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景龙：社会结构变迁的文化寓意

　　内容摘要：

　　文化的时间意义及其时态特征，是我们理解文化多样化发展的关键——此处的时间当然是一种反映人类实践活动质向意义的历史时间。文化无论作为实物形态还是作为观念形态都是人类社会的写照。作为人化世界的实物形态，文化不过是凝固的历史或历史时间的结晶体，任何打上人类活动烙印的器物都无声地倾诉着关于历史年轮的记忆，那用于结绳记事的“网结”和储存信息的“芯片”更多地是给予我们有关历史节奏和进程的思索。作为观念形态，文化则是人类活动的一种潜在的时空领域，它所赋予的乃是人类行动的能力。

　　关 键 词：文化；
社会结构变迁

　　美国学者洛夫乔伊(A.O.Lovejoy)曾经说过：“舞台布景(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确实改变了，演员们也在改变他们的服饰和外表；
但他们的内心活动却都是源于人类相同的欲望和热情，并在王国和人的无穷变化中产生其影响。”［1］(P40)我认为这一象征性言论颇有寓意，如果以“人的活动”[1]类比社会结构，而以“舞台布景”、演员们的“服饰和外表”类比人类的文化现象，那么其中的确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着社会结构变迁与文化多样化发展的关系。洛夫乔伊提到的“不同时间地点”则是几个值得注意的关键性字眼。那末，社会结构变迁与文化多样化发展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一、人类文化创造活动与特定的社会历史境遇

　　文化是一种人类现象，使人与禽兽区别开来。文化既具有历史的时代性，又具有共时的区域性，即民族性——不同地域、不同国度人们创制的文化千差万别。克利福德·格尔兹认为，人类的“信仰和价值观、习俗和制度”在不同的“历史和地区”存在着“广泛巨大的差异”［1］(P41)。人类文化创造活动离不开特定的历史境遇，唯其如此，每一民族或国家的文化都难免打上了该民族或国家发展的社会历史烙印。中国文化发展正是它的社会历史境遇的生动写照。中国传统文化在一个半封闭的北温带块状大陆得以滋生发展，其物质生产方式的主体是农业自然经济，社会组织以宗法制度和专制政体为基本形态，而周边则为后进民族所环绕。这样一种特定的生态环境，使中国文化形成富于特色和性格。从春秋战国至晚清，中国文化发展先后历经了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与元典创制”、魏晋至唐中叶的“胡汉与中印文化融合”和唐中叶至宋末的“雄阔到精致”三次比较大的文化转折。这种特定的社会历史境遇的文化创造活动造成了中国文化的人文传统、伦理中心、尊君重民、中庸协和、延绵韧性等一些基本特质［2］(P16-19)。

　　同时，人类文化创造往往是由有限的群体或个体具体的历史活动表现出来的，这也是我们认识文化多样性的一个线索。黑格尔在其《精神现象学》一书中曾经阐述了人类个体与整体的一致性问题。他说：“纯粹的行动本质上就是特定的个体的行动，而这种个体的行动本质上又同样是一个现实或一个事情。反过来说，现实本质上只是个体的行动和行动一般；
并且个体的行动同时也仅只是行动一般；
因而它同样也是现实。”［3］(P275)皮亚杰则从另一个方面以实证的方式诠释着黑格尔过于晦涩的论断，他在其《发生认识论原理》一书中指出，通过对儿童思维发展过程的考察可以推断整个人类思维的发展的一般规律。在该书中，皮亚杰详细地说明了他是如何观察儿童的思维形成、发展的每一个细节，并通过仔细研究解释了反映在其中的每一个细微的变化与人类思维发展链条的联系。在这种交往条件普遍地受到限制的环境下，个人、族群和国家的文化创造活动在整个文化发展中的作用显得格外重要，历史似乎总是向我们暗示，文化在人类过去的发展常常有这样的情形，一个伟大的人物的出现标志着一个崭新时代的开端。当拿破仑在黑格尔眼中成为“马背上的世界精神”时，我常常困惑于究竟拿破仑是“玩偶”还是“英雄”。然而，毕竟在古代社会，文明的发展表现为各个民族在相对封闭的条件下进行本民族的文化创造。尽管如此，人类历史在不同的民族那里却依然具有许多相同的内容，如发展的进程，内部的、有限的交往形式(战争或分工)，而“0”这一符号则为巴比伦文化、印度文化及玛耶(Maya)文化各处独立发明。“世界上的原始文化”则以“通过血缘关系聚集在一起的部落社会”、“缺少书写知识”、“周而复始的农业宗教、图腾崇拜和异族婚姻”等表现出“许多相同的特点”［4］(P39)。即便在一些相对微观的方面，人们在独立地从事科学文化的活动中也常常出现一些巧合：比如牛顿与莱布尼茨同时创立了微积分；
而在社会科学领域，圣西门、马克斯·韦伯和马克思不约而同地关注着社会历史转变问题[2]。

　　二、社会结构变迁必然地表现为文化多样化发展

　　由于一方面任何人类历史都发端于最初的“四个因素”或“四个方面”［5］(P81)，任何不同民族国家形式下千差万别的具体社会形态都有经济、文化、政治三个万变不离其宗的基本构项；
另一方面社会又是同现实的人的历史性活动相联系并随着人类实践活动而不断地发展变化着。社会结构这种变与不变对立统一的双重属性规定着人类实践活动的总体性意义，规定着总体性实践必然要展开为具体的、有限的活动内容。人类总体性实践反映着具体实践活动的趋势和方向，贯穿于具体实践活动的过程，体现着具体实践活动的意义。从前面的论述中，我们已经证明，在社会结构变迁的历史过程中，处于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人类文化也呈现着不同的文化发展形态。根据美国著名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关于人类历史和未来的卓越研究，人类社会在前两次巨大的变革浪潮中分别产生了“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两种不同的社会结构，与之相对应是人类文化经历了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两种不同的文化形态，阿尔温·托夫勒曾把这种变革合理地理解为“新旧文明的战争”；
而在目前人类社会正经历着的第三次浪潮巨大变革中，一个最为显著的特征是伴随着技术革命的同时旧的文明体系正在发生着分崩离析的变迁。但是，这种从历史发展纵向中反映出来的文化变迁现象如何展现为历史横断面上的文化多样化发展状态呢？这是因为：“社会历史领域的规律就是指社会历史的一种整体化运动”［6］(P437)，而“每一特殊就是整体本身”，历史的发展就是“一种整体化运动”。［7］(P223)从而，历史发展的意义便在于以多向度地把握总体实践（或历史进程）的方式能动地作用于具体的实践活动（阶段性进展）。于是，历史发展这种状态，使得不同民族的发展一方面在相同的纪元年代处于不同的历史时间坐标上，另一方面在相同的历史时间坐标上却处于不同的实践形式下[3]。由于世界诸民族或国家历史发展节奏不同步或历史活动方式的多样性导致同一纪元年代社会结构的差异性，在同一纪元年代出现了历史时间的不同序列并存的现象，因而必然地产生文化多样化并存的局面。从而呈现出费希特所谓人类“在共同前进的道路上一个民族必须等待别的民族”、“一个地区必须等待别的地区”［8］(P171)那种文明不同步发展引起的民族文化多样性存在状态。

　　三、文化多样化发展在不同社会结构中的命运

　　文化的时间意义及其时态特征，是我们理解文化多样化发展的关键——此处的时间当然是一种反映人类实践活动质向意义的历史时间。文化的时间特质渗透于社会结构，在社会结构的缝隙间游荡。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正是通过对当时德国社会生活的“文化世界”的批判性分析，逐步揭示出隐藏于象征背后的社会结构。从那里，社会结构不便不再是纯粹的“物”，意义也不再是或者绝对主义或者相对主义的虚无缥缈的东西。笔者透过对文化的思考，深感文化就是社会的镜像，因为文化无论作为实物形态还是作为观念形态都反映着人类社会的状况。文化作为人化世界的实物形态，不过是凝固的历史或历史时间的结晶体。因为在我们看来，任何一种打上人类活动烙印的器物，都无声地倾诉着关于历史年轮的记忆。那用于结绳记事的“网结”和储存信息的“芯片”，或许更多地将会给予我们一些有关历史节奏和进程的思索。而文化作为观念形态，则是人类活动的一种潜在的时空领域，它所赋予的乃是人类行动的能力。可见，文化的多样化发展也是与历史时间的流变相关联的。

　　文化的发展一般来说表现为“传承”和“交流”两种途径。“传承发展”的是一种“连续的累积过程”，“交流”则是一种“濡化”的过程［9］(P43，44)。前者指在保持原有体系的前提下以局部或要件、因素等变化的形式使文化系统发生不同的形变；
后者指不同文化群体在接触中发生文化扩散时所衍生的文化变迁。文化的“传承发展是一种连续的累积过程”，而“交流”则是以“文化变迁”为特征的发展。笔者认为，前者就时间意义而言是一种横向的时间整合，它所造成的效应是将具有同一时间意义文化要素聚合起来；
后者则是一种纵向的时间流变，在“交流”中造成了新质，赋予了新的内容而使历史时间产生绵延。事实上，文化的这种“传承”和“交流”的发展状态本质上是一种文化整合过程。经过这一整合，文化的发展便呈现出一种新的时间意义和时态特征。一般来说，当“传承”和“交流”处于一种理想的自由状态时，那末，文化的发展便由于“时间意义”和“时态特征”的多样性而呈现出无限丰富的样态。然而，社会结构作为历史时间的流变状态，是由人类实践活动诸因素交互作用内在地规定着的。由于人类总体实践无限展开着的质向过程在有限的具体的局域性的实践活动中分割为历史时间所量度的阶段，因而，文化“传承”和“交流”发展只能在人类有限的具体的局域性实践活动中表现出自身的时间意义和时态特征。

　　如何看待文化多样化发展在不同社会结构中的命运？我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解析文化交流的社会结构变迁意义。因为多样性就意味着交流，交流是多样性存在的前提和方式。显然，文化多样化发展的核心问题是文化交流。这样，文化多样化发展的命运便取决于社会结构。于是，问题便又归结于表现为某种时间意义和时态特征的文化多样化发展如何同作为共时性与历时性相统一的社会结构发生关联。由此看来，文化交流一方面是以“共时性”交互作用体现社会结构的质性内容，另一方面文化交流又以不断出现新质的过程性绵延显现出“历时性”这一社会结构流变转化的状态特征。殷海光先生认为，通体社会(Gemeinschaft society)文化交流难根源于这种社会中行为模式固定，结构同质而不容忍异质，对文化价值的基本前提少发生疑问，坚持固定的规律和传统，惯于以社会制裁维持伦理规范，注重地位与声威，动辄诉诸权威和情绪；
联组社会(Gesellschaft society)文化交流易于发生的原因在于，这种社会价值弹性较大，传统规范对行为的约束力较弱，富于文化适应力，社会分子与别的文化分子交往频繁，它是时常在吸收新的文化要件的过程中而改变它自己。我认为这种看法不乏真知灼见，因为从中我们可以领悟到文化的命运与社会的命运存在着极为密切的相互关联性。

　　参考文献

　　［1］［美］克利福德·格尔兹.文化的解释［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2］冯天瑜、杨化.中国文化发展轨迹［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3］［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M］.商务印书馆，1979.

　　［4］［美］威廉·麦克高希.世界文明史［M］.新华出版社，2003.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95.

　　［6］俞吾金、陈学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7］［法］萨特.辩证理性批判[M].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

　　［8］参见［德］费希特.论学者的使命人的使命［M］.商务印书馆，1984.

　　［9］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M］.上海三联书店，2002.

　　 作者简介：商景龙　男，（1963－　　），湖北武汉人，南京政治学院哲学系博士生

　　[1]“内心活动”不过是人的活动的一种，在这里有意把“内心活动”泛化为“人的活动”，是因为表现为可为经验所观察的行为的“人的活动”无不起源于“内心活动”(包括那些为我们的意识所未能察觉的潜意识的内心活动)。同时，人的活动反映着社会结构的性质。

　　[2] 社会历史转变是社会发展问题的重要内容，西方思想社会学家对此早有关注，有代表性的思想家及其关注的重点主要体现在：圣西门所关注的是西欧封建社会如何向工业社会转变，马克斯·韦伯关注传统社会如何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转变，马克思关注人类从私有制社会如何向更高级的社会形态转变。

　　[3] 不同的历史时间坐标，处在不同的社会历史阶段，比如在19世纪，欧洲许多国家已经进入工业社会，而中国还处在农业社会阶段；
今天，世界上许多国家正处于“第三次浪潮”的变革中，而非洲许多国家还处在前工业社会。在相同的历史时间坐标上的不同的实践方式，比如，中国和西欧在农业社会阶段时两个不同地域的民族在社会发展方式和具体活动上的差异；
这种现象也发生在历史跨跃式发展阶段，如美国由于受到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在19世纪实现了直接由奴隶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的跨跃式发展，这种情形比较那些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国家在实践方式上有许多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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