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顺姬：人民、国家与恐惧:布赞及其对国际关系理论的贡献

　　【内容提要】　作者集中探讨了巴瑞·布赞关于国际关系理论的第一部重要著作——《人民、国家与恐惧》,这是布赞国际关系理论方面的核心著作。布赞运用层次分析和领域分析的方法,提出了“地区复合安全”的概念。除了安全研究外,该书还勾勒出了布赞的整体研究的框架——地区复合安全理论、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理论以及对英国学派的研究。作者认为,布赞在概念和方法论上采取的多元主义指明了国际关系领域发展的方向,为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关键词】　人民、国家与恐惧;布赞;国际关系理论

　　【作者简介】　崔顺姬,伦敦经济与政治学院国际关系系博士候选人。

　　关心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者对巴瑞·布赞(Barry Buzan)的名字并不陌生,他近年与人合著的两本书:《安全:一种新的分析框架》(Security: A New Framework for Analysis)和《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International Systems in World History: Remaking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1]已被译成中文,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布赞对国际关系理论尤其是学科概念做出了许多卓越贡献,他的著作颇丰,主要涵盖以下3个领域:一是国际关系理论,尤其是结构现实主义和国际体系研究;二是国际安全的概念和地区安全研究;三是对英国学派的研究。本文集中探讨布赞第一部重要著作——《人民、国家与恐惧》(People, States and Fear)。该书是布赞关于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著作,它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布赞后期的重大研究框架,比如地区复合安全理论、国际体系在世界历史中的角色以及英国学派研究。最重要的是,《人民、国家与恐惧》为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暗示。这种暗示可以被称为“学术预言”,其中许多都已实现。比如,自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理论已经从早期那种严格强调科学的、非历史的方法中摆脱出来,越来越强调多元论和历史方法,同时更加关注社会的层面。而这些要素和方法早已在《人民、国家与恐惧》一书中早已有所体现。本文将布赞的著作置于国际关系研究的大环境中,首先概述1980年以前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然后考察《人民、国家与恐惧》与布赞近作之间的关联以及对这些作品的影响,最后回顾国际关系理论在日益全球化的后冷战时期的发展状况,并重估《人民、国家与恐惧》以及布赞对国际关系理论的贡献。

　　一　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1980年之前　　

　　(一)早期国际关系理论: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

　　众所周知,国际关系作为一门研究学科,其发展过程中有过多次重大辩论,其中有两次辩论尤为重要:第一次是20世纪30～40年代的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争;第二次则是20世纪50～60年代行为主义与传统主义之间的对垒。国际关系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始于一战结束:人们想要弄清楚战争发生的原因,并为阻止未来的冲突开出“处方”。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等自由主义思想家们认为,解决之道就是重塑国际体系,用议会民主及多元民主来代替独裁政府体系。20世纪20～30年代(学科形成年代),理想主义成为国际关系学科的主流。但到30年代时,理想主义似乎脱离了国际关系的实际。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那些历史事件,特别是国联“集体安全机制”的失败,结束了理想主义的主导地位。卡尔(E.H. Carr)和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等掀起了对理想主义的全面批判,并树立了一种新的现实主义正统。理想主义者们过于关注国际体系应该怎样,现实主义者们则坚持必须从实际情况出发来研究问题,并把国家间的权力政治当做理解国际体系运作的关键。从20世纪40～60年代,现实主义(常称“古典现实主义”)占据着国际关系研究的主导地位。

　　(二)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行为主义

　　二战后,国际关系学迅速发展,尤其是在美国,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科学的”研究方法日益流行。这一代学者与第一代学者相比,更注重严格的方法论。大多数第一代学者来自历史学和法学领域,他们本质上是整体主义者,承认人类世界的复杂性,并且将国际关系视为人类世界的一部分。他们的研究方法主要是试图通过研究外交官和外交部长们的思维模式来“进入(get inside)”国际关系这一学科,这种研究方法通常被认为是传统的或者古典的方法。相形之下,20世纪50年代以后出现的新一代学者通常受过政治学、经济学或其他社会科学的训练,因此对于如何研究国际关系有不同意见。科学家试图通过客观的阐述和可以证明的原则来解释自然世界,而这些带有科学背景的学者们则希望能把这种方法运用到国际关系领域。他们的首要任务就是搜集经验性数据,并用来分类和概括,最终验证某些假设。这种方法以“行为主义”闻名于世,但它并不是一种新的国际关系理论,只是一种新方法。在传统主义和行为主义之间的辩论中,并没有哪一方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但行为主义的确对国际关系理论有着持久的影响,尤其是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

　　(三)20世纪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现实主义及其批评

　　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到整个70年代,占主导地位的现实主义范式遭到越来越多的批评。这些批评不但集中在方法论上,而且集中在现实主义对世界的整体构想、相关理论和政策议程上。正如布赞所观察到的那样,一方面,行为主义者们声称:即便像摩根索这样的古典现实主义者,其著作也不符合科学研究的原则。另一方面,自由主义者们则在研究议程方面对现实主义提出最严重的挑战。[2]他们批评现实主义者对于国家的中心地位和军事权力过于迷信,认为现实主义既不能处理一个相互依赖的世界中的国际政治问题,也不能概括其特征。贸易、投资、旅游和通讯等问题在国际关系中特别是在西方国家间的关系中显得日益重要。20世纪70年代,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和约瑟夫·奈(Joseph S. Nye)发展了这些观念,他们认为西方国家(包括日本)间的关系已发展成“复合相互依赖(complex interdependence)”的关系。[3]

　　(四)大辩论的后果:理论范式的不可通约性

　　20世纪70年代,自由主义(尤其是相互依赖理论)大有成为学科主导理论之势。但是,许多学者仍然强烈提倡一种以现实主义为本的立场。争论的结果是国际关系理论的急剧分化。本来,学派分歧通常会为推动学科进步、相互吸收和扬弃创造出更好的研究氛围。但如果没有真正的对话,情况就不一样了。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的范式理论(theory of paradigms)认为,不同的范式(占主导地位的概念框架)是不可通约的(irreconcilable or incommensurable),因为每个范式都会产生自己的评价标准和语言。[4]奥利·韦弗尔(Ole Waever)声称,在现实主义及其自由主义挑战者之间,就存在着这种范式不可通约的问题。[5]这场包括了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所谓“范式间辩论”(即“第三次辩论”)的特征是各持己见,各方都坚称自己才是惟一真理,却完全不愿了解对手的基本观点。在那种情形下,真正的综合是不可能出现的。[6]不过,例外情况还是存在的。冷战期间一直存在、主要在英国发展起来的“英国学派”就是这样的例子,其代表人物是马丁·怀特(Martin Wight)和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英国学派主要在两个方面与主流理论不同。

　　首先,它拒绝行为主义,强调在人文理解、判断、规则和历史基础上的传统方法。其次,它拒绝在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划出生硬的界限。它承认国家政治或者权力政治的首要地位,但在理解国际关系时,它发展了“国际社会”的概念,强调国际关系中的历史视角,重视在规则基础上的秩序。但英国学派一直处于边缘地位,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特别是冷战结束之后,它才得到重新解释并得以复兴。就主流理论而言,范式的不可通约性造成了另一个后果,那就是:在国际关系中非常重要的“安全”概念还远未得到充分发展。布赞认为,最主要(但并非惟一)的原因就在于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两极分化。国家安全问题主要是通过“权力”(源于传统的现实主义)与“和平”(主要与理想主义相关)两个概念来研究的。但是,这两种主导方法却南辕北辙,它们开出的“处方”也相互矛盾。结果,安全概念落入次要位置。“它要么被看成是权力的派生物:一个拥有足够权力且处于主导地位的一方将会获得最终的安全;要么是和平的结果:持久的和平将会为所有人提供安全。” [7]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学者和政策执行者都把“安全”概念当做一个核心概念接受,但与此相关的论述极为混乱。因此,两极分化的局面仍然是国际关系理论进一步发展的主要障碍。

　　(五)沃尔兹与新现实主义的挑战

　　肯尼斯·沃尔兹(Kenneth Waltz)的《国际政治理论》(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既是对古典现实主义的批判,也是对它的扩充。它让现实主义“在新现实主义这个新幌子下回到主导地位”。[8]与古典现实主义者摩根索一样,沃尔兹试图将“国际政治”看成一种具有自己独特领域的理论,不与经济、社会或者其他国际领域混淆。不同的是,古典现实主义者根据人性而沃尔兹的新现实主义则根据无政府状态结构来解释国际关系。由于沃尔兹高度强调“安全”而不是“权力”,因而与古典现实主义分道扬镳。[9]不过,两者的最大分歧还在于它们各自对理论概念的理解。沃尔兹区分“思想(thought)”和“理论(theory)”以及还原论和系统理论,在沃尔兹看来,大而化之的思考已经不再能满足需要,国际关系理论需要一种“规范严谨的表述(law-like statements)”和科学有效的方法。[10]因此,许多像韦弗尔那样的学者认为,对第二次辩论中的“科学”一派来说,古典现实主义向新现实主义的转型是它们迟到的胜利。[11]但仍要指出,沃尔兹的理论过于狭隘。他全力创造的“国际政治理论”是一种类似于微观经济学的东西,而对科学有效性的追求使他把国际关系局限于政治领域,即国际政治。不论沃尔兹意图如何,其实际效果是阻碍了他自己的思路和其他方法的综合,而最重要的一点在于,沃尔兹的“科学”方法把重要的历史维度排斥在国际关系研究之外。

　　二　《人民、国家与恐惧》:布赞关于国际关系理论的首部著作

　　布赞的《人民、国家与恐惧》发表于1983年,副题为“国际关系中的国家安全问题”。1991年修订再版时,副题改为“后冷战时代国际安全研究的议程”。该书被《美国政治科学评论》(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杂志评价为一本内容丰富、睿智且启迪思想的著作。一些作品因为成熟而有价值,一些作品则因提出新问题而同样重要,尽管它们对这些问题未必提供了充分的答案,其意义在于启发新的思想,并引领学术界开拓新的研究方向。我们应该以这种思路来看待《人民、国家与恐惧》一书的价值。

　　(一)安全概念:布赞对国际关系研究的挑战

　　《人民、国家与恐惧》探讨国际关系中的国家安全问题。布赞认为在先前的学者那里,“安全”概念“还未发展到足以担当重任”。[12]当时的“安全”概念颇富争议并且不精确。沃尔夫斯(Arnold Wolfers)甚至把安全描述为一个含混的符号(ambiguous symbol),可能根本没有任何精确的含义。[13]布赞的做法是,“发展一种整体的安全概念,其框架能服务于那些想把这种概念应用到具体案例中的人们”,同时并不妄图给安全一个精确而公认的定义。[14]

　　布赞认为,要理解国家安全问题,“提供”而不是“恢复”一个安全概念至关重要,因为这个概念从未被恰当地研究过。[15]为何一个如此重要的概念长期“未被开发”呢?布赞从国际关系学科内部找原因:首先,现实主义并没有在“安全”和“权力”概念之间做出清晰的区分。其次,经验研究盛行,特别是其研究内容更关注国家安全和偏重于军事。再次,“安全”作为一个独立概念,其发展也受其批评者的阻碍,自由主义者称现实主义者过于执迷于战争,但他们自己在安全概念方面也无甚建树。最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安全概念的发展还受到了行为主义的干扰。行为主义的科学分析、价值中立和量化的特征都是与安全概念相矛盾的,它认为安全概念中蕴含了价值判断。

　　布赞意识到,如果安全概念的问题不解决,很可能对后续的研究造成障碍。因此,布赞逆当时潮流而动,认为除了那种惟我独尊的方法外,还存在着一条中间道路,它能够在国际关系的无政府结构与相互依赖的互动之间架设一道桥梁。在这种情况下,狭隘的国家安全观念以及与之相伴的国家安全战略便显得越来越不合时宜。布赞相信,持续努力地创造一种正确的安全概念是极为必要的。要旨在于,“安全概念提供一种方式,可以将国际研究中许多彼此孤立的理论和分析领域结合到一起。这些领域包括:国际关系理论、国际政治经济学、地区研究、战略研究”等等。[16]《人民、国家与恐惧》的目的就在于努力阐述这些关联,并展示了这种研究的吸引力。布赞在理论和方法论上采取多元主义,详细地发展了层次分析和领域分析的研究方法,以达到概念和分析上的完整与清晰。

　　(二)层次分析与领域分析

　　《人民、国家与恐惧》并没有按照传统的战略研究的线索来组织,战略研究通常关注的是威慑与军控这样的题目。相反,该书集中探讨了两个问题:安全的指涉目标(referent object)是什么?达到这种目标的必要条件是什么?布赞指出,安全概念需要一个指涉目标,即“谁的安全”,否则安全概念毫无意义。“国家的安全”这个答案显然是不充分的。此外,安全的指涉目标和达到它的必要条件密切相关。要解答以上两个问题并正确理解国家安全问题,研究对象不可局限于国家,而是需要不同层次的分析。同时只着眼于政治、军事领域也不够,安全分析需要研究更广泛的经济、社会和环境领域。[17]

　　但总体看,这本书关注层次分析更甚于问题领域。这里,布赞可能颇受大卫·辛格(David J. Singer)、沃尔夫斯(Arnold Wolfers)和沃尔兹等人的影响。在回答战争发生原因时,沃尔兹是通过3种不同层次的研究来进行的:个体、国家和国际体系。[18]此后,他尤为强调“国际体系”的社会特征,显露出对结构主义理论的偏爱。[19]布赞欣然承认受惠于沃尔兹的3个层次分析方法。尽管布赞在一些方面是沃尔兹的批评者,沃尔兹的国际体系概念仍大大地影响了布赞。在许多方面,沃尔兹都为布赞的研究提供了一个起点。

　　(三)安全与国际体系

　　无政府状态和安全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新现实主义坚持“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结构”是国际安全的主要政治环境。[20]布赞接受新现实主义的观点,认为无政府是政治秩序的一种分散形式,但并不等于霍布斯所暗示的那种无序与混乱。同时,他又接受自由主义观点,认为国际联系日益密切的现实也应被放到国际体系的核心位置来考虑。[21]因此,兼有“碎片化”和“紧密化”特征的国际体系是安全研究的分析语境。在无政府状态下,尽管竞争是普遍深入的,并且有着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和军事的形式,但合作和暴力冲突都是可能的。[22]问题在于哪些因素影响着合作与竞争之间的平衡呢?在国际体系中,什么因素会加速或缓和国际安全的困境?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布赞首先考虑了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分布问题(沃尔兹认为这对国家行为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布赞承认权力分布在安全关系中的重要影响,但声称,还必须考虑其他两个因素:国家的特性和国际社会的特点。沃尔兹主张,真正的系统理论不应该陷入到研究单元(国家)的特征里去。[23]布赞认为这是错误的,因为沃尔兹把体系和结构搞混淆了。布赞承认各个单位的特征与“结构”无关,但与体系是相关的,因为:体系=单位+互动+结构。[24]此外,布赞显然赞同英国学派关于“体系”与“社会”之间的区分并且认为国际社会的发展状况是国际安全的一个重要因素。[25]总之,布赞从体系的视角,融合了许多源自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英国学派的洞见,力图建立一个广泛而脉络相承的国家安全观。其结论是,尽管国际政治体系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只有单一的形式,相反,在特定条件下许多变数都可能出现。无政府状态的某些结构会加剧国家安全问题另一些则会减缓国家安全问题。[26]

　　在处理这些复杂情况时,布赞假设有一个无政府状态光谱,不成熟与成熟分别构成它的两极。极端不成熟的无政府状态,是指各个单位完全靠领导国家的权力而被拼凑到一起的情况。每个国家除了自己之外不承认有任何合法统治权威存在,国家之间的关系体现为一种持久的争夺霸权的斗争。位于另一极端的成熟无政府状态,则是指各个国家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社会”,各国不必以持续的武装冲突和不稳定为代价,就能享受到来自各地的收益。在这两极之间,可能存在不同层次的国际无政府状态,包括目前的国际状态就是其中之一。

　　(四)地区安全与复合安全理论

　　传统上,国际关系领域关于层次分析的辩论总是集中在单位(国家)和体系层次上,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区域内国际关系这个中间层次。布赞在《人民、国家与恐惧》中坚持把“地区次体系”作为安全分析的对象,并发明了“地区复合安全(regional security complexes)”概念,其目的是脱离那种过分强调权力作用的倾向,并让地区层次在国际安全研究中得到应有的重视。[27]

　　这种方法将安全看做一种相关(relational)现象,亦即任何人想要研究安全问题,就得面临如下问题:这个体系中的所有国家都深陷于安全相互依赖的全球网络之中。但是距离越近,威胁就常常越大,因此不安全通常与邻近性(proximity)相关。在很大程度上,许多国家更可能害怕它们的邻居,而不是遥远的强国。[28]在一个地理分布多样化的无政府国际体系内,安全相互依赖的形式就是建立在地区基础上的集团,即“安全复合体”。在这种基本的次结构中,权力分配和敌我关系的类型都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五)《人民、国家与恐惧》:局限及影响

　　《人民、国家与恐惧》当然有它的局限性。布赞所采取的多元主义方法论无疑是好的,尤其是和以往理论上的两极分化现象相比是可贵的。但在融合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过程中,布赞并没有超越他对于现实主义的偏爱。更重要的是,他的这种尝试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在物质主义范围内的融合,而没有把观念和文化因素充分容纳进来。当然布赞用“分析领域”的方式把文化层面纳入到社会领域(societal sector)来处理,而且借用布尔的“国际社会”的概念,指出国际体系中存在不同层面的无政府状态。尽管如此,他的这种概念框架(conceptualisation),从哲学角度看还是远远停留在物质主义的阶段, [29]从而也阻碍了安全概念得到进一步发展。这一弱点在他论述威胁与脆弱性(threats and vulnerabilities)的时候尤为明显,即过于强调物质的作用(material factor),而忽视社会或观念因素。[30]《人民、国家与恐惧》1991年的修订版仍有这种痕迹。另外,该书已经开始使用层次分析和领域分析的方法,尤其是他成功地将“地区”这一次体系层次结合到了安全概念之中。但是与层次分析相比,领域分析就弱得多。他虽然把安全问题分成了不同的领域,但并没有深入地解释领域分析和安全逻辑的互动关系。

　　尽管如此,《人民、国家与恐惧》对布赞本人以及国际关系领域的意义都不小。到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早期,安全概念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其中就有《人民、国家与恐惧》的贡献。[31]当然,还有其他的因素,包括当时国家间相互依赖的急剧增强、超级大国之间的和解现象以及冷战趋于结束,它们向以前的思考方式发起了挑战。所有这些都激发了人们对安全概念的研究,使之成为权力与和平之外的另一个重要概念。如今,这个领域已被称为“国际安全研究(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32]最重要的是,安全研究的任务已经由奥利·韦弗尔等新一代学者们承担起来,他们从历史、哲学和政治语言学的视角来探讨安全概念。在布赞和韦弗尔的引领下,这种颇有特色的安全研究方法后来发展成哥本哈根学派。

　　因此,在国际关系研究方法趋于更加完善的过程中,将《人民、国家与恐惧》视为一种主要推动因素是适当的,它的确是一部开拓之作。但是,此书的贡献并不仅限于安全研究,它的价值还体现为它勾勒出了布赞的整体研究框架——地区复合安全理论、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理论以及对英国学派的研究。后面两个主题将涉及国际关系的总体理论(general IR theory)。

　　三　《人民、国家与恐惧》与布赞的近期著作

　　布赞的许多理论直至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才完全成熟,但其基本框架——包括层次分析和领域分析、复合安全(security complexes)、两极分析和敌我关系的基本结构以及结构性转变等概念——在《人民、国家与恐惧》中已经很清晰了。这里将集中分析该书与布赞近期著作之间的关系。

　　(一)从安全概念到地区复合安全理论

　　国际安全研究能在国际关系领域成为一门更加成熟的学科、地区复合安全理论(RSCT)能够作为一个重要学派出现,在某些程度上要归功于《人民、国家与恐惧》。RSCT已经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可以容纳更宽广的安全议题和对安全化的理解。[33]布赞、韦弗尔等人已经使RSCT成为哥本哈根学派研究安全问题的独特方法。《人民、国家与恐惧》吸引了年轻一代的学者们进入到安全研究领域,他们反过来又影响了布赞自己。尤其是韦弗尔,他将RSCT的核心方法从物质主义转向了更加注重社会理解的路径上来。

　　RSCT保留了折中的方法,致力于在新现实主义的结构主义方法和建构主义对国际体系的社会理解之间保持对话。这里我们要注意“安全化(securitization)”这个概念,它在安全分析方面强调主体间理解。《人民、国家与恐惧》中广泛使用的层次分析和领域分析方法仍然在建构RSCT的讨论中得到重视。布赞的后继著作则在问题领域,尤其是安全化方面进一步拓展。1998年以后,这条线索在《安全:一个新的分析框架》(1998年)一书中尤为明显,而布赞与韦弗尔合著的《地区与权力》(2003年)一书则可能是关于RSCT最完整的表述。

　　(二)理论的多元化:国际体系与国际社会研究

　　《人民、国家与恐惧》主要研究国家安全,但它理论上的多元化促使布赞转向其他问题,例如国际体系与国际社会。在这里,布赞和他的同事们向主流学派的研究方法发起了挑战,他们将主流理论称为“建立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基础上的国际关系理论(Westphalian-based)”、甚至是穿着一件“威斯特伐利亚束身衣(Westphalian straitjacket)”的理论。[34]他们指出,国际关系领域的主导态度对历史充满敌意或是漠不关心,这已成为痼疾。主流学者们认为,植根于17世纪欧洲的国际体系模式是普世性的,它可以代表所有时代、所有地区的国际体系。布赞认为这种设想完全是错误的,它已经给这门学科蒙上了浓厚的“欧洲中心论”阴影。如果进一步探究,还可以发现它已使国际关系这门学科变得孤立,封锁了国际关系与其他学科之间的交流,并且限制了国际关系理论自身的发展。

　　1993年,布赞、琼斯和利特尔合著的《无政府的逻辑》(The Logic of Anarchy)可以视为对主流学派的早期挑战。该书以“结构现实主义”为标签,试图以新的国际关系结构理论来取代沃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有趣的是,温特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也试图创造一种国际政治的结构性理论,并且把沃尔兹作为起点。但是,温特挑战了沃尔兹的物质主义方法,致力于提出一种社会/观念的维度。而《无政府的逻辑》则通过世界历史的视角对沃尔兹的新现实主义进行了批评性研究,为结构现实主义提供了一个连贯的解释

　　布赞和利特尔于2000年出版的《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是一项重大成就,该书的首要目的在于“通过从世界历史的视角观察国际体系并重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35]布赞和利特尔认为,国际关系学科缺乏历史视角的主要原因在于领域的狭隘性和理论的分裂。正如摩根索和沃尔兹这两位最主要的现实主义者的著作——《国家间政治》和《国际政治理论》——所揭示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家将自己主要限制在军事、政治领域。即使是温特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也继承了这种传统。理论分裂的持久无助于解决问题领域的狭隘性,这种情况已体现在第四次大辩论之中。这次发生在理性主义者(rationalists)和反思主义者(reflectivists或后现代主义者post-modernists)之间的辩论过于强调和推崇意识形态、认识论以及存在论上的不可通约性。[36]

　　布赞和利特尔坚信:“国际体系理论家们的首要任务,不是去证明不同的理论之间如何敌对和不可通约,而是去揭示它们之间的互补性,去证明它们之中可以有不同的劳动分工,并且弄清楚这个体系的静态和动态因素如何共存。” [37]其实,理论多元主义并不与国际关系理论发展趋势背道而驰。像摩根索和布尔等理论家就经常采取理论多元主义的立场(也许是无意的),这种立场使得他们能够调和不同的理论观点。但是,这种方法却被认为过时,更重视科学方法论的学者们将主流国际关系研究推到了理论一元化的轨道上。到了20世纪80年代,正如“新-新”(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趋同现象所暗示的,主流方法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范式之间的不可通约性。韦弗尔将鲁杰、布赞、琼斯和利特尔等人的著作看做是这方面有价值的尝试。[38]后来,温特致力于在实证主义的认识论和后实证主义的存在论之间建构出某种中庸之道,并为此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折中框架。

　　在这些成就的基础上,布赞和利特尔试图复兴多元主义的传统,同时保留沃尔兹理论的严谨。他们相信,只有通过发展方法论上的多元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才能容纳历史学家们的观点。因此,英国学派以其在认识论上的包容姿态,成为他们跨越学科壁垒的起点。英国学派有许多优点。尽管它在经济方面的分析较为肤浅,但它对历史和国际法的结合相当成功。马丁·怀特就是在世界历史背景中建构理论基础的先驱。英国学派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它致力于在霍布斯式的国际体系和格老秀斯式的国际社会之间实现融合,这是英国学派与社会建构主义的共通之处。2000年出版的《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就是这种努力的结果。英国学派的领袖人物提姆·邓恩(Tim Dunne)指出,这本书对于我们在思考和讲授国际社会的形成方面有着重要影响,它激励了学者们超出欧洲和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范围去研究国际体系和国际社会。2001年,张勇进在《国际研究评论》(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杂志上发表的《中国国际关系中的体系、帝国与国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在这篇文章中指出:“公元前8世纪,周朝中央集权崩溃之后,国家间的体系是如何出现的?20世纪,中国如何从一个世界帝国缩减为一个文明国家的?这些问题都为植根于历史的国际社会的理论化提供了挑战和暗示。正如布赞和利特尔所倡导的,如果在重建国际关系研究时必须有一种真正的世界历史的视角,那么该让中国加入进来了。” [39]

　　对英国学派的研究是布赞的另一个重要兴趣。1993年,布赞在《国际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从国际体系到国际社会:结构现实主义、制度理论与英国学派的合流》显然影响了中国的国际关系学者和学生们。他们不但开始知道英国学派,而且开始了解它和主流理论之间的关联和差异。[40]2004年的《从国际社会到世界社会》(From International to World Society: From International to World Society? English School Theory and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Globalisation)是布赞关于英国学派的颇有影响的著作。在温特的启发下,布赞对英国学派理论进行社会结构性解释,从而大大促进了英国学派的复兴。[41]

　　四　结论:后冷战时代全球化语境中的布赞与国际关系理论

　　在后冷战时代,尤其是在21世纪,国际关系的研究方法已经越来越倾向于综合和多元化。布赞和其他学者们所推崇的理论多元主义(某些人更喜欢称之为“分析折中主义”)已经逐渐被学界接受并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这已构成我们解读布赞的三大研究领域——地区复合安全理论、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和英国学派——的背景。对于布赞的第一部重要著作《人民、国家与恐惧》来说,情况也是一样。这本20多年前写成的书当然不是他最成熟的作品。它有许多缺点,某些概念和框架后来得到改变或者进一步发展。如前所述,该书还在很大程度上带有物质主义的色彩。另外,层次分析方法显得更为突出,而领域分析方法却薄弱一些。特别是当我们把它和布赞近期的著作相比较的时候,就会得出印象:它仍然固守国家中心的观点;在讨论物质的和社会的因素时,它更强调物质的力量,没有给予社会性因素和观念变化以足够的关注——尽管布赞在后来的著作中已对此做出了修正。

　　虽然有上述这些缺点,这本书仍然相当出色,并且仍是公认的教科书。正如上文所指出的,它在概念和方法论上采取的多元主义指明了国际关系领域发展的方向。因此,《人民、国家与恐惧》的重要性早已超过了它对安全概念的重视。最重要的是,它奠定了布赞后来的研究道路,这条道路对国际关系的主流思想提出了决定性的挑战。同时,它也意味着一个过程的开始,在这个过程中,布赞致力于把国际关系研究从威斯特伐利亚“束身衣”中解脱出来。如今,国际关系研究正在努力摆脱这件以欧美为中心的“束身衣”,向着更加注重历史、更加注重学科融合的方向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民、国家与恐惧》一书硕果累累。

　　注释：

　　[1] [英]巴瑞·布赞、[丹麦]奥利·维夫、[丹麦]迪·怀尔德著,朱宁译:《新安全论》,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3年版; [英]巴瑞·布赞、[英]理查德·利特尔著,刘德斌主译:《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研究的再构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年版。

　　[2] Barry Buzan, “The Timeless Wisdom of Realism, ”in Steve Smith, Ken Booth and Marysia Zalewski , eds. , International Theory: Positivism and Beyo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49.

　　[3] Robert O. Keohane and Joseph S. Ny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World Politics in Transition, Boston: Little Brown, 1977; Robert O. Keohane and Joseph S. Ny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Revisited, ”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1, No. 4, 1987, pp. 725 - 753.

　　[4] Thomas Kuhn,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3 rd edi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0, p. 103.

　　[5] Ole Waever,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Inter - Paradigm Debate, ” in Steve Smith, Ken Booth and Marysia Zalewski, eds. , International Theory: Positivism and Beyond, pp. 150 - 151.

　　[6] 关于“范式间辩论”的细节,参见Ole Waever,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Inter - Paradigm Debate, ”1996。

　　[7] Barry Buzan, People, States and Fear: The National Security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righton: Wheatsheaf, 1983, p. 1.

　　[8] Steve Smith, “Paradigm Dominanc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s a Social Science, ”Millennium , Vol. 16, No. 2, 1987, p. 196.

　　[9]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McGraw - Hill, 1979, p. 126.

　　[10]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 126; Kenneth Waltz, “Realist Thought and Neorealist Theory, ”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44,No. 1, 1990, pp. 21 - 37.

　　[11] Ole Waever,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Inter - Paradigm Debate, ” in Steve Smith, Ken Booth and Marysia Zalewski, eds. , International Theory: Positivism and Beyond, p. 162.

　　[12] Barry Buzan, People, States and Fear: The National Security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 3.

　　[13] Arnold Wolfers, Discord and Collaboration: Essays o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Press, 1962. p. 147.

　　[14] Barry Buzan, People, States and Fear: The National Security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 11.

　　[15] Barry Buzan, People, States and Fear: The National Security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 2.

　　[16] Barry Buzan, People, States and Fear: An Agenda for International Secuity Studies in The Post – Cold War Era, 2nd edition. , Boulder, CO: L. Rienner, 1991, p. 372.

　　[17] Barry Buzan, People, States and Fear: The National Security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10 - 11; Barry Buzan, People, States and Fear: An Agenda for International Secuity Studies in The Post - Cold War Era, 2nd edition, pp. 25 - 26.

　　[18] Kenneth Waltz, Man, the State and War,(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9.

　　[19]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1979.

　　[20] Kenneth Waltz ,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hapter 5 - 6.

　　[21] Barry Buzan, People States and Fear: An Agenda for International Secuity Studies in The Post - Cold War Era, 2nd edition, pp. 151 - 152.

　　[22] 有关无政府状态下的合作问题,参照《世界政治》杂志的专题讨论, Special Issue on Cooperation under Anarchy, World Politics, Vol. 38, No. 1, 1985。

　　[23]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hapter 4.

　　[24] Barry Buzan, People, States and Fear: An Agenda for International Secuity Studies in The Post – Cold War Era, 2nd edition, pp. 153 - 160;还可参见Barry Buzan, Charles Jones, and Richard Little, The Logic of Anarchy: Neorealism to Structural Re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25] Barry Buzan, People, States and Fear: An Agenda for International Secuity Studies in The Post - Cold War Era, 2nd edition. , pp. 166 - 181.

　　[26] Barry Buzan, People, States and Fear: An Agenda for International Secuity Studies in The Post - Cold War Era, 2nd edition. , pp. 174 - 181.

　　[27] Barry Buzan, People, States and Fear: An Agenda for International Secuity Studies in The Post - Cold War Era, 2nd edition. , p. 186.

　　[28] Barry Buzan, People States and Fear: An Agenda for International Secuity Studies in The Post - Cold War Era, 2nd edition, pp. 187 - 190.

　　[29] 后来建构主义者们做了很多大胆的尝试,亚历山大·温特可以说是结合物质和观念要素比较成功的例子。

　　[30] Barry Buzan, People States and Fear: An Agenda for International Secuity Studies in The Post - Cold War Era, 2nd edition, chap ter 3.

　　[31] Hazel Smith,“Bad,Mad, Sad or Rational Actor? Why the ‘Securitisation’ Paradigm Makes for Poor Policy Analysis of North Korea ,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76,No. 3, 2000, p. 593.

　　[32] Joseph S. Nye, J r. and Sean M. Lynn - Jon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A Report of a Conference on the State of the Fiel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2, No. 4, 1988, pp. 5 - 27.

　　[33] Barry Buzan, Ole Waever and Jaapde Wilde, Security: A N ew Framework of Analysis, pp. 24 - 30

　　[34] Barry Buzan and Richard Little, International System s in World History: Remaking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1; Barry Buzan and Richard Little, “Wh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as Failed as an Intellectual Project and What to Do about It, ”Millennium, Vol. 30,No. 1, 2001, p. 25.

　　[35] Barry Buzan and Richard Little, International System s in World History: Remaking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 1.

　　[36] Barry Buzan and Richard Little, “Wh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as Failed as an Intellectual Project and What to Do about It, ”p. 32.

　　[37] Barry Buzan and Richard Little, “Wh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as Failed as an Intellectual Project and What to Do about It, ”p. 34.

　　[38] OleWaever,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Inter - Paradigm Debate, ” in Steve Smith, Ken Booth and Marysia Zalewski , eds. , International Theory: Positivism and Beyond, 1996, p. 163.

　　[39] Zhang Yongjin, “System, Empire and State in Chine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7, No. 5, 2001, p. 44.

　　[40] Zhang, Yongjin, “The ‘English School’ in China: A Travelogue of Ideas and Their Diffusion,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9, No. 1, 2003, p. 94.

　　[41]John G. Ikenberry, “Political and Legal, ”Foreign Affairs, Vol. 83, No. 6,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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