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光：救救教育——把教育从官场化市场化的困境中解放出来

　　温家宝总理在3月5日向十届人大二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的教育部分中，谈到“要切实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地位，用更大的精力更大的财力加快教育事业的发展”。他强调要“加强素质教育，深化教育改革，提高教育质量”，并且表示：“到2007年使西部地区普及义务教育，扫除青壮年文盲，中央财政将为此拨款100亿元，另外投入60亿元实施第二期的农村中小学危房改造。”这些都是值得高兴的。

　　报告提出要“加强素质教育，深化教育改革，提高教育质量”，中肯地点出了教育的问题所在和努力方向。在这三方面要求中，“深化教育改革”是关键。“加强素质教育”、“提高教育质量”固然有其不同的内涵，但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是需要通过“深化教育改革”才能实现。教育怎样改革？怎样深化？朝哪个方向深化？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明确教育的目的。教育不是要培养什么“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而是为了提高整个民族的素质。按照蔡元培的说法，就是“养成健全人格，发展共和精神”。为此，需要“循自由之原则，取兼容并包之主义”。（转引自《思想操练》，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版第94、95页）这个原则不仅适用于大学，也适用于中小学。只有循着这个原则，才能培养出具有“健全人格”和“共和精神”的合格公民。按照这个要求，我们来看看，现行教育体制中存在哪些不利于“养成健全人格，发展共和精神”，不利于“加强素质教育”、“提高教育质量”的问题，从中找出哪些需要改革和怎样深化改革的答案。

　　现行教育体制中存在着两个最大的问题，一是官场化，一是市场化；
官场化导致官本位，市场化导致钱本位。这是当前教育陷于困境的两大因素。

　　官场化可谓渊源久远。建国以后，，各地私立的大中小学先后被接管，纳入政府管理系统。1952年高等院校实行院系调整，打破旧的教育传统，代之以苏联的一整套教育方式。经过1957年的反右运动，批判了旧的教育思想，大量教授、教师以至一些校长都被打成右派，完成了共产党对教育的绝对领导，同时也就加快了教育的官场化过程。官场化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一）在批判了“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和“教授治校”等“右派言论”的基础上，实行党管干部，官僚治校，搬用党政机关的一套办法来管理学校。学校的最高领导者不是校长，而是党委书记或党支部书记，后者具有一切问题的最后决定权。在这样的体制下，，即使是由学者充当校长，也难免受官场潜规则的影响，驯化成为官僚。（二）官本位，等级制。学校有所谓级别，相当于司局级、县处级、科级，甚至是谈不上级别的“未入流”。学校管理人员也按照官职大小掌握不同权力，享受不同待遇。教授、教师被任命为处长、科长、教研室主任、教导主任，则被认为是提拔重用，因而在某些知识分子中造成追逐学官的坏风气。（三）行政与教学的关系成了官民关系。教学是学校第一线的工作，行政工作属于后勤服务系统，应当是行政工作为教学工作服务，行政人员为教学人员服务。但实际上是教学与科研都必须服从行政管理，接受行政部门的种种安排甚至刁难。在住房用车等生活待遇上，也往往是行政人员近水楼台先得月，教学和研究人员则往往受到不应有的歧视。某高校曾有一位国内外知名的学者病重需送医院治疗，却因要不到车而延误，不幸逝世。这是教授不受重视的一个典型事例（四）机构庞大，冗员繁多。在高等学校里，党政两大系统都有完整的机构设置，部门之间，往往是遇事互相推诿，有利争先恐后。各校都有强大的保卫部门，但其主要任务似乎不是保卫学校师生的安全，而是防范异己分子。（五）党化教育，把一套对党内教育的要求搬到学校，推行政治思想一元化。全国解放以前，国民党政府推行党化教育，曾经遭到共产党和一切关心教育的爱国人士的批判，建国以后，却有过而无不及。大中小学的政治课充塞了许多已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谬论。改革开放以来，虽然革除了一些不切实际的内容，但政治思想教育的基本格局，仍然沿袭了过去的老一套，把一些必将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被淘汰的陈词滥调，作为金科玉律灌输给学生。指导思想上防止“异端思想”甚于防火防盗。教育官场化的结果，是本应独立的教育事业，却成了政治的附属品。在这种情况下，要“加强素质教育”，“提高教育质量”，“养成健全人格，发展共和精神”，谈何容易！

　　教育市场化的出现，主要是九十年代中期以后的事。以北京大学打开南墙为标志的学校大办企业的潮流，是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好事，它有利于科研成果转化为物质财富，有利于我国的经济发展。但这不属于教育市场化的问题，因为它只是教育机构外加了一定的经济职能，教育本身还没有市场化。教育市场化是提出教育产业化以后才出现的。应当指出，这个口号是很不科学的。教育本来就是一种特殊产业，按照中共北京市委党校林丕教授的产业分类法，把精神生产从第三产业中划分出来，列为第四产业，教育就是第四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教育在第四产业中又有它的特殊性。因为它是培养人才、培养合格公民的产业，而国民素质又是国家民族的命脉所系，国家作为凌驾于社会之上又必须为社会服务的政治机器，必须承担起教育发展的责任，为未成年人提供受教育的机会。这个责任不能转嫁到人民大众身上，不能让民众像在市场上购买商品那样，用金钱来购买受教育的机会。所以，教育是主要应由国家承担而不能市场化商品化的特殊产业。正因为教育本身就是一种特殊产业，所以它不需要什么产业化；
提出教育产业化，只能把它引导到市场化商品化的邪路上去。事实也确实如此，提出教育产业化的最显著的后果，就是学校成了学店，有些还是哄抬物价、宰你没商量的黑店。很多学校的领导人热中于“创收”，把有钱可图作为办学的出发点，巧立名目，变相勒索，正规的高学费之外，还有所谓赞助费、借读费、建校费、提档费、补课费等等宰人招数。教育成了穷人难以涉足的特供市场和无法购买的高价商品，各地城乡的很多优秀学生，仅仅因为家境贫寒而被拒于校门之外。在市场化商品化的影响下，有些教师也染上了唯利是图的市侩习气，追名逐利，斤斤计较于个人得失，学术腐败的丑闻层出不穷。本应是圣洁的教育园地，却成了铜臭熏天的商品市场。如此而欲求“加强素质教育”、“提高教育质量”，“养成健全人格，发展共和精神”，不亦难乎！

　　“深化教育改革”，就要革除教育体制中一切官场化、市场化的陈规陋习，把教育从官本位、钱本位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为此，可以考虑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实现现教育独立。教育行政部门，从教育部到各地教育厅局，对学校只实行原则领导，依法监督。它们的主要任务是为教育服务。不要搞一些劳民伤财的评比、工程、检查等形式主义的花架子，而是要老老实实地为学校排忧解难。

　　第二，改革学校领导体制，变党管干部、官僚治校为教授治校、教师治校，实行校务委员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在校务委员会成员中，教授、教师应占三分之二以上，校长由校务委员会遴选或招聘。

　　第三，解除学校党委或党支部对学校的领导责任，党组织只从事本身的党务活动，督促党员做好本职工作，在校内外发挥模范作用。当然也有责任对学校的教学和行政工作进行监督，提出建议。

　　第四，把政治思想课改为公民课，编写一套中小学的公民课本和大学的公民读物，使学生从小树立民主、自由、独立、平等的权利观念，和尊重他人、服务社会的义务观念，帮助他们在踏上社会之前就能明确自己的权利和责任。

　　第五，实行学生自治。把学生会从目前的御用组织改变为自治组织，在组织各种课外活动的同时，承担一部分管理职能。学生自发组织的社团，可在学校和自治会备案，不需经过任何批准手续；
社团所办的壁报和印刷品，按照宪法规定的言论出版自由的原则，不受任何审查。不同意见可以开展平等的自由的讨论，不得以行政权力加以压制。

　　第六，精简机构。撤消党组织的各种专职机构，党内职务一律兼任，不再设置专职的党务干部和政工干部。压缩行政机构，对现有的规章制度进行清理，废除一切管卡压的规章制度。

　　第七，开放思想管制。学校是独立自由的教育园地，不应存在“舆论导向”，也不需要“同中央保持一致”（党员须在组织上和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党外则无此义务）。在教学与研究中，倡导“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特别是在大学课堂上，可以允许不同学派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让学生独立思考。

　　第八，限制学杂费的标准。小学初中全部免费，高中每学期不得超过500元，大学不得超过1000元，禁绝一切学杂费以外的收费名目。国家财政应进一步加大教育经费的投入。在经费分配上，应当雪中送炭，不要锦上添花，当前的重点是解决九年制义务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第九，鼓励私人办学。由于学杂费标准有了严格限制，杜绝了一切以赢利为目的的市侩办学企图，对有志于办学的企业家、慈善家，教育行政部门应该给以必要的指导和帮助。在经费扶持方面，对私立学校和公立学校应一视同仁。有条件复校的教会学校，应当允许他们复校，可以接续过去的办学传统，也可以继续同国外的教会、基金会保持经济上学术上的联系。

　　第十，在国家的指导思想上，要转变长期以来的重经济轻教育的偏向，把教育发展状况列为干部政绩考核的首要条件，克服认为经济是硬任务、教育是软任务的错误思想。

　　长期以来，在领导人的讲话和领导机关颁发的文件中，都一再强调要把教育放在国家建设的战略地位上，但在实际工作中，包括国家的财政拨款，却都未能充分反映它的战略地位。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强调“要切实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地位”，使我们看到了领导机关对教育的重视。希望能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前进，深化教育改革，把教育从官场化、市场化的困境中解放出来，以实现人们对“加强素质教育”、“提高教育质量”和“养成健全人格，发展共和精神”的期望。

　　2004．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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