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缉思：纪念上海公报,促进中美关系

　　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一行踏上中国国土。他的中国之行，被美国人称为"改变世界历史的一周"。尼克松访华时发表的中美上海公报，确立了改善和发展两国关系的重要原则，这就是和平共处和一个中国的原则，以及任何国家不得在亚太地区谋求霸权的原则。这些原则至今在处理两国关系中具有重要意义。

　　同时，上海公报发表30年以来，世界形势和中美两国的国内局势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中美关系从形式到内容也随之出现了深刻变化。不久前宣布，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将于近期对中国进行工作访问，到达北京的时间也是2月21日。这若不是双方的刻意安排，便是一个令人惊喜的巧合。回顾30年前尼克松访华时中国所处的国内外形势，不由得让人感叹沧海桑田，恍如隔世。

　　毋庸讳言，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初衷是共同对付当年苏联咄咄逼人的战略攻势，而不是发展经济等方面的互惠合作。70年代初世人难以料到的是，不久后苏联便从战略扩张走向战略收缩，最终在90年代初解体；
美国则从越南战争失败和水门事件的阴影中走出，逐渐巩固其霸权地位，成为惟一的超级大国。在今后十几年到几十年的时间里，美国将维持其世界第一强国的地位。中国则从"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和孤立中摆脱出来，走上改革开放之路，成为举世公认的正在崛起的新兴大国。

　　纵观30年，国际战略力量对比中最显著的变化，是中美两国的国际地位都上升了，各自的民族自信心都增强了。其他大国（日本、印度、巴西等等）和国家集团（欧盟、东盟等等），国际地位也有所变化，但都没有中国、美国或苏联（俄罗斯）这样显著。中美两国联合起来同第三国对抗的可能性，基本上不存在。同时，美国同任何一个盟国联合起来对抗中国，或中国同任何一个大国结盟对抗美国，也不具备现实条件。

　　这样一种客观形势，加上中美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文化价值观方面的差异，决定了冷战结束后中美之间的矛盾，比任何其他一对大国矛盾都更为尖锐。中美之间存在发生战略冲突的可能，而建立长远战略共识与合作的难度很大。另一方面，双方在综合国力、全球影响方面的巨大差距，决定了中国在客观上并未对美国构成现实的战略威胁。中国的实力地位足以捍卫自己的独立和主权，不容美国轻视或欺侮，但尚未强大到可以挑战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的霸主地位。因此，在最大限度地维护自己国家权益的同时，我们不得不对美国做出一些必要的退让和妥协。邓小平同志提出的"韬光养晦"思想，之所以是一项战略指导方针而不是权宜之计，道理就在于此。

　　30年来中美两国国内的政治、经济、社会变化也同样引人注目。美国国内的经济、社会、政治变化，是美国对外政策调整的内因，也是美国对华政策和中美关系的重要因素。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从1970年的1万亿美元，增长到1990年的5.6万亿美元，到2000年则高达约10万亿美元。科学技术是美国经济最强劲的推动力，但如此的经济规模和发展速度，必须要依赖海外的原料、商品市场和资本市场来维持，也在相当大程度上得益于每年几十万新移民对美国劳动力和创造性智力的补充。

　　美国社会的一个显著变化是族群人口比例的变化和新移民的急剧增加。1970年，美国白人在总人口中占87.5%, 到2000年降低到82.2%。30年间，白人的人口增加了27%，而非白人增加了近一倍。华人血统的美国人，从1980年的80万增加到今天的200万。20世纪60年代以争取种族平等为主要内容的美国民权运动，对传统的美国意识形态形成极大冲击。以民权运动和种族构成变化为基础的美国多元文化主义，正在与白人基督教文化一争高低。同时，美国的保守、排外势力，特别是宗教右翼，一直企图卷土重来。此外，贫富悬殊和社会结构的变化，使美国国内利益更加多元化，各类非政府组织应运而生，在美国政治生活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9*11之后，美国大大强化了它的国家机器，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又发生了新的变化。凡此种种，都给美国的对外关系和国际战略增加了复杂因素。

　　无须赘言，30年来中国国内的变化，比美国国内的变化还要迅速得多。70年代初毛主席和周总理打开对美关系的大门，改善了我国的安全环境；
而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才使中华民族在世界上更加扬眉吐气。正如江泽民总书记在去年七一讲话中所强调指出的，中国近代以来屈辱外交的历史，已经彻底结束了。今天我国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对外政策宗旨，同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国内政策相辅相成。对于中美关系中的困难和曲折，固然需要充分估计，但更应当看到，30年来中美关系的历史总的来说是向积极和稳定的方向发展的。

　　上述国际形势和中美两国国内形势的变化，是在全球化加速发展的过程中出现的，也是不可逆转的。如果说70年代中美关系基本上局限于政府之间关系的话，21世纪中美关系的特点就是社会关系同政府间关系的互动。全球化和中美两国的长远利益，决定了这两大社会的相互影响只可能越来越深入，而两国国内因素对双边关系的影响，也只可能越来越突出。此外，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宗教等方面因素，也越来越明显地作用于中美关系，使之日益复杂多变。将两大社会推向相互隔绝和对立的一场"新冷战"，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然而避免中美两国迎头相撞只是最低目标。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归根到底中美关系是要好起来才行。"要中美关系相对稳定下来，好起来，当然不是中国单方面努力能够成功的，甚至因实力对比的差距，主要还是取决于美国方面。但是，中国一个新兴的亚洲大国，是能够而且可以有所作为的。中国对美外交的最大潜力，在于可以更为充分地利用中国的经济实力和社会进步，传统文化的优势，以及人才资源，将工作做到美国国内，影响美国的民心和舆论，改善中国的形象。

　　要努力稳定和逐步改善中美关系，需要根据国际格局和两国国内的新变化，寻找观察和处理双边关系的一些新视角，其中最重要的是全球化的视角，也就是全局的视角。"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从中美社会的一个侧面看到的事实，在另一个侧面就很难看到。比如在中美民航业工作的人士，看到的是两国间的直飞航班近年来成倍增加，市场需求急剧上升。2001年10月，中美间签署了在2002-2005年内中方订购30架新一代波音737飞机的协议，订购协议所包括的订单价值约16亿美元。但是，两国空军在同一段时间里看到的却是另一番完全不同的景象：2001年4月两国军用飞机在海南岛附近上空发生相撞事故之后，紧张空气骤然上升……。民航加强合作，在两国的主流媒体中几乎看不到报道，而军事对抗的危险，却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成为大小报刊的头版新闻，以至两国的部分"网民"怒火中烧，打了一场短暂的"网络大战"。

　　在如此复杂的情况下，中美关系在总体上是走向缓和，还是走向紧张，有哪些共同利益，哪些利害冲突，一般公众以至相当多的政治精英，是很难做出判断的。但是公众和精英的意见、情绪，却是领导层做出决策的重要依据。因此，对于国际关系全局有所把握的政府官员、主流媒体、专家学者，应当负起责任，将两国关系的全面情况介绍给公众。政府不可能也不应当成为舆论的尾巴，而应当用国家的整体利益去引导舆论。

　　美国人经常标榜他们的媒体是独立于政府、监督政府的，但在9*11以后，美国媒体在国内安全和国际问题上，却基本上在传递政府的声音，服从于"大局"的需要，说明所谓"媒体无法操纵"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在关系到国家根本利益的问题上，媒体及其信息提供者应当自律。在信息时代的国际关系中，公众的过激情绪往往由媒体对某些消息的炒作而产生，反过来又成为媒体炒作的对象，产生大起大落的消极后果。中美关系经过这么多年的起伏发展，已经让我们看到，一个令人鼓舞的事件未必能带来一个"合作新阶段"；
而一个偶发事件、几篇反华言论，也无法破坏中美共同利益的根基。

　　以这种平常心和长远眼光来看待中美关系中过去和未来的发展变化，也许是两国逐渐走向合作、缓和矛盾的必要条件。当我们把自己的国家建设得更富强、更文明、更稳定、更民主的时候，就会在中美关系中树立更强的自信心，争取更大的主动。回顾中美上海公报发表以来的30年，展望未来的30年，我们应当更加乐观还是更加悲观，答案是不言自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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