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壁生：挽救时代的尊严与良知——读茨威格《异端的权利》之后

　　人类是卑微而脆弱的，人类在宇宙中正如大漠中微不足道的一颗尘埃；
同时，人类又是伟大的，就像帕斯卡尔所说的：“由于空间，宇宙便囊括了我并吞没了我，有如一个质点；
由于思想，我去囊括了宇宙。”思想挽救了个人的渺小，使苇草般脆弱的生命获得了存在的尊严。

　　思想就其本质上应该是“我”的思想，即独立的自由的思想。今天，思想自由及其主要表现形式言论自由的价值早已经被世人所确认。然而，人类却是经历过数千年的苦苦探索，经过无数次的流血牺牲，走过一条惊险曲折的道路，才达成对言论自由思想自由的价值的共识。思想自由是专制政治水火不容，有专制政治在，必然极力制造恐怖事件压制不同思想。在人类的发展史上，我们常常会发现那样的时代，专制势力张牙舞爪地君临天下，以铁钳禁锢住每一个人的嘴巴，任何人只要敢于发出声音，便立即被割去喉管，于是，人们只能选择沉默与麻木，甚至快乐地伸出舌头去吻脖子上的绞绳。整个时代堕入了无边的黑暗之中并沿着这黑暗作歇斯底里的前进。人们既听不到良知的声音，也看不到尊严的思想，一任绝望与绝望之后的麻木一代代地发生。然而，人类又是何等的伟大，即使在无望的社会中，依然有一股桀骜刚强的勇气与精神在代代相传！纵观人类的全部历史，我们常常不得不惊叹，为何在那样望不到尽头的绝望的暗夜中，会激发那样宏大的气魄和灿烂的道德精神，使那群逝去的精神巨子那般英勇不屈地捍卫着光辉的内在理念与心灵自由，我们常常不得不为那样的时代捏一把汗：这样的时代已经到了邪恶的极致，但总有那么一批英雄，把人类的真理与灿烂的星空放到他们的生命之上，并以他们的生命换取整个时代的尊严，他们孑然一身，以思想自由的名义举起了愤怒的投枪，挑战那一个堕入黑暗世界的国度，他们为了说出他们自己的真理，毅然把头颅放到屠刀底下，把肉躯送上历史的祭坛！

　　在我看来，茨威格的《异端的权利》讲的正是这样一个故事：一个人以他的生命挽救整个时代的自由、尊严与良知。

　　“苍蝇战大象”。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在他驳斥日内瓦国王的宗教首领加尔文的书稿上，添加了这么一句话。这句话被茨威格引以为《异端的权利》的开头。在西方历史上，加尔文的名字，向来与路德被列在一起，作为宗教改革的领袖加以肯定。恩格斯就曾经说过：“宗教改革——路德和加尔文的宗教改革——这是包括农民战争这一危急事件在内的第一号资产阶级革命。”加尔文以其《基督教原理》（写于1535年）成为天主教的异端，在流亡到巴塞尔的时候，日内瓦的新教改革者、传教士法里尔把他请到了日内瓦，经过一番波折，加尔文建立了在日内瓦的神圣地位。在基督教早期被禁止的二百年中，基督教徒都主张宽容，及至基督教信仰成了有势力的教条，特别是有国家机器作为其坚强后盾，他们便放弃宽容原则，转而企图将人们对于宇宙、人生的观念与他们的教义造成完全的一致，并采取压迫自由思想的政策。正如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所说的：“只要一种宗教和一个帝国政府结合在一起，政治的动机就会大大改变宗教的原始面貌。”茨威格则更为直接而尖锐地批评道：“只要一种宗教控制了国家机构，执掌了国家行使的镇压工具，它必是迅即建立起恐怖的统治。”加尔文认为唯有他自己才真正领会了上帝的旨意，因此，他必须代表着上帝并以上帝的名义规范日内瓦王国。于是，任何人胆敢不同意加尔文的宗教观点，不但立即被视为加尔文敌人，同时更是整个世界与上帝的敌人。以为唯有自己才完全正确、合理的权力者是极端可怖的，他们只要站稳了“真理”、“上帝”的立场，便可以以高尚的名义，名正言顺地动用各种恐怖的控制政策与教育政策驯化、愚化民众，于是“真理”与“上帝”变成了权力者手中扼杀真理污蔑上帝的大棒。在加尔文统治下的日内瓦，“无人能够觉得安全，因宗教法庭宣布，人只要还在呼吸，他便几乎每时都能犯罪。”后来卡斯特利奥在《论怀疑术》中这样评价那个时代：“后代将会疑惑，何以经历了如此辉煌的黎民，我们却被迫退回到昔米莱人的黑暗之中。”

　　这时，塞尔维特出现了。这个英勇的西班牙人，把他反三位一体的观点寄给了他认为可以信赖的加尔文大师，希望得到他的支持。然而，这个堂•吉珂德式的天主教异端不会想到，加尔文绝不愿看到日内瓦存在着与他对圣经的解释相左的观点。加尔文清醒地认识到：“对于一个执掌了权力的理论家，主要的危险便在于有人鼓吹一种分庭抗礼的理论。” 于是塞尔维特既是天主教的异端，同时也居然成了加尔文新教的异端！事实上，不同的理论根本上无法瓦解权力。因为对自由的恐惧而企图用铁钳钳住每一个人的嘴巴，完全出于权力者对民众的恐惧和对自身统治能力的毫无自信。唯其恐惧与没有自信，他们才必须不断制造各种恐怖事件、运动以检验他们对民众的思想的掌握。把独立思想视为犯罪并加以惩罚，这是对人性最大的禁锢，没有了思想自由，人如何还能成为人呢？专制主义的罪恶，正在于以火与血扼杀思想自由，从而禁锢人性，把人变成体制、社会的机器。在政治与宗教或准宗教合一的国度里，永远只有一种声音是被允许的，那就是教主兼独裁者的声音，那样，一切舆论变成独裁者的喉舌，一个人的大脑代替了所有人的大脑，所有人的大脑成为一个人的理论的跑马场。塞尔维特把他的观点送到加尔文手中，几乎同时意味着把他的生命送到加尔文手中。这是第一次新教徒判处异端死刑，而且是死刑中最痛苦的一种：在火刑柱上以文火烤杀。塞尔维特呼唤着上帝的名字，在火刑柱上与死亡搏斗了足足半个小时！

　　那是欧洲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幕，其惊心动魄的程度足可与四十七年后布鲁诺的鲜花广场之死相提并论。在那样的时刻，只要塞尔维特宣布放弃他反三位一体的学说，他至少可以免受死前半个小时的文火中的挣扎。但那将意味着加尔文的彻底胜利。真理与良知的力量竟如此强大，召唤着塞尔维特向整个加尔文王国发出战叫，更使他在痛苦的死亡之旅中坚守自己光辉的尊严。我们有理由感到无比的骄傲，在这脆弱而渺小的族类中，我们的同类曾经那样坚定地守望着上帝与至善，守卫着内在价值与精神，而且，他们在真理与生命的选择中毫不犹豫地走向真理，而以一种最惨烈的方式去祭奠那样黑暗的时代。塞尔维特之死，震撼了欧洲社会，同时把宗教改革引入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正是在这样的时刻，卡斯特利奥在恐怖政策中站了起来，以一个战士的姿态，以自由的名义向独裁者加尔文，向这个在独裁统治底下麻木着、呻吟着的国度，掷出了投枪。

　　如果说塞尔维特面对着的是放弃学说平静死去与坚守学说挣扎着死去的选择，那么卡斯特利奥面对着的则是沉默而生与抗议而死的十字路口的选择。事实上，在加尔文杀害塞尔维特之后，有个别低级市政官员，如鹿特丹的伊拉斯谟，虽然反感加尔文的暴政，但却觉得不宜讲出来；
而他的学生泽钦图斯同样说：“除非受到良心的驱使，我绝不涉足竞争。只要我的良心允许，我宁愿保持沉默，而不去挑起争论，伤害别人。”几乎所有的人文主义者的反应都同这位泽钦图斯相似，保持着缄默。沉默对清醒着的人们来说，或许意味着一种无声的抗议，一种坚不合作的态度。然而，在一个独裁者君临天下的一个时代，沉默是多么可怕！沉默的结果，却是独裁者暴政的狂欢！在独裁者的眼中，连知识分子也在沉默，意味着人们因为麻木或怯懦而彻底被驯服，整一个国家的头脑，都已经被他的头脑所主宰。这使他们施行罪恶更加肆无忌惮。它将造成一种万马齐喑的局面，那些受独裁者欺骗、教育、愚弄的人们将一如既往地伸出舌头去亲吻他们脖子上的绞绳，而一面快乐地欣赏着反独裁战士在火刑架上挣扎，那些为追求人类神圣的自由与正义而做出的流血、牺牲仿佛毫无价值——甚至被民众引以为反抗的必然下场而加以警戒，而独裁者则更加为所欲为。在这样的时代，对知识分子来说，维护公共道德，捍卫自由与尊严应该成为知识分子的内在信念之一。知识分子的职业决定了他们更多地能够以历史借鉴现实，更多地看清政治的本质，他们植根于民众，同时在愚化政策下的比民众更快地清醒，因此，知识分子的使命便在于以独立自由人的身份，向民众宣布他们所看到的历史与现实，其目的不在于以自己的思想控制别人的思想，而在于提供一种新思想、新角度、新方法以利于人们重新打量现实。正如卡斯特利奥那如铁般掷地铿锵的话：“不该以烧死他人证明我们的信仰，只该为我们的信仰，准备被他人烧死。”这简短有力的陈述，有如一道闪电，划破那个时代的黑暗。他虽然知道他的反抗只能是“苍蝇战大象”，凭他的良知与追求真理、自由的信念，如何能撼动整个生了老锈一般的日内瓦王国？当面对着的是凶残的独裁者及其背后庞大的国家机器，任何抗议的声音都可能付出极大的代价：打击、迫害、坐牢、流亡，甚至上绞刑架、火刑柱。然而，就像茨威格说的：“如此滔天罪行不起而应战，便意味着欧洲思想自由寿终正寝。强权会君临于正义头上。”卡斯特利奥高举着自由之剑，决毅地走向火刑架。

　　或许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经历或研究了举国沉默与顺从的“反右”与“文革”，很难想象得到那样恐怖的暴政下，卡斯特利奥居然还可以以一个战士的姿态站起来。火刑架与文化煎烤的酷刑，绝对比中国知识分子所遭遇的干校、喷气式更为惨烈、可怖。然而，从“反右”到“文革”，中国历史几乎留下一片精神与良知的空白。在魏晋那样“名士少有全者”(见《晋书•阮籍传》)，动辄腰斩东市的时代，尚有一班徘徊于方内方外的名士，传承着一股刚烈的精神愤怒的勇气，而“反右”到“文革”的近三十年间，几乎只有顾准、张中晓两具大脑在向真理掘进，万里江山，神州六亿，真的像一夜之间突然丧失了良知一样，不但让当时的一部分人，也让后世的研究者感到凉透骨髓的绝望。与面对宗教裁判所依然不屈不挠地向着真理自由前进的知识分子相比，中国知识分子缺少了一份坚忍不拔的精神，一股顽强不挠的勇气。

　　卡斯特利奥的反抗与其说是替塞尔维特伸冤，不如说是挽救整个时代的尊严与良知。塞尔维特已经死于火刑架上，任何反抗的声音也不能将他重新唤醒，然而，英雄的悲哀更在于把生命献祭于历史的祭坛，人们却没有从中获得勇气与力量，反而以英雄的死亡这一事实作为自己继续在暴政下沉默、怯懦下去的理由。时代最浓烈的悲剧变成最荒唐的滑稽剧，这不仅是英雄的悲哀，更是时代的悲哀。在这样的时代，自由与尊严完全被暴力所颠覆，代之以暴行之下的恐惧、怯懦、委琐，更甚之，是因恐惧而产生的麻木不仁。暴政下的全民缄默所反映的是整个时代整个社会的集体性堕落，即使有清醒者存在，如果没有发出声音，也对时代的挽救无任何实际意义。沉默使时代在黑暗中被专制主义者更进一步推往黑暗作歇斯底里的运动——仿佛已经没有任何光明的希望。这样的时代需要惊雷！卡斯特利奥以《论怀疑术》与《论异端》，对加尔文的日内瓦暴政予以惊雷一击。正是这惊雷一击，使塞尔维特半个多小时坚持与挣扎具有了历史意义，人们将从卡斯特利奥的声音中看到一股不屈不挠、前仆后继的精神；
正是这惊雷一击，把加尔文钉到历史的耻辱柱上，使这个政治、宗教独裁者陷入无边的恐慌，他的统治理论遭到重创，他的暴行被剥落了神圣的光环，赤裸裸地现于历史面前；
正是这惊雷一击，打破了人文主义者的整体缄默，宣告了这个时代并非绝对处于暴政的思想、人身控制之下，这个时代还存在着独立的良知，还存在着对自由和真理的顽强追求，还存在着对“人”的尊严的捍卫与坚守！卡斯特利奥最后因为病死而躲过了火刑架上文火煎烤的命运，但是，我们永远必须记住，即使在那最无望的时刻，仍然激发着我们的同类最灿烂的道德精神，“追求真理，并说出其信仰的真理，永远不应视之为罪行。绝不应强使人接受某一种信念，信念是自由的。”这些我们今天正享受着或正追求着的真理，我们的前辈却是以鲜血和生命为代价换取而来。暴力可以消灭跳动着的良心，正如塞尔维特在惨叫中死去，卡斯特利奥贫病交加而逝去，然而，暴力决不可扑杀信仰，相反，暴力只能增强人们对理想的信念。当坚持真理的生命在暴力的覆巢之下消失，那灿烂的精神，那不屈的勇气，那光辉的良知，化成了璀璨的星空！这星空，必将激励后来者前行的脚步。正如茨威格所言：

　　“我们这族类真正的英雄，绝非那般通过如山的尸体建立了昙花一现的统治的人，倒是那些毫无抵抗能力、屈服于优胜者强力的人——诚如卡斯特利奥在他为了精神自由，为了在地球上最终建立人道王国的斗争当中，被加尔文压倒一样。”

　　在人类历史上，强权永远战胜不了真理，任何独裁者都只不过是瞬间的力量。在加尔文建立过宗教独裁体制的日内瓦，最终实现了卡斯特里奥的理想。这个城市后来曾为著名的反基督着伏尔泰提供了避难所，而且还容纳了笛卡儿和斯宾诺莎。卡斯特里奥的宗教宽容理想，经过启蒙运动的阐发，成为了世界人民的共识。

　　英雄夹血的足迹，同时正在我们的脚下向前路蜿蜒前伸。

　　 《异端的权利——卡斯特利奥对抗加尔文》，茨威格著，张晓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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