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渝：诺贝尔和平奖的“和平路径”

　　诺贝尔和平奖越来越注重非传统意义的和平，而这对人类的未来尤显重要。

　　环保卫士马塔伊荣膺2004年度诺贝尔和平奖的消息传回她的祖国肯尼亚，肯尼亚最有影响力的《民族报》刊登一则幽默文章，作者戏谑下一年度诺贝尔和平奖非他莫属，因为他也开始植树去了。

　　这类“种种树混个和平奖”的漫不经心，多多少少刺伤了诺贝尔和平奖的精神，也让挪威诺贝尔奖金评定委员会深感不安。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历来备受争议，这是不争的事实，不乏有人斥之为政治偏见和意识形态冲突的产物。此届得主破天荒地得到各界的广泛认同。然而，就在这个“认同”的公众舆论下，另一种群体性情绪却令人难堪:淡漠与表面化，多数人的意识只停留在“环保”的表层上，并没有看穿诺贝尔奖深层次所蕴含的根本追求。这迫使我们提出一个严峻的问题:如何在“和谐社会”的背景下重新阐释“和平”的定义？

　　生命安全:和平并不只是战争的对立面

　　一个国家贸然发动战争机器，致使受侵略国无辜平民血流成河，定有人毫不迟疑地追究这个国家的战争罪。如果一个国家漠视生态保护，致使本国无辜平民沦落了生态难民，甚至发生群死群伤的恶性事件，我们可不可追究这个国家的类似战争罪的责任呢？如果一个国家放任安全事故的频频发生，致使产业工人群体性死亡及无辜百姓跟着遭殃，我们可不可阐释为产业恐怖主义？

　　回望诺贝尔和平奖的历史，不难发现，就连诺贝尔本人在内，当初构建和平奖的原委就是建立在传统战争方式与传统地区冲突的概念上。1896年12月10日，瑞典化学家阿尔弗雷德·贝恩哈德·诺贝尔在意大利圣雷莫市逝世，他留下了一份遗嘱，要求后人用其遗产设立一个基金会，以奖励促进民族团结友好、取消或裁减常备军队以及为和平会议的组织和宣传尽到最大努力或作出最大贡献的人，后人把其冠名为“诺贝尔和平奖”。第一届和平奖就是奖给了穿梭于枪林弹雨中救死扶伤的国际红十字组织创始人桂南。

　　这之后，诺贝尔和平奖一直授予致力于和平事业的人士和组织。1922年，诺贝尔和平奖首次颁给献身于国际赈济饥荒的挪威人南森。这标志着，诺贝尔和平奖的触角开始向纵深发展，不再停留于“没有战争即和平”的传统和平观念，开始注意到人类因饥荒而遭受毁灭性痛苦的事实。

　　今天，我们越来越清晰地看到，非传统安全威胁给人类的打击完全不亚于一场大规模区域战争冲突所带来的灾难。仅2004年一年之内，全球死于疟疾的贫困儿童多达300万，死于矿井下的矿工人数超过100万，而其中绝大部分是在亚洲。而生态的破坏给人类带来的灾难更是触目惊心。如果不是滥砍滥伐红树林，2004年末那场震惊世界的大海啸也不至于夺走这么多生命。

　　马塔伊投身于由她发起的“绿带运动”，从1976年起，在肯尼亚及其他地区共种下了3000万株树。她说，当她种下一棵树的时候，也就是播种下了一个希望和对生命的关爱。

　　在马塔伊博士看来，这种被称为“火焰”的凤凰树，不只是能使非洲这块自然灾害频频的土地变成可以让人颐养天年的理想之所，更是一种通过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而不是人与人之间暴力或欺诈等龌龊方式掠取而得的资源。当沙漠里开辟出一片绿洲之时，树使资源匮乏的人类得到了永续发展的希望和实惠。

　　经济安全:传统和平并没有带来和谐

　　没有和平肯定没有和谐，但和平并不必然导致和谐。

　　马塔伊博士说:“我们的资源枯竭时，我们就会大打出手。”

　　从全球的视野来看，少数发达国家坐拥全球80%以上的财富，消耗着全球70%以上的资源，而绝大多数不发达国家和地区却为区区几十万美元的儿童免疫的开销而发愁，这样的和平光环下的全球秩序不是令人心寒吗？

　　马塔伊曾带领支持者静坐示威，抗议政府批准一家西方大财团开发一个庞大的度假村项目。项目所用地是一片广阔的树林区，那里栖息着数千的穷人。按照生效的法律，这些穷人不是这片土地所有人，也没有办理过任何法律文书上的地上权契约，他们只不过是群长年居住在此的穷人。森林会被砍伐，穷人会被赶走。马塔伊博士毅然走上抗议的最前列。她被恶警打昏在地，也被当局投进监狱。最后，西方大财团终于良心发现，悄然收起开发计划。

　　甘地曾说过:“地球资源被过度消耗，这实际上就是剥夺他人使用地球资源的权利，别人就不得不生活在贫困之中，这就等于漠视世界上贫困的人们，如同对他们实施暴力一样。”只有一个和谐的社会才是持久和平的保障。

　　政治安全:和平必然是对多元化社会的妥协与容忍

　　政府在社会治理中起着重要作用，但扮演唯一作用的角色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越来越多的社会事务正在于非政府组织、各党派、宗教团体及其他组织甚至是个人在完成，并已经证明由这些非官方的组织参与的治理效果更为显著。如何让这些社会治理主体融洽相待，更关键是看政府对它们的妥协与容忍。

　　身为首都内罗毕大学的教授，马塔伊博士从家乡正变干涸的河水中看到了另一种必须迎接的使命，她组织并发起了一个非政府组织“绿带运动”。就这个运动，使5000名妇女改善了生活水平，上万人获得了就业机会，50多万学生学习到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绿带运动”活动范围由肯尼亚的9个省发展到北起埃塞俄比亚南至莱索托的整个非洲东海岸。由于她杰出的贡献，马塔伊2003年起出任齐贝京总统旗下的环境与资源部副部长。在2002年末的总统竞选中，“彩虹”联盟党总统候选人齐贝京一举击败了曾是唯一合法执政党的“肯盟”总统候选人，结束了莫伊总统长达24年的统治。

　　为了这个组织，马塔伊曾在旧政府的政治环境下受尽磨难。她因此受人殴打，受到死亡威胁，数次被投进监狱，还被迫远走他乡避难。更让她痛苦的是，在她最需要亲人关爱的时候，丈夫竟抛她而去，另觅新欢。这个非洲首位女博士，曾被莫伊总统斥为“疯女人”，曾被某些利益集团列为打击报复的首要对象。

　　令人叹息的是，到今天为止，这个潜行自18世纪的非政府运动尚未被所有国家认同，还有些国家在极力限制和排斥它的存在，还有些国家不惜祭出国家暴力对其施加最为残暴的屠戮。

　　马塔伊说，“我们不只是在保护环境，也是在改进政府的治理”。

　　让我们回顾一下诺贝尔和平奖与非政府组织的结缘的历史路径：1944年，国际红十字委员会荣获诺贝尔和平奖;1946年，美国人莫特因创建世界范围的基督教组织而获奖;1947年，英国教友会和美国教友会共同分享了该年度诺贝尔和平奖;1958年，比利时人皮尔因在许多地方组织难民救济机构而获此殊荣;1963年，红十字会再次折桂;1970年，国际劳工组织获奖;1977年，大赦国际获奖;1979年，致力于慈善事业的特蕾莎修女获得诺贝尔和平奖;1982年瑞典人米达尔发起民间组织为北欧建立无核区作出杰出贡献，他因此获得了该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1985年，世界医生反对核战争组织获奖;1997年禁止地雷国际组织获奖;1999年“无国界医生组织”获得诺贝尔奖。

　　2005年2月，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马塔伊作为特邀嘉宾出席《京都议定书》生效庆祝仪式，马塔伊精神将再次在世人瞩目的全球气候变暖会议上被世人所领略。对马塔伊的获奖保留意见的挪威议员进步党领导人哈格恩曾说过，诺贝尔和平奖更应该关注于倡导和平、加强安全和结束冲突方面的贡献。在笔者看来，这位议员先生是说对了意思却用错了语言。他的话应该这样来诠释:诺贝尔和平奖更应该关注倡导和谐、加强人类全面安全和结束不公平方面的贡献。

　　（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来源：《看世界》200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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