装疯卖傻，据他们自己坦白，不过是出人头地的一种手段，就像欲入世先出世的“终南捷径”，或者今天的惊世骇俗的行为艺术。这是佛教。其实不少青年人往基督教那儿混，唱圣诗读圣经，也是想获得“先进文化”“先进生产力”、也就是西方文明的符号。同学们别小看这类符号，有了它，就算中产阶级的“死物”――例如厉以宁教授最近公布的两套住宅的标准――暂时还没弄到手，中产阶级的活人却已经造就了。另外，宗教的逃避竞争，未尝不可以辩证地理解为改头换面的参与竞争。宗教同学可能比较生疏，但对法轮功也许多少有些了解。大家都知道李洪志老宣扬“忍”，但这回有美国戳着，他就“忍无可忍”了。不过一般的法轮功修习者以及很多宗教徒，则的确对“忍”有所追求，而且把宗教或准宗教当成途径。他们忍什么呢？职称老评不上，忍了；
房子老分不上，忍了；
但凡好事领导一马当先，忍了；
一说下岗自己首当其冲，忍了。同学们问，不加入宗教不加入法轮功不是一样忍么？不一样，你一个人在犄角旮旯蔫头搭拉脑地忍，是忍不出信心和尊严的。还是人多力量大，一大帮兄弟姐妹手挽手地忍，齐声唱地忍，引经据典地忍，山鸣谷应地忍，藐视一切地忍，这感觉一样么？这还是忍吗？已经不是消极的忍了，这是价值的分庭抗礼，这是观念的以守为攻。首长老板你们还得意什么呀，你们整天溜呀拍呀钻呀爬呀争呀夺呀，活得猪狗不如自己还不知道呀！没闻大道的人真是要多可怜有多可怜！这就是宗教，这就是社会战争中的宗教。它摆脱竞争意识了么？没有，它只是变了个手法，以不争为争而已。

　　其实不光宗教，文学艺术也提供这样的服务。同学们都读过古代诗歌，其中有一类田园隐逸诗歌。这类诗吟诵晨风夕月闲花野草，乍一看以为诗人一定是大款的第三第四代，早过了坑蒙拐骗的初级阶段，已经开始活出闲情逸致来了，就像宋徽宗没事研究孔雀先抬左脚还是右脚一样。真实情形不尽如此。他们中不少人都是穷书生，他们日耕夜读，就是为了能搬到闲花野草鸡屎鸭毛少一点的地方，最好是离皇宫不远的马大人胡同、铁狮子胡同。无奈他们或是高考落榜，或是被降级处分到了地方，在社会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周围既无警卫员也无秘书，女影星女歌星更没有，眼前除了山就是水。怎么办呢？只好取来最擅长的笔墨就着山水大做文章，说烟波上的渔樵如何浪漫，云深处的砍柴人如何潇洒，西风残照里的帝王陵如何冷清。他们互相传来传去，先从自己信起，慢慢成了气候。城里的官僚，在领导的二郎腿前罚了半天跪，回家取出这些宣扬绿色人生的诗歌，哪有不读得长吁短叹、摇头晃尾的？

　　再来看看一些具有平等主义倾向甚至乌托邦色彩的社会政治运动。八十年反思中国革命，王实味的案子曾闹得沸沸扬扬。王实味是个理想主义书生，对“衣分五色人分十等”的延安社会不满，写了篇《野百合花》被关起来，结局很血腥。我比较关心中国革命更早也就是中华苏维埃时期的情况。当时共产党对外刷的一条大标语就是“官兵平等”，有一副比较红军如何平等白军如何不平等的对联，对得很工稳，可惜我不大记得了。而红军连队中设“列宁室”，搞民主参与，的确也属于理想主义的制度尝试。但实在过了没多久，对不平等的抱怨就浮出水面了。红四军第几次党代会的一个文件里就提到：士兵们说，“‘官长不打士兵’，怎么不打？打得要死！”红军长征二万五千里，据说有些领导人是一路用担架从瑞金抬到陕北的，这里面不排除因解构革命心切而夸大其词的因素，但总的说来，这个运动的等级色彩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越来越强烈，越来越制度化。到四几年就有所谓“二八五团”的规定，“二八”是二十八岁，“五”是五年党年龄，“团”是团级干部。也就是说，够了这些条件，才能娶媳妇。当然，就历史的延续性和现实的复杂性而言，这些都很正常，乌托邦不是从石头里蹦出来或试管里培养出来的，但中国革命的总方向并不是离社会平等的理想越来越近而是越来越远。这还只是说了制度化了的不平等，东游西逛的比较意识，尚未固定的不平等形式就更多了。与红军领袖坐担架长征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美洲革命者格瓦拉。从坚持平等主义理想来说，格瓦拉更像一个革命的使徒。他真正做到了跟战士同甘共苦，而且把领导人吃苦在前当作检验平等主义理想的试金石。这大概也是他失败的原因之一。不过我读他的传记，发现他被卡斯特罗授予上校军衔时也沾沾自喜。也就是说，因比较性竞争生出的快感，即格瓦拉们所要消灭的四千年压迫社会的人性基础，即便在这个近似圣徒的革命者的脚下，也时隐时见，可见其根深蒂固。顺便再说一个文革的例子。文革是一个很复杂的事件，就像一团乱麻。但乱麻中的一根，是对共产党偏离平等理想走向特权的反弹，即所谓的毛泽东晚年思想。在文革爆发初期，以当时那种狂热的气氛，按说某种平等主义乌托邦起码在红卫兵内部是可以存在个一年半载的。但根本不存在。那时加入红卫兵要论出身，即红五类，革干、革军、革烈、工人、贫下中农。我姐姐当时出身差点只当了个“红卫兵战友”，相当于今天重点之外的二批，本科下面的大专，就不提它了。出身革干革军的明显高于工农出身的。当时没有条件，他们只能用皮带的宽点窄点、军装的黄点绿点来营造初步的“衣冠制度”，对同一“无产阶级”的不同“阶层”做简陋的区分。而且，更有趣的是，“修正主义”教育体系内名校的红卫兵是不把一般学校红卫兵放在眼里的。我有一个朋友，属于当年红卫兵中的精英，我前些天聊天问他：一二八中（相当于今天的三类校）的红卫兵能跟你们八一学校（今天的市重点）的红卫兵平起平坐么？他说，“那当然没有他们说话的份啦”。

　　硬度刚才长度讲得太短，宽度讲得过长，我现在争取把“硬度”讲的紧凑一些。前面说到，人得了大病，拿着化验单站在鬼门关前，最常见的反应一声浩叹，接着就宣布看破蜗角虚名，把做人上人的雄心壮志使劲摔在地上――这时能继续当人中人就谢天谢地了。我一直在想，死到临头才宣布放弃的东西也真是非同小可；
而且，发恨要放弃的东西，心里放得下么？这很像热恋的人分手时发誓要忘掉对方，其实哪儿忘得了啊！多年前我在报纸上读到一篇报导，讲的是一群癌症患者的联谊活动，其中包括绘画唱歌比赛。按说这些人被死神追得上气不接下气，哪儿还有心情争什么楷书第一，国标第二呀，可记者偏偏就捕捉到其中佼佼者喜孜孜的好感觉。竞争的滋味好到可以多少抵消对死亡的恐惧，这件事值得我们的监狱当局参考。他们给死刑犯预备熏鱼东坡肘子，虽然有人道主义动机，却无人道主义效果。其实可以考虑搞个“慷慨赴死、从容就义大奖赛”，待死和临刑的时候精神状态好一点，有点尊严，对家属也是个安慰。我二十多岁的时候一度觉得自己健康没有希望了，经常思考死的主题，甚至拟了个遗嘱的腹稿。这稿子我不断修修改改，今天触景生情加上一句，明天转念一想改俩词。我现在记不起具体怎么写的了，反正一边默诵一边赞叹，断定这是古往今来的好篇章，飘飘然怪好受的。后来身体转危为安，遗嘱派不上用场，自己都觉得有几分失落。竞争的念头真是顽强得很，缺氧的地方也生，没水的地方也长，高寒的地方它还开得来了劲儿。

　　力度现在再来说“力度”。我本人做杂志编辑工作，前些年编过英文版的《中国社会科学》，把一行行中国字变成外国字。干这个工作，需要对作者写作时的心思进行揣摩体会，不但要弄明白他说了什么，怎么说的，还要考虑作者到底想说什么，也就是“听话听声儿，锣鼓听音儿”。工作久了，跟作者交流多了，便发现所说的和想说出的出入不小。跟我们一块工作的有位英国淑女，踏实得体，不多说不少道，可惜去年病逝了。她揣摩这些文章揣摩了近十年，终于有一天跟我发感慨：这些作者东说西说，说来说去，无非是想说自己太了不起了！同学们会说，没这么严重吧！真这么严重。你别看他洋洋万言，旁征博引，二里地长，其实真正推出的，无非是“我很了不起”五个字。五个字裂变成上万字，这不是核力量么？现在十篇学术文章两篇说“我很了不起”，余下的八篇说“我也很了不起”。两篇狂奔，八篇狂跟，这就构成学术思潮、文化时尚。同学们咱们一块分析分析，为什么一篇写戏剧的文章尽是些“A层面上的D线效应与E层面上的F线效应”？为什么红楼梦研究要“首次引进数理统计”――不过是“统计”了贾政有几房老婆、乌头庄交来几种年货？为什么谈人跟人这点破事非要表啦公式啦模型啦捣鼓得跟晶体管线路图似的？我猜想，这是因为近代以来，科学飞黄腾达，传统人文学科和所谓“社会科学”领域相形见拙，从业人员的社会经济地位相对低下，学哲学历史的找老婆人家都不爱跟，更别说找情人了，自然昼夜都盘算怎么混进科学家工程师的队伍里去。我小时候看内部批判电影《清宫秘史》，是戴了一顶大人的帽子，穿了一件四个兜的干部服，两手背在后面混进去的。放着这帮学者，一定比我还拙劣，很可能拿钢笔在鼻子下面画两撇胡子就往里闯。不知同学们听没听说过“家政系”，那是一门关于如何伺候好老公的学问，应该说博大精深了。上海新成立了女子学院，学生们要练习用刀叉剥香蕉吃，难度系数不比抻龙须面低多少。西方的婆婆妈妈一度管家政叫什么“home science”，翻译国来就是“家务科学”。毕竟妇道人家，心慈手软，觉得这样怪对不住科学的，后来就改名叫“家务经济”了。而教政治的心比较恨，至今称自己是“政治科学”，我有一次在美国听“政治科学系”的丫头们唧唧喳喳，说我们要有科学脑子，谁还来学政治科学呀！总之，在学术时尚、文化风潮中，攀比争胜就像沾了水的鞭子或强力兴奋剂，能把一个个好人逼得六神无主，胡说八道的。

　　同学们可能会问，人类对于比较性竞争执著或在乎程度怎么衡量呢？我向同学们推荐一种我用了多年的方法，就是“曲折衡量法”。什么意思呢？大家一定读过《阿Q正传》，阿Q头上生了块癞疮，特别忌讳，别说“癞”的同音字了，谁要是提“光”跟“烛”他就恨谁。癞疮跟蜡烛之间音义的转折次数可以用来测量阿Q对疮疤上心的程度。不知同学们注意到没有，人类在吃的问题上几乎没什么联想――饥民除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我没调查过――有也是一条直线不带拐弯。在“性”方面，人类特别是其中的光棍就特别能瞎联系，我有一回参观现代艺术展览，看到一件有圆有方有角的几何形雕塑，难以名状。老婆问我是什么，我哪儿知道是什么？只好按着朦胧诗的做法说那不是“创世纪”就是“天体”。等走近一看，牌牌上写着“女体”。我虽然不明白它怎么就是“女体”了，但创作者对异性的渴望和想入非非却是表达得再明白再强烈不过了。比较性竞争也是一样。我们常常说者无心，不知哪句话就把别人自尊心给伤了，事后检讨，实在是八杆子都打不着，但架不住人家听者有意，跟打排球似的，七传八传就传成你在小瞧他了。我读过一篇讲现代学术史的文章，很有趣，据说粱岱宗有一回当胡适的面夸法国某位汉学家，从此跟胡适结了仇自己都不知道。钱穆不知道同学们听说过没有，现在已经被尊为“国学大师”了，就连他的徒弟余英时，大陆有好多人巴不得做他的徒弟。钱穆的回忆录里也说，胡博士去他们那地方讲演，被台下普通听众中的钱穆问了个学术问题，从此终其一生，二人的关系尽管有反共的大前提都再也热乎不起来。钱穆检讨自己当时求知心切，问题出得有点偏，得罪了人家。同头些年知识分子当中掀起过一次学习宽容的高潮，把胡适当作楷模，认为他心无芥蒂，最具自由主义的绅士风度。我举这例子并不是说胡适不配当楷模，而是说楷模尚且如此，其他人就更不在话下了。有一回有个朋友给我打电话，聊了足足一个小时，先说他一个亲戚自杀了，又说起他小学同学得了大病，又说到他集邮的新进展，又背了明朝某隐士的两句散曲，又说到他老婆公司效益不低。不细心听还以为他更年期话痨呢。其实别看他东一榔头西一棒子，最后都要归到他“混得还可以”这么一个中心上来。文革开始的时候，如果谁出身“革干”“革军”，那感觉可以折合成今天女儿嫁了台湾富商。我当时老在思考里屋门后边挂着的一条旧皮带，这条皮带比较宽，不像一般商店里卖的。我于是幻想，这大概是条军用皮带，很可能是我爸爸参加八路军甚至红军时系过的――那样的话，我爸就一定是“红小鬼”。我没敢找我爸问究竟，怕没问好问出他参加过国民党兵来。与此同时，我们院的一个小伙伴也在他们家房檐下的破箱子里寻寻觅觅。他找出了一双黑皮靴，一口咬定他爸爸当过警察，而那时的警察一般都是部队转业的，因此推导出自己出身“革命军人”的结论――其实他爸抗战时给美国军队干过业余翻译，因为这个文革没被少整。同学们平时不妨留心一下身边，有时一些看上去风马牛不相及的话头，被三拐两拐扯在了一起。我有一次听一个熟人谈起某“名人”，名人本来不新鲜，有名用不了几年就会在人数上超过没名的。新鲜的是他那如数家珍的口吻，原来“成功人士”是他表妹的老同学的老公。这就更新鲜了：拐这么多道弯还算家珍么？咱朋友的三次方再加熟人的熟人还是国务院总理呢！他也感到得意的根据不太充分，于是强烈地暗示他表妹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人家的配偶

　　除了曲折拐弯法，衡量比较性竞争的力度，还有一种办法，就是看它和周围环境所形成的反差。其实前面讲宽度的时候，已经说到了这个问题。比较性竞争出现在考场内外，就像苍蝇出现在厕所，没有一点不协调的地方，但如果在和尚宿舍、危重病房这种地方也如火如荼，那就像妓院里捉住精神文明办主任，应该问一问什么了。我讲讲日常生活中的这种反差，还是举例说明。大约七八年前，一位在美国学哲学的朋友回来探亲，我带他去认识我的一个邻居，在邻居家碰上另一个也在美国学哲学的人，这两位海外学子以前谁也不认识谁，就因为同在一个美国同修一门哲学于是就像同时看上了一个女人。这个说他们大学在全美排名第六，那个说他们系在全美排名第二；
这个说他们系某教授是那个领域公认的泰斗，那个说他导师欧陆哲学界特别买帐，你捣我一下，我咬你一口，整整掐了一个来小时。我当时挺纳闷：两个素不相识的人，岁数也都不小了，在那样个一辈子见一面的场合，又没妇女在场，按说有一搭无一搭讲点政治笑话浑段子就算了，聊得来就留个电话，聊不来就说忘带名片了，哪儿至于非把人家的客厅变得跟个临时蛐蛐罐儿似的？其实我们留心一下，生活中好多本来是派其他用场的场合，都被比较性竞争搅合成了一锅粥。现在经常有一些讨论会，本来应是认真交流思想、切磋意见的地方，结果变成了口才学问的擂台赛，举办得越多，思想交流的可能性就越少。鲁迅先生希望他“死了就草草埋掉”，因为他不愿意让自己的葬礼变成“挽联的比武场”。这种事在中国特别有传统，只要哪个公众人物快不行了，下一届舞文弄墨锦标赛的比赛地点也就算落实了。不是说这里头一点没寄托哀思，但同学们想一想，写上下四五百字的工整长联，哀思不一边歇着去，怎么可能写得出来呢？

　　比较性竞争的力度还表现为大家对它的敏感程度。在我们的语言系统里，有不少委婉语和心照意会的副语言都和这相关，有时最能说明问题的倒是沉默。同学们知道，孩子高考成绩不理想，在自己家说话千万小心。考的很理想，到别人家说话千万小心，因为人家的孩子考得也许不好。在国家动荡的非常敏感时期――当然是解放前――酒楼茶馆里往往贴着“只谈风月，莫谈国事”的顾客须知。一件事远离了舌尖，恰恰说明它深入到心底。

　　四、竞争与其他意义的关系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比较性竞争跟其他意义之间的关系。同学们都知道，“互动”这个词儿如今年头特别流行，意思就是彼此影响、相互作用。那么比较性竞争和这些意义之间是否也是这种关系呢？我是这么想的：“互动”肯定也是有的，但它们关系的主流似乎是前者对后者的“一体化”。打个比方，当年蒙古人打来，汉族虽然也拿宋词之类跟人家互动了一下，但整个国家被人接手，“南人”当了末等公民，却是最根本的事实。又比如，如今美国文化席卷中华，我们也未尝没拿中草药红高粱外加窈窕淑女跟他们的新自由主义互动，但力量对比是明摆着的。

　　与求真求真是一种重要的意义或活头。它所对应的欲望是好奇心，所支撑的行业包括旅游、教育、科学、侦探小说、明星传记等等。求真的精典例子，是古希腊的数学家某某某，敌人杀进了城，冲进了他的家，向他举起了刀；
数学家做题正做到关键时刻，他说你们千万别急，我还差一步就解出来了。这个例子相当纯粹，好奇心的成色不低，只是故事本身是真是假没人说得准。与同学们相关的求真自然是教育。那咱们今天不聊别的专聊教育。

　　我不知道同学们这一代最早是怎么进入教育这块天地的。我们那会儿可是怀揣着十万个为什么走进校门的。老师家长也特别爱渲染这一层意义，好像上学就是为了闹清楚月亮为什么不掉下来，人为什么不能住在水里，奶奶的头发为什么会白。后来听说读书是为了超英赶美，再后来又听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要混出点人模样，娶房好老婆，非得学好数理化。求真求着求着就变成求职了，变成社会竞争的手段――到后来，甚至手段也轮不上好奇心了。同学敢说自己到财大来是为了满足对一些经济现象和经济规律的好奇心么？同学们敢说四年苦读的动力主要来自求知欲么？我的小孩现在初三，马上就要中考。老师一直抱怨他不爱学习。我问老师这么一个问题：现在的教育制度都给孩子提供了哪种学习动力？求知欲提供了多少？如果读初中三年需要六十马力，求知欲能占三四马力我看就不错了。说白了，竞争不但是我们教育的目的，还成了教育的手段，教育的动力。我认识一个中学生，是个典型的“好学生”，说起学习尤其是品评各个同学的学习能力特别津津有味：谁是“奔四”型――就是异常聪明，谁是“三八六”，谁是“木瓜”型，谁是“称砣”型――所谓称砣就是死不开窍，一沉到底。问题是有赢必得有输，“奔四”、“三八六”以及奋起直追的木瓜从竞争中尝到了甜头，获得了动力，可称砣尝着什么了？获得什么了？他尝到的是挫折和羞辱，所以称砣怎么会爱学习呢？这个问题是结构性的，无法从根本解决。也真够难为我们这个体制中广大老师家长，他们绞尽脑汁，硬是想出各种办法为“称砣”加油助威。老师会用“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稳住称砣不继续下沉――在咱们学校你是一条虫，可出去你就是一条龙了；
还会瞅准一个空子就夸称砣绝顶聪明可惜还没用在学习上；
家长也连忙从书店买来什么《情商》之类的书疯狂鼓励：智商其实没情商重要，永不言败就说明咱情商比别人高。此外还设立五花八门的委员干部，让称砣也过过人上人的瘾。我小孩上小学的时候当过一阵“道长”，我还以为入了一贯道呢，一打听原来是“楼道道长”。这种制度安排比起人大政协设几十个副委员长副主席要有想象力多了。尽管如此，几家欢乐几家愁的基本格局却无法改变。如果比较性竞争、等级制度成了学生生活唯一“法定”的意义，而称砣又无法通过学习获得这种意义，那么他只有另辟蹊径。几个大大小小的称砣拉帮结伙：我学不过你们我还砸不扁你们吗？这就是少年社会或所谓青少年“黑社会”出现的重要体制原因。落后少年早恋之类也有这个因素――它不仅仅是对身体发育的生理反应，也是对竞争制度的社会反应。我小孩在那个小社会里一度名列老九，颇觉得找回了面子。可家长傻了，这样再接再厉下去不就是工读学校吗？他最近在班里考试排在第七，那边老九的交椅就让给别人去坐了。

　　从古到今，教育都承担着社会地位再分配的任务，也就是重新洗牌发牌。今天贫寒子弟要想摆脱人下人的状态，除了刻苦读书真就剩下打砸抢了。但现在所有的公共事业包括学校都照着收租院大斗进小斗出的路子在搞“产业化”，穷人在教育竞争中越来越处于不利地位。我想就着这个问题谈谈所谓“望子成龙”的现象。“望子成龙”是一个事实，但要具体分析，在两极分化严重的时期尤其要做一点阶级分析，不能不分青红皂白。我妈生在乡下，很小父亲就死了，她母亲又是个瞎子，再加上她家在村里属小姓，自然备受欺凌。我姥姥拼了命也要送女儿出去读书，用她的话说，“认了字就不怕这些杂种们的了”。我母亲没辜负她的期望，读了书，在外面找了工作。这谈得上“望子成龙”么？这不过是望女成羊而已，望女成为跑得快一点的羊，别干等着狼来吃。我前两天在《北京晚报》上看到一篇报道。东北一个中学生，母亲下岗，全家靠父亲三四百块钱工资艰难度日，他升高中的时候家里东凑西借，弄了五万块钱，让他上了一所重点高中。这个孩子很懂事，心里什么都明白：明白父母姑婶的一番苦心，明白全家人的一点收入被自己的教育费用占去了一大半，明白自己智商不高不是重点学校的料，明白自己只能给全班拖后腿给家里争不了光。他次次考试全班最末，有一回考了全班第三十五名，他爸破例买了瓶啤酒庆祝，她妈楼着他就知道傻乐。他在日记里不断地责备自己，不断地说：“我只能拼了！”天天学到一两点、两三点才睡。但天资不行，怎么拼也没用，弄得几次晕倒住院。结局是这孩子跳楼自杀了。报道写到他的父亲追悔莫及，责备自己“望子成龙”；
而报纸的意思好像也是希望普天下家长引以为训，别老逼孩子。这篇东西我看完心里很难过，孩子的父母属于社会的底层，是被中国社会转型炼剩下的人渣，生活对于他们来说可以说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他们除了一个天资不足只能后天恶补的孩子，再没有一点希望、一星亮光了。他们也许希望这孩子出息了能帮自己一把，也许只是希望他将来别再重复上一代人的厄运。对于这样或许许多多这样像瞎子聋子一样苦苦挣扎的天下父母，这个社会居然还有脸责备人家“望子成龙”！真正“望子成龙”的是另一些人。我有一个熟人，他的一个朋友在外贸部当小官僚，小官僚说他多了不敢说，儿子的儿子、孙子的儿子的钱都给挣足了。挣足了怎么办呢？孩儿们一律送到国外读书。不仅中国，全世界的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都这样，送子女去世界著名学府接受一流教育已经成为最有效的洗钱方式。如果一个人把偷来的民脂民膏投资到房地产或IT产业，被追查出来房子会被拍卖，电脑会被充公。但如果他们用民脂民膏把儿子培养成世界著名华人企业家，让女儿在慕尼黑世界钢琴比赛上一举夺魁，这玩意儿你没收充公得了么？不但不能没收，人家还从纽约罗马赶来营救老子。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有钱有势的正把他们的子弟川流不息地运往英国的贵族学校、美国的私立学校，那都是培养龙凤的地方。前面说教育是为社会重新洗牌，但如今这牌也不知道是怎么洗的，大猫二猫尖儿了二了，老往强盗一世、强盗二世、强盗三世这些同花手里钻。从强盗一世到强盗三世，绿林大学的结业证――枪眼刀疤之类――早已换了哈佛耶鲁的文凭，而且很可能是考古美术史专业的。这时候他们真的可以驰骋求知欲了，或是摩挲把玩宋代的瓷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或是蹲在拜占庭遗址上发思古之幽情。同学们对思古幽情可能不大了解，这个东西非常养人，眼前一段残墙，耳边一阵晓风，心中一片好奇，如此表里澄澈，内外滋润，人哪儿有不长命百岁的？英国的皇室老太婆，日本的天皇个个如此。

　　与审美刚才用教育的例子，谈了求真被竞争架空，成了一块招牌。审美又何尝不是经常给人家当灯泡或形象大使？就说音乐吧，大家不要只看到它绕梁三日摇荡心魂的那一面。中国搞音乐的人很多都是家传的，我以前有回去音乐学院宿舍串门，目睹了他们是怎么传的：门后边挂一条鞭子。同学们说，不用鞭子我们也能弹“月亮代表我的心”呀！可贝多芬他爸可不是让儿子没事拿音乐解闷的，他是要让他子吃这碗饭。贝多芬境界高点，但他的《田园交响乐》《月光奏鸣曲》也不是为了――用今天的时髦话说――“人与自然的沟通”，他是要用音乐这个看家本事为他这样的新兴“专业技术人才”从老伯爵老侯爵们那里抢点社会资源来。大家都知道，帕瓦罗蒂、多明戈他们这些年常到中国来走穴，走一次动不动就是百万千万，这无疑证明了中国音乐市场的空前繁荣。音乐市场的繁荣取决于在一个巨大的观众群体的存在。原来父母为孩子在社会竞争中船坚炮利，竞相用音乐武装孩子。一来，据说音乐可以提高孩子文化学习的能力――不管真假，大家反正都这么信了。二来，钢琴过了几级进中学进大学就能优惠加分。三来，好多人都急着加入中产阶级俱乐部，音乐尤其是西洋乐也算是一张工薪阶级买得起而又能终身使用的会员卡。有了这张卡，别的先不说，找女朋友都方便一些。八十年代初，我一个在大学读书的朋友，他们学校有个同学是农村来的。这个人向女孩介绍自己最喜爱的thing是音乐，最like的音乐家是“圣一桑”。女孩一听就把他“帕斯”掉了。为什么呢？音乐家里只有一个圣点桑（圣·桑）或圣杠桑（圣—桑），人间再无圣一桑。这事说起来大家觉得挺好笑，想想其实也挺让人辛酸的。一个农家子弟来到城里分不清这乱花花绿绿的洋玩意，城里姑娘就鄙视他。但反过来，城里小伙子人去农村插队，四体不勤，五谷不分，镰刀使不好，独轮车推不稳，农村姑娘却又心疼又喜欢。这就是社会的等级结构。同学们说，照你这么说，审美还绝迹了不成？那是不可能的，但审美的确被社会竞争“挂靠”得喘不过气来，看上去就像农村妇女牵着拽着背着抱着一大帮小恶狼。

　　关于竞争和审美的关系，我还想提醒同学们注意竞争对审美标准的影响。杜甫说过“语不惊人死不休”，这句话值得玩味。它指出了文艺的最重要标准即“创新”的由来。如果一幅画没有新意，一首诗跟别人的类似，我们就认为它是个失败的作品。但为什么要有“新意”呢？为了竞争，为了在人与人之间决出高下来。在竞争意识相对淡漠的一些民间文艺中，大家情动于中而发于情，不觉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并不绞尽脑汁要出奇制胜。而在特别提倡竞争的社会里，不争奇斗艳就不叫艺术，不叫美。其实，争奇斗艳的另一面就是人云亦云，我前面谈学术时说的两篇文章狂奔、八篇文章狂跟的情况，也适用于艺术。这年头的艺术家哪个不在标榜个性，可哪个又有一星半点个性？有竞争就必然有攀比，有攀比就必然没个性。同学们去现代艺术展去看看，全是些最想有个性却又最无个性的艺术家。倒是小地方的艺人，也不管纽约什么主义看涨，巴黎什么流派看跌，老老实实对着自己的生活自自然然表达内心的感受，倒可能流露出真性情，弄出真个性来。

　　以性作为一种人生意义可不能小瞧。那些一笑笑垮一座城池，再笑笑亡一个国家的故事就不说了，单说眼下云南省的旅游收入比泰国的少一大截子，据说主要原因就是泰国的旅游业还兼着一个发达的性产业。我有时感慨：性作为中国二十年改革开放的一个巨大动力――说核动力都不过分――居然在正而八经的社会科学研究中没有像样一点的体现。比如说，毛泽东时代累积的性压抑有多少转化为对西方文明的性幻想？这种性幻想又有多少升华为认同西方文化、认同市场经济的社会心理或价值观念？这价值观念又通过什么途径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改革开放的政策？对社会裤裆的研究有些人在津津有味地做，但从裤裆往上到脑袋这一段，还没听说有谁申请国家社科基金。书归正传，比起什么求真、审美之类（就别提口腹了），性是最可以跟比较性竞争对抗一下的。其中抗得最名垂青史的，自然是英国的爱德华八世，他为了那个美国女人连王位都不要了，成为普天下情种的楷模。在中国，许多领导同志退了休才接触书法艺术绘画艺术，而不少腐败分子却是被美女蛇从台上直接搞到法场里去的――说他们“殉情”也未尝不可。我大姐是文革前的高中生，工作又在北京，却甘心嫁给一个在偏远地方工作的初中生，当时克服了不少阻力，如今夫唱妇随，生活平凡而温暖。像这类的社会等级与男欢女爱的抗争，同学们在生活中想必经常耳闻目睹甚至亲历，我就不罗嗦了。

　　我比较关注二者关系的另一个方面，那就是男女之事如何为比较性竞争服务。大家都知道三宫六院七十二妃的说法，这当然是个夸大的数字，但有十几房二十几房老婆的皇帝并不少见。同学们会纳闷：要那么多老婆干吗呀？有人会告诉你，那都是些生育机器，皇家要人丁兴旺，一台机器是忙不过来的。还有人会告诉你，皇帝也是人，也喜欢新鲜，既然大权在握，干吗不多弄几个换换口味呀。这些都挺有道理，我想告诉同学们的是，妻妾的数目有象征社会地位的作用，这很像我们看古装戏中官府门口的仪仗：总理门前插着的刀枪剑戟跟部长门前的不但数目不同，组合也不一样。要单从性生理来说，皇帝心系天下，成天这儿旱了那儿涝了，山东邪教起事，云南边关告急，哪有余力跟妖精们鏖战？就说半个老婆欠点儿，一个肯定是绰绰有余了；
从性心理来说，六七个总该差不多了；
但从社会心理、社会等级来说，那可就没数了。可笑的是，中国古代也有一些帮忙学者，硬是从性生理角度论证一夫多妻制的科学性、先进性。他们弄出的“采阴补阳”密方把不少阔人的肾彻底报销，但同时也宽了他们的心，应该说功大于过。今天的新贵新富们除了互相攀比名车豪宅，还要攀比谁搞定了多少个、多少种女人。为配合这种现代版的一夫多妻制，当代的帮忙学者应该尽早推出白话本《素女经》之类。

　　我们可以看看美色是如何参与社会竞争的。同学们会说，人长得美不美纯粹是生理的事，身子长点短点，腰围大点小点，鼻梁高点低点，嘴唇薄点厚点，这取决于水土爹妈，你跟社会等级阶级斗争瞎联系什么呀？人长得什么样的确很生理，但并不纯生理，社会竞争早就插手这一块儿了。纹眉拉皮去褶就是社会对生理的插手，皮肤漂白乳头漂红就是社会对生理的干预，胶硅隆胸截腿增高就是社会对生理的强暴。同学们会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这些不正说明富裕起来的人民对真善美中老三的一片执著么？我不知道同学们清楚不清楚，隆胸手术的代价是乳头性快感的丧失，说白了，就是损己利人。除非去做手术的都是女雷锋，哪个会把男流氓的快乐当成自己的快乐？美色在这个时代成为残酷社会竞争中的凶器，说得粗糙一点，一副乳房跟两块板儿砖的意思是一样的。前几天我在报纸上看到一个女孩把腿截短再长上，再换个地儿再截断再长上，这样利用断裂处骨质增生的原理，她身高窜了两窜。我乍看之下，还以为中国要出唯美主义烈士呢，读完了才知道跟本不是那么回事。而是因为她个子矮，找工作找对象都有困难。同学们马上就要进入就业市场，现在很多工作对相貌有苛刻的要求，而中国根本没有反相貌歧视的立法――我纳闷为什么一到这些地方就不跟西方“接轨”了。有些单位挑人就跟选妃似的，这是为什么女人本来不是白瘦高的一定要改成白瘦高，本来不太麻骚娇的一定要练成麻骚娇。上帝给了人家一张脸，电视、报纸、商家一拥而上兜售各种型号的嘴脸。不是说这里面没有性爱审美等因素，而是说，把这层油撇去，剩下的就是在社会竞争的火上煎熬的一锅辛酸泪了。

　　社会竞争、社会等级对美色或性吸引力的定义，也是见有趣的事情。俗话说，“情人眼里出西施”、“鸭子看绿豆对上了眼”。性的吸引力按说是一件非常个人的事情，但实际上却是一件很社会的事情。我从前有一个邻居，他谈了一个女朋友，觉得较比可爱，就是个儿矮了点――其实他自己也不高。院里的弟兄都是些光棍，成天让他汇报最新“进展”。可他老是反问：“哥几个觉得她个儿还行么？”“这个儿要放你你干吗？”末了他还是跟那个女孩吹了，原来他找了个借口给人家做了精确测量――一米五三，用他的话说，“就差两公分！”同学们觉得好笑，这怎么弄得跟高考似的，还设了“最低提挡线”，差一分都不通融？但我想同学们一定能体会出，社会的美色定义对他形成的压力。中国近二十年男女谈恋爱对身高的讲求，据说在全世界是数一数二的。这件事值得玩味。我记得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初可不是这样。那时我们胡同里有一位称得上“花容月貌”的姑娘，老少爷们望她背影都要望好久。这位一米七左右的女子喜欢上了我们院的一个小伙子。小伙子一米六五、六六的样子，放在今天只能娶外地媳妇――除非当了大款。但在当时，他竟然看不上那位姑娘！原因也很简单，来找他的姑娘太多。我是想说，身高是否构成性吸引力的重要因素，是随时代变化的。七十年代末以来，与社会竞争的空前激烈相平行的，是性吸引力对身高的空前强调。至于二者是否因过关系，我不敢肯定。

　　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这一百年来性吸引力的基本走向是“用夷变夏”，翻译过来就是跟西方白种接轨，也就是向世界阶级结构中高我们一头的人靠拢。同学们随便翻翻这些年的小说，里面一夸奖什么人长得好就说他像什么“大卫”“海伦”，没见过说谁像关羽赵云的――当然，这也赖中国的人物画不发达。卫慧女士的《上海宝贝》惊赞西方男子有两个“出奇”至于哪两个出奇，我就不帮鬼子做广告了。两三百年前，英国国王派了个使团到中国来，他们回去写了本书，讲述一路见闻。其中说到他们经过村庄的时候，村里的妇女都围上来看西洋景，摸他们的衣服。我们知道中国传统妇女，对魅力四射却又不熟悉的男性是决不会上去就摸的，像女歌迷冲上台把刘德华扑倒在地下是接轨接出来的现象。正常反应该是李清照词里写的：红着脸就往家跑，到家门又不进去，把个青梅闻来闻去。总之是，那个时代中国人对性魅力的定义，并不包括西方人的体质特征，否则怎么会像摸蝴蝶犬似的摸人家呢？今天就不同了，从头顶的黄发卷毛往下，我们一样一样地数，有哪一样我们不希望改成他们那样？有哪一样我们不正在改成他们那样？同学们说不一定吧，他们那一身黑压压的毛再加上狮虎山的气味我就不感冒。但我可以告诉同学们，不光《上海宝贝》的女主人公，就是我认识的一些女士，都对那两样东西格外倾倒。她们也许暂时不代表在座各位，更不代表一般百姓，但他们代表跟世界接轨的知识精英，中国朝哪儿走可是这帮人说了算。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社会等级对性吸引力的定义，从表面看是一件文化的或民族上的，但本质上却是阶级的。同学都知道口音也是性吸引力的组成部分。我们七几年上中学的时候，大家都不怎么学习，静点的看小说，闹点的打群架，浪漫些的就到街上去“拍婆子”。又一次几个浪漫的同学看见一个漂亮姑娘，就跟在后边唱《红河谷》《山楂树》之类。那姑娘也很合作，三步一反顾，四步一徘徊，就这么穿过大街走过小巷。后来一个同学鼓足勇气，上去用拍婆子的行话说：“同学，您哪儿的？”那姑娘嫣然一笑，“恶是厦西的（我是山西的）。”大家一听就向后转了。现在从经济不发达地区来北京上学的好多女孩，听口音已经不知道她们是哪儿来的了。我过去有一个女同学，两年多时间我一直以为她是香港同胞，后来快分手的时候才知道是辽宁土生土长的。而从比较富裕地区如吴语区粤语区来的同学，就没觉得有隐瞒口音的必要。二十多年前，北京的小伙子是无法想象挎着一个说话广东味的姑娘在小河边谈情说爱的，再好看但它没法听呀！还真是自打深圳珠海那边经济一腾飞，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原来怎么听怎么不顺耳，后来怎么听怎么顺耳了。其实不光中国如此，其他国家也一样。我有一个美国同学，她男朋友告诉我，他的爷爷是从希腊来的移民，他爸爸终生的一个努力就是要摆脱希腊口音。同学们知道，在美国这个民族大熔炉里头，希腊人虽然不是锅底儿，但也比较偏下。

　　美色跟社会等级挂钩更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我记得91年到华盛顿，发现那里的女人比我呆的那个俄亥俄工业城市的女人体态苗条风姿绰约多了。为什么呢？那是因为华盛顿地区官多，官太太自然比工人的老婆漂亮。前两年我到上海，在南京路淮海路看了看街景，发现亮丽女子远远少于二十年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当地朋友微笑着说都东渡去了日本。上海的人均GDP虽然高踞中国之首，但比起日本仍然甘拜下风，所以上海姑娘从善如流是很可以理解的。记得九四年到国家事业单位找工作也发现了同样的现象：从前这里姹紫嫣红，如今春色零落。一打听，牡丹芍药们都长腿跑外企去了。同学们学习社会科学，社会科学特别讲求实证，经常要用较“实”指标来说明较“虚”问题。寻找指标，是一门学问。我常想，若把不同时期漂亮姑娘置身或许身的位置标出来连成线，一定是一幅简明扼要的社会变迁轨迹图。同学们说，你这么说也太夸张了吧，有那么绝对么？的确没那么绝对，幸亏没那么绝对，我如今好歹还算个有妻室的人，在座的男同学们将来也不会有太大问题。要是美色跟等级严格挂钩，姑娘们眼睛里除了默多克就是李嘉诚或是张朝阳，余光里也只收局级干部私企小老板，那还有咱们过的日子么？色与等级的结合虽然历史悠久，对它反抗也源远流长。我们读历代关于爱情的传奇故事，有不少宣扬富小姐下嫁穷书生甚至仙女看上个体农民的。这些作品可以看作下层男性从观念世界对现实世界中色势结合发动的偷袭骚扰，说得形象一点，就是扒铁路、炸桥梁，虽不能根本解决问题，但让大官僚老财主迎娶小美人的车队走走停停，心里也平衡一点。同学们千万别小看这玩意，我老婆能跟我就是因为小时候爱看董永七仙女的故事，如果她妈给她买一堆王子灰姑娘之类的小儿书，我老婆肯定就不是现在这位了。

　　五、比较性竞争与物质生产

　　现在再来谈谈比较性竞争跟物质生产的关系。它们同这些年大家争论的公平与效益，道德与发展有些相近，所以我们不妨先从道德与发展说起，这样亲切一些。

　　富人的硬道理与软道理同学们都知道（经济）发展是硬道理的口号。有硬道理就必有软道理，软道理就是道德，就是社会关系，就是社会公平。这一硬一软配合好了，中国一部分人可就什么都有了。头几天北京开了家餐馆，服务员一水的日本皇军打扮，帽子后面有屁帘，鼻子下面有人丹胡。要是让赵薇打着日本军旗在前面走猫步，他们跟在后面走正步，我想就更精彩了。可惜顾客们都不是赵薇的直系亲属，对这事不太能理解，闹到媒体曝了光，工商局勒令停业整顿。人家第二天就整顿完毕、重新开业了。据记者说，没进门屋里就传来《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曲；
进了门，引座沏茶的是阿庆嫂李铁梅，端盘子撤盘子的是八路军新四军。这家老板真正把硬道理软道理学透学活了。硬，就是要赚钱，雷打不动；
软呢，只要能赚钱怎么都行，灵活机动。如果该软的软不下来，耍武士道精神，既然当了皇军就绝不肯改编成为抗日的队伍，那就只好继续停业整顿。每天没有流水，钱包存折如何硬得起来？前些时报纸上登某位商家豁着几百万广告费不挣，用好多平米的巨大墙面登“三个代表性”的口号，其软硬功夫显然比餐馆老板高出几个段位。《红搂梦》里有段《好了歌》说，“若不了便不好，若要好须是了”。中国的先富阶级也都是辩证高手：若不软便不硬，若要硬须是软，他们为了发家致富的硬指标，才不管他人个什么球，国家社会个什么卵呢。有趣的是这些人中颇有拜佛的，游山逛庙的时候很肯出香火钱。在他们那儿，弥勒佛、观世音跟税务局长、海关头头一样，都属于为硬道理服务的软道理。这样他们打家劫舍的时候不但一路畅通，而且还吉星高照。

　　穷人的硬道理与软道理后富阶级没有硬的问题，主要的任务是软。软的功课包括“端正态度”、“调整心态”、“增加心理承受能力”“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以及――我亲耳在一个会上听某地方大员说的――“认命”。中国社会目前最大的病症，据厉以宁教授诊断，是有钱有势有才的人该拿而不拿。为什么不拿呢？是因为平均主义红眼病从中作梗。也就是说，后富的“软功”还没练到家。同学们说，这恐怕是误诊吧，先富阶级哪儿有不拿的？快的只一把，慢的也就两把，人民几十年攒下的家业便寥寥无几了，其效率可不是利康搬家公司可以同日而语的。中国这些年涌现出不少厉教授式的大夫，可以说个个都是白求恩，自己眼睛瞎得什么都看不见，却还坚持出诊为社会看舌苔照喉咙，即便医术有问题，就冲这医风上头也应该重奖却没得挑。况且，他们念念不忘平均主义红眼病――现在改叫“民粹主义”――因该说是很有眼力的。

　　穷人的红眼病先富的在人民资产和个人账户之间金梭银梭般地忙碌，让后富的在一边看着眼睛一点也不红，这怎么可能呢？所以先富的就是再忙再累，也要挤时间搞好红眼病的防治工作。那种“俺们经济学就他娘的不讲道德！”的态度是要出事而且已经出事了。后富的就是再没知识没文化，也不至于比猫狗更迟钝吧。猫狗急了尚且飞檐走壁，他一个有胳膊有腿的活人就不会铤而走险么？我读过一篇报道，东北一对夫妻双双下岗。丈夫天天晚上用自行车把老婆送到夜总会做三陪，自己在冰天雪地里等着。同学们设身处地想一想，一个人为家庭为孩子已经落到让自己老婆给别人临时当老婆的田地，还有什么伦理道德可以约束他不把别人腿砍下来红烧或清炖呢？！当然了，这个人也许不敢。可有敢的，张君李君还有头些天山西杀死十几口的那位，他们都敢，他们拎着闷棍、砍刀、五四手枪风风火火闹九州，警察如今都是在超负荷工作，活活累死的屡屡见报。这说明什么？说明“发展”、“效益”的大旗并不是怎么挥怎么灵，说明社会关系不是可以胡乱凑合的，说明社会公平你不管它它要管你。所以，对红眼病不能简单地让人家“闭着甭睁”，否则二十多年来“发展”出来的“效益”无论是用化名存银行还是锁保险柜都不是长久之计。

　　一些“治红”药方。同学们会说，治疗红眼病，咱们文化人知识分子干别的不行干这还不行么？我留心观察了一下，发现他们还真不太行。就说文艺家吧，他们写词谱曲，让那些一说中国话就朝前殖民地跑调的小歌星们用北京土话冒充老百姓“今儿个真高兴啊”，真是比半夜鸡叫还过分，害得歌星们一丢人现眼，老百姓就幸灾乐祸。学者们也一样不行，虽然社科基金被他们骗了不少，博士生导师、学科带头人被他们捞了不少，但拿出什么好办法没有？《中国社会阶层分析报告》印出来又收回去。为什么呢？十等公民它把工人农民排在八九十，这不是火上浇油，忙中添乱么！实际差距已经那么大了，为什么不能在语言上缩缩小？别把大家竖着分什么“阶级”“阶层”，而是平着分成“手力”、“腿力”、“嘴力”、“眼力”、“臀力”、“心力”劳动者，都是劳动者，听着多一家亲呀。如今在西方，妓女就不叫“妓女”，更不叫“婊子”，而是叫“性工作者”，也就是“肉力劳动者”，就很值得我们取法，虽然根治不了红眼病，但总还不是帮倒忙吧。又比如有人建议让富人穷人像国外那样分开住，您住您的“罗马花园”“云中尊邸”，他住他的烟袋斜街小耳勺胡同，这样老死不相往来，眼不见心不烦。这个主意，还算认真，只是低估了电视之类现代视听手段的力量。如今打开电视、翻开报纸，看见先富的在千里万里之外花天酒地，穷奢极欲，照样气不打一处来。另外像萧功勤教授那样，光知道在过街桥上来回溜跶，看见知识分子模样的过桥往穷人区方向去，就掏出小本记下相貌特征，然后拨打110，就更是舍本逐末了。一般医生都是从病状找病因，哪儿有像萧大夫这样跟血压表温度计没完没了的？在各种红眼病治疗方案中，我倒是觉得彩票不失为一种比较有效的办法。不知同学们注意到没有，彩民绝大部分是后富者，让那些已经达到“自我实现”高度的精英买足彩，那真是对他们成功的诬蔑――当然了，去拉斯维加或澳门的赌场风光另当别论。现在报纸上隔一段日子就登出某个下岗工人中了百万甚至千万、被敲锣打鼓游街示众的报道。大家别小瞧了这敲锣打鼓游街示众，它实际上是在上一堂生动的社会人生大课，告诉整个后富阶层：机会够平等了吧，都是一百万分之一，摸着了你走运，没摸着你认命！这种人生就是赌博的观念正在不知不觉中影响世道人心，比自由主义学者舌敝唇焦的“机会平等”理论管用多了。先前一些后富的说“谁让咱没本事呢”，接受了赌搏观念后就会说“谁让人赶上了”。彩票的社会意义就在于把人民从灵魂上改造成不辨事理、不明是非、被庄家坑了还觉得“肥儿不赖”（fair play）的赌徒。俗话说“赌红了眼”，其实真赌徒输房子输老婆输老命都不输红眼。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无论地上搏彩业还是地下搏彩业的所有从业人员，在营造机会平等的社会气氛、含混贫富差距、缓和阶级对立方面都立下汗马功劳，社会科学重大科研成果奖不颁给他们也就罢了，经营许可证一定要发。

　　社会关系不是软道理但这也只是杯水车薪。在一个人跟人的差距大于人跟动物但还不得不把人算人的时代里，在一个有着数千年平等主义传统、又被外来平等主义改造了好几十年的社会里，要想杜绝红眼病那真是痴人说梦。一年几万起的集体性突发事件，已经够说明问题的了。也许有同学们会说，红眼病就让他红着吧，经济上去了效益上去了不就行了么？的确，从根本上说经济和效益、道德和发展是一种利益和立场的选择，他要拿你的东西，你捂着兜不让拿，就这么简单。但我想再重复一下刚刚说过的意思，现在已经不是青铜时代了，那时候奴隶主死了奴隶觉得自己殉葬是天经地义，那会儿的吉尼系数就是到了零点九九奴隶们也想不到揭竿而起。现在行么？道德公平问题解决不好，发展就会翻船，效益就会缩水，先富的就是纯为个人长远利益着想也不能再这么贪得无厌下去了。我们假设某人今年增收三百块钱，一百块钱送给了心理医生，一百块钱买了防盗门防盗窗，还剩一百块钱不敢动，怕哪天碰上抢劫的自己分文皆无人家火冒三丈。这样的发展和效益有什么好载歌载舞的呢？我并不是说发展是软道理，社会关系道德伦理是硬道理，而是说这两者应该兼顾，要软硬适度。不管红眼病不行，光治红眼病也没用。现必须重新认识竞争与物质生产之间的关系，再不纠正认识，改变思路，等红眼病转移扩散了，那可就不是防盗门防盗窗所能防得住，一百二百块钱所能糖塞得了的了。

　　产品中的社会关系比较性竞争与物质生产是一种什么关系呢？首先应该看到，所谓“物质生产”是一个有问题的概念。同学们都熟悉唯物史观，唯物史观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发展物质生产力，因为物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物质生产”，用恩格斯的经典举例就是“衣食住行”。我们且不去掰扯他老人家说这话到底什么意思，反正很多人在强调物质生产强调经济发展的时候，实际上都把物质生产视同所谓人的“基本需求”，人的“基本需求”又等于生理需求。关于“基本”不“基本”，我前面已经讲过，那是要由心理的翻译、由价值观拍板说了算的，这里就不重复了。咱们就单说这“衣食住行”的“衣”吧。服装的生产，现在是一个不算小的产业。中国入世的一个理由据说就是要为中国的服装出口搞定美国市场。我们简单分析一下，一件衣服到底有几成是为了满足防寒保暖的生理需求，又有几成是服务于社会竞争的目的？这里我想解释一下，着装上的竞争跟足球相扑不大一样，常常不那么剑拔弩张，往往采取相对消极的形式，不争先，但也别太落后，即所谓“随大流”。一般是混小子们在前面打冲锋――面口袋裤里可以开团小组会――很像改革试点，试砸了被父母骂一顿，试成了大家不紧但也不慢地跟进，显得又稳重又新潮。时装的流行大致是这样的过程。北京人尤其是妇女，向灾区捐衣服特别积极踊跃，这一方面说明党中央以德治国治得好，一方面也是因为衣柜就一个而衣服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同学们回去盘点一下自己的存货，分析分析有几件是为了避风雨防紫外线（那也是为了比别人白），有几件是为了别“落伍”别“老冒”的，也就是说，几分属于实用性消费，几分属于炫耀性消费。

　　流行的本质是比较性竞争以求异始、以趋同终的时装或类似产品，很能说明竞争与物质生产的内在关系：竞争使作为等级符号的产品从社会金字塔的顶端向下普及；
在这过程中，竞争的性质由出人头地的个人主义变为不甘人下的平等主义；
而产品则由奢侈品变为（基本）必需品。一个新产品刚出现的时候，它只是少数上层阶级争奇斗艳的手段，后来则向一心要跟他们接轨的中间阶级流传，等到这东西按照你们经济学的什么“边际效益递减”规律普及到下层、即“臭一条街”、穷人觉得别人都有咱没混上真白活了的时候，上层阶级又推出新货色了。比较性竞争使得“奢侈品”变为“必需品”的循环周而复始，法轮长转――其实这就是所谓“物质进步”“文明发展”的主要内容。我们看看“三转一响”的历史，电视的历史、手机的历史、轿车的历史，哪个不是这样？同学们说你算了吧，难道那擀面杖也跟接力棒似的，由御膳房传给大官，大官传给小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最后传到我家案板上不成？当然不是每样东西都反映这样一个社会过程。有些东西的发明、流传和普及基本上是根据它的实际功用而不大含有社会竞争的意思。过去家家户户都烧煤球炉子，炉子里的煤球得经常用跟铁钳子从上面捅，下面搜。这黑不溜秋的铁棍基本上就是实用性的，不过话说回来了，我有一次去一个出身高干的同学家去串门，他家的铁钳子还真的比一般草民家的考究，也不知道在哪儿买的。这里需要强调一点，每一件具体的物品都不可能只包含一样因素，而是竞争、实用等功能夹杂在一起的。

　　符号造成复杂性同学们会说，有的产品还是从下往上流行的呢？从表面上看是这样，豪门大户也喜欢弄个瓦罐子摆在客厅里，甚至搞把扫帚挂墙上。但不要忘了，这个瓦罐子已经是被他们的客厅被他们的财富重新定义过了，否则中产阶级是绝不敢挂的，因而流行的起点依旧是金字塔尖。那么说，穷人就一点主动权都没有么？那也不是。我刚才说产品是社会地位的符号。符号就像代表或使节，使节开小差叛逃的可有的是。奔驰6000比较忠于它所代表的社会地位――没那财产没那地位，你买不起这个符号。但买不起没准租得起呢？现在一些普通的工薪族小青年结婚攒足了钱，租几辆高级轿车潇洒走一回，拍成照片挂墙上，符号不就有了么。外地农民进城在高级宾馆门口趁保安没注意赶紧扶着辆卡迪拉克留影，也是在符号上取巧。知识分子更是运用符号的行家里手，他们花几块钱在图书馆买本书，从里面挑出些不明不白的词汇――什么“反题”啦，“互文”啦，“贡斯当”啦，“消极自由”啦――往嘴上一挂，女朋友跟他进出后剪刀胡同的时候，感觉就像在巴黎街头散步。符号的介入，使得阶级关系阶级斗争呈现复杂多变的局面。处于不利地位的下层阶级有了这符号，就可以草船借箭，就可以冒充玉皇大帝，就可以打麻雀战了。我前面提到的古代穷书生以田园隐逸诗歌笑傲王侯、当代知识分子凭古典音乐混入资产阶级，其实也不妨从这个角度来理解。至于实物符号，虽然比文化语言符号笨一点，跟实际社会经济地位联系死一点，但也不是没有文章可作，刚才说了买不起汽车租汽车，那还是费钱的。省钱的办法很多，老百姓中的贤妻良母都炼就了高超本领选购看着高档实际不贵的实物符号。各种水货也以假乱真，混淆了贫富分野。一些以“边缘”“另类”自居、在主流时尚之外另立门户的符号，客观上也给上层阶级的富贵符号杀了价，为下层阶级省了钱。崔健都能穿身的确凉国防绿“一无所有”，买不起鳄鱼耐克的莘莘学子还自卑个什么劲儿？新潮青年兴的就是不修边幅、破衣邋遢，只有暴发户才金利莱华歌尔一指头套一大金镏子呢！这些年流行“土大款”的社会形象，我怀疑正是下层阶级在经济符号上搞的一次成功爆破。当然，这些只是小打小闹。

　　资本主义强调经济符号说到符号，我还想跟同学们强调这么一点。物质生产或经济发展之所被大家看成重中之重，“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并不是因为它事关吃穿生死，而是因为在资本主义时代，它已成为比较性竞争的主赛场，成为社会地位的指定符号。那天我在网上看到一则消息，有家报纸说诗人汪国真日子过得很清贫，汪国真气急败坏要起诉人家。同学们知道，自古以来的优秀诗人哪有不清贫的？不清贫“诗”怎么“可以怨”呢？不“穷”怎么“而后工”呢？要做“诗人”，清贫甚至是个基本条件，这就像视力不够1.5趁早别报名参军一样。所以“舍地江南殁，家兄塞北亡”，为了当诗人，没混那么惨也要装成那么惨。中国传统社会，富和贵一向不大统一，只要诗写得好，穷点非但不丢人，其实还挺酷的。就是到前几年也还有些高雅浪漫女士，专门喜欢收集会写诗的穷小子。如今中国的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已大体建立，钱成了社会地位的最通行的符号，再会写诗，没房子没车，也比农民工强不了多少。在独尊财富的资本主义等级制度面前，渴望“成功”的人士一个个哆哩哆嗦的，生怕自己那点小成就不作数。这就是为什么汪国真不依不饶，这就是为什么不少名人冒着被税务局误解、被反贪局侦察、被匪徒绑票然后撕票的风险，向社会虚报个人收入。

　　一点历史观从比较性竞争与物质生产的关系以及前面对不平等起源的讨论中，可以得出一点历史观上的感想。如果按我的理解，社会的本质是比较性竞争的话，又如果按许多人的理解，历史的主要内容是物质生产的发展的话，那么可以说，社会是历史的起点和终点。这也就是说：1）生产不是独立于社会关系之外、更不是超乎社会关系之上的“客观”力量。2）阶级斗争造就了历史，“恶”推动了历史。这样一个基本事实，是《共产党宣言》以来的一百五十年想颠覆却没能颠覆了的，是准备重新出发的平等事业所不愿面对但必须面对的。对于剥削压迫的一方来说，指出这样一个事实，虽然对他们“唯生产力”“物质进步”“效益第一”之类的彩旗缎带有些不利，却肯定了他们那个世界体系的牢固基础，讲出了他们沉下脸或喝醉酒时会说的话。

　　同学们听到这儿会说，姓黄的，照你这么说社会不平等就是必然的了，那你们演什么《切·格瓦拉》，宣扬什么社会平等呀？自己不信的东西向别人推销，这种黑心的骗子不该扭送学校保卫处么！请同学们耐心听我讲最后一部分。

　　六、平等也是必然的

　　求不平等与求平等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让我们回过头来再看看比较性竞争特有的相对性和辩证性。一方面，你想有我所无；
另一方面，我不想无你所有。我刚才的始则立异、终则趋同的产品流行周期，就是这个意思。这也就是说，想超过别人跟不想被别人超过，是一个硬币的两面，都出身于比较性竞争，属于对立的统一。因此，在现实的人性前提下，若果说不平等是必然的，那么平等也是必然的；
如果说个人主义来自人的本性，那么社会主义也来自人的本性；
如果剥削压迫制度存在一天，那么对它的反抗也就奉陪一天；
存在一世，就奉陪一世；
永远存在，就奉陪到底！我们看人类的历史，真就像钟摆一样，在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来来往往。出自比较性竞争的平等追求，是相对的，暂时的。这就是为什么对平等运动总在成功的那一刻就开始走向反面，变质为新的不平等，困在逆取顺守、轮流坐庄的磨盘里团团转。我前些年去苏州，在一个小雨天参观了拙政园，那里的殿阁玲珑，花木妩媚，信步其间，恍若仙境。这么个好地方是太平天国首领打下半壁江山的时候给自己修建的。他们从前不是烧炭的就是做田的要不就是打工仔，一朝得志便穷奢极欲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农民革命型的平等运动如此，二十世纪有“先进”意识形态指导的平等运动又何尝别样呢？于是同学们会说，照这样看，右派们没错呀：既然结局不过是拙政园，当初又何必闹金田村？还不够折腾的呢。但问题是，你骑在他头上吹小夜曲是人性必然，他翻上来用你的帽子接尿就不是人性必然了么？至于他后来折腾出一个天王府，那也是因为你先弄了一个紫禁城在那儿。以往的平等运动，它的敌人揭发它假崇高真属多余。生于“恶”的人性，长于“恶”的体制，它不可能也没必要崇高。农民起义军头目把财主的小老婆捉来做压寨夫人，这难道这跟几千年人类社会的基本法则有任何冲突么？同学们会说，既然都是一路货色，你有什么必要厚此薄彼呢？这里有个相对正义的问题：是下面的永远在下面、上面的永远在上面更合理呢，还是过一段调换一下位置更合理？不知道同学们选择哪个，我选择被压迫者造反有理！一说到造反，上面的就拿“共同贫穷”来吓唬下面的，殊不知下面的已经一无所有，最不怕甚至最盼着的，就是“共同贫穷”了。

　　说到“共同贫穷”，我想顺便澄清一种误会，那就是认为平等运动就是平庸之辈陷害杰出人物，也就是下面的把上面的拽下来。其实，平等运动有两种选择，一个是自己跟上去，另一个才是把上面的拽下来，首选当然是跟上去。但如果往上去的路被堵死了，那只好拿鱼死网破、同归于尽相要挟。对上面的既得利益者来说，也有两种选择，一是他也继续往上走，同时让下面的也往上来，二者关系不变距离不变；
二是他上去后觉得高高在上的滋味太好了，为了保持上下关系和距离，便不希望下面的动窝。四人帮之一姚文元文革前写过一篇很有趣的文章，谈车上车下的感觉：没上车的人希望门多开会儿，他好上去；
上了车的则希望门快点关上，这样他松快点。这道理本来很简单，不必罗嗦，怎奈先富的老是装糊涂，好像他们除了受民粹主义迫害就再没经历过其他事似的。为了证明自己是带枪伤的“出头鸟”，他们一瘸一拐。可在后富的必经之路上埋地雷刨陷阱的时候，他们行动可没一点障碍。

　　绝对的平等不是不可能同学们说，照你这么说，社会永远就这样你踩过来我压过去了不成？一种更美满、真正人人平等的社会难道就绝无可能了么？我想可能还是有的，理由有这么几条。

　　首先，不平等的社会体制，虽然早都配备了自己的美学，毕竟丑陋凶残，让人类刀兵血火、丧心病狂，不知吃了多少苦头。一个人，都当到王子了，还得弑父鸩兄更上一层楼。我认得一个诗人，觉得天下写诗的没有在他话下的，可他依然闷闷不乐，说自己诗的意象比起十六世纪的一个西班牙什么诗人还是略逊一筹。像吉尼斯世界记录里面一些挑战极限的例子，说来跟李洪志犯的是一样的反人类罪。对此我想绝大部分同学，特别是去年的高考文理科状元，都深有体会。我有一年看电视春节晚会，嘉宾席上坐着马俊仁和他的马家军。姑娘们谈起训练都泣不成声，满场的老爷们也直抹英雄泪。我当时的感觉，这真是一匹匹马在哀鸣。在两条腿须跑出四条腿速度的疯狂跑道上，王军霞难道不是一匹马么？在周排名榜、月排名榜、班级排名榜、年级排名榜下白天学了夜里学、周日学了周末学的学生难道不是学习机器么？夜里十二点送到他嘴边的难道真是鸡汤而不是机油么？这些机器或动物有生活但没意思。《红楼梦》里最索然寡味的就是贾雨村了，那位“嫂子可想死我了”的瑞大叔相比之下还算性情中人。这些动物或机器说他们没自由却也有自由。有什么自由呢？有当最好动物、更好机器的自由，有以苦为乐、认贼作父的自由。关于比较性竞争、不平等的坏处，每个人多少都有话可说。要是跟它说再见不比甩糟糠之妻更麻烦的话，我想大多数人都会乐于换一种活法的。但问题是根本改造积重难返的不平等体制、改造其根深蒂固的人性基础即比较意识，实在是件太浩大太艰巨的工程，看来不是迄今为止的人类所能胜任的，即便他们当中马克思耶稣多如牛毛。尽管如此，人类能够越来越多地意识到不平等的弊端，越来越深地感受到其中的痛苦，未来大同世界起码就有了启动资金。那天碰到两个年轻朋友，聊起婚姻家庭，他们都说绝不要孩子，因为社会竞争太残酷了，他们不忍心孩子到这个世界上活受罪。同学们，他们不希望孩子生，其实也就是希望这个的社会死。如果怀有这种希望的人多了，形成了声势，资本主义终结历史、不平等制度地久天长的老皇历就该换换了。

　　其次，建立在比较性竞争基础之上的现行体系，出现了循环危机。怎么讲呢？现行的不平等制度可以有这么几种选择：1）上下原地不动；
2）上面的不动，下面的上来；
3）上下同时往上；
4）上面的下来，下面的不动；
5）上下同时往下。这其中，2）属于乌托邦就不说了；
4）属于鱼死网破也不提了；
1）今天行不通。5）是“谁都不愿意看到的”。既为这个体系所接受，由能上下欢喜的就是第3），上面的往上，下面的也往上。过去一二十年中国的精英们津津乐道的“国际大循环”就是这个意思：都往上走，一楼的上二楼，九楼的上十楼。但这有一个前提，就是楼层要不断加高，让最高的还能更高，这样才循环得起来。在独尊财富的资本主义背景下，楼不断加高意味着经济不断增长，总量不断扩大。这又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资源不能有限，要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这就是为什么这个世界如此重视科技创新，水变成油的梦醒了还要接着做。可问题是资源的开发，赶不上需求的增长。需求的核心，是比较性竞争。比较性竞争，我们讲了，是没有极限的，用老话说是“欲壑难填”，新的说法就是“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在比较性竞争、在社会欲望的黑洞面前，再大的经济馅饼也等与零，什么“物质极大丰富”，什么“各取所需”那不是做梦么！美国的富翁乘航天飞机在地球轨道风光一次，要消耗多少能源，同学们可以算算。多少年的地质生化过程造就的石油，据说只够糟蹋四十年的了，阎新、张洪堡他们再不显灵，就真的循环不动了。循环不动的后果明摆着，轻则上下都不动，一块蹲班留级，就是1）；
重则上下一块反着跳班，也就是5）。咱们避重就轻，单说上下都不动。这在过去，比如西方的封建时代，大体是这个样子。那时经济增长缓慢，楼不加高，贵族乐得龙生龙凤生凤，简单重复；
农奴在下面老鼠生儿打地洞，(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也认命了。但后来资本主义的兴起、工业革命、发现美洲等等事件，骤然解放了生产力，也就是说，弄出了不老少的砖头沙子灰，于是解放了欲望：楼顶十层的居民可以接出一层搬上去，下面的九楼上十楼，五楼上六楼，也开始了流动。跟这大搬迁成龙配套的天赋人权、平等自由之类的价值观念应运而生，其中一些名篇如《独立宣言》《哥底斯堡讲话》楼下的各色人等不但滚瓜烂熟，甚至可以用原文背诵。“超越极限”、“挑战自我”“人生能得几回搏”之类的爬楼号子响彻云霄。这时上面突然传来消息：都甭动了，砖头没有了，沙子灰也用完了。这不是要天下大乱么！别说十楼以下的不干，就是十一楼的欧洲北美也会发疯，因为顺着经济的楼梯“向上向上”已成为他们生命的第一要义，让他原地不动简直就是让动物改当植物。我这还是假定资源存货再加上新发明能够维持现有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的再生产。但要是维持不了呢？那只好各楼的都往下，刚才说了，那无异世界末日。解决之道，是大家都搬出不平等的大楼。现在不少意识形态、宗教传统、社会运动其实都在挨家挨户做说服动员工作。但都不是很成功，为什么呢？你想上面的不带头搬出大楼，光是资助二楼三楼的念佛尊孔，节省卡路里，怂恿他们住到野地里搞“绿色经济”，而自己却开飞机到空中翻跟头解闷儿，这怎么可以呢？楼下的人虽然绝对海拔不如他们，但心气也许比他们还要高呢。结果很可能是混战一场，楼倒人亡。这回“恐怖的大鸟”可不是从楼外飞进楼内，而是楼上楼下一通乱飞。资本主义把无限的社会欲望引向了依赖有限物质资源的经济领域，这是当今资源危机的本质，也是当今社会症结所在。当然，这个体制有那么多院士博士昼夜攻关，还是想得出办法缝缝补补又一年的。只是“千年帝国”“终结历史”的高调就快别唱了。我们胡同那家小店，门口对联“财大发”“福永驻”的字迹犹存，这会儿已开始“破产狂甩”了。我那天进去溜了一圈，东西确实便宜。

　　说到这儿，同学们也许会问，是不是可以把比较性竞争从石油镍矿象牙这些紧缺资源上引开呢？英雄好汉要比试，就让他们比左脚工笔花鸟，就是倒背刘晓庆传记也可以呀。古人说，“性犹湍水，导之东则东流，导之西则西流”。比较性竞争以财富为主战场，并不是古往今来所有文化所有社会的通则。这方面的确可以有所作为。我记得好多年前的一个晚上，我在一条便道上散步，前面一个女的，一边走一边哼哼那会儿流行的“月色赛柠檬，爱情比酒浓”，哼着哼着就从地平线上消失了。原来那便道有半人高而且隔一段就弯进来一块，黑灯瞎火她没看清，一脚就踩空了。那时谈恋爱不像现在有那么多去处，一般都在街上来回的溜，叫“压马路”，如果有什么亲密些的动作，也都到墙犄角、树后面完成。当时这树后面便埋伏着不少对男女，他们看到失足女青年便蜂拥而出，争先恐后地送温暖，场面十分壮观。这件事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竞争本质上固然是与他人为敌，但弄好了，也能服务于善，起码无伤大雅。其实，观察一下周围的生活，这种现实性和可能性并不少见。但有这么一点需要注意，比较意识并不是纯粹的能量，可以任人摆布，而是有趋向性的：什么紧俏它便瞄上什么。美国进口的蛇果，论味道哪里比得上国光苹果，就因为外来的和尚难得，上层阶级再贵也要买。吃活猴的脑子，想想真比吃屎还恶心，但阔人就居然津津有味――否则怎么叫“阔”呢？竞争向不可再生资源的集中，应该说有其内在的必然性。

　　再次，比较性竞争作为人类生活最基本的意义，为这个世界的运转提供了最主要的动力。大家都知道现在飞机要上天，汽车要上路，主要是靠石油。哪天油田一爆炸，太阳能、风能、潮汐能又没跟上，日子就别过了。同样，如果我们哪天心血来潮，把比较性竞争、不平等制度统统取缔，结果也是整个世界的瘫痪――这正是剥削压迫体制的一张王牌。所以，要想向不平等制度、向比较性竞争开刀，先得扶持其他的意义，寻找替代的动力，例如我前面讲过的审美、求真之类。这是一件巨大而复杂的工程，需要耐性和韧性，需要大家的智慧和想象力。随便举个例子。今天下午有一个“戏剧之友”的团体通知我有活动。这是北京一些爱好戏剧的普通观众自发的组织，他们经常观摩演出，组织讨论。大家都知道，戏剧界是热闹场，一斤戏剧挤掉审美一两、真情五钱，再刨去生理需要若干，剩下的半斤八两就都是经营声名当人上人了。在这一点上它和其他各“界”、也就是制度化了的竞争场没有任何区别。这类竞争场生意越是红火，不平等的大树就根子越深、叶子越绿。倒是有一些民间组织较少功利色彩或者说较少竞争意识，它们或热爱书画，或关心戏剧，或忧虑时政，更多是出于志趣爱好，不大去想一炮窜红、被女观众团团围住的场面。这样的民间组织及其活动有助于开发和支持与不平等无关的意义，这些意义一但壮大到取代比较性竞争而成为主要社会动力、文明基础的时候，世界就根本改观了。同学们说，你讲的这些组织老头老太太下棋跳舞的事情也许跟未来世界有些关系，但这跟工人下岗、两极分化、台独疆独这些国家社会的燃眉之急有多大关系呢？坦率地说，没多大关系。在这个未定之天，我们实在还顾不到未来。尽管如此，也不妨在思想上和实践上为未来准备一个存钱罐，有点钢蹦毛票就随时塞进去。

　　最后，基于比较性竞争的相对平等，即对压迫的反抗，其实也为实现绝对平等创造了条件。让压迫者不压迫有两个比较直接的办法。一是让他觉得作威作福其实没啥意思。在这方面，古往今来的一些文化思想道德伦理确实在感动人心、塑造人性上发挥了相当作用。有些人真就一口痰啐别名利场，从此竹杖黄冠，云水青山；
不少女性对仕途上的快腿儿特别厌恶，即便不幸做了首长夫人，也每每看着副官的背影发楞，甚至趁月黑风高夜跟伙夫私奔得无影无踪；
就是加入被压迫者队伍去拆毁爹妈宫殿的也大有人在。教育的作用应该强调，但也不能高估，因为就在压迫阶级中少数人变节开小差的同时，绝大多数被压迫者都被从思想上改造成了压迫者：登板儿车的欺负起老婆、老婆欺负起儿媳都毫不含糊。另一个直接的办法就是对压迫进行反抗，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绝不缺斤短两；
让压迫者一夕数惊，席不暇暖，三妻四妾形同虚设；
如果有机会，最好把他从背上请到胯下来体验一回生活。只有这样，他才可能取出算盘权衡利弊，寻求妥协。未来的大同世界，我想既是觉悟者做诗做出来的，也是老板们扒拉算盘扒拉出来的。

　　七、结语

　　上个世纪的平等主义运动，大家都知道，以失败收场，幻灭告终。原因固然复杂，但一个共同之处，就是忽视了社会不平等根深蒂固的人性基础。如果对此还是没有清醒的认识，则今后无论再怎么努力，都只能重蹈覆辙。承认“恶”的人性存在，并不意味着承认它合情合理，更不意味着向不平等体制低头悔过，从此争做它的“十佳公民”。正视不平等的人性基础，可以帮助我们对平等事业的长期性和阶段性有比较明确的定位，知道这一代人可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应该做什么，不至于插秧时节男女老少全去了打谷场。我读不少思想家的作品常生一种感慨：一个历史过程总要经过多少代人的漫长岁月，但思想家、尤其是身在其中的思想家，在把无限江山绘入尺幅之际常常忘了比例尺，指着今生今世说千秋万代。一个具体的人，不但生命过不了界河，思想其实也不可能过河太远。当年的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也好，如今的资本主义终结历史也好，都不过如此。还是恩格斯说得好：这过去的几千年，才不过是人类文明的史前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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