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春玲：社会分层研究与理论的新趋势

　　社会分层研究是社会学领域中的一个最重要的研究论题，许多社会学理论大师都曾涉及这一论题并提出相关理论，同时，也有大量的社会学家专门从事社会分层研究，因此，长期以来，这一方面的研究一直是成果极为繁多，理论层出不穷，并产生了许多分支研究领域。社会分层研究的主题与理论动向往往与社会变迁及社会思潮的新趋势紧密相关，因而在不同时期它有不同的关注点和理论取向。近一、二十年的社会经济政治变迁，使社会分层理论家们重新反思和争论以往的社会分层理论和概念，并筛选与新的社会现象联系更为紧密的新的研究主题。

　　最近的几十年里，社会分层领域中的两大主流理论流派——马克思主义和韦伯主义——都被其追随者加以重新建构和重新解释，这导致了1980年代和1990年代上半期新马克思主义和新韦伯主义理论取向的阶级分析研究的高潮。但在这之后的近十年里，这两派理论都未有重大的理论突破，尽管它们仍然是社会分层研究领域的主流理论。与此同时，这两个理论派别的分野界线日益模糊不清，以往两派理论的观点对立已不再成为社会分层领域中的理论争论焦点。1990年代以来，新马克思主义和新韦伯主义阶级分析家们受到了后工业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分层理论家的严重挑战，后工业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对传统社会分层理论提出的一个质疑是：在当代社会，“阶级”这一概念是否还有效用？有关这一问题的讨论成为当前社会分层领域中最热点的理论争论。同时，一些新的理论取向也在逐步发展，以应运于分析当代社会分层，比如涂尔干主义、新结构主义、文化主义取向和理性选择理论等等。另外，在社会分层研究的各分支领域，也相应产生了一些新的理论观点和解释。后现代主义者对于消费行为的研究取得了许多很有意义的成果。在社会流动研究领域，新结构主义者和社会网络分析成果颇多，而理性选择理论又给流动研究带来了新的理论发展方向。不过，进展最快的则是种族和性别方面的研究。除此以外，有关后社会主义国家（转型社会）的社会分层研究也发展成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在1990年代它不仅是社会分层研究领域而且也是整个社会学研究领域中的一个热门论题。社会分层研究的另一个新的理论取向是，结构主义与社会行动理论的结合，以及文化主义取向的兴起，以往社会分层研究中的结构主义和经济决定论占绝对优势的局面被打破。大多数研究者不再采取绝对的结构主义或个体主义立场，强调社会结构与社会行动的互动建构成为这一研究领域的主流取向。

　　对于当前社会分层研究的现状和理论取向，大卫·格仑斯基于2001年编辑出版的《社会分层：社会学取向的阶级、种族和性别》（Grusky 2001[1]）一书做了最新和最全面的介绍及总结。哈罗德·克尔博的《社会分层和不平等：历史的、比较的和全球取向的阶级冲突》（Kerbo 2000）、罗伯特·罗斯曼的《不平等和分层》（Rothman 1999）、丹尼尔·罗赛德斯的《社会分层：阶级、种族与性别的相互作用》（Rossides 1996）、约翰·斯考特的《阶级：批判的概念》（Scott 1996）以及芬欧纳·戴温的《美国和英国的社会阶级》（Davine 1997）等著作对此也有系统介绍。另外，埃里克·沃林·赖特撰写的《阶级观点：阶级分析的比较研究》（Wright 1997，新马克思主义观点）、约翰·豪尔的《改写阶级》（Hall 1997，新韦伯主义和制度主义观点）、简·帕克尔斯基和马尔科姆·沃特的《阶级的死亡》（Pakulski and Water 1996，后现代主义观点）等著作也从某一角度介绍了近期分层理论的进展和争论。有关后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分层研究，有些中文文献做过专门介绍（孙立平 1995；
孙立平 1996；
边燕杰 2002；
何晓斌 2002）。本章主要基于格仑斯基对当代社会分层研究现状的介绍并参考上述其它文献以及一些最新发表的论著，从五个方面来讨论当代社会分层研究的最新进展：当代社会分层研究的主题、传统社会分层理论的重构、新理论取向引发的争论、社会分层过程和后果分析、后社会主义国家社会分层研究。

　　第一节 当代社会分层研究的主题

　　当代社会分层研究几乎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方面，其研究成果既有对宏观层面的社会问题（如社会变迁、社会结构等）进行的理论分析，也有针对微观层面的社会现象的经验研究。尽管研究论题越来越多样化，但绝大多数研究者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当今社会存在的各种形式的不平等。格仑斯基对此所做的总结是：当代分层研究的任务就是描述不平等的基本轮廓和分布，并解释为什么在推崇现代平等主义和反分层价值的同时不平等现象仍然持续存在（Grusky 2001, 3）。的确，在当今社会，各种各样的价值舆论和社会政策都在致力于消除社会经济不平等，但是，贫困和不平等现象仍然随处可见。当代的分层研究者们试图采用证实资料和统计分析技术，弄清楚在哪些方面存在不平等以及不平等严重到何种程度，并探寻导致不平等现象的根源是什么。

　　1、对不平等的观察维度

　　各种资源（有价物品、资产等）在人群中的不平等分配构成了现代社会分层系统的基础。当今社会分层研究者对于被不平等分配的资源的研究和认识更为深入也更为全面。传统的社会分层理论家主要强调的是经济资源、政治资源、声望资源和人力资源等方面的不平等，而当今的社会分层研究者注意到了在文化资源、社会资源和公民资源等方面的不平等。格仑斯基（Grusky 2001, 4）、克尔博（Kerbo 2000, 43-44）、罗斯曼（Rothman 1999, 2-4）等人归纳出七种作为社会分层基础并被不平等分配的资源形式：

　　1）经济资源：拥有土地、农场、工厂、企业、专业性事务所、流动资产、劳动力等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学者大多强调这种资源的重要性，如：马克思、埃里克·沃林·赖特等。

　　2）政治资源：拥有家庭权威（如家长、族长）、工作场所权威（如经理）、政党和社会权威（如立法者）、charismatic领袖权威等，韦伯在其“阶级、身份和政党”一文中曾讨论了这种资源，而冲突论分层理论的代表人物达伦道夫（Ralf Dahrendorf）则认为，政治（权力）资源是社会分层中最重要的资源形式，它决定了其它资源分配的不平等。

　　3）文化资源：具有高消费行为、“良好的”行为举止、有品味的生活方式，布丢（Pierre Bourdieu）和迪玛吉欧（Paul DiMaggio）都对文化资源的分层进行过专门研究和讨论。

　　4）社会资源：拥有高层社会网络和社会关系及进入各类协会、俱乐部和工会的资格等，沃纳（W. Lloyd Warner）和科尔曼（James Coleman）等人讨论了这种资源对于社会分层的重要性。

　　5）声望资源：拥有良好的声誉和名望、受人尊敬以及种族的纯洁度和宗教信仰的虔诚度等，雪尔斯（Edward Shils）和沃纳（W. Lloyd Warner）都讨论过声望资源对于社会分层的意义，不过大部分当代社会分层研究者主要关注的是职业声望，比如特尔门（Donald Treiman）等人的比较研究。

　　6）公民资源：享有财产权、契约权、公民权、选举权或各种国民福利以及集会、结社和言论自由等，马歇尔（Thomas H. Marshall）最早注意到了这种资源对社会分层的意义，后来的布鲁巴科（Rogers Brubaker）等人在这方面进一步进行分析。

　　7）人力资源：拥有专业技术、专门技能、学历文凭、资格证书以及工作方面的资历和在职培训经历等，斯瓦拉斯托加（Kaare Svalastoga）和贝克尔（Gary Becker）等人专门研究了人力资源对社会分层的影响。

　　2、主要的研究论题

　　在对当代社会分层的研究中，部分学者专注于某一方面资源的分配情况，也有些学者如哈拉伯和韦克利姆（Halaby and Weakliem 1993）及兰德克尔（ Landecker 1981）等人，提出多元指标方法来描述和解释资源的多元分配。不过，大部分当代分层研究者还是采用了传统的分析策略，即把社会成员区分为不同的阶级或阶层（这些阶级或阶层拥有不同量的或不同类型的资源），以此来把握分层系统的特征。有许多学者都在至力于发展各种形式的阶级或阶层划分体系，尤其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上半期，依据新马克思主义（Wright 1979）和新韦伯主义（Goldthorpe 1987; Erikson and Goldthorpe 1992）的阶级分类体系进行的大规模的国际比较研究，成为社会分层研究领域中最热门的研究项目。近几年来，学者们对阶级阶层分类体系不像十年前那么热衷，但还是有些学者做进一步细化的分类体系（Rose and O’Reilly 1997; Marshall 1997; Marshall, Rose, Newby, and Vogler 1988; Grusky 2000; Grusky and Sorensen 2001; Esping-Andersen 1999; 1993; Perrucci and Wysong 1999）。在这种取向的主导之下，社会分层研究的目标被简化为描述社会阶级或阶层结构以及这些阶级或阶层产生或持续的过程，这仍是当代社会分层研究的主流取向。格仑斯基总结了这种取向的研究主要关注的6个问题（Grusky 2001, 4-5）

　　1）社会分层的方式和来源：人类社会最主要的不平等是哪几种方式的不平等？某些方式的不平等是否是人类社会不可避免的？

　　2）当代社会分层的结构：导致当代社会阶级或阶层结构的最主要的“分割界线”或社会区隔在哪里？在向现代和后现代社会过渡的过程中，这些“分割界线”或社会区隔是增强了还是减弱了？

　　3）社会分层的制造过程：个人是如何向新的阶级、职业或收入群体流动的？是否存在着永久性的下层阶级？职业地位的获得在多大程度上是由智商、勤奋、教育、进取心、社会关系和个人运气所决定？

　　4）社会分层的后果：阶级位置是否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态度和行为？在过去和现在是否存在明显区别的“阶级文化”？

　　5）先赋因素的作用：什么类型的社会过程和国家政策有利于延续或改变劳动力市场中的种族、民族和性别歧视？向现代或后现代社会的过渡是强化了还是弱化了这些歧视？

　　6）未来的社会分层：未来的社会分层体系是否会采取完全不同的形式？社会阶级这一概念在后现代社会分层时是否还是一个有用的工具？

　　3、常用的基本概念

　　在对上述问题进行分析时，当代社会分层研究者通常采用一些宏观层面的概念，对某一社会的分层系统进行总体判断。格仑斯基总结了当代社会分层研究文献中的四个关键性的基本概念（Grusky 2001，5-6）：

　　1）平等的程度：依据某一种或某几种资源在人口中的分布形态（集中或离散程度）来确定某一社会的不平等程度。有些学者只根据一种资源（多数情况下是经济资源）的分布来进行判断，不过，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了现代社会分层体系的复杂性，从而从多维度指标或一些新发现的维度来考查不平等状况。比如，马歇尔（Marshall 1981）等人就提出“公民权”（citizenship rights）的概念来描述现代社会的分层。这些学者认为，公民资源或物品在全体公民中的分配是不平等的[2]，而且，社会上层的精英分子控制着大量的经济和政治资源。

　　2）分层系统的严格程度（或译“僵硬程度”rigidity）及社会封闭程度（social closure）：社会分层系统的严格程度是通过社会成员的社会地位的延续性来测量的。如果人们所拥有的财富、权力或声望是可以通过他们以前的身份或他们父母的身份来加以预测，那么这种分层系统就是相当的僵硬严格。

　　3）分层系统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先赋因素：先赋性特征（如性别、民族、种族、父辈的财富等）影响了个人后续的社会地位。如果这种先赋过程在起作用，那么它们将是群体（阶级）形成以及集体行动（如种族运动、妇女运动等）的基础。

　　4）身份集聚程度（status crystallization）：它是通过各种资源分配的相关程度来加以测量。如果相关程度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就意味着同一批人（上层阶级）在各个维度的分层系列（或各种资源分配等级）中都处于最上层，而同时，另一些人（下层阶级）则在各类分层体系中处于最底端。与此相反，如果各类等级分层的分布是不一致的，各种资源之间的相关程度较低，那么就较难以形成内部同质性较高的阶级，同时，用某一种资源的分配状况来预测其它资源的分布形态就较为困难。

　　第二节 传统社会分层理论的重构

　　社会分层研究领域的传统理论之争，是马克思主义者与韦伯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社会分层及其政治后果做出的完全不同的理论解释，长期以来，这两派理论一直是社会分层研究领域的主导理论取向。二战以后（1945至1960年代），这两派理论之争转化为功能论分层理论与冲突论分层理论对发达工业社会的分层做出的相互对立的解释。在当今的社会分层研究领域，马克思主义者与韦伯主义者的传统对立逐渐淡化，两派的理论之争不再居于分层理论研究的中心位置。不过，两派理论的后继者们仍在致力于修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和韦伯主义的分层理论，以使原有的理论适应于新的社会现实。

　　1、马克思主义与新马克思主义

　　在社会学家最初开始讨论社会分化、社会冲突及其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等问题时，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甚至可以说一度居于主导性的位置。然而，工业社会的兴起，对马克思的阶级理论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基本上否绝了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所得出的结论。从而，韦伯派的社会分层研究似乎要取代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1970年代和1980年代，一些新马克思主义者（Nicolaus 1967; Poulantzas 1973; 1979; Urry 1973; Carchedi 1975; Roemer 1988）对传统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进行了修正和发展，一大批社会学研究者追随这一取向，在埃里克·沃林·赖特的领导之下，进行了长达二十多年的实证研究并取得了许多研究成果（Wright 1979; 1985; 1997; 2000），从而，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出现了新马克思主义阶级研究的高潮。然而，近几年这股热潮逐渐消退，尽管赖特等人仍在继续其理论发展和实证研究，但以往的影响力已不再现。

　　近几十年，新马克思主义者对传统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最重要的理论修正是有关中产阶级的各种论述，因而，新马克思主义取向的分层研究大多是围绕着中产阶级这一主题而展开。在新马克思主义派别内部，对于当代社会的中产阶级问题也有不同的看法，并形成激烈的争论，这些争论构成当前新马克思主义分层研究的主要内容。马克思本人的阶级理论的核心观点是：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是两极分化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利益冲突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以及社会变迁的动力，并最终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的灭亡。马克思认为，划分两个阶级的简单分类模式是捕捉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趋势的理想类型。尽管马克思也注意到，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要比这种简单分类更复杂，因为还存在着一些过渡性质的阶级（如地主）、类阶级群体（如农民）和阶级内部的分支（如流氓无产者）等等，但是，马克思期望资本主义社会的进一步成熟将消除这些复杂成份，而最终简化为两极分化的阶级结构。然而，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趋势并非如此。两极分化的结构并没有出现，中间阶级没有消除反而日益增长。正如达伦道夫（Dahrendorf 1959）所指出的，老中产阶级（手工业者和小店主）的确像马克思所预言的那样在衰落，但由经理人员、专业人员和非体力工人所组成的新中产阶级则在发展壮大。其它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也注意到了这种情况，从而不能不对此现象提出新的理论解释。新马克思主义者针对中产阶级现象提出了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一派观点仍坚持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两极分化趋势的看法，认为当今的中产阶级仍有无产阶级化的趋势；
另一派则对原有的两极阶级结构模式进行修正，把中产阶级纳入阶级分类框架。

　　前一派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哈里·布雷弗曼，他认为中产阶级仍然属于工人阶级，因为他们也是受雇佣的领取薪金的劳动者，同时，他还进一步指出，新中产阶级的底层部分正处于无产阶级化过程中，因为“资本屈从于……资本主义产生方式的理性形式”（Braverman 1974）。他提出的劳动者“去技能化”（“deskilling”）的说法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去技能化”是指用机器取代工人的技术工作。布雷弗曼认为，现代科学管理方式（泰勒主义Taylor）把工作人员完全排斥在决策程序之外，只要求工人按照管理者的指示重复操作最简单的、枯燥呆板的劳动，从而，在整个劳动过程中，工人受到管理者控制，缺乏自主性，并且被异化。因此，随着技术的进一步发展，越来越多的工人包括白领工人被“去技能化”和“无产阶级化”，中产阶级的中下层成员趋向于落入工人阶级队伍，工人阶级在相对规模上还将继续扩大，它仍然保持着以往所具有的政治能量和社会作用。阿罗诺维滋和迪法齐欧（Aronowitz and Difazio 1994）提供了这一派观点的最新版本的说法，他们认为，“工作领域的无产阶级化”表现在许多层面，这种无产阶级化的过程是通过消除劳动者或使其“去技能化”来实现的，其中一个具体表现是：技术变迁在工薪人群中制造了一大批失业者、半失业者和间歇性就业者。

　　另一派理论的代表人物是尼科斯•波兰查斯（Nicos Poulantzas），他认为新中间层的绝大多数成员已经从工人阶级队伍中脱离出来了，因为这些人并没有受剥削，他们不能再算是工人阶级。波兰查斯及这一派别的其他学者坚持马克思主义传统意义上的剥削定义，即对劳动力剩余价值的榨取，他们所认定的工人阶级概念也严格按照马克思所做的界定。根据这一概念划分出来的工人阶级在整个社会中所占比例很小，这使得那些把工人阶级看作为强有力的政治力量的学者大失所望。后来的许多新马克思主义者不得不对布雷弗曼和波兰查斯的两派极端观点进行修正，以发展一些新的阶级分类框架，从而确保工人阶级的比例不至于太低。赖特（Wright 1978; 1985; 1997）、罗埃默（Roemer 1988）和索内森（Sorensen 1996; 2001）等人都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剥削定义加以修正，并提出一些其它分类标准，如技术和自主性等等。其中，赖特（Wright 1978）的阶级分类框架影响最大。赖特给剥削下的定义是：剥削指的是“在经济方面一个阶级压制性抢占另一阶级的劳动果实”（Wright 1985, 77）。他提出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三种剥削形式：“基于资本控制、组织控制和技能/证书控制的剥削”（Wright 1985, 148）。赖特依据这三个指标提出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分类模式，并把中产阶级定义为位于两个对立阶级（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处于矛盾位置的阶级。赖特的阶级分类模式所确定的美国工人阶级所占比例约为46%，这一比例为大多数人所接受。赖特等人采用多元指标划分当代资本主义阶级结构的做法，使新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划分与韦伯主义的阶级划分越来越接近，从而导致两派理论日益融合的趋势。正如阿伯克龙比和厄赖（Abercrombie and Urry 1983, 89, 152）所指出的，在当前的阶级分析领域，很难确定哪一位理论家是根源于韦伯，哪一位理论家是源于马克思，所谓的马克思主义或韦伯主义的名称标签常常不过是“表明了在分析方式上或强调的方面上的差异，而不是原则上的冲突”。

　　2、韦伯分层理论与新韦伯主义

　　与马克思主义的分层理论的境遇不同，新中产阶级的兴起对韦伯主义的理论家们来说并不是一个难题，因为韦伯提出的是多元指标分层的理论，而且在他的分层理论中已经注意到了工业化社会的许多特征。韦伯在“阶级、身份和政党”一文中提出了三种分层秩序：法律秩序、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Weber 1966; 1968）。法律秩序指的是权力分层，韦伯重点分析的是政党；
经济秩序指的是经济分层，也就是阶级的区分；
社会秩序指的是声望分层，即身份的区分。韦伯是根据“市场状态”来划分阶级的，所谓“市场状态”是指人们获取就业机会和有价物品的能力。根据这种划分原则，拥有专业技术的工人就具有优势的市场状态或经济力量，能获得较高的收入并在消费市场中占据较高位置，这种分析很适合对当代的中产阶级状况的描述。韦伯提出的另一个社会分层的维度是身份群体。他认为身份是根据受社会价值评估所影响的生活方式来划分的，因此，身份群体是由那些分享着共同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而且具有类似声望地位的人所组成。韦伯对阶级与身份做出如下区分：“简单地可以这么说，‘阶级’是根据人们与生产和商品获得之间的关系来进行分层的；
而‘身份群体’则是根据人们消费商品的原则——这些原则反映了某种特殊的‘生活方式’——来进行分层的”（Weber 1966，24）。韦伯认为，身份群体的分类界线可以与阶级的分类界线相互冲突、共存或重叠，有时候身份群体的分类界线完全由阶级来确定，但多数情况下，身份群体的确定标准与物质财富的拥有是相违背的（Weber 1968）。

　　韦伯的这种分层理论取向尤其在美国社会学界受到欢迎。在二战后的几十年里，美国社会分层研究者基本上忽视马克思主义的一元阶级划分模式，而采用韦伯取向的多元社会分层模式。这种理论取向的极端版本，是对社会的各个维度进行分层，比如收入分层、教育分层、种族分层和性别分层等等。这类分层研究在美国社会学界十分普遍，学者们通过这类研究发现社会各个层面存在的不平等现象，并且显示出不同维度的分层存在着不一致性。目前出现的后现代主义的分层研究与这种取向较为接近，虽然不能说后现代主义分层理论完全源于韦伯的多元分层取向，但两者之间的共同之处很多，后现代分层理论家从传统的韦伯多元分层理论中吸取了许多思想。

　　目前最有影响的韦伯主义分层理论并不是上述的多元分层取向。1960和1970年代，一些分层理论家从另一角度来吸收和理解韦伯的分层理论，他们发展了与传统多元分层取向极为不同的韦伯派分层理论，这一批学者被称之为新韦伯主义分层理论家。实际上，近年来，基于韦伯分层论著“阶级、身份和政党”而发展起来的多元分层理论已不再那么受欢迎了，目前最有影响力的是新韦伯主义分层理论。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有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弗兰克•帕金（Frank Parkin）和约翰•戈德索普（John Goldthorpe）等人。这一派理论主要依据的是韦伯在另一篇论文“开放与封闭的关系”（Weber 1968）中提出的一个概念——“社会封闭”（“social closure”）。韦伯在这篇文章中指出，社会封闭是指社会群体设置并强化其成员资格的一种过程，其目的是为了以垄断手段来改进或最大化自身群体利益。帕金对“社会封闭”概念的进一步解释是：“社会集群（social collectivities）通过把资源和机会获得局限于有特别资格的人的范围之内以达到最大化自身报酬的过程”（Parkin 1979, 44）。韦伯并没有把这一概念与他本人的分层思想联系起来，但新韦伯主义者认为，正是由于在宏观结构层面运作的这种排拆性过程，导致了阶级和身份群体的产生（Manza 1992; Murphy 1988; Goldthorpe 1987; Prakin 1979; Giddens 1973）。这些理论家指出，在当代工业社会，并不存在某种正式的制度规则（sanctions）禁止就业者跨越阶级边界进行流动，但实际上存在着各种制度力量限制了人们的代际的和代内的社会流动，这正是“社会封闭”机制的作用。这种排拆性机制不仅仅使封闭性的阶级（往往是居于优势地位的特权阶级）最大化了自身的报酬和机会（Parkin 1979, 44），而且，其持续的影响也导致了各种不同的阶级文化，并在代际之间再生产了共同的生活经历（Giddens 1973, 107）。吉登斯还指出，这种机制不仅是阶级结构化的根源，而且还有助于阶级认同的形成（Giddens 1973, 107-12）。目前，新韦伯主义取向的分层研究还在继续发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许多研究者基于这一理论取向开展对阶级结构化、社会流动、阶级认同等问题的研究。在阶级分析领域，它与新马克思主义取向形成了并驾齐驱的局面。

　　3、社会地位的等级测量

　　新马克思主义者和新韦伯主义者通常是基于某种理论框架把个人或家庭区分为各种排它性类别，这些类别被称之为阶级。在这种取向的分层理论中，一直存在着这样一种争论：区分的界线应该划在哪里？划分出的阶级界线是否在现实社会中实际存在着？或者，它只是一种潜在的分类界线或仅仅存在于社会学家的理论想象之中？大批的阶级分析家们对此争论不休，但最终也未达成一致意见。与此同时，另一些分层研究者对这些理论争论没有多大兴趣，他们认为，阶级在当代工业社会根本就不存在，在当代社会，身份群体可能更有意义，或者说，他们认为，所谓的阶级就是社会地位相同的一群人。因此，他们采取了一种与新马克思主义和新韦伯主义的阶级分类方法相反的研究策略，采用等级测量的方法分类出社会地位相同的人群。这些研究者根据个人的收入水平、身份地位或声望高低等可以量化的指标，划分出一些等级性的界线，把个人归类为高低不同的等级群体（Nisbet 1959; Clark and Lipset 1991; Hout, Brooks, and Manza 1993）。这类研究被称之为社会地位的等级测量。

　　社会地位等级测量的研究最初是基于帕森斯（Parsons 1954, 77）对阶级所下的一个定义：阶级是指在有着相互关系的联合体（kinship unit）中享有同等价值评价的一群人。这类取向的分层研究开始于二战后的美国社区研究（Warner 1949）。这些研究者主要是依据社区内人们相互之间的声誉评价高低（reputational equals）来进行等级分类：比如上上阶级、上中阶级等等。当这种测量方面从社区范围扩展到全国的分层系统时，测量指标不得不发生改变。通常，学者是采用两类指标测量来进行全国范围的分层：职业声望测量和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测量。1950至1980年代的四十年里，职业声望测量在分层研究领域十分盛行，大批的分层研究者都在进行职业声望的测量并进行国际的比较研究（Treiman 1976; 1977; Grasmick 1976; Inkeles and Rossi 1956；
Hall and Jones 1959; Hatt 1950;），职业声望的测量似乎成为社会学家讨论社会分层的最主要的论题，在某些学者看来，社会分层就是职业声望的等级分化。同样地，由彼特•布劳和奥蒂斯••达德利•邓肯（Blau and Duncan 1967）提出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测量作为一种标准的阶级背景测量工具也在美国流行了近四十年，这种测量方法是以职业声望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它通过个人收入和教育水平对职业声望的回归得出收入与教育的权数，再依据收入和教育的权数来测量每个人的社会地位高低。

　　最近十几年以来，社会地位等级测量的研究受到极大的质疑而逐渐走向没落。对这种取向的研究的质疑主要涉及四个方面（Grusky 2001, 22）：①这种等级测量是否适合于社会流动和社会经济地位获得的研究？有大量的研究发现，依据职业声望测量或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测量作为流动分析的框架，导致过高估计分层体系的松动性和开放性（Hause and Warren 1997; Rytina 1992; Hauser and Featherman 1977；
也参见李春玲 1997，26-28）。这些发现促使学者们努力去寻求一些更好的分析框架，以取代职业声望测量来考查社会流动机会。比如：斯蒂文•赖蒂纳（Rytina 1992; 2000）是通过同类职业者的流动轨迹来量化职业等级，而罗伯特•豪泽和罗伯特•沃伦（Hause and Warren 1997）则提出，以教育这一单一标准来量化职业等级能更准确地考查地位获得过程。②人们对各种工作的渴望程度是否可以用传统的职业声望测量来量度？由于各类职业在许多方面存在差异性：如工资、福利、自主性和晋升机会等等，根据职业声望来量度的职业等级分类不能充分体现这些差异性，因此，需要根据各类工作的性质或特征，建构一些综合性的分类来体现人们对某项工作的渴望程度（Jencks, Perman and Rainwater 1988）。③单一指标的测量是否能够捕捉住某项工作的主要特征？一些学者（Halaby and Weakliem 1993; Kohn and Scholer 1983; Bourdieu 1984）指出，职业声望测量和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测量并不能反映出各类工作在权威、自主性等方面的差异，尽管这几个方面是相关的，但并不是完全一致，因此，需要一些更综合性的、多元指标的测量。④是否有必要把职业类别转化为等级测量的指标？从事社会地位等级测量的学者认为，多个维度的测量标准必须简化成一个向量的量化指标才具有好的解释力，为此他们把职业转化成一个可量度的变量（职业声望），来反映各个维度的差异。但另一些学者认为，没必要把测量搞得那么复杂精细，他们更相信归纳性的推论判断，这些学者采用一些具有象征意义的指标来反映社会地位的差异，如态度、生活方式或消费实践（Grusky and Sorensen 1998）。总的来说，职业声望和社会经济地位指数的测量在近年来的社会分层研究中的重要性大大下降。格仑斯基认为，社会地位等级测量所分类出来的地位高低不同的社会群体，“完全是过分热心的社会学家建构出来的”，它们仅仅是社会学家基于某种兴趣而做出的统计上的分类，并无实际意义，因为这些研究者完全不考虑阶级行动、阶级意识和阶级利益，而这几个概念是进行阶级分类的理论家进行阶级划分的基础（Grusky 2001, 21）。

　　第三节 新理论取向引发的争论

　　阶级概念一直是传统社会分层研究的核心概念，不论是新马克思主义者和新韦伯主义者，阶级及阶级结构概念都是他们开展社会分层分析的基本工具，直至今日，这一研究传统仍在分层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然而，1990年代以来，后工业化理论和后现代理论的支持者，分别对这种传统的阶级分析理论提出挑战，他们对传统阶级分析模式的批评和阶级分析理论家们对这些批评的驳斥，成为近年来这一领域最重要的理论争论。这场争论涉及的问题是：社会阶级是否是现代社会中结构化不平等的主要根源？它是否形构了人们的生活机会？它是否影响着人们的社会认同和政治信念？在经济、社会和政治快速变化时期，阶级的重要性是否已下降或者它是否还是社会分层的一种重要形式？后工业和后现代理论家们认为，阶级这一概念在社会学中已不再是一个有用的工具，而阶级分析家则认为，阶级分析在对当代社会的研究中仍然占有重要地位。

　　1、 后工业化主义的挑战

　　后工业自由主义社会分层理论家特里•克拉克和西縻•李普赛特（Clark and Lipset 1991）在《国际社会学》（International Sociology）上发表了一篇名为“社会阶级正在死亡吗？”的文章，在美国社会学界引起了一场大争论。克拉克和李普赛特在此文中指出，随着传统的阶级等级体制的消亡和新的社会区分的出现，“阶级越来越成为一个过时的概念”。他们认为，现在的社会分层是碎片化的（fragmented）。他们考查了三个领域中阶级衰落现象：政治、经济和家庭领域。在政治领域，受阶级归属影响的投票行为消失，原有的政治左派至政治右派的谱系现象（old left-right spectrum）发生了变化。由年轻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富裕的人所组成的第二代新左派出现了，他们更关注的社会问题是生活方式或生活品味而不是传统的阶级政治问题。在经济领域，克拉克和李普赛特认为，经济增长化解了等级化的阶级分层。收入增长培育了“日益精细和多样化的品味”，小生境市场（niche markets）迎合了这些品味，在小生境市场中小企业比大企业更具有竞争力。由于传统管理结构所赋予的灵活性，小企业能够开发他们的技术和知识，如计算机、生物工程和智能机械等。受过高等教育的技术和专业就业者越来越自主决策，这预示着“平等主义的、学院式的决策”出现。随着市场增长和家庭企业消亡，传统的权威、等级和阶级关系衰落。在社会领域，家庭日益缩小，从而家庭内部的人际关系越来越平等和宽松。家庭背景不再影响个人的教育和工作机会，是教育而不是家庭背景构筑着社会流动的前景。因此，家庭作为社会分层的单位工具（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分层）的重要性减弱。总之，这三个领域的变化证明，“社会阶级死亡”，“社会分层的新形式出现”。克拉克和李普赛特认为，当前社会发展的主要趋势可以描述为“分层的碎片化”（“fragmentation of stratification”）（Clark and Lipset 1991, 406-8）。克拉克和李普赛特的看法也与其它的一些后工业主义理论家（Bell 1973; Inglehart 1977等）的观点相呼应。丹尼尔•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中指出，经济增长和技术变迁导致了职业结构升级，无技术体力性就业减少，高专业技术性的非体力就业上升，从而，后工业社会越来越平等开放。以往社会存在的严格的阶级结构变为更加温和的、更加流动性的等级结构。英格勒哈特（Inglehart 1977）则分析了后工业社会带来的政治领域的变化。他在《沉默的革命》（The Silent Revolution）一书中指出，当前的社会变得更加灵活了，政治的特性从过去的带有阶级性的物质利益的关注转向非阶级性的后物质主义的关注。政治争论不再围绕着与工人阶级利益密切相关的经济问题，而是转向中产阶级关心的生活方式、环境保护以及维护和平等问题。

　　后工业主义者的“阶级消亡”观点立即遭到另一批社会学家的反驳，这些社会学家坚持认为在后工业社会中仍然存在着阶级。米切尔•豪特、克莱姆•布鲁克斯和杰夫•曼赞（Hout, Brooks, and Manza 1993）认为，社会虽然发生了变化，但阶级一词仍然是有效的工具概念，它对社会学家进行社会分析是十分重要的。他们指出，克拉克和李普赛特把阶级与等级概念相混淆，使人无法弄清他们所说的到底是身份区分弱化了还是阶级区分弱化了。克拉克和李普赛特采用的经验资料和数据分析也不足以论证在经济、政治和家庭领域中阶级的消亡。豪特、布鲁克斯和曼赞认为，阶级是根源于经济秩序领域中的物质利益区分，而美国社会近年来财富不平等和收入不平等的上升趋势证明阶级是存在着的。他们采用的数据资料证实，“阶级结构的变化并未消除阶级对收入的重要影响”（Hout, Brooks, and Manza 1993，263），同时，在政治和家庭领域，阶级也没有消亡。因此，在当代社会，阶级还是导致结构性不平等的重要因素。另外，克莱姆•布鲁克斯和杰夫•曼赞（Brook and Manza 1994）基于政治行为调查所做的数据分析也拒绝了英格勒哈特的“后物质主义”价值的说法。作为对豪特等人批评的回应，克拉克和李普赛特等人修正了他们原来关于“阶级消亡”的说法，他们声称：“社会阶级没有消亡，但它的政治意义明显下降，人们在解释政治行为和相关社会现象时的关注点应该有所调整，即从以阶级为中心的分析转向多因素的解释分析”。同时，他们也指出，现在的阶级区分变得不那么严格了，其它一些区分因素如种族、性别等等成为政治领域中分化的基础。

　　在美国社会学界的这场争论发生的同时，R.E.佩尔（Pahl 1989）发表的一篇文章也在在英国的社会学分层研究领域引发了类似的争论。佩尔在他的文章中指出，“阶级概念对于社会学来说不再是一个有用的工具”，因为结构、意识与行为之间的关联缺乏充分的理论基础。这三者之间的联系在理论上是一种过分的决定论的模式，好象意识和行为可以从结构中复读出来。这种理论取向导致社会学家越来越专注于阶级结构的分析，而不去挖掘意识和行为本身的后果。比如，社会学越来越专注于去完善阶级的分类模式和社会经济指标，(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不断地去定义和解释它们，而不去考虑这些问题本身的意义。佩尔认为，“阶级作为一种政治和社会变迁力量”的理论在当前是不成立的。因此，他严厉批评在社会学研究中采用阶级概念。他提出了几个理由。其一，阶级研究是在19世纪发展起来的，当时是制造业占主导地位，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剥削关系是鲜明的。然而，这种阶级分析模式与20世纪末以服务业为基础的经济关联较少。其二，阶级利益的发展是在民族国家具有首要重要性的时期，获取对国家的控制权是主导剥削关系的可行方式。然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意味着民族国家不再是阶级斗争的主要场所。在这种情况下，“其它形式的认同和社会意识与政治的关联越来越大”。其三，生产方式的非中心化使得基于工作场所的集体意识无法进入私人领域，而同时，消费还不能成为新的集体意识形成的根源。佩尔主张，在意识和行为的研究中，社会学家应该更多地关注于地域、种族、宗教、性别、国家、正式的和非正式的群体以及亲缘群体等等。他认为，在分析重要的社会现象时，阶级不再是关键性的解释变量。

　　在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社会分层研究领域，阶级分析模式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佩尔对阶级概念提出的批评，立即遭致大批的阶级理论家的猛烈回击（Crompton 1991; Marshall 1991; Goldthorpe and Marshall 1992等）。其中，戈德索普和马歇尔（Goldthorpe and Marshall 1992）对佩尔的批评所做的回应最有影响。戈德索普和马歇尔认为，佩尔的批评比较适合于针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而他们所主张的阶级分析（新韦伯主义的阶级分析）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不同。首先，他们不认同阶级是社会变迁的动力的理论；
其二，他们不认为阶级之间的关系必然是剥削性的，阶级之间的关系也可能是妥协性的；
其三，他们不认为结构与人的主体性（agency）之间的关联是决定性的，他们难以确认集体行动的理论假设；
其四，他们拒绝为了发掘政治组织在动员阶级认同和阶级利益方面的关键性作用而采取政治还原主义的观点（Goldthorpe and Marshall 1992，385）。他们所进行的阶级分析有三个条件：第一，阶级的分类必须严格界定，因为分类方法严重影响到最后的结论；
第二，应该采用多元指标来进行调查研究，以评估和比较阶级和其它的结构性区分所产生的作用；
第三，阶级分析应加入时间变量，通过历时的追踪研究来检验这一假设：由于经济、社会和政治变迁，阶级不再是重要的了。戈德索普和马歇尔认为，对于这样的阶级分析，佩尔的批评就不能成立。戈德索普和马歇尔的研究在三个领域——社会流动、阶级与教育、阶级政治——有重要发现。在他们的研究中，社会流动的研究是考查阶级形成和阶级分解的一种途径；
阶级与教育的研究是考查社会变得开放了还是封闭了；
阶级政治研究是考查阶级对政党和投票的影响。通过对这三个领域的研究，他们证实阶级在社会学研究中仍然很重要。他们根据历年的数据分析所得出的结论是：“阶级关系保持着稳定性而不是动态性的”，既使在高速经济增长或剧烈社会政治变迁时期，阶级也是“明确存在”的（Goldthorpe and Marshall 1992，393）。他们指出，阶级关系的稳定性表明了两点：第一，瓦解了后工业自由主义理论家关于阶级消亡的说法；
第二，阶级分析的关注点应该有个“转变”，“人们所要关注的不是去解释社会变迁与阶级的关系，而是必须去理解现存的阶级关系抵制变化的基本过程。”与豪特所持的立场一样，戈德索普和马歇尔也强调在当代社会阶级持续存在着，社会学家应该对这种稳定性的机制提供解释。

　　在这场关于后工业社会是否还存在着阶级的争论中，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但是总体来说，认为阶级仍然是当代社会分层的核心概念的主张占了上峰，采用阶级概念来分析当代社会分层体系的取向在分层研究领域仍是主流。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另一批学者对于后工业社会的分层体系的变化趋势，提出了与早期的自由派后工业主义者完全相反的解释。格仑斯基（Grusky 2001, 34）把他们称之为悲观的后工业主义者，因为他们不认为后工业社会的分层体系会变得像丹尼尔•贝尔、克拉克和李普塞特等人所预言的那样乐观——阶级将消亡、社会更加平等开放、由经理人员和专业人员所构成的中产阶级成为社会的主流。与丹尼尔•贝尔等人的看法相反，悲观的后工业主义学者认为，后工业化将导致“中产阶级的衰退”（“declining middle”）以及社会的两极分化，因为随着后工业化而来的是非体力性工作的非技术化和体力性工作被迁往不发达国家（Perrucci and Wysong 1999; Levy 1998; Harrison and Blauestone 1988）。尽管这些损失可以通过服务业的扩张来加以弥补，但是服务行业提供的工作并不像丹尼尔•贝尔所想象的那样令人满意，大部分的服务行业的工作也是低技术性的、枯燥烦琐的、不如人所愿的。后工业悲观主义者特别关注于在欧洲和北美社会出现的大量的失业人口以及一些失业率很高的“世外阶级”（“out-sider classes”指被主流社会拒斥在外的社会边缘性群体）（Esping-Andersen 1999; Brown and Crompton 1994; Aronositz and Difazio 1994）。那些缺乏知识技术的阶级通常是市场竞争中的失败者，他们处于失业、受排斥、低收入状态或根本没有工作晋升的前景。因此，这些悲观主义者预言：后工业社会将会“复兴无产化的底层阶级”（“resurgent proletarian underclass”），并在底层阶级中形成对社会具有威胁性的群体（Esping-Andersen 1999，1995）。

　　2、后现代主义的挑战

　　对于传统阶级分析模式的另一个冲击来自后现代主义分层理论家。后现代主义者基于文化主义的立场来讨论当代的社会分层问题，这与传统的社会分层理论取向完全不同。长期以来，在社会分层研究领域中，结构主义取向一直居于主导地位。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理论、工业化理论、后工业化理论等等都带有明显的经济结构决定论的倾向。新韦伯主义的阶级理论虽然考虑了社会行动对结构的建构作用，但仍然强调阶级结构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后现代主义者采取了不同的取向，他们对阶级结构不感兴趣，他们所关注的是文化价值、意识形态对社会分层的独立影响力，以及主体的自我选择对社会分层的建构作用。

　　后现代主义者认为，在当代社会，阶级这一概念没有太大的意义。他们声称，以阶级为基础的认同（class-based identities）不再重要，或者不再是社会生活中的基础性或本质性的方面，相反，每一个个人都具有“多元的并且相互冲突的认同”（“multiple and cross-cutting identities”）（Crook, Pakulski, and Waters 1992, 222）。个人认同上的矛盾性和不一致性导致了某种“非中心化自我”（“decentered -self”），并引发了压力和不满（Bauman 2000; Bradley 1996; Pakulski, and Waters 1996; Beck 1992）。后现代主义者强调的是身份概念，但他们对身份群体的看法与韦伯派理论家不同。他们不认为身份群体是固定的或外生的（fixed or exogeneous），相反，他们认为，身份认同是源于行动者个体自身的建构，这种建构基于行动者对其一系列的行为选择做的反省，这就导致了“不平等的个体化”现象（“individualization of inequality”, Beck 1992）。所谓的“不平等的个体化”是指生活方式和消费实践可以弱化工作认同或其它性质的身份认同，也就是说，生活方式和消费实践的多元化在解构原来的阶级结构。

　　后现代主义者认为，在当代社会，经济与文化是相分离的，人们在文化领域中的行为与其阶级属性越来越脱离，阶级归属与个人的价值态度和生活方式并没有紧密的联系，经济利益不再是影响价值态度和生活方式的决定因素。他们声称，生活方式、消费实践和价值认同是个人的多重身份归属的综合效应，因而，人们参与其中的文化“永远是无法单一化的多元形式”（Bauman 1992; Pakulski and Waters 1996; Hall 1989），人们的身份认同是“变化的和不稳定的”，“身份的边界是不确定的”，而且也是“难以预测的”（Crook, Pakulski, and Waters 1992；
Pakulski, and Waters 1996）。后现代主义者尤其对消费行为研究感兴趣，他们引证消费领域中的一些现象来证明在当代社会阶级已被解构（参见后面对消费问题研究的介绍）。

　　后现代主义者中另一个更为激进的派别也对传统分层理论提出挑战。这些学者的关注点不是描述个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态度差异，他们更感兴趣的是现实社会政治问题。这些理论家一方面继承了传统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思维方式——把集体行动与社会变迁相联系，另一方面他们又反对传统阶级理论家的观点——把阶级冲突看作是社会变迁的动力。他们把新的社会运动（包括妇女运动、民族运动、和平运动和环保运动等）看作为引导未来社会分层的先锋力量。他们声称，传统的劳工运动根源于早期工业资本主义工作场所的阶级冲突，现今这种以阶级冲突为基础的社会运动已处于退化状态，工人阶级已经不再具有推动社会变迁的力量。在当代社会，新的社会运动正在兴起，它们对于人们的集体行动更具有号召力，因为这些运动所关注的是生活方式、价值认同和社会规范方面的问题。这类新社会运动可以作为“形构未来现代社会”的一种力量（Eyerman, 1992; Haferkamp and Smelser 1992; Touraine 1981）。

　　3、涂尔干与后涂尔干主义

　　尽管阶级分析理论家们开展了许多研究以回击后工业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对他们的攻击，但后工业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的挑战的确给传统的阶级分析模式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这不仅导致了阶级分析研究走向衰落，而且也使整个分层研究在社会学界的地位大大下降。在这种情况下，格仑斯基和杰斯珀•索内森（Grusky and Sorenson 1998）提出的新涂尔干主义无疑给当代分层理论带来了一股新鲜之风，他们期望以此来“挽救阶级分析”。

　　格仑斯基和索内森从涂尔干的论著《劳动分工》（Durkheim[1893], 1933）中吸取思想，发展了他们的后涂尔干主义的分层理论。涂尔干曾预言（Durkheim[1893], 1933，28），把个体联系起来的职业群体或同业联合体（如行会、协会等），将逐渐地“嵌入于国家与个人之间”，它们可能规范企业冲突，并创造“机制团结”（“mechanical solidarity”）的地方形式，从而解决社会秩序问题。涂尔干所说的“机制团结”是指人们共享规范和价值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某种联合。这一说法在某些方面有点类似阶级分析家们的说法：即阶级成员基于共同的阶级利益而发展共同的阶级意识。

　　格仑斯基和索内森等人在考查了对于阶级分析的各种批评之后，认同了后现代主义的一个观点：在后现代时期，以阶级为基础的组织越来越失去它以往的能量（Pakulski, and Waters 1996），但与此同时，他们发现，为涂尔干所强调的职业层次的结构化则越来越明显（Grusky and Sorensen 2001; 1998; Barley 1996; Barley and Tolbert 1991），这使得由于工作不同而导致的差异转换成为有意义的社会群体。他们指出，在当代社会，职业的概念及其分类已经被制度化，不同分类的各种差异体现在国家政策层面和个人的行为方面。基于职业的分类，或者说基于生产领域的劳动分工，发展起来了大量的同业联合体，比如工会、行会等等，这些联合体代表了职业群体的共同利益。从而，职业群体转化为具有共同利益的社会政治联合体，(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这些联合体在当前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后涂尔干主义者认为，应该根据职业的分类来划分阶级。格仑斯基还解释了为什么这些职业群体能转换为拥有共同利益的社会群体：①职业的自我选择过程使有着类似心态的就业者进入了相同的职业群体；
②同业者之间的互动趋向于强化和细化共享价值；
③除了非正式的同业者互动有同质化效应以外，学徒、资格审核和专业学校教育等明确的训练和社会化方式，也具有同质化作用；
④同业者相同的职业义务使他们具有了共同的利益并且去追求这些利益（Grusky 2001, 19）。

　　后涂尔干主义学者做了一系列的经验研究，他们的一些发现令人印象深刻（Grusky and Weeden 2001; 2002; Weeden and Grusky 2003; Grusky, Weeden and Sorensen 2001）。基姆•温登和格仑斯基（Weeden and Grusky 2003）采用log-multiplicative model分析上世纪最后25年（1975-2000）美国社会是否出现了阶级解构的现象。数据分析结果表明，从阶级对生活机会、政治行为、社会态度和消费实践等方面的影响来看，以往分层研究者划分出来的大分类阶级（big-class）的确出现了结构化程度降低（这正像后现代主义者所说的那样），但根据分解的职业分类划分出的微观层次的阶级（micro-class）的结构化却待续存在，按后涂尔干主义取向定义的阶级概念，仍然对人们的生活机会、政治行为、社会态度和消费实践具有解释力。因此，他们得出的结论是，阶级结构的解构主要表现在传统的大分类阶级层面，而不是微观阶级层面。

　　第四节 社会分层过程和后果分析

　　当代社会分层研究者除了对上述的社会分层系统或结构性不平等提出宏观性的理论解释以外，他们也试图解释社会分层或结构性不平等是如何产生的以及社会分层可能会导致什么后果，这就是对社会分层的过程和后果的研究，这类研究在社会分层研究领域中形成了一些专题性的研究或分支领域。

　　1、社会分层过程分析

　　社会分层过程分析也可以称之为社会分层机制分析，它主要是研究这样一些问题：人们是如何被分配到社会分层系统的某个位置上的？有哪些因素影响到这一过程？是先赋性因素还是获致性因素在发挥决定性作用？或者，是社会结构性因素和社会制度因素还是个体特征在起决定作用？根据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来判断某一社会的是更加平等或不平等，是更加开放或封闭。社会分层过程分析产生了分层研究中的两个最重要的专题研究领域：社会流动分析和地位获得研究。

　　传统的社会流动分析通常是采用流动交互表来进行，它把个人的阶级出身（用父亲的职业来代表）与最终地位（用个人职业地位来代表）进行交互分类，比较不同出身的人进入不同的阶级或职业类别的机会比率（如结构流动率、相对流动率、上升流动率和下降流动率等）。这类分析的主要目的是估计阶级地位的继承程度、阶级之间的距离（差距有多大）以及阶级是由哪些职业构成的，并由此判断一个社会的机会分配模式和结构的开放程度（Sorensen and Grusky 1996; Biblarz and Raftery 1993; Hout 1988; Featherman and Hauser 1978）。这类研究持续了很长时间，并产生了大量的成果（参见李春玲 1997，3-66）。而且，这类研究还进行了大量的国际比较研究，以判断各个国家的社会分层体系的形态和特征有什么差异，这类国际比较研究尤其在1980和1990年代十分流行（Ishida, Muller, and Ridge 1995; Erikson and Goldthorpe 1992; Western and Wright 1994; Grusky and Hauser 1984; Lipset and Bendix 1959）。然而，1990年代末以来，这类研究逐渐走向衰退。格仑斯基认为，这可能是由于1990年代的研究已把这些问题分析得相当确定（尤其是Erikson and Goldthorpe 1992的研究），给后继者留下进一步讨论的余地很少。在最近几年里，这一领域的研究兴趣逐渐转向经济地位的流动研究（收入变化研究）。以往有关收入变化的研究主要由经济学家来做，但近年来，社会学家开始越来越关注这方面的问题（Gorcoran and Adams 1997; Gottschalk 1997; DiPrete and Mcmanus 1996）。关于经济地位流动研究得出了正面和负面两种不同的结论。负面性的结论是：当今社会的贫困现象越来越难以消除，而且还形成了一个永久性的底层阶级（Gorcoran and Adams 1997）；
正面性的结论则是：经济地位流动率（不同收入水平的群体之间的流动）的提高，可以缓和收入不平等的增长（Gottschalk 1997）。

　　地位获得过程的研究主要是由彼特•布劳和奥蒂斯•达德利•邓肯（1967）及其同事（Sewell, Haller, and Portes 1969）所开创，他们采用路径分析方法对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获得过程进行分析，这给社会分层研究领域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Grusky 2001, 24）。地位获得的路径分析模式的一个最重要的发现是，出身背景的优势可以通过某些中介变量（mediating variables）——如学校教育、成就欲望或父母的鼓励等，来影响社会经济地位的获得。在这种模式的研究中，研究者主要是想展现这样一个事实：社会经济分层不仅仅是由个人能力和家庭背景所决定，它同时也受到一些干预性的中介因素的影响（尤其是教育），而这些中介变量本身又是由家庭出身和其它的一些先赋性因素所决定。同时，这类研究也表明，现代社会分层的特性之一是，市场后果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无法测定的一系列个人经历或个人运气，而不是结构因素（Jencks et al. 1972; Blau and Duncan 1967; Hauser, Tsai, and Sewell 1983; Jencks et al. 1979）。这类研究在1980年代中期退潮，但最近又有所复兴，因为有些学者发现了与以前的研究结果相反的结论。新的研究证实，继承而来的智力水平越来越受到分层后果的影响（Hauser and Huang 1997; Fischer et al. 1996）。另外，这类研究目前把兴趣转向家庭结构变迁对地位获得的影响，如新兴的非传统家庭安排（如女性家长家庭）弱化了原来的阶级地位再生产的影响；
家庭解体对流动的影响；
儿童期的贫困对早期成就的影响；
以及母亲在形成子女教育报负和教育成就中的作用；
等等（Biblarz and Raftery 1999; Hauser and Sweeny 1997; Kalmijn 1994）。

　　在社会分层过程研究领域，流动表分析和地位获得模型是两种最主要的传统分析方式。但最近二十年来，这些传统的分析方式受到诸多批评，学者们意识到这些分析方式存在着许多局限性。一些新的分析方法和理论思路被发展出来，以改进传统的分析思路。这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新结构主义理论，目前它在这一领域已经成为主流性的理论取向。国外学者对中国社会流动的分析大多受这一理论取向的影响。新结构主义分层理论最初源于1980年代对布劳和邓肯等人的地位获得模型的批评。新结构主义理论家认为，地位获得模型只考虑了个人层次的特征因素的作用，忽视了社会结构因素对分层过程的影响（Sorensen and Kalleberg 1981），他们的看法是，只有充分认识社会结构因素的作用才能真正理解当代社会分层的主要机制。新结构主义者从制度经济学家（Piore 1975; Doeringer and Piore 1971; Averitt 1968; Smith 1990）那里吸收了“二元经济”（dual economy）、“市场分割”（market segmentation）和“内部劳动力市场”（intenal labor market）等概念并加以重新构造，用以社会分层的结构分析（Kalleberg and Sorensen 1979; Hauser 1980）。他们认为，社会分层系统是由不同的、作用大小不一的分层过程所组成，而不是由一个适用于全社会范围的单一过程来进行分层，因为市场不是统一的而是被各种制度规则所分割。在不同的工业部门和企业机构中“存在着不同的就业类型、不平等的收入和福利待遇以及不同的职业提升阶梯”，有着同样特征的个人——如同样的教育水平、训练资历、心理素质、工作努力程度等，在不同的部门和机构中往往获得不同程度的奖酬回报，这就是由于结构分割因素所造成的（参见李春玲 1997）。这类研究特别注重对劳动力市场和企业组织的分析（DiPrete et al. 1997; Fligstein and Byrkjeflot 1996; Kerckhoff 1996; Brinton, Lee, and Parish 1995; Baron and Bielby 1980; 1984），通过这种分析来考查各种制度安排对社会流动（通常是工作流动）、个人地位获得和分层后果的影响。这类研究证实，妇女和少数民族的劣势地位不仅仅是由于他们缺乏人力资本投资，而且也是由于他们进入的是二级劳动力市场（secondary labor markets）。二级劳动力市场与一级劳动力市场或内部劳动力市场（first labor market or intenal labor market）的流动规则不同，在二级劳动力市场就业的人工资收入较低而且也没有职位晋升机会。这类模式的研究也开展了一些国际比较研究，以发现不同国家的制度差异对流动和分层所产生的影响。除了对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的研究以外，新结构主义取向另一研究领域是社会网络研究，它主要是研究社会关系网络和社会资本对工作流动和地位获得的影响（Lin 1999; Burt 1997; Podolny and Baron 1997）。

　　对于社会分层过程的分析研究虽然成果很多，而且也时常有新的发现和理论进展，但有些学者一直在对这一领域的研究现状进行批评（Grusky 2001; Ganzeboom, Treiman and Ultee 1991; Burton and Grusky 1992; Featherman 1981）。其中最主要的批评是，这一领域的研究进展通常不是基于理论创新，而是依赖于某种统计方法的出现或改进来得以推动，比如结构方程（structural equation）、对数线性模型（log-linear model）和事件史分析（event-history analysis）等。最近比较流行的则是序列分析（sequence analysis），这一模型的出现又使地位获得和职业经历研究得以复兴和进一步的精细化。对这一领域的另一个批评是，此领域的理论趋向于越来越极度狭窄和过细化。同时，这类研究长期以来一直是由一些中层理论所主导，如导致社会歧视的理论、影响教育获得的解释理论（如人力资本、象征符号等）、对社会地位再生产机制的理论解释（如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等）、不同社会制度或经济发展阶段的社会流动模式的理论解释（如工业化理论、市场过渡理论等），这些中层理论分散于各类宏观理论之中。至今为止，还没有哪一种宏观理论（grand theory或译矩视理论）能整合这些分析（Grusky 2001, 25）。最近有几个学者在做这种尝试，他们试图采用理性选择理论来分析社会流动和地位获得（Breen and Goldthorpe 1997; Logan 1996）。

　　2、社会分层后果分析

　　社会分层后果分析主要是研究人们在社会分层系统中的位置（如阶级归属）是否影响或如何影响人们的态度和行为并由此引发社会政治性的后果。传统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特别重视社会分层导致的政治后果，即把阶级问题与革命运动和社会变迁联系起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现今绝大多数分层研究者不再认同这种观点，但是仍然有许多研究是关注社会分层导致的各种后果或者说阶级现象产生的各种影响。目前大多数这类研究涉及的是阶级背景对个人层面的影响：如消费实践、生活方式、宗教信仰、投票行为、生理和心理健康、越轨行为、生育率、死亡率、价值观和态度等等。在不同时期，学者关注的热点也有所不同。格仑斯基（Grusky 2001, 26）归纳了当前这类研究关注的几个话题：①生理和心理健康研究：社会经济差异（阶级差异）对生理和心理健康方面的影响及其原因（Williams and Collins 1995; Pappas et al. 1993）；
②阶级意识研究：社会阶级是否具有一致的认同，这种认同是否能结构化阶级之间的冲突（Wright 1997; Kelley and Evans 1995; Marshall et al. 1988）；
③消费和生活方式研究：社会阶级对品味（taste）和高层文化的影响，以及这些品味在建构和强化阶级疆界方面的作用（Bryson 1996; Halle 1996; Peterson and Kern 1996; Lamont 1992; DiMaggio 1992; Bourdieu 1984）；
④社会政治态度和行为研究：阶级与政治行为之间是否有关联，以阶级为基础的政治是否已逐步弱化并为“后物质主义价值”所取代（Evans 1999; Manza and Brooks 1999; Abramson and Inglehart 1995）。在这些研究中，有关消费实践和生活方式的研究最多。

　　对社会分层后果的分析，特别是关于消费和生活方式的研究，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理论取向，并且还常常得出相互对立的结论。

　　在有关消费和生活方式的研究中，后现代主义理论有很大的影响。后现代主义者很怀疑阶级的分类对消费行为的影响，他们更强调后现代消费的碎裂化的、挥发性的和反省性的特征（fragmentation, volatility and reflexiveness）。他们认为，现代社会的消费行为是个性化的或个体化的，受到个人的多元身份的影响（Pakulski, and Waters 1996；
Beck 1992; Featherstone 1991; Michman 1991）。阶级或身份的归属并不能机械地决定人们的消费实践，消费实践是通过个人偏好不断地创新、再生和特别化的形式而主观建构出来的。后现代主义者指出，当代社会的消费实践正在脱离阶级区分的影响，需要一种新的理论（而不是阶级理论）来解释人们的态度和生活方式。这些学者还引用罗伯特•尼斯贝特于1959年所做的有关大众文化的经典研究（Nisbet 1959），来证实他们的理论。尼斯贝特的研究发现，工业化早期的工人阶级的文化具有明显的阶级特征（表现在特殊的服装和语言等方面），但二战以后的工人则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大众文化当中，这种大众文化向所有阶级提供相同的消费品，从而导致了一种标准化的品味、态度和行为方式。其它的一些研究者也提到了这种现象（Hall 1992; Clark and Lipset 1991; Parkin 1979; Goldthorpe, Lockwood, Bechhofer, and Platt 1969）。

　　另一种对消费和生活方式研究产生很大影响的理论是布丢等人的社会再生产理论（Bourdieu 1984; Biernacki 1995; Lamont 1992）。这一派学者通常是把阶级（由经济地位所决定）与身份群体（由消费和生活方式来确定）两个概念结合起来讨论。他们认为，阶级不仅对社会选择过程和个人的社会化过程有影响，而且也影响到个人的性情、品味和生活方式，这些性情和品味（布丢称之为惯习）还可以在代际间传递，从而导致了阶级地位的再生产。布丢甚至认为，以阶级区分为基础的生活环境因素结构化了个人的整个人生经历，人们所生活的客观环境与其内在的性情和品味是完全相对应的（Bourdieu 1979）。不过，布丢的所说的阶级概念与传统的阶级概念有很大的不同。他所说的阶级是在一个由多元标准构成的“场”中所设定，而对于每一个人来说，这些标准随时在发生变化。因此，布丢的阶级是流变着的，在他看来，阶级的分界线不是固定不变的，相反，它是持续运动着的、一闪即逝的边界（Bourdieu 1987）。

　　还有一些学者是在吉登斯等人的结构化理论框架内来讨论消费和生活方式问题。结构化理论没有像后现代理论那样把身份与阶级完全脱离开来，同时，它也没有像再生产理论那样把阶级与身份群体简单地合并。结构化理论遵循这样一种假定：身份与阶级两者是以某种相互关联的方式联系在一起的。吉登斯（1973，109）指出，阶级是在生产领域中形成的，而阶级的结构化（structuration）则依赖于阶级成员共享相同的消费和行为模式的程度。这意味着，吉登斯实际上是认为，只有当身份群体与阶级分类相交叠在一起时，阶级才算形成了（即结构化了）。这种取向的研究有大量的成果，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戈德索普和马歇尔（Goldthorpe and Marshall 1992）的研究。这类研究通常是依据生产领域的指标（如职业、就业状态等）来划分阶级，然后检验分类出来的阶级在认同、态度、消费和生活方式等方面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其目的有两个：一是论证是否存在阶级结构化或者阶级结构化的程度有多大，二是论证阶级分析在现代社会是否还是有效用的。

　　由于不同的理论取向，有关社会分层后果的研究得出了两种完全相反的结论。有一部分研究者（再生产理论和结构化理论的支持者）得出的结论是，在当代社会，阶级效应仍然突出而且普遍存在（Marshall 1997; Goldthorpe and Marshall 1992; Bourdieu 1984）。另一些研究者（后现代主义者）则认为，当代社会的消费实践正在脱离阶级区分的影响。毫无疑问，绝大多数学者都承认，大众文化的出现是解构阶级的重要力量，但它是否足以使阶级概念失去以往的效力，争论仍在继续。

　　第五节 后社会主义国家社会分层研究

　　1980年代以来，前社会主义国家都经历了巨大的经济和政治变迁，从而也引发了社会分层体系的根本改变。这一变化过程引起了社会学家的关注，维克多••尼和撒列尼等人从社会分层和精英研究角度对这一社会变迁提出了一套特殊的理论解释，即市场转型理论，使有关这些国家的分层研究从边缘状态走向社会分层研究领域的较为中心的位置，从而吸引了一批社会学家来研究这个问题并产生了大量的经验研究成果。后来的研究者在对市场转型理论的批评中又发展了一些新的理论概念和理论解释，而维克多••尼及其追随者则在对批评的回应中不断地修正市场转型理论，这场有关市场转型理论的争论成为1990年代国际社会学界特别是美国社会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不过，自1990年代未以来，这股热潮逐渐衰退，争论虽然还有延续，但争论的论点越走越偏，越走越窄。大部分的学者开始对此失去兴趣而转向其它研究，也有些学者（如撒列尼、周雪光等人）试图跳出市场转型理论之争，在综合前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发展新的理论解释框架，但并没有引起新的研究高潮。

　　1、市场转型理论

　　1989年维克多••尼在一篇题为“市场转型论：国家社会主义从再分配向市场的过渡”的论文中提出了他的市场转型理论（Nee 1989）。他基于卡尔•波拉尼（Polanyi 1957）的再分配经济概念以及撒列尼运用这一概念对社会主义时期的社会分层主要特征的论述，提出了这样的一个基本假定：市场经济与再分配经济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经济形态，与之相联系的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分层机制。在市场经济中，是由以相互约定为基础的法律上平等的买者与卖者的横向关系对经济活动进行协调的；
而在再分配经济中，则是通过中央计划体制对经济活动进行整合的。因而，再分配经济的最主要的分配机制是权力，而市场经济最主要的分配机制是人力资本。后来的学者对此总结为“政治的”分配原则和“市场的”分配原则。维克多••尼认为，后社会主义国家在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中，“市场的”分配原则将取代或瓦解“政治的”分配原则，从而导致政治行动者（干部）的地位下降，而经济行动者（生产者、企业家和经理）的地位上升。

　　维克多••尼在1989年的论文中提出了三个论题和十个假设，这构成了当时的市场转型理论的主要论点（参见边燕杰 2002，15-18；
孙立平 1995， 63-66）。第一个论题是“市场权力论题”（market power）。如果生产者的剩余产品不再由再分配机构占有，而是由市场交换来配置，那么就会出现两种情况。第一，控制资源的权力会更多地存在于市场交易中，而较少地存在于再分配的系统中。第二，当劳动力和商品的价格是以买卖双方的相互契约为基础，而不是通过行政手段、政府法令而调配，直接生产者对其产品和服务进行交换的权力会扩大。因此，从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将伴随着权力基础的转移，即权力从再分配者转移到从事市场交换的直接生产者一方。第二个论题是“市场刺激论题”（market incentives）。再分配经济压抑对直接生产者的刺激，而实行市场经济将对直接生产者的刺激增强，因为直接生产者有权处置自己的产品和劳动力，其结果是直接生产者更多地分享剩余产品。由于劳绩与报酬是直接挂钩的，而劳绩的优异又是与人力资本的优劣、多寡直接相关的，因此，这一论题意味着对人力资本的经济回报的提升，对权力资本的经济回报的下降。第三个论题是“市场机会论题”（market opportunities）。从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会形成进入市场的新的机会结构。市场将成为社会经济流动的另一条渠道。机会结构的变化标志是，企业家成为一种类似于官僚的社会成就的批示器。根据这三个论题，维克多••尼推导出十个可待验证的假设。后来的学者感兴趣的主要是两个假设，一是关于市场转型将降低对政治权力的经济回报，二是市场转型将提高人力资本的经济回报。后来有许多经验研究来检验这两个假设（Rona-Tas 1994; Bian and Logan 1996; Gerber, Theodore and Hout 1998;Nee 1996;Walder 1995a; 1996; Xie and Hannum; Zhou, Moen and Tuma 1998; Zhou, Tuma and Moen 1996），并提出不同的解释而产生争论。

　　维克多••尼后来对其市场转型理论不断地进行补充和修正，这一方面是由于他本人后来的经验研究又有新的发现，另一方面是由于他不得不对批评者做出回应。其中一个修正是1991年他提出了局部改革的观点（Nee 1991；
也参见边燕杰 2002，18）。在维克多••尼提出市场转型理论之后，一些学者的经验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与维克多••尼的假设相左。这些研究发现，改革的推进并未导致干部的经济地位下降，相反，干部是市场化改革的最主要的受益者（Oi 1989; Shirk 1989; Stark 1990）。维克多••尼本人在中国福建农村的研究也发现，权力因素对收入上升流动的作用并没有像他最初预言的那样弱化，相反，有干部背景的农户，向上收入流动是非常明显的，因为许多这类农户成为了企业主。针对这一发现，维克多••尼修正了他原先的理论。他认为，中国当时正处于局部的市场改革时期，再分配机制与市场机制同时发挥作用，拥有再分配权力的干部从再分配体制和市场同时获得经济回报。维克多••尼认为，只有当全面改革到来特别是完成之际，市场转型理论所预示的分层模式才会出现。

　　1996年维克多••尼再次对其观点进行修正。(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当时已有大量研究对市场转型理论提出批评，尤其是关于市场化将导致干部权力作用下降的假设。为此，《美国社会学刊》1996年1月期特别开设专题论坛，集中发表了一组有关市场转型理论争论的文章。维克多••尼在此发表了一篇论文，题目为“一个市场社会的出现：中国社会分层机制的变化”（Nee 1996），对相应的批评做出回应，并提出相对变化的观点（参见边燕杰 2002，20-21）。维克多••尼认为，市场化推进过程中干部收入上升的事实，与市场转型理论没有冲突。市场转型理论所说的干部经济地位下降是指其相对地位下降，即相对与其它阶层，干部收入上升的速度较慢。这并不意味着干部的收入不上升。在此篇文章中，维克多••尼采用在中国收集的数据资料证实，企业主的经济回报比干部的经济回报高，这表明了干部的经济地位的相对下降。

　　维克多••尼做出的修正解释并未能令批评者们感到满意，对市场转型理论的批评反而越来越多。在随后的几年中，维克多••尼持续不断地发表文章与其批评者进行论战。在2000年的一篇文章中（Yang and Nee 2000），维克多••尼和其同事对市场转型理论做进一步修正，他们试图把市场转型理论与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y）制度变迁概念结合起来，从而把批评者提出的一些理论观点——如罗纳塔斯的权力转换论（Rona-Tas 1994）、边燕杰和罗根的权力维续论（Bian and Logan 1996）和林南的地方市场社会主义（Lin 1995）等——都纳入市场转型理论框架之中。他们对市场转型理论提出之后的有关经验研究结果做了综合总结，认为绝大多数研究的结论都是支持市场过渡理论的，特别有关人力资本的经济回报持续上升的事实，证明市场分层机制正在瓦解再分配分层机制。而有关干部权力在市场化过程中持续存在的事实，并不能推翻市场转型理论提出的“政治优势的重要性必然下降”的结论。他们指出，以前存在的制度安排的确为政治权力的转换和持续提供了一个结构基础，但这种机制的总体作用力不足以压倒市场经济带来的效应。市场改革推进过程中，由市场提供的新的机会结构，使企业家、经理和专业人员能够依据于个人的主动性和人力资本而获得经济地位的大幅度的提升。虽然政治精英（干部）与最弱势群体之间的社会经济差距拉大，但是新的机会结构使干部不再能够保持对精英地位的垄断。而且，干部对应于普通工人的优势主要反映的是他们具有人力资本而不是再分配权力（Yang and Nee 2000，1184）。

　　2000年以来，大多数学者对市场转型理论的论战失去了兴趣，他们认为继续这场论战已没有太大的意义。不过尽管如此，直至目前，这一领域的多数研究还是采用或涉及市场转型理论及其批评者所提出的理论概念，因为还没有新的理论能够取代其影响力。

　　2、基于对市场转型理论的批评而提出的理论观点

　　市场转型理论提出以后，引起许多学者对其有关假设进行经验检证，大量的研究证实，干部的经济地位及政治资本的作用力并没有如市场转型理论所预言的那样衰退，相反，干部在市场化过程中获取经济利益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对于这种现象，一些学者提出与市场转型理论相左的理论观点来进行解释。其中最有影响的几种观点是：罗纳塔斯的权力转换理论、边燕杰和罗根的权力维续论、白威廉和麦谊生的政治市场观点、魏昂德的政府亦即厂商的观点和林南的地方社会主义的论点（参见边燕杰 2002，22-29）。这些观点大多受到经济学的新制度主义影响，强调制度或结构的路径依赖特性，以及国家和社会网络在转型过程中的作用。

　　1） 罗纳塔斯的权力转换理论

　　罗纳塔斯对斯坦尼斯基较早提出的政治权力转换为经济利益的观点进行了经验论证，并发现了在市场化过程中的权力转换现象（Rona-Tas 1994）。斯坦尼斯基（Staniskis 1991）用“政治资本主义”概念来描述共产党的政治权力向经济精英的直接转换。她认为，在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把持重要岗位的干部可能利用其位置便利地攫取国家财产，他们利用转型时期的种种混乱，通过非正式渠道和广泛的交际网络将国家财产转为已有，从而使以往的政治权力转换为经济资本（参见孙立平 1995，67；
何晓斌 2002，26）。罗纳塔斯采用匈牙利的调查资料证实了权力转换假设，他的权力转换理论特别强调了社会网络资源在政治权力转换为经济利益中的作用。他认为，再分配权力发生了两次转换，第一次转换是再分配权力转化为社会网络资源，第二次转换是社会网络资源转换为私有财产。通过权力转换，以往的政治精英成为了现今的经济精英。

　　2） 边燕杰和罗根的权力维续论

　　边燕杰和罗根的权力维续论强调的是再分配制度的惯性作用或者说是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特性，他们采用中国天津的调查资料证实了再分配权力持续存在现象（Bian and Logan 1996）。他们指出，中国的改革是在两大制度未发生动摇的前提下进行的。一个制度是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没有变，因此保持了政治权力在控制社会方面的涵义不变。第二个制度是单位制度未发生根本的动摇，单位仍然是控制经济资源的关键部门，单位仍是再分配的代理人。这两种制度的持续存在和发生作用保证了政治权力对资源的控制和分配，使得政治权力得到维续（参见边燕杰 2002，23-24）。

　　3） 白威廉和麦谊生的政治市场观点

　　在1996年1月《美国社会学刊》有关市场转型理论争论的专题论坛中，白威廉和麦谊生发表了题为“政治与市场：双重转型”的论文（Parish and Michelson 1996）， 提出了政治市场概念。他们同样强调转型过程中的路径依赖特性。白威廉和麦谊生指出，在对转型社会进行分析时，应更多关注政治方面的变化，而不应像市场转型理论那样只基于经济取向的分析。他们认为，在转型经济中，伴随着经济市场出现的同时，也释放出了政治市场。在转型过程中，政治市场的重要性绝不亚于经济市场的重要性。政治市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工人与干部的关系，二是企业与政府主管部门的关系，三是地方与中央的关系。在这三种关系中，每一方都是基于其政治资源来与对方进行讨价还价。由于这些政治市场的关系影响着利益分配，并且影响着经济市场的运行，所以政治资源、政治权力在市场转型过程中将不会被贬值，政治权力的经济回报将会持续保持优势。白威廉和麦谊生认为，充分认识经济和政治二元市场的结构和互动规律，是解答市场转型理论争论问题的关键（Parish and Michelson 1996，1043-1045，也参见边燕杰 2002，25-26）。

　　4） 魏昂德的政府亦即厂商的论点

　　魏昂德也是从路径依赖的角度来理解干部权力在市场化过程得以延续的现象。在一篇题为“作为厂商的地方政府”的论文中（Walder 1995b），魏昂德提出了“政府即厂商”的观点（Walder 1995b）。他在中国山东邹平和天津的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在制定市场法规和管理市场行为的同时，也以厂商的身份直接参与了市场经济的活动，从而政府作为“裁判”和“球员”的双重身份参加市场改革过程。正因为如此，政府的权力作为政治权力的重要形式在改革中得到了延续，从而政府官员也从中获得了经济回报（参见边燕杰 2002， 27-28）。

　　5） 林南的地方市场社会主义的论点

　　林南从另一个角度来解释政治权力延续现象，他强调的是家庭网络的作用。林南在一篇名为“地方市场社会主义：中国乡村中地方公司主义行动”（Lin 1995）的论文中，通过分析乡村集体经济的运作方式，说明了地方政治权力结构不一定依据依市场转型而发生根本变化，是因为该结构的基础为家族网络。在逐渐市场化的地方经济环境中运行集体经济，需要经强有力的政治权力结构，而这一权力结构是以家族网络为基础的，并且通过家族网络得以代际传承，从而导致其权力结构维续下去。

　　3、提出新理论解释的尝试

　　到1990年代末期，学者们逐渐对市场转型理论的有关争论失去兴趣，同时学者们又感觉到，基于市场转型理论的批评而提出的各种理论解释或理论概念显得过于零散，相互之间缺乏理论联系，它们只是从某一角度或针对某一局部现象提出解释，以证实或证伪市场转型理论提出的假设，但这些理论解释都未能形成或整合成为一种像市场转型理论那样的中观层次的理论，以提供某种思路来把握整个转型过程。于是，有些学者试图做出努力，综合现有的理论概念和经验发现，同时跳出市场转型理论争论的旋涡，发展新的综合性的理论解释思路。

　　1） 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

　　埃耶尔、撒列尼和汤斯雷（Eyal, Szelenyi and Townsley 1998）于1998年发表了一本题目为《制造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后共产主义中欧的阶级形成和精英斗争》的著作，此书对于转型社会提出了一种新的理论解释思路，并在后社会主义国家社会分层研究领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埃耶尔、撒列尼和汤斯雷在此书中的分析思路仍然基于撒列尼以往的精英研究传统，即从精英变化视角来理解整个社会变迁的过程。同时，此书也继承了撒列尼以往对“新阶级”（即专业技术精英）作用的强调。而且，他们对于变迁动力和过程的解释基本倾向于结构（或制度）转型与路径依赖的两者综合。此书中令人印象深刻的内容是从结构与行动的互动角度来理解社会变迁过程，作者把布丢的社会再生产理论以及“资本”、“社会空间”和“惯习”等概念引入他们的分析，强调主体的行动在结构变迁中的作用和影响。在这之前，不论是市场转型理论的支持者还是其批评者基本上倾向于结构主义取向，他们在分析后社会主义国家的分层变化时，大多强调结构和制度因素（包括正式的制度和非正式的制度），而埃耶尔、撒列尼和汤斯雷的著作则提供了新的分析模式来解释这种社会转型。另外，虽然此书的作者们是基于东欧转型社会的实践来发展他们的理论解释，但其中许多重要观点也有助于我们对当前中国社会经济转型的理解[3]。

　　在此书的前言中，埃耶尔、撒列尼和汤斯雷说明了他们这项研究的目的：他们想要提出一种新的理论来解释后共产主义社会向资本主义的转型，他们把这套理论称之为“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所谓“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是指“后共产主义社会中的技术/知识精英所采取的一种新的、特殊的转型策略，因为这些社会在引入市场机制之前并不存在私有财产所有者阶级”。不过，埃耶尔、撒列尼和汤斯雷强调说，“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并不必然是“没有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如果把资产阶级理解为是拥有不同类型资产的人，那么，他们既可以是物质财产的拥有者（经济资产阶级），也可以是文化或知识的拥有者（文化资产阶级）。埃耶尔、撒列尼和汤斯雷的结论是，广义上的知识分子推进着后共产主义的资本主义，他们是资产阶级社会和资本主义经济机制产生的根源（Eyal, Szelenyi and Townsley 1998，1）。

　　埃耶尔、撒列尼和汤斯雷比较了东欧与其他地方的资本主义产生条件，发现由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与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过渡有两个很大的不同。封建社会的私有财产制度虽然与资本主义社会不同，但在产权系统方面有些类似。同时，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的过渡期比较长，这使得有产的资本家阶级能够成长起来，并且原来的封建贵族与资产阶级逐渐融合在起。然而，在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急剧快速的过渡中不具备这些条件。在社会主义社会，财产公有化，私有制处于一种边缘状态。当共产主义体系崩溃时，以前的第二经济（私有经济）的行动者未能提出政治和经济权力要求。相反，权力很快就为以前的党政干部中的技术官僚、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或者这两者的结合所控制。这并不是说，在国家社会主义体系丧失合法性并逐渐崩溃的过程中，第二经济的行动者没有发挥重要作用，实际上他们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在第二经济中获得成功者的人并不是社会主义体系崩溃的主要受益者。相反，在后共产主义过渡中，第二经济行动者中有很大比例的人实际上是利益受损者。从这一点来看，东欧国家向资本主义的过渡没有遵循西欧的“资本主义之前有资本家”的道路（Eyal,(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Szelenyi and Townsley 1998，4）。

　　基于这样一种基本判断，埃耶尔、撒列尼和汤斯雷提出了五个命题，并在他们的研究中逐个进行检证。

　　命题一。后共产主义社会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结构，在这种社会结构中，文化资本是权力和特权的主要来源。拥有经济资本只能使行动者处于社会等级的中间地位，而把以前的政治资本转化为私有财富的情况则较少（与俄罗斯的情况不一样，俄罗斯是市场制度还未建立，先有了大有产者阶级，俄罗斯的情况是“有资本家但没有资本主义”）。只有当社会行动者拥有了适易于这种过渡的资本种类，以前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特权才能转化为后共产主义的特权。也就是说，那些在国家社会主义社会中居于社会顶端的人，只有当他们被赋予了很好的文化资本，才能继续保持他们在社会顶端的位置。相反，那些单纯依赖于已遭到贬值的共产主义时期政治资本的人，无法实现这种转变，他们很可能实行向下流动（Eyal, Szelenyi and Townsley 1998，6）。埃耶尔、撒列尼和汤斯雷从布丢那里借用了三种资本概念、社会空间概念和惯习概念，来分析个人如何在社会变迁中根据需要来变换资本种类，他们特别强调要把行动主体置于社会变迁分析的中心位置。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把贬值的资本类型转变成新的、更有价值的资本类型是个人应付社会结构变迁的最佳途径。他们的研究发现，个人或由个人组成的群体试图在急剧的社会变迁中找寻自己的轨迹，并维持他们的社会位置。每一个个体都拥有一些不同类型的资本，面临社会变迁时，他们都试图重组自己拥有的资本类型，丢掉已失去价值的资本种类，把它们变成更有价值的资本种类。他们指出，把一种资本转换成另一种资本的确是需要精打细算的事业。不但要选择时机，而且往往是已经拥有了某种有价值的资本才能实现这种转换。比如，在后共产主义过渡时期，拥有文化资本的人可以把他们的政治资本转化为非正式的社会网络，这有助于广泛利用新的市场机会。相反，那些拥有较少文化资本的人则发现他们以前的政治资本对他们没什么优势（Eyal, Szelenyi and Townsley 1998，7-8）。

　　命题二。由于东欧国家社会主义限制了私有财产阶级的发展，因而，只能由文化资产阶级承担起建造资产阶级社会和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历史使命。然而，至今为止，它似乎在建造现代资本主义市场制度方面表现得较为成功，而不是在造就私有财产阶级方面获得成功。在共产主义结束之后，知识精英与共产主义统治精英中的技术官僚成员联合起来改革社会主义经济和建立资本主义，其目标是摧毁共产主义，试图建立“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它导致了知识分子与技术官僚的联盟（Eyal, Szelenyi and Townsley 1998，9-10）。

　　命题三。后共产主义精神有两个来源，它一方面根源于市民社会的思想，另一方面根源于经济理性主义。基于这两种思想，管理主义（managerialism）就成了新的权力集团的意识形态。管理主义不单纯是经理人或技术官僚实施管理的方式，它是一种意识或统治意识，这种意识把后共产主义精英的不同部分结合成一个主导性的统治集团。这种意识形态的核心是货币主义（monetarism）。不过，面对后共产主义制度重构的挑战，专家统治者们也不得不对这种货币主义意识进行重新解释。后共产主义经济政策的实质是预算制约（budgetary restraint），是对经济过程进行紧密地、在行的（hands-on）管理，而不是依赖于模模糊糊的看不见的手的指导。这样一种经济管理和运行方式很易于与以前共产主义时期的专家治国方式联接起来。后共产主义国家领导人习惯于采用这种方式来运行经济，由此而导致的地下再分配系统（subterranean redistribution）又留给企业管理者一些空间，他们可以进行预算的讨价还价（budget bargains）以应付专家统治者，这种方式的确让人回忆起共产主义时期对计划的讨价还价（plan bargains）。这种付价还价（bargains）对于建立技术官僚（专家治国者）与企业管理者之间的合作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企业管理层通常对于货币主义持有怀疑态度或报怨情绪，他们更习惯于能提供津贴（资金资助）及行业、就业和对外贸易政策的政府。与此同时，以前的持不同政见者（知识分子）也在构造一套后共产主义观念，使专家治国者的意识形态和预算制约政策得以合法化，从而知识分子与技术官僚和经理层（企业管理层）达到了同谋共济的地步。于是，后共产主义的管理主义意识形态就伴随着转型进程中重新朔造社会的过程以及个人的充满矛盾的社会实践中诞生了。最终，这种意识形态为不同利益追求的行动者所采纳，来自不同的知识背景、经历了不同的知识轨迹的行动者们最终到达了后共产主义（Eyal, Szelenyi and Townsley 1998，11-13）。

　　命题四。政治资本主义（Staniskis 1991）理论于对后共产主义转型的阶级动力机制并未能提供一种有说服务力的解释。与这种理论的预期相反，许多前共产主义精英成员在后共产主义转型中并没有保住他们的地位。如果他们只拥有政治资本而没有文化资本，他们就失去了他们的特权、权力和声望。但如果他们拥有文化资本，就可能成为转型中的赢家。的确，在后共产主义时期的企业部门中，一些有经济决定权的位置是被以前的共产主义技术官僚所占据，他们比年高望重的官员更年轻并受过良好的教育。然而，这一集团并没有追求政治资本主义。前共产主义技术官僚在实施管理权威，但并没有迹象表明，他们获得了大量的物质财富。此外，这一集团也不能够独自行使他们的权力，所以，它与新的政客和制造观念的知识精英结成了联盟，这些新政客和知识精英中的许多人就是以前的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与政治资本主义理论的预期相反，埃耶尔、撒列尼和汤斯雷所提供的资料证实，大批的前共产主义精英实际上在向下流动。许多在共产主义时期占据高位的人未到60或65岁就退休或离职。此外，以前的政治资本——党员身份，对于继续保留其精英身份有负面的影响，那些不是党员的人反而更可能留在其位。总之，以前的精英分子中有许多人是转型的失利者。政治资本转化为经济财富并不多见。这些发现对于斯坦尼斯基等人的政治资本主义理论（Staniskis 1991）的有效性提出了怀疑，政治资本主义观点认为，共产主义精英分子在转型过程中把自己转变成新的资产阶级（Eyal, Szelenyi and Townsley 1998，13-14）。

　　命题五。后共产主义时期的阶级形成是一种高度竞争的过程。几类不同类型的候选人有可能成为新的有产阶级：技术—管理精英；
外国投资者及他们的代理人（买办性知识分子）；
希望把企业做大的中小企业主。有这种可能，后共产主义体制达到它的顶点时会形成一个私有财产阶级。但目前而言，这一阶级还只是处在竞争性的形成过程之中。这一阶级的成员可以来自以前的共产主义技术官僚和管理者，新的私营企业主也可能以他们的资金实力来与前共产主义者竞争这一位置，还有一种可能性是，处于边缘地位的国内（民族）资产阶级与拥有关键性生产资产的外国投资者共同运作经济系统。再一种情况也是可能的：技术官僚和管理者成功地再生产（延续）现有的分散而模糊的产权关系，从而在没有所有权的情况下保持对经济的控制权。埃耶尔、撒列尼和汤斯雷预期，正在生成的资产阶级的特性将受到这样一个事实的强烈影响，即转型方案（计划）是由后共产主义权力集团所设计和实施，而这一权力集团又源自于知识精英各派别之间的历史斗争。这场正在进行的斗争对所有权和控制权所产生的后果是什么现在还不清楚（Eyal, Szelenyi and Townsley 1998，13-14）。

　　2） 政治与市场的共变模型

　　周雪光在2000年发表了一篇较有影响的论文：“中国城镇中的经济转型与收入不平等：来自追踪数据的发现”（Zhou 2000）。在这篇论文中，他试图“综合近年来有关国家社会主义转型争论的各种理论思想”，并在此基础上设计了一个概念模型来引导数据分析，这一概念模型强调的是“政治与市场的共变”，他认为，只有把这两者联系起来进行分析，才能解释清楚后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过程，才能跳出纠结不清的市场转型理论争论。他特别强调的是，后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是一个多层面的过程，因而，应该发展更完善的理论模型，对多层面的变迁进程进行深入的制度分析。

　　周雪光在对以往有关国家社会主义转型理论争论进行总结时指出，这些理论观点基本上包含着两种倾向：一是维克多•尼等人强调市场的作用，他们认为，新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出现将无情地推翻“旧的”经济和政治制度；
二是市场转型理论的反对者强调现存社会和政治制度的作用，他们认为，正在进行的转型和正在出现的经济制度是与现存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纠结在一起的（Zhou 2000，1137-38）。周雪光则认为这两个方面都是重要的，应该把制度变迁（转型）看成是政治和市场共同变化的过程。他所说的“政治”是指“与现存和将出现的政治和经济制度相联系的政治领域的利益表达类型”；
而他所说的“市场”是指“资源分配和经济交易的模式”（Zhou 2000，1139）。

　　周雪光采用他的“政治与市场的共变”模型来描述中国制度变迁过程中政治与市场之间的内在因果联系。他指出，在中国，国家启动改革和市场推进是经济转型的两个主要动力源泉，这两个动力促使政治和市场在互动中共变。在某些领域，它们相互竞争和制约，在另一些领域，它们相互强化，还有些领域中，它们相互适应或转变。周雪光认为，这两者不能分离开来进行解释，不对其中之一深入理解，就不能理解另一个。周雪光采用制度经济学的一套理论来解释这两者的共变。根据这种理论，政治和市场并不是相互对立的，国家在建立制度规则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市场正是在这些制度规则中运作的。这种理论还有两个发现：1）市场扩张不是一个自我演进的过程，相反，经济活动是嵌入于或受制于社会情境和变迁的历史路径之中；
2）在政治与市场共变过程中，国家是一个活跃的行动者，并且带有自身利益和偏好。其结果是，“经济制度的演变必然反映为相互竞争的利益和制度的妥协” （Zhou 2000，1140）。

　　周雪光特别强调国家的中心作用，他声称：“经济活动——包括市场，都是在由政治权威设置的制度规则中运行的” （Zhou 2000，1141）。他所说的国家的中心作用是指“政治领域中的利益政治”。社会和经济制度总是与组织化的利益相联系，“任何制度变迁的过程最终都是依赖于政治领域中各种利益的交量” （Zhou 2000，1140）。从市场的制度逻辑来说，市场制度的确具有竞争优势，只要国家关注于经济增长和国民福利，国家及国家政策就得朝着有利于市场制度和与之相联系的利益的方面发展。根据这种制度比较优势的逻辑，新的利益就可以成为掌控国家的手。然而，国家本身有其自身利益，它并不必然与市场领域的经济主体的利益相一致。在各个社会，国家对政治稳定、合法性和历史传统等方面的关注，可以导致各种不同的制度规则，它们既可能有利于市场，也可能制约市场。尤其在中国，与现存制度相联系的既得利益普遍存在，因此，“在中国的经济转型中的制度重建深受既得利益和国家自身利益的影响” （Zhou 2000，1141）。这种情况就导致了市场和政治相互回应着共变。在政治权威泛化和制度规则制约条件下，中国的市场活动就只能采取下述形式：私营企业戴上集体企业的帽子，各类经济行动者都在发展它们与政治当局的关系，并且参与寻租行为，经济交易——甚至通过价格体系进行的经济交易，都常常由政治当局作中介。对于政治当权者的需要和来自政治当权者的利益，强化了政治当权者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并且培育出了一种利益——共同促进政治和市场的作用。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市场领域的经济活动为政治所铸造。另一方面，非国有部门对国家税收的贡献越来越大，国家所做出的积极反馈是采取鼓励市场扩张的政策。政府机构逐渐从再分配者转变为规范市场者（或规则制定者）。在这一过程中，政治和市场都发生了变化（Zhou 2000，1142）。

　　根据政治与市场共变的分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周雪光对于传统市场转型理论有关再分配制度（老的制度）与市场制度（新的制度）的区分提出了挑战。他指出，再分配国家的撤出并不意味着市场的的推进。新制度的出现通常采取一种与现存规则、权威关系和可用的解决方案相结合的方式——如社会网络、地方公司主义（local corporatism）和代理关系（clientele relationship）等。因此，我们需要考虑一种新的制度——它超越了再分配和市场的概念以及它们对分层所产生影响的有关论述。周雪光强调，要抛弃原先的所谓“老的”和“新的”制度标签，考虑被观察到的经济交易和“新”制度现象在多大程度上是由市场原则或政治原则所主导，以及它们以什么方式侵蚀、强化或转化了市场和政治，要更深入地理解制度规则在政治领域是如何被制定的，尤其是以什么特殊方式，“老的”和“新的”利益对规则制定过程施加了影响。这样的分析才能使我们在广泛地基础上更好地理解不同社会群体的优势和劣势的来源（Zhou 2000，1167）。

　　周雪光把国家看作为强有力的宏观行动者，它对不断增长的市场部门所做出的反映，导致了某种干涉效应，这种干涉效应对由市场直接引发的变化产生影响。正是由于这样一种共变的效应，周雪光的共变模型在经验预测方面出现了显著的“模型不确定性”（model indeterminacy）。他的结论是，只有通过深入的制度分析，了解在特别的制度情境下这些因果过程如何互动和如何发挥作用，模型的不确定性问题才能解决（Zhou 2000，1142）。

　　本章小结

　　综合前面各部分的介绍，当代社会分层研究者对于社会不平等问题的探讨比以往更加深入也更加广泛，同时，分层研究领域中传统理论模式和传统研究论题在逐渐转变，以适应新的社会、经济、政治变迁及其引发的相关问题。过去的三、四十年里盛行的几大研究论题及相关研究模式——如基于流动表分析的社会流动研究、地位获得的路径分析、社会经济地位和职业声望测量、新马克思主义和新韦伯主义的阶级分类框架建构等等，在最近几年里逐渐衰退，分层研究领域的传统理论模式和工具概念都在遭受巨大冲击，这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分层研究在整个社会学研究领域中的地位下降。不过，新的社会问题又引发了分层研究者的新的兴趣。近年来，欧美发达国家及全球范围都出现了经济不平等逐渐扩大的趋势，在许多发达国家失业率持续上升，这使有关经济分化、贫困现象和底层社会等问题的研究逐渐深入，这类研究常常关注于现实社会中的具体问题，并试图通过改进社会政策来解决这些社会问题。与此同时，新的理论取向也带来了新的研究热点，有两种理论潮流在当前的分层研究领域中盛行，一是新结构主义理论，二是文化主义取向。新结构主义理论给传统的社会流动研究、分层机制分析和分层系统变迁研究带来了新的活力，它对于现存的社会经济不平等尤其是机会不平等提供了结构层面的、制度因素的解释，有关后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中国）分层系统变迁的研究，大多在这一理论取向主导之下开展。另一方面，文化主义取向，特别是后现代理论影响下的文化主义取向的分层研究，在最近十几年里迅速发展，它越来越成为分层研究领域中的主导潮流。在这股潮流引领之下，有关消费实践、生活方式、价值态度、社会组织、社会运动的研究成为分层研究领域的热点。另外，传统阶级分析理论家们与后工业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理论家的争论，也是当前分层研究领域的一个理论热点。为了回应后工业主义和后理论主义理论家的挑战，阶级分析理论家们开展了大量的宏观比较研究，这些研究有助于这一领域的理论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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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这是此书的第二版。

　　[2] 比如，在中国社会，城乡居民享有的国家和社会保障及福利是不同的，农民工和城镇职工在城市里的就业机会也是不同的，尽管大家都享有国民资格。

　　[3] 本人认为，此书的分析对于我们理解当前中国的社会分层变化很有启发，因此，这里用较多的篇幅介绍此书的重要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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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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