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泳：回到傅斯年

　　一九四九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国现代史学的发展，从整体上看，是以马克思主义史学为一统天下的。说它一统天下，并不意味着其他学派绝对没有生存空间，而是说作为中国现代史学主流的“史料学派”，从一九四九年以后基本上被人为地阻隔了。这种阻隔，对于那些在一九四九年以前就成名的史学家来说，它的伤害只是他们在很长的时间内不能按照他们已有的史学训练来做研究，但对于那些在一九四九年以后才开始学术生涯的史学家来说，在他们的学术生涯的起步阶段，就受制于单一的史学训练，这使他们很难在学术上达到前辈学者那样的境界。这也就是为甚么“中国现代学术是一代不如一代”的原因。八十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史学界开始反省近半个世纪以来在学术上的失误，到了九十年代，已经开始向中国现代史学的起步阶段回归，其主要特徵就是：回到傅斯年。

　　傅斯年的史学观，简单说就是“史学即是史料学”，他认为史学家的责任就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只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他和史语所同仁所进行的学术研究工作，现在看来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史语所作为一个现代学术集团为中国现代学术提供了成功的范例，它的成功告诉我们，史语所虽然是一个国家体制化的研究机构，但因为他们的研究工作遵守了史学研究最基本的学术规律，所以他们在一个动荡的时代里所取得的学术成就是惊人的。那一代史学家的诞生和成长，开创了中国现代史学的新格局。从本世纪20年代开始，直到四十年代，以傅斯年和胡适为代表的中国现代史学中的“史料学派”，本来已为中国现代史学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但因为后来中国史学的发展被马克思主义史学一统天下，不但使已有良好训练的学者不能在学术上再做出更大的学术成就，而且使新一代学者的学术训练走上了歧途。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中，第一代的五老（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吕振羽），由于早年的训练还是受史料学派的影响，所以他们早年的研究还可以说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稍后的吴、尹达、吴泽等学者，早年也有很好的学术训练，但他们后期的学术研究，特别是受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影响以后，则退步了；
至于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如华岗、胡华、胡绳、何干之、刘大年、张如心等，他们的学术研究工作，现在看来很少能经得起时间检验。

　　一九四九年以后，对于资产阶级史学的批判，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批判胡适和傅斯年的史学思想，而且都是从批判"史学就是史料学"下手的。

　　一九五八年第六期《新建设》杂志曾发表过一篇〈批判傅斯年的反动的史学研究方向〉的文章，署名文瑾。这篇文章的主旨就是清算傅斯年着名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在中国史学界的影响。文瑾认为：“这些旧史学留下的污毒，随时都在侵蚀马克思主义的史学阵地，使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研究工作不能很好开展起来，并阻碍着科学队伍的更快成长。为了史学工作的大跃进，我们必须大破大立，把资产阶级的史学研究方向彻底搞臭，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开辟更广阔的道路。”

　　同年第十二期《新建设》杂志又发表了胡如雷的《廓清陈寅恪先生资产阶级史学观点的不良影响》。胡如雷认为，全国解放以后，胡适派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已经威信扫地，但陈寅恪的资产阶级史学观点在史学界还有影响。“某些人对陈先生的迷信也还没有破除，有意无意间对陈先生的所谓‘成就’进行宣扬，甚至渲染，传播开去，流毒无穷！明乎此，则可更进一步了解，现在批判陈先生的学术思想是具有重大意义的，这不仅对陈先生有极大的帮助，而且对今后史学界的健康发展，也将会起良好的作用。”那时马克思主义史学已取得了不容怀疑的正统地位。五十年代初，作为国家体制化行为，中国科学院下设的历史研究所，它的领导是以郭沫若、范文澜为主要代表的；
一九五五年哲学社会科学的学部委员当中，也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天下，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差不多都成了学部委员，而顾颉刚却被排斥在外。

　　那时对"史料学派"的批判是构造了一个“史料学派”没有理论的假设，在这个前提下，以所谓“史料”与“理论”的轻重和“求真”与“致用”的矛盾为相互对立的假设，对前者进行了否定。其实这些问题根本都是不存在的。因为史学常识告诉我们，从来就没有过“没有理论的史料”，也根本没有过“没有史料的理论”。对“史料学派”的批判，目的就是不要史料。正是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一九四九年以后，史学界“一派独兴”、“五朵金花盛开”的局面才得以形成。那“五朵金花”，即中国古史的分期问题、农民战争问题、封建社会土地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和汉民族形成问题。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不是建立在新史料发现的基础上，而是先有了理论上的预设，在“规律至上”的观念指导下，再去寻找史料以为证明。现在看来，在这些问题的研究上，大体可以说是浪费了几代学者的才华，他们本来可以不在这些问题上进行纠缠的。比如像农民战争这样的问题，假如没有理论上的预设，稍有学术训练的史学家都不会得出后来那样的结论，特别是像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这样的事，只要举出史料，他们的性质也就一望而知。

　　现代史学史证明，“史料学派”没有排斥过马克思主义史学，他们只是不迷信这些东西，他们对这种理论的使用范围保持了相当的清醒。一九四五年，顾颉刚和童书业合撰《当代中国史学》，就对郭沫若的古史研究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研究社会经济史最早的大师，是郭沫若和陶希圣两位先生，事实上也只有他们两位最有成绩。郭先生应用马克思、莫尔干等的学说，考索中国古代社会的真实情状，成《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这是一部极有价值的伟着，书中虽不免有些宣传的意味，但富有精深独到的见解。”顾颉刚在该书的引论中还说：“自从所谓‘唯物史观’输入以后，更使过去政治中心的历史变成经济社会中心的历史，虽说这方面的成绩还少，然也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

　　史料学派“对史学理论”是非常重视的，他们对二者之间的关系也有非常清晰的分辨。一九四零年，顾颉刚在四川成都所写的《史学季刊发刊词》就深入论述过史料和史观的关系。他说：

　　“故凡不受历史哲学指导之历史科学，皆无归宿者也。夫考据之功无尽期，历史哲学之建立因不必待至一切历史考据完成之后，然必当建立于若干颠扑不破之考据上固无疑。观各国新史学之发达历程，均先赖考据方术之改进，而后有正确解释之产生，知无史观之考据，极其弊不过虚耗个人精力。而无考据之史观则直陷于痴人说梦，其效惟有哗众愚众而已。世之好为史学者，果欲纳之于正轨且开浚其源头乎，审定史料固最基本之功力，亦最急切之任务也。”

　　顾颉刚是“史料学派”的主将，但他对历史哲学的重视是非常自觉和清晰的。可惜像他这样的学者，在一九四九年以后已从主流退据边缘了。

　　五十年代在所谓“历史科学中两条道路的斗争”中，受到最大伤害的就是“史料学派”的历史学家。一九五八年在全国高等院校开展的“历史科学中两条道路的斗争”中，其主要内容就是批判“史料学派”。当时山东大学、中山大学、西北大学、四川大学、吉林师范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六所大学的历史系学生给他们的老师写了许多大字报。这六所院校的学生集中批判的就是童书业、陈寅恪、岑仲勉、刘节、徐仲舒等一流史学家。当时山东大学历史系的学生还写过这样一首诗来讽刺他们的老师（见《历史科学中两条道路的斗争》续辑，人民出版社，北京一九五九年一月）：

　　厚古又薄今，理论看得轻；

　　马恩列斯毛，从来不问津。

　　报刊和杂志，当做史料存；

　　五六十年后，一笔大资本。

　　研究古代史，言必称二陈；

　　史观寅恪老，史法垣庵公。

　　至于近代史，首推梁任公。

　　理论有啥用，史料学问深。

　　对于傅斯年和“史料学派”的批判，使一九四九年以后成长的史学研究者中很难出现像他们前辈那样的史学家，因为训练不足或者说曾经误入歧途，他们已经回不到傅斯年的路上去了。破坏比建设要容易得多，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国并不是没有史学方面的青年才俊，但因为意识形态的制约，使那些颇具文史才华的青年才俊都在学术上走过邪路。像李泽厚、李希凡、蓝翎、冯天瑜、朱永嘉、戴逸等先生，甚至余秋雨、甚至姚文元，他们本来是有可能成为像他们前辈那样的学者的。

　　中国现代史学的道路是曲折的，绕了五十载，还得回到傅斯年，这是很让人感慨的。

　　原载于《二十一世纪》双月刊，二零零零年十月号（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一五一页─一五三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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