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守德：中国国际政治学理论建设的探索

　　【内容提要】 中国国际政治学理论建设，应在世情与国情的统一上铸造国家特色和学者特色，探索理论的新主题和新主线，以权利政治为新角度，研究国际政治产生和演变的规律及其在当代的新表现、新特征。

　　【关键词】 共性与个性的统一；
权利与权利政治；
主权与球权的合治

　　中国国际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诞生于20 世纪60 年代，其标志是1963 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外国问题研究的文件，从此开始了中国高等学校正式设立国际政治专业，系统地组织国际问题的教学和研究，正规地培养专业人才。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西方国际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学科相比，中国起步较晚。作为中国国际政治学理论建设，如果从20 世纪80 年代中期算起，最多也只有近20 年的时间。

　　当前，在中国学术界，国际政治理论主要有三种类型：（1）中国学者研究整理的政治家的国际政治理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中的国际政治理论为代表）；
（2）中国学者翻译评介的西方国际政治理论和国际关系理论；
（3）中国学者独立研究的中国国家特色的国际政治学理论。这三类理论视角不同、主题各异，但相辅相成、不可分割，均应开展深入研究。

　　中国国际政治学理论建设究竟从何入手呢？笔者认为同其他理论创新一样，至少必须弄清楚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必须在中国国情与世情（世界形势）的结合上，铸造中国国家特色。第二，必须确定新的主题和主线，寻找新的视角。第三，必须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围绕主题和主线，系统论证相关的基本理论和基本问题及其内在的联系，构建创新体系。

　　一 铸造鲜明的中国国家特色

　　2004 年，《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指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总体目标是努力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关键，是加强所属学科的理论建设。各学科理论的当代价值必须通过理论的特色创新来实现。与时俱进是理论的品质，特色创新是理论繁荣发展的根本动力。理论的特色创新是当代社会科学学者必须担负的历史使命。中国国际政治学理论是否要铸造中国国家特色，目前学术界正在取得共识。“中国特色”属何种性质概念？“中国特色”是否较为狭窄，不宜于研究世界性的学科？中国特色能自发铸造吗？中国学者研究的成果能自然具有中国特色吗？等等。这些问题必须正确认识，不然不利于中国国际政治学理论的建设。

　　在中国国际政治学理论建设中，笔者先后于1993 年和1994 年发表了两篇专题论文，①以《辞海》对“特色即独特、特质、杰出”的界定为依据，从哲学的高度，用事物共性与个性的统一、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原理，系统论述了国际政治学理论突出“中国特色”的必要性、重要性以及如何铸造“中国特色”的问题。笔者的主要观点是：特色包括中国特色，不是政治概念，不属意识形态范畴，它是任何理论内在规律性的要求。特色越鲜明，理论越有活力。中国特色既包括国家特色、地区特色，也有学派特色、学者特色。不同学派和学者的特色，均应繁荣国家特色，丰富完善国家特色。国家特色不是一种模式，而是众多模式的互补，必然会形成众多的学派。

　　特色既是事物的灵魂和理论的内在表现，又是认识事物和繁荣理论的思想方法和实践方法。特色需要创新，特色的本质内涵就是创新，不创新就谈不上什么特色。铸造特色，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创新过程。与时俱进，铸造特色，是实践的必然要求。实践永无止境，铸造特色从不会完结。实践呼唤并产生理论，理论又指导并推动实践。如此循环往复，永不停止地铸造创新的特色。与时俱进，铸造特色，是一种精神状态和思想方法。中国特色是一个与时俱进、艰苦开拓、不断创新的自觉过程。铸造特色，必须反对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和实用主义，包括反对“东教条”和反对“西教条”，花大力气，下苦功夫，追踪不断变化的国内外形势，努力开展宏观与微观研究。特别是在新世纪的大转折时期，我们应当防止一种危险，警惕理论和意识形态中坚持固化、僵化和老化，抗拒变化，否定创新，阻止铸造特色的“原教旨主义”现象！

　　有种误解，需要澄清。强调特色，虽然否定共性的翻拍，这样只会是僵化的教条，但也不是纯粹的绝对化，这样定要陷入狭隘私利的泥潭，面目全非。特色只能是共性和个性的统一，因为个性离不开共性，而共性总是寓于个性之中。国际政治学理论的中国特色，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以中国政治家的国际政治理论为范式，吸取中国文化传统和西方国际政治学理论的优秀成果，力求符合世情的实际和国情的实际，寻找世情同国情的最佳汇合点。这是铸造中国特色的必由之路。美国国际政治学现实主义大师汉斯•J.摩根索就是从事物共性与个性的统一上进行理论探讨的。他在《国家间政治》中专门论述了这一问题并指出：“对国际政治的性质和规律进行理论探索时，面临的最大的困难是观察者必须处理的材料含义不清。一方面，他必须努力理解的事件都是独立的事件，它们以这种方式只出现一次，空前绝后；
另一方面，它们又是相似的，因为它们是社会力量的显示”。他引用米歇尔•迪•蒙田的话说：“正像没有一件事、一个形状和另一件事、另一个形状完全相似一样，也没有任何东西与另一东西完全不同，这正是大自然巧妙的混合。如果我们的面孔毫无相像之处，我们将无法区分人与野兽；
如果我们的面孔毫无区别，我们就无法彼此辨认。”正是基于大自然巧妙的混合，摩根索特别强调，“国际政治理论必须不断警惕的，正是此类对于政治事件的歪曲的、勉强的和偏颇的解释”。①中国哲学家冯友兰先生在其《中国哲学史》一书的“绪论”中明确指出：中国哲学虽然没有“形式上的系统”，但有“实质上”的系统，“讲哲学史之一要义，即是要在形式上无系统之哲学中，找出其实质的系统”。“惟其如此，所以大哲学家之思想，不但皆为整个的，而且各有其特别精神，特别面目。”②这就是强调事物的共性与个性的有机统一。

　　那么，究竟如何铸造国际政治学理论的中国特色呢？中国特色就是中国化，最根本的是要“符合”世情和国情的实际，关键在于认准世情和国情的最佳汇合点。

　　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演变，当今世界最大、最本质的世情是什么？笔者认为世情以时代主题和主要矛盾为集中体现。当今世界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以世界革命为纲，而是世界各国日益增长的和平与发展需要同不公正、不平等国际经济政治旧秩序的矛盾。这一主要矛盾决定了国际政治的主要任务是维护和平与发展，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

　　世情发生变化，中国国情又是如何呢？应该怎样定位中国呢？笔者认为：（1）中国是二战后率先从半封建半殖民地基础上和平崛起的发展中经济大国；
（2）中国是一个有综合国力的世界性政治大国，是迈向世界多极化格局中的“一极”；
（3）中国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大国，实施以社会主义为主体、以资本主义为补充的“一国两制”。

　　中国的国情和定位，集中到一点就是指明中国的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当今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不是阶级斗争，而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主要矛盾决定了当今中国的最大需要和根本任务：对内是发展生产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对外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

　　中国是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也离不开世界。认清国情和判断世情是紧密相联、不可分割的。为了铸造中国特色，必须准确把握国情与世情的最佳汇合点。这就是：中国与世界共处于同一时代，即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均应用好时代提供的战略机遇期。中国面临的主要矛盾和世界面临的主要矛盾相似，主要任务相同。当今世界，中国同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有共同的利益基础，即使同惟一的超级大国美国的共同利益也日益广泛。正是这些汇合点，虽不完全准确，但至少可以成为铸造国际政治学理论的中国特色之源，千万不可忽视。

　　二 确定权利政治的中国新视角

　　从当今世界的世情和当今中国的国情的最佳汇合点出发，探索中国国际政治学理论建设的新视角应以权利为主题和贯穿始终的主线。国际政治像一切政治一样，是争取和维护权利的斗争。无论国际政治的内容多么复杂，权利总是它的主题和核心。无论国际政治的终极目标如何界定，权利总是它的直接目标。那么，作为中国国际政治学理论新视角的权利是什么？有何特征？权利政治的内容和实质如何把握？这是中国化的关键，必须准确地说清楚。权利是什么？简要地界定，权利就是合理合法的权力和利益。从历史上看，权利的界定众说纷纭，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有千秋。为了全面准确地界定权利，笔者主张从哲学、法律和政治经济相结合的角度，统一地揭示权利的基本特征。

　　从哲学的角度看，权利来源于“正义”。世界各民族从来就有神鬼之分，正义与邪恶之说教。古老的希腊哲学、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以及儒教等等，无不具有对世俗的反省与批判以及向往、追求和设计最高理想境界，体现了人类社会的共同愿望。它们相互间千差万别，但也有许多共识，其最大的共同理想就是“正义”。而这个“正义”理想的基本内涵都是“平等”与“自由”，其实质就是“权利”。可以说，“正义”是“权利”的前身，“正义”就是“权利”。“正义”一词的使用由来已久。在近代思想家那里，主要用于人的行为，以同神学对抗。现代西方思想家主要用做评价社会制度的一种道德标准，被看作人、民族和国家的首要价值。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翰•罗尔斯专门研究正义理论，其在20 世纪70年代出版的《正义论》一书中明确地解答了正义与权利的关系，认为“在一个正义的社会里，平等的公民自由是确定不移的，由正义所保障的权利决不受制于政治的交易或社会利益的权衡”。①实际上，“正义”只是赋予权利合理的内核和道德价值，但不能避免政治的影响和利益的制衡。

　　“权利”思想同“正义”一样，古已有之，但从思想变成现实，却取决于经济政治的发展。权利要求“滋长自由平等思想的土壤正是商品生产”。②权利与其说是“天赋”，实则是“商赋”。“商赋”经由政治法定下来，权利才算真正落实。近代以来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1648 年）、美国的《独立宣言》（1776 年）和法国的《人权宣言》（1789 年）表明，权利开始被法定下来，不仅写进了国内法，也取得国际法的认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联盟盟约》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联合国宪章》不仅将权利推广到全世界，不分种族、性别、贫富、强弱，而且将权利区分为人权、民族自决权、国家主权和以国家为依托的国际组织的规章、准则的权利，即全球权利和全球利益，我们称之为“球权”。③权利规定人人平等、族族平等和国国平等，一视同仁。这说明，权利从一开始就是政治的主要内容，并同权力进行较量。权利同政治既紧密联系，又相互制衡。权利就是权利政治。

　　中国国际政治学理论建设以权利为主题，应赋予权利全面的科学内涵。权利，以人为本。权利，既以人的种种需要为出发点，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又要发挥人的集体作用。这是顺应国际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途径，也是国际政治运作的内在要求。以人为本就是使国际政治顺应历史潮流，沿着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道路，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处理好政治、文化、经济的关系，实现世界各国日益增多的共同利益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促进国家的繁荣和人类的全面发展。以人为本是一个总的要求、总的原则，实现以人为本必须分领域、分层次逐步进行。人区分为阶级和民族，生活在国家之中，并活跃于国际舞台，人在发展中为自己构筑了许多平台。为了社会经济繁荣和人的全面发展，人类构筑的平台，总要产生相应的权利。民族的独立要求民族自决权，国家的诞生产生了主权，国际社会的行为规范和有序化催生了“球权”。民族自决权、主权、球权，既是人权的延伸，又是人权的让渡；
既是保障人权的需要，又是人权的扩大。当前在以人权、民族自决权、主权和球权为主要内容的权利中，主权是第一位的，球权开始上升为关键地位，而人权始终是前提。坚持以人为本，既要从人的需要出发，尊重人、关心人、为人的自由发展服务，又要引导人、组织人、发挥人的集体作用。因为“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集体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才能有个人自由”。①权利不仅是人类社会（包括众多民族和所有国家）的共同普遍要求，而且要顺应历史发展不断充实完善。当然，权利不是自发扩展的，而总是在同强权的较量中取得的。权利的充实完善是一个不懈斗争的过程。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以人为本的权利政治就是以人权为基础，以主权为首位，以球权为保障的人权、民族自决权、主权和球权互联互动及其同强权较量政治。

　　权利，以法为准。权利既是法律制定的，又由法律保护，依法治球。权利由于法定，就具有合法、平等和为政治所左右的特性。权利政治就是依法治球，这是国际社会长治久安、稳定发展的根本保证。依法治球，就是从机制上、法律准则上保证每个国家平等参与。依法治球的前提是有法可依，基础是提高国际社会的法律准则意识和行为规范观念，关键是充分发挥《联合国宪章》和国际准则的作用，尊重和维护国家的正当权利，监督和制裁国家的不法行为，并不断改革联合国，使其更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权利同义务始终是相伴而存在的，凡有法定的权利，就有法定的义务。义务是对权利的制约，也是权利的转让，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均为权利的正当实施。权利，既是法定的，又有义务相制衡，这就说明，权利不是绝对的，可以不断充实完善，也应相互转让。因为“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②权利是合法正当的，但不能视做特权。权利是依法共有的、普遍的，其核心是相互尊重、相互平等，决不应该把某些权利变成少数国家少数人的特权。权利包含的四权（人权、民族自决权、主权和球权）在今天的国际社会均有法可依，因而必须同时注意发展。各国虽然面临的环境不同和国情各异而在权利的法定上会有所侧重，但不可把某一权变成特权，甚至凌驾于其他权利之上。权利不是孤立的，总是权利间相互联系而存在与活动的。在法律上权利间的相互关系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相互渗透，相互制衡。特别是在同强权的较量中，应协调一致，共同对抗。权利既是正当的、合理合法的，又可能成为强权政治行为。所有权利均可能被强权和霸权利用，其手法是实行权利的“双重标准”，将权利截然分开，使其对立起来。为此必须依法定权，依法护权，依法治权。正是从这个意义说，权利政治就是法治政治。

　　权利，以力为基。在权利中，力量特别重要，没有力量，就没有权利。力量是权利的根基。我们之所以把力量称作权利的根基，就在于力量是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权利和维护权利必要的手段和可靠保证。力量越大、越强，权利就越充分、越有保障。作为权利根基的力量，当然是合理合法的力量，不是非法的权力，如强权和霸权。这种合理合法的力量，指的是综合国力，包括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两大类，即西方国家常说的硬实力和软实力。我们说的综合国力，并不贬低、排斥军事实力，反而要借重军事实力。军事实力是综合国力的重心，任何时候都不能掉以轻心，放错位置。超级大国是经济大国、军事大国、政治大国、文化大国之和的总称，是力量的表现，属权利范畴的正常现象。如果过度扩军备战，破坏经济建设，损害人民生活，失去力量均衡，或擅自发动战争，侵犯别国主权，践踏国际法准则，那就应当受到谴责。权利的基本内核是合理合法。实力的显示，是否违法侵权，不在于实行武力或开第一枪，而在于是否符合公认的国际准则和行为规范以及应遵循的必要程序。在现实国际政治中，权力则包含两部分：合理合法的权力和非法无理的权力，如强权和霸权。权力政治的要害就是绝对主权，倚重霸权，实力决定一切。法律准则只是工具，能用就用，不能用就抛在一边。应该承认，权利政治与权力政治相连的地方在于既用法也用力。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依法重力，法先力后，力随法动，力法并用；
后者则是依力借法，力先法后，法为力用，力重法轻。如果说权力政治是现实主义的核心，那么，权利政治则是理想同现实的结合。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权利政治就是合理合法的力量政治。

　　“以人为本”、“以法为准”、“以力为基”，全面准确地揭示了权利的内涵和权利政治的实质。简单地说，权利政治就是行为主体平等参与，以公认规则为准绳，公平竞争，协调共处，团结合作，共同建立以和平发展为主题的国际新秩序。

　　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为权利政治提供了重要启示。奥运会的含义，在现代社会更多地超越了体育，已经成为政治、经济、文化和国家实力的象征。奥运会重在同一规则下的实力竞赛。有竞赛，以规则为依据，当然有先有后，并无全败之说，因为“善胜不败，善败不亡”，重在参与，意在精神。何况一次胜败虽决，但竞赛远未结束，一次不是全部，更不是永远。奖牌胜负是暂时的，精神胜负则是永恒的。重要的奥运精神有：（1）尊重规则。公正规则上的竞赛，就是活力之所在。（2）尊重对手。尊重别人是竞赛要求的道德底线，它与规则同等重要。没有规则，无法平等竞赛；
没有道德，难以公平竞赛，甚至会把竞赛变成群殴。（3）贵在敬业。具备敬业精神，精益求精，就会胜不骄，败不馁。虽然落后，仍要跑至终点，这种敬业精神同样是受人尊敬的胜利者。

　　2004 年雅典奥运会结束，国际社会公认形成一、二、三集团的体坛格局。雅典奥运会的格局说明一个问题，即任何国家独霸奥运会越来越不可能，在一个规则和同样道德精神下的实力竞赛只能出现多极化的格局。即使某个国家称霸奥运会，也不可能控制奥运会，掠夺和侵犯别国，只是奖牌暂时多几块而已。

　　由此可见，奥运会的经验表明：准则规则、道德精神和力量同等重要，缺一不可，必须协调发展，正确显现主权同“球权”的合作。奥运会如此，国际政治的运转更应如此。这应该成为以权利为中心的国际政治的运转范式。创建权利国际政治学的特色创新理论，完全能从中得到许多启示。

　　三 构建中国化理论的创新体系

　　中国化理论的创新体系，关键在当代中国化和中国话语上下功夫，至少应具备三个要素：一是确定中国新视角的新主题和新主线；
二是寻找围绕新主题和新主线的主要基本理论问题；
三是以中国化新主题、新主线为中心探究基本理论问题的内在联系。只有以此为基础，才能构建中国化国际政治学理论的创新体系。

　　我们认为，一切体系的真正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所有这些体系都是以过去的发展为基础的。我们在构建中国国际政治学理论体系时，不要单从书本出发，主观抽象地演绎，而要从实际出发，以历史的整个发展为基础，深入研究国际社会发展的起点和切入点，反思世界发生的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弄清实践中提出的重大问题以及在解决这些问题中所形成的理论概念，努力实现学术观点创新、学术体系创新和科研方法创新。这是构建科学体系的关键。

　　构建中国国际政治学理论创新体系，最重要之处在于首先弄清新主题如何成为贯穿国际政治全过程始终的新主线以及怎样揭示国际政治的逻辑起点和落脚点、切入点和中心点、重点和亮点。这是构建创新体系的关键之关键。

　　国际政治源于全球化。没有经济全球化，就不可能出现全球范围的国际政治。近代以来，世界经历了两次经济全球化，均对国际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两次全球化具有全方位的特点。它以科技发展和先进生产力为动力，在资本主义的主导和各民族国家的互动下，世界范围内的人员、资本、物资、商品、思想意识、文化价值等等的跨国界的交往、交流和交融，使世界区分为东方和西方，又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了日益紧密的以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渗透为特征的市场体系和国家体系。中国人常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市场体系和国家体系均以规章、准则为纽带，使世界走向多样化的统一，“和而不同”。回顾历史，早期全球化给世界带来的变化是：第一，早期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完成的使命。以资本主义为主导同各民族的互动，使世界连成一体，又鲜明地划分了西方和东方。日渐形成的市场体系和国家体系，由于资本主义滋生出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历史怪胎，必然具有掠夺性和统治性的特征：它以殖民帝国主义为基础，以强制依附为纽带，商品重炮一直贯穿其中。尽管资本主义及其滋生的历史怪胎犯下种种罪行，但它是进步的、不可避免的历史进程。第二，早期全球化具有“双重使命”：破坏性与建设性。破坏的使命中有进步性，建设性的使命中也不乏掠夺性。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双 重使命的全球化充满矛盾统一的辩证法。第三，早期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出现了“原生的”资本主义和“派生的、转移来的”资本主义。①由于各民族的互动又催生了三胞胎：民主主义、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显示了多样化的统一。这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即使当时出现更多的资本主义，也不是一件坏事。在当时世界的广大地区，资本主义不是多了，而是少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不可避免的。

　　同早期全球化相比，当代全球化同样是人类社会履行的历史使命，呈现出许多新现象和新变化:第一,当代全球化不再以殖民帝国为基础，始终伴随着西方对东方的强制暴力，而形成了以主权国家为基础，虽有南北双方摩擦、竞争和冲突，但出现了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总趋势。第二，早期全球化形成的市场体系和国家体系主要以殖民宗主国的法律为依据，呈现垂直依附和强制掠夺的特征；
当代全球化形成的市场体系和国家体系则以主权国家共同创建和确认的《联合国宪章》、世界贸易组织的章程和国际准则为准绳,具有横向共赢的特征。第三，早期全球化处在“创业与殖民”和“战争与革命”两个主题时代，资本主义滋生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怪胎成为国际政治中最大的重要的现象，被压迫民族和世界人民同它们的矛盾成为当时世界最主要的矛盾，因而战争频仍、强权盛行，武装反抗也最为激烈，争独立、护主权、求和平已成为世界的主流。全球化推动主权国家成为国际政治的主要行为体，国家间关系制约着国际社会的发展。当代全球化主要处在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世界战争打不起来，经济建设成为世界各国的中心任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滋生的霸权主义怪胎同民族主义因宗教狂热滋生的恐怖主义怪胎并列，引起天下不得安宁。全球化不仅提升“球权”的重要地位与作用，而且在国际社会形成主权与“球权”合作治理的局面。由于当代全球化正在进行，其多样化结局还有待演变，但和平、发展、合作已成为世界的历史潮流。

　　两次经济全球化揭示了国际政治的产生和发展的规律以及涉及的种种现象的全貌。它具体表现为国际政治始终以资本主义先进生产力的外向活动为动力，以滋生的怪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霸权主义为先锋，以各民族、各国家的互联互动为中心，以东西方与南北方为依托，日渐形成多样化统一的世界市场体系和国家体系。

　　世界市场体系和国家体系既然均以东西方和南北方的互联互动为依托，那么，国际政治就是东西方政治或南北方政治。东方和南方，多是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和发展中国家，总是以争取权利和维护权利的行为参与国际政治的；
西方和北方，多是压迫民族宗主国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总是以争取权力和维护权力的行动参与国际政治的。东方和南方同西方和北方的关系始终存在，完全可以作为两条主线观察世界、追踪国际形势的发展。这就是说，国际政治自始至终贯穿一条红线，即权利政治同权力政治的较量。冷战结束之后，世界出现了一种新现象，除了冲突、对抗之外，和平与合作日渐成为主流，权利政治上升为主要地位。东方和南方仍以权利为重点，西方和北方也开始关注权利，但从不放弃权力的追求。西方和北方的政治家和学者多从权力的角度认识世界、判断是非，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东方和南方的政治家和学者多从权利的角度认识世界、判断是非，也是顺理成章，无可指责的。中国国际政治学理论建设以权利政治为新视角，不仅是主观愿望，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和客观规律的要求。这表明权利同权力一样从不同视角成为国际政治新主题和贯穿始终的新主线，并揭示了权利作为国际政治的起点和归宿、中心点和切入点、重点和亮点的功能。

　　从国际政治产生发展演变的规律中，我们弄清了权利政治的新主题和新主线及其揭示的起点、切入点和中心点的功能，因而为发现相关的基本理论问题及其内在联系、为构建创新体系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奠定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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