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昌华：梁漱溟的生前与身后

　　“最后的儒家”梁漱溟先生逝世后，为联系出版《梁漱溟自传》（梁培宽编）、《梁漱溟传》（梁培恕著）事宜，笔者与他的两位哲嗣一度过从甚密。梁氏兄弟一住北大，一住社科院，令我吃惊的是两家的陈设皆十分简朴，甚而可以说是简陋。大概是遵父亲“三不”的家训：不谋衣食、不顾家室、不因家事而拖累奔赴的大事所致。寓所没做装修，是上世纪80年代巷陌人家的家居水平。惟培宽先生八平见方的小客厅内梁漱溟那幅头戴瓜皮帽的遗像十分醒目：孤峰独秀的鼻梁、紧抿的嘴角、深邃不屑的目光，真能逼出你皮袄下的“小”来。

　　笔者好奇，梁漱溟这尊严峻冷面“佛”的背后，究竟是怎样一副悲天悯人的胸怀，他还有无另一副面孔？我搜罗来梁漱溟先生生平的相关著述，“自传”、“传”、“评传”、“纪念集”之类的著述、回忆文字12本，融以与培宽、培恕的多次交流，梳理扒抉一番，试图用细节来拼出梁漱溟的“凡人”背影。

　　国事

　　梁漱溟先生是以著名爱国民主人士闻名于世的，至于“国内外享有盛名的学者、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当为次。他毕生的爱国言行世人皆知，无须详细介绍。但为保持其形象的完整性，故对他人生之旅中为“国事”所发惊世骇俗的言行或精彩绝伦的名句若干片断节录于下：

　　我要连喊一百声“取消特务”，我们要看特务能不能把要求民主的人都杀完！我在这里等着他！

　　1946年5月11日、16日，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相继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时为民盟秘书长的梁漱溟闻讯后勃然大怒，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了这番话。他坚定地表示：他本想退出现实政治，致力于文化工作，但现在却无法退出了。梁漱溟践履笃实，冒着吃“第三颗子弹”的危险，代表民盟，赴昆明调查李、闻惨案，终将反动政府暗杀民主人士的罪行告白于天下。

　　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

　　1946年六七月间，蒋介石悍然在全国发动大规模内战，“政协决议”被撕毁。周恩来由南京移居上海以为抗议。9月30日，周分别致函马歇尔、蒋介石，严正警告。梁漱溟为国共和谈不厌其烦奔走其间。10月10日，梁漱溟邀周回宁继续和谈。梁乘11日夜车返宁。翌日晨抵宁时，惊见报端已刊发国民党攻占张家口的消息。面对记者的采访，梁漱溟说了这句话。此话一时为媒体广为引用，成为痛斥蒋介石背信弃义的经典话语。

　　有人说，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农民的生活却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

　　1953年9月中旬，梁漱溟列席中央政府扩大会议，应周恩来之请作发言。11日下午，梁漱溟作即席发言重点谈农民问题，要求对农民施“仁政”。指出“我们的建国运动如果忽略或遗漏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农民，那是不相宜的”。不料，这篇发言却引起了毛泽东极大的不满，梁漱溟遭到痛斥，酿成“廷争面折”的尴尬局面。

　　我的态度是不批孔，但批林。

　　三军可以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1973年底，江青反革命集团策划批林批孔。江青在某次大会上捎带批判了梁漱溟。在政协学习会上，人人要“表态”，梁一直沉默不语。有人警告：“对重大政治问题保持沉默本身就是一种态度。”迫不得已，梁作了《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的长篇即席讲演。在众人追问他对“批林”的态度时，他说“我的态度是不批孔，只批林”，从而引起对他的大规模批判。1974年9月23日，对梁历时半年的批判会告一段落时，主持人询问梁对大家批判他的感想，梁脱口而出：“三军可以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主持人勒令梁作解释。梁说：“‘匹夫’就是独人一个，无权无势。他的最后一着只是坚信他自己的‘志’。什么都可以夺掉他的，但这个‘志’没法夺掉，就是把他这个人消灭掉，也无法夺掉！”

　　家事

　　梁漱溟祖籍广西桂林。自曾祖赴京会试中进士后居北京。

　　父梁济（巨川，1858—1918）27岁中举，40岁时才踏上仕途，曾做过教谕、内阁中书，民政部主事。官不大，口碑却隆。“吾最得意之事，肩挑负贩、拉人力车者多识我。常于途中遇褴褛苦人，大呼曰：‘梁老爷，你好吗？’”时有赶驴车者见之，居然叫出他的名字，请他上车。《清史?忠义：梁济传》有载：“济以总局处罪人，而收贫民于分局。更立小学，课幼儿，俾分科习艺，设专所授之，费省而事集。”

　　在梁漱溟心中，父亲“是一秉性笃实底人，而不是一个天资高明的人。他最不可及处，是意趣超俗，不肯随俗流转，而有一腔热肠，一身侠骨”。

　　梁济60岁生日前夕，为准备给他祝寿，家人进行大扫除。他因此到朋友家小住，说生日那天回来。谁知生日前三天即民国七年十一月十日，他却自沉于别墅附近的“净业湖”。遗书《敬告世人书》中说：“国性不存，我生何用？国性存否，虽非我一人之责，然我既见到国性不存，国将不国，必自我一人先殉之，而后唤起国人共知国性为立国之必要。”因遗书中出现“殉清而死”四字令人费解，有人称他“梁疯子”。逊帝溥仪下诏追赠谥号。早在民国元年，梁济就首次向神明、父灵起誓殉清，并着手写遗书。见民国后社会道德继续沦丧，甚而变本加厉，故“尸谏”。此为一说。据培恕告诉笔者，其祖父写遗书时，连朋友的生日也未忘记，将准备好的贺仪留在了桌子上。他是理智的。而梁漱溟将其父自杀的原因归于精神耗弱所致。梁济在遗书中说：“中国每个朝代灭亡都有人或许多人为之殉，清亡无一人殉，这在历史上是可耻的，既然如此，我来做这件事。”

　　梁漱溟深感：“我最初的思想和做人，受父亲影响，亦就这么一路（尚侠、认真、不超脱）。”父亲从小对他实施“宽放”式的教育，给其自由，任其“瞎闹”，发现不对，点到为止。梁漱溟追忆儿时趣事时说：他积蓄的一小串铜钱不见了，吵闹不休。父亲在庭前桃树枝上发现，让他去看。梁漱溟看时，见树上有父亲写的小纸条：

　　一小儿在桃树下玩耍，偶将一小串钱挂于树枝而忘之，到处向人寻问，吵闹不休。次日，其父亲打扫庭院，见钱悬树上，乃指示之。小儿始自知其糊涂。

　　梁漱溟到读四书五经的年龄了，乃父不使其读，而令其学习《地球韵言》。青年梁漱溟拒绝家中提婚要求，想出家当和尚，其父虽不以为然，但也不明示反对……梁漱溟在处事做人上深得其父精髓，17岁时，梁济赠其两个字“肖吾”。民国以后，父子对时政见解的分歧日益增大，但父亲只表示自己的主见而已，对儿子参加革命活动并不加干涉。梁漱溟年轻时因思考人生问题不得其解，多次想自杀，而自他父亲自杀后，他倒开始看重自己的生命，坚信在完成复兴儒学使命之前不能死，不会死。

　　梁漱溟前后娶过两位夫人。“在父亲的生活里，家庭生活始终不重要，无论是第一个或第二个配偶都不重要。我料想，如果他回顾一生，会对她们两人觉得歉然。”次子梁培恕如是说。

　　梁漱溟的原配夫人黄靖贤是家庭妇女，两人经友人介绍于1921年结婚，育有两子。由于文化差异，两人感情平淡。1935年黄靖贤因难产去世，客观上使他得以“有爽利的身子，容我全副精力服务于社会。”梁漱溟本不拟续娶，将两个儿子先后寄养于多位亲戚家。十年后因缘际会，又与小他六岁的陈树 结婚。陈北师大毕业，个性强烈，脾气暴躁，有时在公众场合不大讲礼仪，甚令丈夫尴尬。两人一直在龃龉中过日子。陈晚年患歇斯底里症，1979年逝世。比较起来，梁更怀念发妻，耄耋之年写《纪念先妻黄靖贤》，认为“只有她配做自己的妻子”。

　　对父亲梁济的“道德理想和卓立精神”，梁漱溟十分推崇。并将其对自己的教育方法，复施予儿子们。他十分尊重、理解和宽容儿子们的个性。对长子培宽有“多年父子如兄弟”之谊。弟弟培恕“患病”（意指思想、情绪、意向多变，浮躁），他让培宽“研究研究恕之受伤或受‘病’在何处，当如何药之”。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梁漱溟为社会大事东奔西走，居无定所。培宽、培恕先后寄于多位亲戚家，13岁的培宽已能为弟弟买布做衣服。1944年梁漱溟再婚时，培恕不愿意接受后母，抄一首写孀妇的诗“故人恩义重，不忍复双飞”给父亲看。梁漱溟看后点点头，就算父子交换意见了。从现在留存的父子之间的数十通函札来看，梁漱溟还是不时关怀、培养着两个儿子的人品与学业的，而且也不乏儿女情长——大到注意身体健康，用钱不要太苛刻自己，小到纠正信中的错别字。“两人之自传均阅看。宽儿所做虽不甚好，尚清爽简洁，但开头一句无主词，在文法上是不行的，或漏去一‘我’字耶。恕所作太简短，总是因为他对所作之事无兴趣之故，勉强他多写怕也不行的。”“我的原则是：一个人要认清自己的兴趣，确定自己的兴趣。你们兄弟二人要明白我这个意思，喜欢干什么事，我都不阻拦你们的（1943年2月28日）。”培宽告诉笔者，有一年他的地理考了59分，要补考。父亲看到补考通知单后随手退还给了他，一句也没有批评他。因为他相信儿子会知道应该怎么做。培宽记忆中父亲只打过他一次，那是他10岁时，在邹平父亲的办公室里乱翻东西玩。父亲打了他一下手心，也只是象征性的。梁漱溟谆谆告诫子女“不要贪”，“不仅贪图的事不应做，贪图的念头也不要起”。

　　梁漱溟把“不谋衣食，不顾家室，不因家事而拖累奔赴的大事”当作家训，这在两个儿子的身上得到了传承。培宽、培恕一生不喜出头露面，为人低调。大概正因为如此，两人在历次运动中都没有遭到太多的磨难。培宽于1953年初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但他们父子之间也是有分歧的。

　　1977年初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收入了《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一文，梁漱溟看过后，认为其中毛泽东所说的话，有些当年似乎不曾在会上听到过，推想这可能是在别的场合讲的，现在将它们编写在一篇文字里了。后来梁漱溟给中央统战部写了一封信，在信中说：“由于我狂妄冒犯主席，无可原谅”，“今日只有敬领训斥，好好学习。”对此，培宽、培恕很不以为然。培恕试图劝阻，无效。培宽时在北大，不知，知道后信已寄出。儿子们认为：根本无需表态，故信无须写。“如果一定要表态，应该承认有冒犯之处的同时，也将过去一再表明并无反对过渡时期总路线之意申述清楚，不可忽略不提。”培宽对笔者说：“父亲只是一味地检讨自己，而对对方却一字不提。这种‘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和‘不计前嫌’是大可斟酌的。人家讲政治斗争，父亲却一心讲道德修养，只讲自己的修养不足，一味的‘反求诸己’，这种以德报怨，有点亏待了自己。”

　　梁漱溟去世后，培宽、培恕兄弟两人已先后退休，全身心投入到整理父亲遗著的工作中，并为父亲编辑出版了八卷本600多万字的“全集”，以及“自传”、“传”、纪念集、书法集等，接待了国内外很多的梁漱溟研究者。他们的目的是通过整理父亲的著作，加深对他的了解，并把父亲的思想完整地交给社会，供世人研究。他们只继承父亲的遗志，不继承家产。他们在整理出版父亲著作的数万元稿费中，只留下了买一台电脑（供继续编选著述用）用的几千元钱，其余的全部以梁漱溟的名义捐给了当年梁氏所办的勉仁中学（即现在的勉仁职业学校）。笔者曾问培恕先生原因，他笑着说：“不为什么，我们只觉得这样做比较好。”孙子梁钦东向祖父求字，88岁的梁漱溟录诸葛亮《诫子书》，令其研读自勉：“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趣事

　　梁漱溟，原名焕鼎，字寿铭。20岁时在《民国报》当记者，发表文章时常用的笔名是寿民或瘦民。那时他年轻，当外勤记者，上跑总统府、国务院，下访学校团体，政治新闻、市井民生都是笔下文章。当年袁世凯在北京举行临时大总统就职典礼，他作为《民国报》记者亲眼目睹。他晚年回忆说：“袁世凯与我们记者近在咫尺。他矮墩墩的个头，光着秃脑袋（帽子拿在手里），留着短须，已有几根花白，胡须周围和两颊都没有修刮干净，一套军服也是皱巴巴的，与大总统就职的庄重典礼很不相称。”当时的《民国报》总编辑是孙炳文先生，一次兴之所至为梁题写一扇面，不知出于何意，将上款题为“漱溟”。“正中我意”，梁觉得此名很别致，自此始将梁焕鼎正式易为梁漱溟，并沿用终生。

　　梁漱溟上有一兄，下有两个妹妹。父亲特别喜欢他。少年时的梁漱溟爱静思，不喜运动，体质较弱。他的生活自理能力也差，6岁时还不会自己穿裤子。有一次家里人呼他起床，他却说：“妹妹不给我穿裤子呀。”一直是家里人的笑谈。“自幼呆笨，几乎全部小学时期皆不如人。”但随着年龄的增长、知识的丰富，他立志培养自己“自学、自进、自强”的精神。

　　14岁时，梁漱溟入顺天中学堂，与张申府、汤用彤同学。当时他与班上的廖福申、王毓芬、姚万里三人最要好。相互间依年齿称大哥、二哥、三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某日四人谈到兴头上，廖福申提议以每个人的短处拣出一个字来，以此呼名以警示策勉。于是廖给大家起名：王同学懦弱，妇人气重，取名为“懦”；
姚同学擅体育，但脾气暴躁，故起名为“暴”；
他自己很勤奋，却自谦名为“惰”；
他给梁漱溟起的是“傲”。梁漱溟觉得很中肯、很贴切。梁漱溟当时确实很“傲”，他的作文成绩在班上常名列第一。“我的特点总喜欢做翻案文章，不肯落俗套。”能出奇制胜，有时亦因草率失败。一位王姓国文先生对此很反感，批语为：“好恶拂人之性，灾必逮夫身。”而后来的一位范先生却偏偏赏识，以“语不惊人死不休”褒之。

　　在顺天中学堂，梁漱溟特别崇拜年级低于自己的郭人麟：“其思想高于我，其精神足以笼罩我。”梁尊称其为“郭师”，课余常去讨教，并将他的谈话整理成册，冠名“郭师语录”。学友们讽之“梁贤人遇上郭圣人”。梁漱溟回忆说：“我一向狭隘的功利思想为之打破，对哲学始知尊重”。梁崇拜的另一个人是同班的插班生、革命派甄元熙，甄鼓励他剪辫子，介绍他加入京津同盟会。

　　梁漱溟一生钻研佛学，他试图从佛学中寻找答案。就苦、乐而言，他自觉自己家境尚好，也聪明，父母疼爱，却常常苦闷不乐；
而家中的女工，天天做饭、洗衣、干杂活，辛苦得很，却脸上常有笑容，并不觉苦。他苦苦思索，最后悟出“人生的苦乐不在外界（环境），而在自身，即在主观。其根源在自己的欲望，满足则乐，不满足则苦。而这种欲望是无穷尽的。”他觉得自己对人生苦乐的探求与佛学颇为合拍，于是就拼命看佛书。以至18岁那年拒绝父母为其订婚，19岁开始茹素，决意为僧长达9年。

　　“无我为大，有本无穷”。这是梁漱溟送友人的一幅联语。对于生、死，梁漱溟是“任其自然”。

　　梁漱溟信奉孔子的“仁者不忧”之说，因此他“乐天知命”。抗战期间，袁鸿寿先生在桂林七星岩请他吃素席，饭后在一株小树下聊天，恰敌机在头上盘旋下“蛋”，袁鸿寿大惊失色，要避。“而梁漱溟则镇定自若，聊天如常。”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北京人都逃出了户外，梁漱溟却安居不动。在居委会、家属的再三劝告下，最后才有几个晚上到寓所后门的草地上露宿。

　　但有时他也“怕”，怕的不是天，而是人。

　　1944年梁漱溟在民盟秘书长任上，介绍千家驹入盟。新盟员填写“入盟志愿书”并签名盖章，志愿书填好后，他又叫其当场焚毁。究其原因，民盟当时还是“地下组织”。

　　梁漱溟面冷，似不苟言笑，但其实也不乏幽默。1944年在桂林梁漱溟的续弦婚礼上，热闹非凡，仪式一时无法结束，可是让大家扫兴又不好，于是梁站起来说，自己喜欢听京剧《盗御马》，他借剧中人台词，起身说“告辞了”——（拖长声），借机扬长而去，众人随之退场。

　　“文革”中，他对批判者说：“给我贴大字报，自是应有之举……责斥我驳斥我，全是理所当然。这种驳斥、责斥与其少不如多，与其轻不如重，如果平淡轻松，则不带劲，那倒不好。”

　　晚年，苦于络绎不绝的访客，为健康计不得不亲自书写“敬告来访宾客”的字条。上写：“漱溟今年九十有二，精力就衰，谈话请以一个半小时为限，如有未尽之意，可以改日续谈，敬此陈情，唯希见谅，幸甚。”有心人从字的颜色和笔迹上判断，那“一个半小时”的“半字，是后来加上去的。真可谓“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诚如赵朴初对梁的评说：“观之俨然，即之也温”。

　　梁漱溟享高寿，有不少人向其讨教养生之道。他的回答十分有趣：“少吃多动”。他不抽烟。酒只是偶尔喝之，那是在迫不得已的场合。他风趣地说：“吃饭是应酬自己，喝酒是应酬人家。”他还认为养生还应包括精神上的自我修养。

　　友事

　　“情贵淡，气贵和。唯淡唯和，乃得其养；
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这是梁漱溟的座右铭。“勉仁斋”，这是梁漱溟的斋名。

　　由此两端，即见梁漱溟的品格与操行之一斑。

　　梁漱溟的百年人生，由于他独特的身份和社会地位，结交了一大批中外社会贤达及其他杂色人士。无论对谁，他都通体透明，表里如一。他说，“在人格上不轻于怀疑人家，在见识上不过于相信自己。”这是他处事做人的原则。尽管“失言失态，这也并不少见”，甚而既“狂”又“狷”，但绝不乏一个“诚”字。当年马歇尔、司徒雷登见梁漱溟形（光头）与神（劳形，为国事奔走），称他为“中国的甘地”。

　　上世纪40年代，在重庆、桂林办学期间，他以“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之宗旨，接纳了不少穷困的学生。他明知有些师生是从事民主和学生运动的，也乐于保护。当学生被捕时，他多方奔走、呼吁，保释被捕的共产党员和进步学生。据当事人回忆，当时的勉仁国专一度成为民主运动的“保护伞”和“避难所”。

　　他的平易近人也是有口皆碑的。每遇有人相求，只要他认为在理，从不厌烦。复信不假他人之手，即在垂暮之年，一时无力作复，他都要在未复的函件上注明“待复”。对八方的不速之客，无论对方年长年幼，位尊位卑，他都竭诚相迎，客人告辞，送之门外，还鞠躬揖别。“梁漱溟国际学术讨论会”开幕式上，他已91岁高龄。发言者大多坐着讲话，他却15分钟一直站立，主持者三次请他坐下，他都谢绝了。

　　梁漱溟晚年回忆说：“我曾哭过两次，一次在曹州，系由学生不听话所致；
另一次是陈铭枢出卖了李济深，使李被蒋介石软禁汤山温泉一段时间，我觉得太不应该，曾大哭一场。”

　　特别令人感动的是“一部字典”的故事。

　　“文革“中，红卫兵抄家。“一声令下，把我曾祖、祖父和父亲在清朝三代为官购置的书籍和字画，统统堆到院里付之一炬。”“红卫兵自搬自烧，还围着火堆呼口号，我都没有吭声。我甚至想到，如真的是这一场不可理解的‘革命’需要，把这些古董玩意烧掉也不是不可以的。但是，当红卫兵们抱出两本大部头洋装书《辞源》和《辞海》时，我出来劝阻了。”求情当然没有用，“我站在一旁，心中十分难过，”因为那书是跟随他多年的席潮杰的遗孀徐昌玉，为表惜别之情将席生前用的辞书送给他做纪念的，在他的心中有特殊的价值。

　　对于金钱，梁漱溟看得淡而又淡。

　　上世纪20年代在北平，梁漱溟讲演《人心与人生》，要收点费，听者每人一元。这个点子是梁漱溟自己想的。他认为收一点费的目的“是真想让人来听，或因花过钱而注意听，否则不免有人随便入座并不真有兴趣听。”但他又恐怕有的学生没钱，说没有钱者可以写信给他，他可送上一张听讲券。一个叫唐君毅的学生，“受到一种精神的威胁没敢去听”。某天晚上，唐君毅收到梁漱溟托别人带给他的五元钱。因为梁怀疑唐是没钱才没去听的。当事者唐君毅晚年回忆此事时感愧与并。

　　梁漱溟好布施，经常接济一些难中的朋友、晚辈。解放初期他每月工资300元，只留百元左右家用，其余都帮衬了因冤假错案而生活无助的友人。他的思维方式很独特，送的钱不要还,但借他的钱必须要还。一位友人忘记归还，他竟前去索债。他的观点是“可以与，可以不与，与伤惠。”梁提醒已摆脱困境者还借款，目的是给另一些仍在困苦中的友人雪中送炭。

　　上世纪40年代在重庆北碚办学，经济困难，为维持学校费用，他把夫人的结婚戒指都变卖了。在香港办《光明报》，他是社长，萨空了是经理，他给自己定的工资是月薪100元，给萨空了定的却是200元。因他生活节俭，独自在港，花销小；
而萨空了全家在港，负担重，梁并又把自己100元工资的一半贴给了萨空了。

　　梁漱溟的友人，政坛首先要提的是毛泽东，学界要写的是冯友兰，还有那个军阀韩复榘。

　　“我和毛泽东本是老朋友，相互间比较熟悉，见面时无话不谈，有时发生抬杠，他批评我不对，我要他有雅量，不要拒谏饰非……”

　　梁漱溟那场因“要雅量”酿成“廷争面折”的往事，世人皆知，无须复述。梁说他与毛是老朋友，倒真非攀龙附凤。梁漱溟的堂兄梁焕奎生于湖南湘潭，早年供职于湖南省学务处，与毛的岳父杨怀中交情不浅。梁焕奎曾保荐杨怀中留日，又与之同渡日本。梁漱溟的另一族兄梁焕均又是杨怀中的学生。1918年后，梁焕奎就住在北京梁漱溟的家中。时杨怀中到北大任教，与梁焕奎过从较密。1918年毛泽东到北京后住在杨怀中家里。1917年梁漱溟已拥北大教席，与杨怀中是同事、忘年交。梁漱溟常叩访杨怀中讨教哲学问题，寓寄杨家的毛泽东常为其开门。毛泽东后由杨推荐在北大图书馆做管理员。后来，毛泽东在湖南发起的“驱张（敬尧）运动”曾得到梁氏兄弟的支持。不久杨怀中病故，家境窘迫，友人解囊相助，梁漱溟便是其中一员。而承办杨怀中丧事的就是毛泽东……

　　之后，梁漱溟1938年访问延安，半个月中毛泽东与他长谈八次，有两次竟通宵达旦，所以毛泽东后来公开宣称，“我同梁漱溟比较熟”。

　　毛、梁同庚。梁长毛两个月。

　　即令在“廷争面折”之后，梁漱溟也始终把毛泽东当作朋友。1972年12月26日毛泽东生日，梁漱溟把尚未出版的《中国——理性之国》手抄书稿送到中南海作为贺毛泽东的生日寿礼。94岁的梁漱溟在追忆当年那场论争时检点自己说：“当时是我的态度不好，讲话不分场合，使他很为难，我更不应该伤了他的感情，这是我的不对。他的话有些与事实不太相合，正像我的发言也有与事实不符之处，这些都是难免的，可理解的，没有什么。他们故去十年了，我感到深深的寂寞。”这儿的“他们”显然包括周恩来。

　　至于周恩来，梁漱溟“不计前嫌”，不介意他当年说自己想“升官发财”、“一贯反动”什么的。他认为周的“人品很高”，自己“不会因为发生一件事情而改变对周的认识”。梁一直认为周“是天生的第二把手”，并设身处地地为周想，他在那个会上只能与毛保持一致。

　　梁漱溟长冯友兰两岁。

　　他们本有“师生之谊”。据冯自述：1918年他在北大哲学系读三年级时，梁为其讲授过《印度哲学》。1921年梁出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在美留学的冯得知此书出版“心中惊喜，渴欲一读”。读后致梁一封三千字的长函，谈感想（实际上是书评），并直率地提出“不能赞同之点。”梁漱溟将此信收藏了60年，足见他们的诤友情深。1971年岁末，梁感慨五十多年前北大哲学系的故旧多已凋谢，致冯一信云：“难得吾二人还在北京，相距尺咫，岂不可一谈耶？”冯请梁到他家中做客，相见甚欢。饭后握别时冯还诵《论语》“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以抒情怀。转至1973年，冯发表“批孔”文章，梁不以为然。在致友人的书信中直言：“他批孔而谄媚江青，我责叱之。”显示出一种诤友精神。1985年，冯九十华诞设家宴，冯女宗璞禀父之意电话请梁光临。梁断然拒绝。但即复信说明拒宴理由：“只因足下曾谄媚江青，故我不愿参加寿筵。”冯接信并无愠色，倒觉这种直言是很难得的。遂命宗璞寄《三松堂自序》，并附信云：“如蒙阅览，观过知仁，有所谅解，则当趋谒，面聆教益，欢若平生，乃可贵耳”，“来书直率坦白，甚为感动，以为虽古之遗直不能过也，故亦不自隐其胸臆耳。”并期冀“实欲有一欢若平生之会，以为彼此暮年之一乐”。梁不顾腰病卧床，用三四天时间坚持将书读完。梁见老友在书中意识到“应该实事求是，不应该哗众取宠。写文章只能写我实际见到的，说话只能说我真想说的”。如果这样，“就不会犯批林批孔时期所犯的那种错误”。冯的自我剖析，使梁改变了对冯的态度。“由拒不赴宴，变为表示‘甚愿把握面谈。’”遂复函拟往冯寓。冯执意甚诚，由女宗璞陪同于1985年12月24日赴梁府相聚。这是梁、冯最后一次晤面，“始终未提批林批孔的事”，也未就“谄媚江青”之事“发表任何意见”。会见时，梁宽容地听了晚辈宗璞的一番插话。宗璞慨叹，“我们习惯于责备某个人，为什么不研究一下中国知识分子所处的地位，尤其是解放后的地位”，“中国知识分子既无独立的地位，更无独立的人格，真是最深刻的悲哀！”梁最后以己著《人心与人生》相赠，亲题“芝生老同学指正，一九八五年著者奉赠”。

　　特别应当指出的是，梁漱溟晚年在与他人的谈话中，多次提及冯友兰等旧雨，特别关心冯的眼疾。冯友兰并不因梁当年的直言批评而心存芥蒂，而是以友情为重，在梁去世后，撰文悼念，颂扬梁“敢于犯颜直谏”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美德。

　　冯友兰送的挽联是：

　　钩玄决疑，百年尽瘁，

　　以发扬儒学为己任；

　　廷争面折，一代直声，

　　为同情农夫而直言。

　　梁、冯二人的“化干戈为玉帛”，双方都是有理、有礼、有节、有度的，不像有些媒体的夸大其词。

　　最初《梁漱溟问答录》面世时，影响甚大。或因这种问答的形式，让人误以为“答”是一丝不苟的“实录”，也或因执笔者对问题的描述有失误或措辞不当之处，有意无意地拉大了梁、冯两人间的距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冯友兰之女宗璞随即写了《对〈梁漱溟问答录〉中一段记述的订正》以正视听。“问答录”的作者并没提出异议。12年后梁漱溟长子梁培宽又写《冯友兰先生与先父梁漱溟交往二三事》，坦言“问答录”确有“失误与缺陷”。

　　梁漱溟与军阀韩复榘的交情不薄。

　　韩原是冯玉祥旧部，当过冯的“司书生”。因韩念过私塾，读过四书五经，写得一手好字，又善战，深得冯玉祥重用。冯治军甚严，韩某次不服军令，冯当众训斥，令其滚，并罚跪于会场外墙根下。散会后，冯怒气未消，又给他一耳光，才说“起来吧！”韩复榘一气之下带领部属开往山东。恰冯玉祥正与蒋介石混战，蒋介石乘机任命韩为山东省主席，统治山东八年。

　　梁、韩相识在1922年。梁漱溟应冯玉祥之邀，在北京南苑给冯的官佐讲儒家哲学，当时韩复榘是营长官衔，由这次听讲认识了梁漱溟。后韩任河南省、山东省政府主席，恰梁在此两地搞乡村建设试验。韩为梁的乡村建设试验提供了诸多方便。

　　韩复榘后来在抗战之初不战而逃。蒋介石为杀一儆百或剪除异己杀了韩复榘。梁漱溟谈对韩的印象时称他读过孔孟的书，并非完全是一介武夫。

　　此外，梁漱溟对梁启超向来敬重，然在纪念梁启超一文中不独表彰他的功德，还评判他在政治上的得失；
又与熊十力交谊亦深，但在追忆熊的文章中亦“指摘”其著述有粗疏和错失。梁认为“学术天下之公器，忠于学术即吾所以忠于先生”。以为只有此举才不负40年的交谊。

　　梁漱溟就是这样的一个“怪人”。他的这种处友方式，他的迂阔与率直，在同辈学人中大概是独一无二的。

　　身后事

　　仁者寿。

　　1988年6月23日，梁漱溟的人生大幕垂下，享年九十有五。他弥留之际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累了，我要休息！”

　　对于死，他早已参透。他认为佛家对生命的态度是“不求生，不求死”，顺其自然。他于1988年4月底因病入院，儿孙昼夜轮流伺候左右。5月他还接受一台湾记者的采访，只说：“注意中国传统文化，顺应时代潮流。”此可视为他的遗言。5月11日他把长子培宽呼至床侧，示意有话要说。培宽备好纸笔。他说：“人的寿命有限度。大夫说医生治得了病，治不了命。我的命已经完了，寿数就这样了。有时候吃点药，吃点合口味的东西，就可以了，不必延长寿命。”培宽问他还有什么要交待的，他只坦然地说：“火化。”

　　梁去世后，例行的追悼会是要开的。中央统战部为梁漱溟起草了一份《生平》。关于1953年一事第一稿中写道：“受到不实事求是的批判。”家属认可。可在修改稿中莫名其妙地被改为“受到批评。”“第二稿和第一稿的区别在于，第一稿隐含梁漱溟不曾反对过渡时期总路线之意和因此而受到不恰的批评之意。但后来这两点意见被去掉，即恢复当年的提法。”对这样的“一字之差”，家属在电话中向拟稿人表示反对，并表示：“如不改为第一稿中的表述，家属将不出席次日（7月7日）的遗体告别式。”统战部不得已，约请梁氏兄弟去面谈。家属表示，文字如何表述，以事实为准。当年明明是“批判”，《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上白纸黑字写的是《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现在为何将“批判”改为“批评”,令人费解。对方无言以对,只反复劝兄弟俩“以大局为重”。家属据理以争，不肯让步。梁漱溟生前概不接受说他反对总路线，子女们就不能替他接受。商谈从大会议室改到小会议室，由中午拖到开晚饭,相持不下。统战部请来民建的孙起孟先生、民盟的叶笃义先生从中转圜。两位先生感到此事棘手，觉得家属持之有理，难以启齿。一说“原来第一稿不是挺好吗？”一用“晓以大义”劝说。又陷入僵局。双方的心理底线是：干脆不将这一段写入《生平》。但双方谁都不肯先表态。最后由孙起孟提出。统战部长阎明复听完双方意见后表态：“那就不写这一段吧。”因此，1988年7月8日，新华社播发、刊在《人民日报》的“生平”中1953年那段就留下了“空白”，文章的标题是《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梁漱溟走完百年人生旅程》。

　　梁漱溟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医院告别大厅。

　　灵堂入口大门上悬挂的挽联是：

　　百年沧桑 救国救民

　　千秋功罪 后人评说

　　横批是：

　　中国的脊梁

　　这幅挽联是梁培宽次子梁钦宁拟就的。培宽本人忙于父亲的身后事，不知情。梁钦宁张贴时，工作人员阻止，但他执意坚持。

　　据《人民日报》载，前往吊唁的有李先念、阎明复、刘澜涛、习仲勋等四百余人。

　　《人民日报》刊发文章的标题是《一代宗师诲人不倦，一生磊落宁折不弯》。

　　梁漱溟的骨灰安放在北京八宝山。后应山东邹平（梁1931年在此创建乡村建设研究院）的要求，家属同意将部分骨灰葬于邹平，并建碑林。墓碑由赵朴初题写。后费孝通、启功、吴祖光等文化名人相继为梁漱溟邹平墓地碑林题词。继之，梁漱溟的桑梓广西桂林提出同样要求，家属应允，又将梁漱溟存于八宝山的另一部分骨灰迁葬至桂林穿山公园。

　　2005年第10期《人物》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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