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涌：中国的未来取决于谁

　　最近，日本经济学家长谷川庆太郎发表题为“中国的未来取决于日本”的文章，称中国虽然经济上表面繁荣，但核心技术全靠日、美这些发达国家提供。中国对美国的出口，80%也是美国的在华企业制造。没有日本的技术、美国的市场，中国经济寸步难行。中国对日本的依赖越来越强，日本越来越有能力控制中国。

　　此文一出，立即在网上风行。署名淮江南的网民的评论也随着文章而传播。这位网民认为，这位日本学者提出的问题值得我们反省。如今中国已经不是以前的中国，有不错的物质、技术和财力基础，只要再有自力自强的精神，拿出当年“两弹一星”的劲头，许多难题都可以攻克。

　　日本学者的言论在中国引起的危机意识，具有正面意义。但从网民以“两弹一星”的劲头对这一危机的回应看，我们即使在认识层面也没有具备迎接挑战的能力。

　　“两弹一星”的模式，不过是把国家资源集中使用，发展一些和老百姓生活不直接相关的技术。我在过去的文章中已经指出，这是典型的苏联的军工和经济模式。这种模式的特点，是科技吸收民间的资源，但并不回馈社会。这种科技越发展，从社会搜刮的资金就越多，老百姓就越穷。“两弹一星”时代中国经济的发展水平，就是一个明证。

　　中国的未来取决于人，这本身是个躲不开的命运，也不值得恐慌。如今是全球化的时代，谁家的经济都取决于人。比如最近“经济学人”发表文章，题目是“中国如何操动世界经济”。该杂志指出，目前的发达国家，不仅超级市场中的衬衫是“中国制造”，其通货膨胀率、原油价格、工资水平、利率、利润、房地产价格等等，也都是“中国制造”。因为抛开中国，上述这些指标都要重写。甚至美国的中央财政的重大决定，也要在北京作出。因为美国的利率多高，就要看人民币是否升值、中国的银行是否买美国政府的证券。911后美国一些顶尖的经济战略家甚至说，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对美国经济的意义已经可以和中东产油国相提并论。一旦中国核心工业区有天灾人祸，生产中断，美国就丧生了基本工业用品的供应。这样的打击不比石油危机小。

　　可见，在如今全球化的世界，没有哪个发达的经济是不受制于人的。不过，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必须有两点清醒的认识：第一，我们必须学会接受这一受制于人的全球化现实，并且意识到中国已经不知不觉地成为目前全球化秩序的既得利益者。可惜，尽管进入世界秩序给中国带来了二十多年的经济起飞，但许多中国人的受害者情结仍然太重，看不到已经得到了利益。最近伦敦遭受恐怖袭击，网上颇有些以全球化秩序的不公正为恐怖主义找理由的声音，并且颇能迎合目前的社会心理。这些人似乎没有认识到，如果恐怖主义真摧毁了现在的全球秩序，至少几千万中国普通老百姓的工作权利也就跟着丧失。世界对中国将变得更不公正。

　　第二，这个全球化秩序，不仅是个地球村，而且是个地球公司，经济高度整合。在这个公司里，有当老板的，有当经理的，还有打工的。现在美国是老板，日本是经理，中国刚刚进入这个秩序，还是个打工的。这也是那位日本经济学家讲话的依据和中国人危机感的来源。但是，看看历史，有些打工的永远打工；
有些则成了经理，最后当了老板。美国工业家卡耐基就是一例。所谓“和平崛起”，追求的就是在这个地球工厂里从打工层变成经理、老板、股东。我即将出版的“中国不能永远为世界打工”一书，讲的也是这个战略。

　　打工的人并非对自己所服务的企业没有影响。近年来，中国、印度、巴西和前苏联诸国进入全球化进程，一下子把世界的劳工数量增加了一倍。整个世界经济的格局，要为此重组。但是，打工的毕竟是打工的。老板、经理和打工的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创造秩序，后者利用被前者创造出来的秩序。因此，打工的要成为老板经理，就必须具有创造秩序的能力。

　　中国现在的地位，打个比方，就好像一个人刚刚在沃尔玛找到了工作，比自己摆摊时挣得多多了。这种改善，靠的是人家的销售体系和经营方式。中国经济高速发展25年，已经是世界第6、7之间的经济大国，以购买力算则是世界第二大经济大国。但是，中国还没有一个一流的国际级企业，没有一个一流的国际品牌。这在世界经济史上，如同中国的经济增长一样罕见。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创造秩序的能力。

　　要获得创造秩序的能力，是当老板的基本资格。获得这样的资格，有两点非作到不可。第一，中国必须有公平的经济秩序，人们可以不分地位、背景、资格，平等竞争，让民营企业作大。这样自己的品牌才能出来。我们则常常反其道而行之。比如，没有自己的名牌，就想去国外买。这是目前中国大企业海外收购热的动力之一。但是，这些大企业，全有国家银行的支持，贷款上有巨大优惠，可以靠低资金成本的优势，出价高出对手而取胜。但是，这种不正常的高价格，使资产灌水升值，给收购后的赢利设置了第一重障碍。更重要的是，银行把这么多贷款给了这些大企业，民营企业的贷款资源就没有了。这等于买了个名牌，却牺牲了能够创造这样的名牌的秩序。这样不公平的经济规则，只能逼着中国靠在外国比较公平的经济秩序中生长起来的企业吃饭，让人家外资来建厂，用人家的设计，供应人家的市场。我们拿得出来的，只是劳工而已。

　　第二，中国要想独立创造一流的国际品牌，就必须给有创造力的人才建设一个“宜居”的环境。这包括信息的自由流动，思想和理念的自由碰撞。否则创造力无从谈起，有创造力的人也不会来。事实上，中国近年来虽然大量海龟在市场上待业，但出去的人中，一流人才基本还是留在外面。我曾经介绍，美国经济学家Richard Florida在研究中偶然发现，他统计出来的经济最有创造力的美国城市，和一个研究同性恋的学者列出的同性恋者人数的城市排名几乎重合！他的解释是，宽容同性恋的地方，如波士顿、洛杉矶，一般都是文化相对开放，思想相对自由的地方，最后自然成为“创造阶级”的聚居地。这个规则恐怕是放之四海而皆准。中国要想在这个世界公司里当老板，早晚要给思想和信息创造足够的自由流动空间。

　　中国的未来不可能不受制于人。但在这个互相钳制的世界中，中国最后把自己摆在什么地位上，却取决于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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