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昭：“文革”中的“军宣队”——一位大学“军宣队长”的回忆

　　军队是“文革”中唯一没被打乱的组织，由于它严格的纪律、严密的组织和高高在上的地位，毛泽东依靠军队才基本上控制住了“文革”初期近乎于失控的局面。而“文革”中军队介入、控制地方各单位的活动，主要是通过所谓的“三支两军”（即支持革命左派、工业、农业、对学校的军训、对各类单位的军管）。军队的“三支两军”贯穿“文革”的前7年（1966年到1972年）。1968年起军队人员往往以“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以下简称“军宣队”）的身份执行“军训、军管”任务，笔者当年就主持过北京一所高等院校的“军宣队”。现在距“文革”的发动已有40年之久，但在诸多回忆和研究“文革”的文献中，关于“文革”中的重要角色“军宣队”的介绍却很少见到，而官方文献对“三支两军”的介绍也语焉不详。再过若干年，或许就没有多少人能讲得清“三支两军”的由来和真实功能了。事实上，不了解“军宣队”在“文革”中的作用，理解“文革”中“由乱到治”的演进过程就会有一定的困难；
而不了解“文革”的“乱与治”，也就无从评价“文革”的历史地位。本文根据笔者掌握的资料和亲身的经历，大致介绍“军宣队”在“文革”中的作用，供研究者参考。

　　一、“三支两军”概述

　　1．毛泽东要求军队“支持革命左派”夺权──谁是“革命左派”？

　　1966年“文革”发动伊始，毛泽东按照自己的设想，以为可以在很短时间内就把刘少奇“司令部”摧毁，然后依靠“造反派”控制局面。1966年12月26日，毛泽东特意举办了生日宴会，只让“中央文革小组”的干将们参加，“吃饭时毛主席举杯祝酒，说：‘祝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这话是正确地概括他对当前形势和今后作法的想法。”[1] 毛泽东当时打算把“夺权”作为“文革”的4个阶段中的最后决战阶段，按照他的“战略部署”，1967年1月全国刮起了“夺权风暴”。在“夺权风暴”的高潮期，毛泽东表示：“夺权问题……是决战的关键阶段，是主题，是正题。[2]”可现实的演变完全超越了毛的如意算盘，事实上当时全国上下的“夺权风暴”演变成各地“造反派”组织之间延绵不绝的“武斗”和“打砸抢”，原来的党政系统近乎于瘫痪，而全国各地“造反派”组织争夺当地最高权力的斗争又方兴未艾，彼此之间呈你死我活的状态，根本无法“联合”起来分享权力。这时连毛泽东自己也掌控不了局面了。当时毛也承认：“本来在一月风暴以后，中央就在着重大联合的问题，但未得奏效。[3]”

　　正是在这种被动局面下，毛泽东不得不动用军队这张最后的“王牌”，以支持“革命左派”为名，尽快控制局面。1967年1月毛泽东对军队指示说：“地方文化大革命正在猛烈开展，夺权斗争还在激烈进行，我们军队要支持地方革命左派进行夺权斗争。[4]”他在另一场合又表示：“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5]”这是毛泽东对“支持左派”、支持“真正革命派”的最早表述，也就是“文革”中军队“支左”一词的来源。

　　然而，全国各地多如牛毛的“造反派”组织中，究竟谁是“革命左派”，哪个群众组织不是“革命左派”？毛和“中央文革小组”却提不出一个名单，而是对参与“支左”的军队人员“打哑谜”。在这种情况下，各地的军队面对严重对立的几派群众组织，摸不清究竟谁是“革命左派”，就只能按照自己的判断“支左”，结果与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要求大相径庭，甚至完全相反。于是毛认为军队“右倾”，他在1967年8月4日致江青的信中说：“现在有百分之七十五的军分区（即师级）以上的干部支持右派[6]”。实际上，在很多省市，军队“支左”的结果反而加剧了“造反派”组织之间的“武斗”，形势变得越发混乱，实与毛的初衷相违。经过“中央文革”的强行介入，直到1968年大多数省市的形势才初步稳定下来。

　　由于“文革”中大批工人农民参与“造反”组织，动摇了工农业生产，于是毛泽东又发布指示：“军队不但要协同地方管农业，对工业也要管。……军队不能坐视工业生产下降而置之不理。[7]”作为样板，毛泽东把中央警卫团8341部队的干部战士派到了北京的6个工厂（北京新华印刷厂、北京针织总厂、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等），介入“文革”时期工厂的领导和管理，后来又派8341部队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这就是“文革”时期著名的“六厂二校”的由来。军队既已介入各地的“支左”，后来再加上“支工”、“支农”，于是就产生了所谓解放军在“文革”时期的重要任务──“三支”。

　　2．“军训”──毛泽东试图用军队控制大中学校的混乱局面

　　最初的“军训”是1966年夏毛泽东大规模接见“红卫兵”时临时性整训赴京学生的方法，后来起用到全国各地中学以上的学校。

　　1966年8月到11月，全国的学生像潮水般涌向北京，全市的机关、学校、空闲的民宅里，到处是临时铺位，人满为患，且赴京的数百万学生终日闲逛，无人管束。1966年10月，毛泽东发出“组织外地来京革命师生进行政治军事训练的指示”。他说：“由军队负责将外地来京革命师生，按解放军的编制，编组成排、连、营、团、师。编好的，进行训练，学习政治，学习解放军，学习林彪同志和周恩来总理的讲话，学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学习解放军的三八作风，学习编队队形，学习队列基本动作，学习步伐。每个人都要学会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子，使外地的革命师生有秩序地接受检阅。[8]”笔者当时所在的空军部队就奉派进入北京市朝阳区的一所小学。小学的老师们负责外地赴京学生的生活安排（住宿、吃饭等），我们则负责每天组织外地学生训练两三个小时，教他们一些最基本的站队、走路动作，主要是提高学生的组织纪律性。

　　这次“军训”本来是针对赴京学生的临时性措施，可能后来毛泽东觉得这个办法可用来控制学生，尤其是有助于恢复全国各中学以上学校的秩序。当时，全国的中学基本上处于混乱状态，校方已失去管理能力，学校停课，学生终日无所事事。1966年12月中央宣布停止“大串联”以后，上千万在校中学生不能再去外地“串联”游玩，留在校园内又无课可上。为了应付这一混乱局面，1966年12月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派军队干部训练学校师生”的谈话：“派军队干部训练革命师生的方法很好。训练一下和不训练大不一样。这样做，可以向解放军学政治，学军事，学四个第一，学三八作风，学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加强组织纪律性。驻京部队派干部训练革命师生的经验很好，很有成效，应当在全国推广。[9]”于是，从1967年起，军队就逐步派出干部战士进驻各地的中学，组织军训，把中学生管了起来。

　　毛泽东看到了“军训”的好处，1967年2月19日又把“军训”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到“党、政、军、民机关，除老年外，中年、青年都要实行军训，每年20天[10]”。一个月后的3月7日，毛又要求军训人员“参与关于开学、整顿组织、建立三结合领导机关和实行斗、批、改的工作。[11]”

　　据统计，“从1967年1月20日至2月10日20天时间内，仅驻京部队即派出4,000余名干部，对北大、清华等5所著名高等院校计2.26万余名师生，进行了短期培训。之后，全军派出执行‘军训’任务的人员逐步增多，参训院校及人数也大幅度增加。仅1967年4月，全军每天平均派出执行‘军训’任务的人员即达5.3万余人，接受军训的学校则达3,091所。至1968年第二季度，全国接受‘军训’的学校猛增至1.17万余所。[12]”

　　3．“军管”──“军管民”、“民管军”、“军管军”

　　“军管”是“文革”中最荒唐的事情之一。起初，中央只是下令对广播电台、粮食和物资仓库、监狱等“要害”部门实行军管，随即扩大至民航系统。随着局势一天天的混乱起来，需要“管”的单位越来越多。各单位的“当权派”都被“打倒”了，“造反派”又互斗不已，谁能负起管理之责？只剩下部队了。于是，1967年3月19日中央军委根据毛的指示作出了“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13]（这一文件首次将“三支两军”作为一个整体性任务向全国全军提出）。仅在1967年前5个月中，解放军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军区就对全国7,752个单位实行了“军管”，并对2,145个单位实行了警卫保护，其中包括中央各部委、1,219个银行（占全国银行的42％）、547个广播电台（占全国广播电台的24％）、111家报社（占全国报社的53％）、10个铁路局（全国共18个铁路局）。[14] 由此可见，“军管”的强度之大。

　　当时，不但军队对地方单位实行军管，军队对某些军队单位也开始“军管”。例如，毛泽东派人“军管”了总政治部。后来有研究者指出：“命令军队下级单位的有关人员，对军队的三大总部之一、军队的最高政治首脑机关实行军事管制，这确实是一件不符合常理的很‘搞笑’的事情。而这样的命令，除了自命为这支军队‘缔造者’的毛泽东本人，还有谁敢下达？”[15] 李德生也承认，这是“一场荒诞的闹剧”[16]。

　　更滑稽的是，1968年9月2日，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了“关于工人进军事院校及尚未联合起来的军事院校实行军管的通知”。让工人“军管”军事院校，这样的荒唐命令可能在全世界都闻所未闻。这个文件的第五条规定：“北京地区的高等军事院校，政治学院，空军学院，后勤学院，第三工程兵学校，空军第二高级专科学校等六座院校，担负着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训练任务。对这六所院校待训练任务告一段时，再进驻工人、解放军组成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17]”据我所知，此时，空军学院已经担负着“军管”北京地质学院的任务，可它自己竟然也即将被工人“军管”。

　　显然，当时毛泽东全面动用军队，把军队当作控制“文革”混乱局面的最后手段，实乃应付燃眉的仓促之举。军队全面介入地方事务之后，有些地方的局势是平稳了，但有的地方由于军队的介入反而更加乱了。更令毛戒惧的是，军队的“支左”和“军管”造成各级地方政府“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当中军人占了多数，形成了军队全面掌权、全面膨胀的局面，但此时毛已经别无选择了。1972年8月，“支左”人员开始陆续撤回，“三支两军”遂告结束。

　　二、从“三支两军”到“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1．北京高校武斗高潮中出动“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到了1968年夏天，“文革”又面临更严重的局面，各地“造反派”的武斗逐步升级，以致于发展到抢银行、抢仓库、抢车船、炸铁路、冲击军事机关、抢军队的武器。面对失控的形势，7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布了关于制止广西大规模武斗的“布告”（简称“七三布告”）；
21天后，中央又针对陕西局势发出“七二四布告”。这两个“布告”内容相似，大意是：最近出现一系列极其严重的反革命事件，破坏铁路交通，抢劫援越物资、银行、仓库，冲击部队，中断邮电，私设电台，抢夺解放军的武器，杀伤解放军指战员。出现上述情况的绝不仅仅是这两个省区。“布告”要求立即停止武斗，拆除工事，撤离据点；
首先撤离铁路交通线上的各据点，无条件地迅速恢复铁路交通运输；
无条件地交回援越物资；
无条件地交回解放军的武器装备；
一切外地人员和倒流城市的上山下乡青年应立即返回；
对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破坏交通运输、冲击监狱、盗窃国家机密、私设电台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必须惩办。

　　这两个“布告”发出后，在北京的部队奉命行动。笔者所在的部队即到朝阳区王四营公社宣传“布告”的精神。然而，就在“布告”发布前后，武斗之风在北京也刮起来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校园内的武斗逐步升级。7月28日，毛泽东在凌晨3时半到8时半紧急接见了首都红卫兵“五大领袖”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和王大宾，就制止大学武斗、派出“工宣队”问题发表了强硬讲话。毛泽东说，现在轮到你们犯错误了。同时毛命令8341部队带领他们正在“支左”的北京6个工厂的工人组成“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突然开进北大、清华两所大学。从此“三支两军”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出现了新的组织形式──“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以下简称“宣传队”）。这其实是“文革”初期被毛泽东痛批的“工作组”的变种，可称为“毛氏工作组”。

　　“宣传队”进驻北大、清华后，中央要求军队立即进驻北京其他所有大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当时北京共有高校59所，驻北京的各军兵种分片包干。据我所知，空军、海军各负责10所院校，空军负责北京市东面的9个院校（即机械学院、广播学院、建筑工业学院、化纤学院、化工学院、第二外语学院、经济学院、北京工业大学等）和地质学院。我所在的空军第一高级专科学校（简称“一高专”）被指派负责北京建筑工业学院。

　　当时中央规定，在“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里“工宣队”的任务是“配合”解放军工作。北京市革委会规定，“宣传队”的最高领导为“指挥”和“政委”，“指挥”由“工宣队”出，“政委”由“军宣队”出，“宣传队”由政委负总责。北京市革委会主任谢富治曾对所有大学的“军宣队”负责人讲话说：学校出了问题我们不找“工宣队”，而要拿你们试问。“宣传队”直接受北京市革委会领导，市革委会有个大学组，但北京市革委会负责人经常直接召集“宣传队”负责人开会，就运动的进度、作法下达指示，谢富治讲得最多。空军系统也设有专门机构管理空军的这10支军宣队，但不指导各学校的“文革”运动；
派出“军宣队”的部队也不过问“军宣队”的工作。

　　2．从北京建筑工业学院“军宣队”的简况看“军宣队”的一般特点

　　北京建筑工业学院直属国务院建材部，是当时全国唯一专门培养建筑工业材料方面高级人才的学校。学校规模不大，有1千多学生。学院里老干部比较多，院长是位7级干部，在大学里非常少见。

　　我当时担任“一高专”革委会副主任。“一高专”是军级单位，我这个革委会副主任原来是个普通教员，从未担负过领导工作。空军领导让我参加“支左”时说：空军负责10所大学，我们派往9所大学的“一把手”用老同志（多是师、团级干部），另外用1个“小将”（“文革”中对群众组织的头头一般称为“小将”，所以称我为“小将”，其实当时我已29岁）。我曾坚辞不受，但还是没能推掉，只好硬着头皮上。

　　受领任务后，“一高专”派出1百多人执行这个任务（全是部队的机关干部），于8月中旬开进建工学院。其时，“一高专”的群众组织刚刚取消，大家集合到“革委会”这面大旗底下，但过去不同派别的隔阂依然存在。我们这支“军宣队”中的大多数人原来属于我的对立派，对我来说，团结和带领好这支“军宣队”，本身就是个严峻的考验。

　　“宣传队”的另一半是北京铁路局根据北京市革委会的决定派出，由铁路局机关干部组成，号称“工宣队”，他们紧随“军宣队”之后进驻该学院。可是当时中央规定，“工宣队”必须“以优秀的产业工人为主体，配合人民解放军战士，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分批分期，进入各学校”。[18] 北京市革委会发现北京铁路局派出的“工宣队”不是产业工人，于是北京铁路局又重新派出1百多名真正的铁路产业工人替换了原来派去的机关干部。建工学院的“工宣队”在半年后由于铁路施工任务撤出了该学院。

　　我作为“军宣队”队长，自然而然地就以“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政委的身份成为“宣传队”的“一把手”，顺理成章地也就成了建工学院的“一把手”。担任“宣传队”“指挥”的是一个工人班长，只有小学文化程度，所以我必须承担主要的工作。当时北京对“三支两军”干部有这样一个顺口溜：“在家坐沙发，出门坐‘华沙’[19]。一串钥匙哗啦啦，里里外外我当家。”我就这样当了建工学院的家。那时我唯一的优势是属于群众组织头头出身，年龄与学生相差不大，能和学生打成一片，比较容易与学生领袖沟通。当时对“宣传队”也有一条特别的纪律，就是不许与学校师生谈恋爱。

　　三、从“大联合”到清查“五一六”──我在建工学院的经历

　　我在建工学院期间经历了两派“大联合”、成立学院革委会、“清理阶级队伍”、“战备搬迁”、清查“五一六”等阶段。从一所院校里这些事情的处理可以观察当时“军宣队”的作用。

　　1．大学里的“文革”高潮是如何收场的？

　　我们进入学院时，学院里空空荡荡，很多人都不在学校，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发动每一个人，利用各种途径尽快把散在全国各地的学生和教职员工召回学校。师生员工回校后，先把各种派别的群众组织“联合”起来，“解放”了一批“被打倒”了的干部，成立了“革委会”。“革委会”由“革命干部”和“学生领袖”组成，按规定“宣传队”不参加革委会，但学院“革委会”受“宣传队”领导，学校的实权还是掌握在“宣传队”手中。当时还有一项政治任务，即“清理阶级队伍”，我们没有打击“新”的“敌人”，只是清理了群众组织办理的各种专案，使那些“专政对象”得以解脱。

　　这些“文革”中奉命办理的任务完成后，我们又面临一个大难题：学生们不上课，教职员工们不教课、不研究，每天让他们干什么？总不能天天学文件、“搞运动”，如果这样必然会越来越散。最后我们想出一招，派人四出联系，看有什么大型工程、大型企业需要劳动力，这样可以让师生们通过劳动开开眼界。这实在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当时，北京地铁正在兴建，房山的东方红炼油厂建设工程也正在施工，于是我们把师生们拉到这两个地方以及首钢参加劳动。

　　2．大学的“战备搬迁”──“盲人骑瞎马”

　　1969年秋天，中央突然大造“要准备打仗”的舆论，一时间紧张得不得了，人们的感觉是似乎战争明天就要爆发。北京市革委会召开了紧急会议，命令北京的大专院校除几个最著名的学校外，其他学校在半个月到20天内必须搬出北京。

然而，连去哪儿都不知道，怎么个搬法？

　　一所大学不光有学生和教职员工，还有教工家属，所有家庭举家搬迁，谈何容易？老人孩子怎么办？还回来不回来？什么时候回来？更何况，搬迁地还要准备住房、教室、实验室、工厂、图书馆，设备图书的安放、教学活动的组织，以及交通、生活设施等等，每所大学都面临一系列难题。而学院的教工们认为，你们“宣传队”将来可以回部队，学生们早晚一天要毕业，所以搬到偏远地区后你们都要离开，只有他们将不得不在那里长久呆下去，自然他们会顾虑重重。因此，教工们提出了许多非常实际而我们又无法解答的问题，比如往哪里搬，怎么搬，搬去怎么生活，孩子上学如何解决，不在这个学校的教工配偶的工作怎么办？为什么只有学校搬迁，而北京市其他单位却不搬？这些问题我根本无法回答，也没有人给我解释。上级只是给了我们一道死命令：搬！快搬！

　　建工学院的主管部门是建材部，根据部长赖际发、政治部主任钟炳昌、军管会主任李大同的指示，学院“宣传队”和“革委会”的负责人立即到河南、湖北、湖南选址。赖际发部长曾提示，湖南常德附近有一个即将报废的金刚石矿（601矿），那里有一些空房子。这个矿离常德约30到40公里，附近没有大的居民点。我们到现场实地考察后发现，如果把该矿的房子全部利用起来，勉强可住下学校的师生员工，但根本无法考虑教学活动。经请示建材部，最后就确定搬迁到这里，因为时间紧迫，再无选择的余地。当时，建工学院的搬迁全然不考虑将来的办学条件和教工的生活环境，只关心一件事，那就是找一处地方让全校人员勉强住下。

　　搬迁地一经选定，学院里就立即召开各种会议“动员”，那时师生员工们早就是驯服工具了，对“宣传队”的要求只能服从。于是，全院师生连同家属很快就启程了，把教学工厂、图书馆交给了留守人员。当时我是非常“革命”的。我安排全校迁移人员分成两路，教工和家属乘火车到岳阳，然后转到常德；
另一路由我带领，先到韶山“朝圣”，然后徒步行军走到目的地，风风雨雨，一共走了3天半。到了金刚石矿，人是住下了，但是没有床，也没有桌椅板凳，一律打地铺。因为房子非常少，老师们根本不可能一家一间，许多教工只好两家挤一间房，中间拉一个布帘。即使在如此艰苦的环境里，上级还下达了挖防空洞的任务。我们虽然已身处偏僻山沟，也照样得象城市里那样挖防空洞。

　　据我所知，当时北京许多院校都与我们有类似的处境。象北京机械学院迁往陕西，北京矿业学院迁到四川合川县三汇坝，北京电力学院搬迁河北省邯郸地区岳城水库工地及邯郸、马头、峰峰三个发电厂，情况都与我们学院相似。中国科技大学接到迁出北京的命令后，曾派人分头去四川、河南、山东等省联系外迁，却没有一个地方欢迎科大，最后是安徽省合肥市同意接收，安置在原安徽师范学院内。这样的环境和条件算是好的了，既进了大城市，又有现成的校舍可用。

　　当时，不仅北京的大学奉命搬迁外地，其他省市的大学也接到搬迁通知。例如，哈尔滨工业大学南迁重庆；
广东省原有20所高等院校，“文革”时期只准留10所，于是暨南大学被撤销，广东工学院迁到粤北改名为广东矿冶学院，华南工学院一度分为广东工学院和广东化工学院。[20]

　　有人说，学校搬迁是由于林彪关于战备的“一号号令”造成的。其实，1969年林彪关于战备的指示只是要求军队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突然袭击，丝毫不涉及地方事务。大专院校仓促迁离大城市，涉及面很大，影响深远，应当是中国教育史上“文革”时期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我认为，这个决定是完全错误的，当时慌乱地搬家，盲目地找地方，怎么会有好结果？这种搬迁决策把国家教育事业的前途等扔到九霄云外，毫无疑问，穷乡僻壤绝不是办大学的适当地方。果然，不久之后，搬出北京的大学又都一所一所地重新搬回大城市，有的回到北京，有的换到别的城市。我工作过的建工学院在常德滞留两年后，也于1971年10月搬到武昌，1985年更名为武汉工业大学。

　　3．清查“五·一六”──清算“造反派”

　　1970年3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该通知声称：“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在反革命两面派肖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王力、关锋、戚本禹操纵下，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猖狂进攻，罪大恶极。”现在已经看得很清楚，这个文件的指责纯属荒唐，是无中生有。肖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根本不是“反革命两面派”，而是“文革”中遭受迫害的将领；
王力、关锋、戚本禹也与所谓的“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无关。一个“反革命阴谋集团”的头子竟然全是子虚乌有，显然这次清查“五·一六”的真正目的意在它处，毛及“中央文革”不肯明言。

　　该文件并未明确规定“五·一六”分子的标准和界限。当时，上级指示，凡是有“三指向”（将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指向“三支两军”，指向新生事物“革命委员会”）行为的人，就要在这个运动中清查。所谓的“三指向”其实是可以做出无数种解释的，这使清查具有了很大的随意性；
而“三指向”与以往的“反革命”罪不同的是，它很容易被延伸到“文革”中最活跃的“造反派”身上。因此，很自然地“清查”运动的矛头就指向了在校大学生里“文革”初期的积极分子。这个运动是对“文革”初期积极分子的一次严重打击。领导这个运动，是我觉得最对不起建工学院学生的地方，也是我抱恨终生的遗憾。[21]

　　那时上级明确指出，建工学院1967年发起的中南海“揪刘火线”是“反革命事件”，是以“揪刘”为幌子，阴谋搞暴乱，对这件事一定要查清楚。“清查”开始时是开大会揭发、造声势，主要是揭发“文革”初期谁“打砸抢”了，谁冲击建材部了，于是“文革”初期响应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号召的许多活动到了1970年又都成了“罪行”。当时“军宣队”和“革委会”把当年“造反派”的几个重要人物挑出来，成立专案组，隔离审查。这些青年学生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建工学院有一个学生董临平就是在此次运动中自杀的。

　　“文革”开始时，毛泽东为了打开局面，拼命鼓动学生们“造反”；
一旦毛达到了目的，就把他们一脚踢开；
不仅如此，还要借清查“五·一六集团”之名清算“造反派”。有人指出，“文革”中有3次因冤案而死人的高峰，其中的第三个是1968年到1970年的“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这3个运动都是由“革委会”、“军宣队”、“工宣队”领导的，“文革”时期因冤案而死的人中，绝大部分死于这一时期，大部分是受不了折磨自杀的，一部分死于酷刑，还有少数人被枪毙了。这个时期整死人的事件，几乎各单位都有，超过其他时期的总和。联系到全国的情况，就更能看出它的严重性。当然，各单位“革委会”、“军宣队”、“工宣队”的具体作为也有很大差别。如清华大学只抓出一个所谓“五·一六分子”，北京地质学院一个也没有抓出来，而有的地方却抓出了成千上百“五·一六分子”，其中冤案之多可想而知。

　　四、从“三支两军”引发的思考

　　1981年官方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三支两军”的评价是：“派人民解放军实行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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