琼翰诺伯格：科学家对幸福的追求

　　（吴万伟 译）

　　自由的社会提供幸福的条件

　　多少世纪以来，哲学家和诗人一直尝试要弄清楚幸福到底是什么，怎样才能得到幸福。可是最近几十年里，科学家们逐渐找到了答案。幸福是大脑左前部的电流活动，它来自结婚，有钱，有朋友，躲避共产主义。

　　至少，这是学者在层出不穷的理论上给我们提供的部分答案。这些关于人类美好生活和幸福的理论和研究往往还转变成影响政府政策的建议。

　　英国经济学家理查德•莱亚德（Richard Layard）写过一本非常著名的书《幸福：新科学的教训》（Happiness : Lessons from a New Science (London: Allen Lane, 2005)。他的具体观点是从1950年以来富裕国家的经济增长并没有带来更多的幸福，原因如下：其一，金钱带来的回报逐渐降低，我们习惯于高额的收入，所以需要更多的金钱保持我们高程度的幸福。其二，我们非常看重自己的相对位置，别人赚钱更多（让他们高兴）却让更多的人不幸福。发财是个负面的客观性，拉法德称为“污染”。它强迫别人工作更勤奋以保持自己的相对优越位置，但是当他们做到了这点，就习以为常了，当初的幸福感消失了。要终止这个“享乐主义的繁重劳动（hedonic treadmill）”我们应该增加税收，劝阻人们拼命工作，减缓流动和跳槽，给人们有更多的时间做真正幸福的事情----家庭，朋友和看拉法德的书。

　　财富和幸福

　　经济增长不能带来幸福是简单化的说法。实际上，关于这个新科学的很少几个共识性内容就是金钱确实能够买来幸福。财富和幸福之间有特别强烈的正相关关系。低收入国家显示低水平的幸福，中等收入国家显示中等水平的幸福，高收入国家显示高水平的幸福。

　　研究人员说的是这个相关关系在全国人均收入在每年10，000美元时保持稳定。莱亚德说，在超过20000美元后，“额外增加的收入和额外的幸福就没有关系了。(p. 33) ”经济学家理查德•艾斯特林（Richard Easterlin）在研究日本的情况后得出这个让人吃惊的结论。1950年以来，日本的收入增长了10倍，但是日本人如今并不比他们以前更幸福。

　　这是最引人注目的研究发现。但是这个结论仍然有待证实。更高的收入水平并不能转化为更高幸福水平的事实并不表明经济增长不能。我们知道的是当一个国家年人均收入从5000美元增长到15，000美元的时候，幸福生活有个巨大的飞跃。这个更为灵活的解释比莱亚德或艾斯特林的结论更吻合。

　　幸福和希望

　　从调查中我们知道缺乏希望和机会与不幸福有强烈的相关关系。如果你在找幸福的欧洲人，尝试问一下认为现在的情形比五年前更好的人吧。或者问认为5年后他的情形会比现在好的人，这样更好。如果你要见幸福的澳大利亚人，就询问那些认为有机会改善自己生活水平的人吧。在贫穷和管理混乱的国家整个社会都痛感没有希望。如果你是个普通人，机会少得可怜，不敢肯定你的行为能影响你的地位，不敢希望明天会更好。你期望少，你才觉得有幸福。

　　我们也知道如果个人没有机会改善自己的生活，那么这个社会制度对幸福生活就是灾难性的。后共产主义国家的报道的事实有很多显示在共产主义垮台后幸福水平最低，这是意料之中的，因为国家动乱对幸福的打击是致命的。

　　但是在共产主义垮台前共产主义国家比别的国家更糟糕的状况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罗纳德•伊格哈特（Ronald Inglehart）的世界价值项目（World Values Project）研究了1980年代早期两个共产国家的情况。匈牙利和前苏联一个代表性地区坦波夫（Tambov Oblast）。在这些国家缺乏自由和经济增长并没有让幸福生活得到补偿。相反，他们报道说比其他工业化国家，比其他处于同等收入水平的国家幸福程度更低，更不幸福。即使在印度，孟加拉国和土耳其，人们的幸福程度也比苏联高。

　　当贫穷的国家开始体验到经济增长，当市场开放，当人们收入增加，当人们的决定影响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对未来的信心就会增加。最近的例子，看一下爱尔兰。这个国家报道说1970年早期和1980年后期人们的生活满意度明显下降。在这个时期，爱尔兰并没有变得更加贫穷，但是经济增长一直缓慢，失业率居高不下。年轻人缺乏机会导致移民高潮的出现。

　　1990年情况发生变化。快速的自由化，外国投资和电信技术在10年中让爱尔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翻了一番。人们开办企业或找工作变得容易了。失业率从15%回落到5%，移民国外的人又回来了。同时，报道的幸福指数迅速增加10%，对于这么缓慢变动的指示器来说10%的增长是惊人的。如今，爱尔兰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之一。

　　这或许能解释为什么二战之后西方国家的幸福指数达到高水平，他们和爱尔兰的情形接近。随着经济迅速增长，人们开始相信自己的孩子会过上比自己更好的生活。此后的经济增长没有提高人们的幸福水平的事实并不意味着经济增长是没有用的，实际上正是经济的不断增长让我们有可能相信未来并享受高水平的幸福生活。那些认为从幸福稳定性可以得出零增长更有利的批评家忽略了收入的减少损害幸福这个事实。经济增长使得非零和游戏成为可能。如果没有经济增长，有人成功得到好处，就得有人失败受损。

　　增长的幸福

　　莱亚德对幸福研究的解释有一个更加基本的问题。实际上在西方幸福并没有停止增长。相反，在我们1975年调查过的许多西方国家，幸福指数一直在增加。确实有回落的情形，但是就算保持生活水平不变，当我们的社会更加富裕的时候，人们感到更幸福，尽管增长率不高。日本好像是个例外，而不是规则。

　　让人吃惊的是，莱亚德在本书的第一个注释里承认自1975年以来对于欧洲人的调查数据显示幸福指数呈上升的趋势(p. 247)。不过在书的其余部分他完全忽略了这个事实，使得他的整个观点受到质疑。他只是假装“对西方的多数人来说，从1950以来，幸福并没有增加。” (p. 29)

　　这个观点也不能解释为什么地球上最幸福和满意的地方是最有活力的，最具个性的，和最有钱的地方：北美，北欧和澳大利亚。我们为什么不到这些地方寻找幸福的秘诀？即使莱亚德也承认“我们西方人可能比任何社会的人都更幸福些。” (p. 235)

　　幸福和自由

　　幸福的一个原因是崇尚自由和以市场为中心的社会给予人们选择的自由。在没有极权领袖，莱亚德的信徒不来强迫我们过在他们看来最好的生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选择身份认同和适合我们的生活方式。如果我们适应了尊重愿望和自由选择，我们就越来越好地选择我们喜欢的生活，工作，和社交方式。另一方面，在传统社会中，个人得适应事先指定的角色和满足指定的要求。

　　当然，不是现代社会的任何事都适合任何人，但是自由也意味着说不的自由。如果你觉得通过努力工作和流动不能增加我们的幸福，放弃这个就得了。调查显示，在过去5年中，48%的美国人减少了他们的工作时间，降低了他们的升迁热情，减少了他们的物质欲望，搬迁到比较安静的地方。到底是吃快餐还是慢餐？不用教学语言还是赞同教学语言？在一个自由的社会中，完全由你来决定。

　　为什么政府应该劝阻我们不要工作太迈力，流动太频繁？莱亚德只是提供了间接的相关关系来证明这些事情是有害的。比如，他说辛苦工作损害家庭，搬家降低相互信任增加犯罪率。因为我们知道家庭破裂，缺乏互信以及犯罪对人的生活质量破坏性大，因此我们要避免出现这些。但是这并不说明尽可能努力工作或搬家到喜欢的地方而带来的好处可以弥补这些风险。除非莱亚德或别的任何人能够在工作/流动和不幸福之间建立直接的联系，这个观点就是站不住脚的。

　　幸福和活动

　　实际上，有报道说高程度的幸福往往来自拥有积极的生活方式和辛苦工作的人。就像我们的身体喜欢体格上的锻炼，演化给了我们能够享受智慧的思考。这并不奇怪，因为我们发展成为猎人聚集者，其中个人得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不断做出选择。如果你认为这听起来像晚上出门，或者像干了一天活，你离真实情况就不远了。

　　这或许就是我们可以保全莱亚德等人的观察金钱不是人生的意义的方式。确实不是。在幸福研究中一个经典的秘密就是彩票获得者并不比其余大众更幸福。不是金钱让发大财者比发小财者更幸福，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生活方式---积极，创造性的，节制的生活。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幸福不是目的地而是旅行过程。

　　心理学家米哈里•奇克森特米海伊（Mihaly Csikszentmihalyi）用让人吃惊的研究结果证明了这一点。当被问及感受最幸福和快乐的时刻时，他们都说是在工作中，而不是在空闲时间和家人在一起的时候。人们在发挥创造性的时候最满意，当他们投身于一个既有挑战性又有能力对付的活动时最开心。

　　如果有人让我写一篇我不能真正掌握的复杂问题的文章，我会感到担心和焦虑，如果让我写太容易的文章我会觉得没意思。但是如果我能找到一个平衡，写关于既比较复杂又能对付的文章，我就能体会创造性的激动和刺激，奇克森特米海伊所说的“流动”。

　　显然，一种完成和功效的意识让我们幸福。一种在复杂情形中处于控制地位的意识。这不奇怪，因为很难想象比这更好的特性帮助人类幸存繁衍下来。但是它的隐含意义是非常有趣的。

　　工作提供了很多流动的机会，因为它最经常地给我们提供了带来挑战的机制，提供了奖励和反馈让我们觉得在控制，我们的行动因而有了意义。这个可以和花在电视前的空闲时间来对比。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常常有意识地把空闲时间变得复杂起来如阅读艰难的书籍，从事体育活动，或做新鲜的奇特的饭菜。只是观看孩子们在玩耍时发明规则，这些规则让游戏更有挑战性，更好玩。难怪我们试图学习更多的复杂的课程，试图增加简单单调的工作的难度，比如给自己制定时间限制。

　　幸福和福利国家

　　渴望应对挑战的愿望帮助解释了为什么福利国家的增长并没有增加人们的幸福。这是最受尊敬的幸福研究专家荷兰教授鲁特•维恩霍文（Ruut Veenhoven）的一系列研究的发现。他首先寻找他认为在社会安全和幸福生活之间存在的相关关系，反对那些认为福利国家对经济有害的经济学家。

　　“尽管在物质上有损失，我希望在心理上对幸福生活有好处。但是结果和我的预料不一样。结果证明并没有任何幸福的多余。” 即使重新分配的国家创造了更加平等的资源和福利享受机会，（创造了更多的幸福，其余情况相同ceteris paribus），但是这个好处被不用自己努力工作就得来的事实给破坏了维恩霍文的结果显示财富重新分配并没有起到平等分配幸福的作用。实际上，福利国家让受益人成为中彩票者。他们得到的财富并没有让接受者更加积极或处于控制状态，相反，他们得适应这新的财富，幸福的感觉反而下降了。

　　如果幸福来自完成和功效的意识，福利国家比彩票更糟。如果福利国家做了应该做的事，消除问题和风险确保一定程度的物质结果，它就剥夺了我们很多应对挑战和担负责任的机会。行动是有后果的，既有奖励也有惩罚。它不仅有助于我们做出正确的决定，还让我们有控制局势的满足感。没有了这个直接的反馈，我们的无望和挫折感就会增加。

　　研究结果告诉我们乐观主义起作用。那些相信自己能控制自己生活的人比别人更成功，那些沉溺于受害者心理总是抱怨别人的人往往面临悲观预言实现的残酷。创造一个莱亚德等人建议的家长式的机构将剥夺我们的自由，我们的控制意识，以及我们的幸福。

　　政府不能给我们幸福

　　想让我们幸福的政府恰恰忽略了政府无法给我们带来幸福的这个事实。它只能给我们追求幸福的权利---因为幸福是当我们处于控制的状态，承担我们的责任的时候才能得到的。幸福是个旅行的过程不是目的地。

　　换句话说，19世纪法国自由主义者本杰明•康斯坦特（Benjamin Constant）的结论仍然给我们启发：

　　“执政当局总是愿意让我们除了服从和交税外，没有任何麻烦。他们往往给我们说“你们努力的最终目标是什么，你们工作的动机是什么，你们的希望是什么？难道不是幸福吗？把幸福的事情留给我们，我们保证让你们幸福。”不，先生们，我们决不能依赖政府得到幸福。不管它们的许诺多么动听，让我们要求当局不要逾越它们的界限。让它们节制和公正就行了。我们自己承担起让追求幸福的责任来。”

　　译自：“The Scientist\"s Pursuit of Happiness” by Johan Norberg

　　http://www.cis.org.au/Policy/spring05/polspr05-2.htm

　　译者简介：吴万伟，武汉科技大学外语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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