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第四次世界大战开战

　　乔治•布什在今后的几年中会从布什主义规划的宣战并赢得第四次世界大战的雄心勃勃的战略中退缩吗？

　　可以肯定的是，布什自己仍然称之为“反恐战争”，虽然不愿意把9-11之后我们面临的巨大冲突称为“第四次世界大战”，（第三次世界大战，照这样算指的是冷战）他还是毫不犹豫把这场反对伊斯兰极端主义及其支持者的战争和早期反对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战争相提并论。同时他毫不避讳地暗示要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需要像赢得第三次世界大战一样长的时间（即从1947年杜鲁门主义出台到1989年柏林墙倒塌）。

　　比杜鲁门主义出台时面临的局面更困难，布什主义刚一提出就遭到国内反对派的强烈攻击。接着，当布什真正开始执行时，攻击的猛烈程度进一步加剧，最后在总统大选活动中达到创记录的责骂的高潮。但是尽管面临劈头盖脸的批评，尽管面临伊拉克局势的挫败给他连任造成的严重威胁，布什没有退缩一步。

　　不是急急忙忙寻找躲避袭击的盾牌，布什总统就公开站出来重申自己的主张来回应，坚信自己的主义是有道理的，在未来几年里贯彻自己决策的坚定信念。

　　因此，他一次又一次地说要继续伊拉克的事业，继续在大中东推广自由民主（建立巴勒斯坦国必须以进行民主改革为前提条件），继续保留对他认为给美国安全带来危险的人实施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的权力，如果必要继续推行单边主义行动。

　　现在布什已经连任，为什么现在又提出他是否要继续推行这些政策的问题？更奇怪的是，为什么问题的答案很可能是他要违背诺言，改变主意？

　　答案是，不管他喜欢不喜欢，不管他愿意不愿意，他没有别的选择。要么因为他的推行布什主义的决心被缺乏必要的政治支持变得虚弱不堪，要么因为受限于总统第二任期的民主政治“法律”的约束，要么因为他被现实状况掐住了脖子（正如欧文•克里斯托尔Irving Kristol的名言：自由主义者变成新保守主义者）。

　　战争和道德观念

　　那种认为布什主义缺乏坚实的政治支持的观点源于广泛宣传的全国选举联合调查团的调查（National Election Pool NEP）。按照这个调查，更多的选民（抽样中的20%）最初是由于关心道德价值而不是其他。在这些选民中布什做的比他的民主党对手克里更好。他还在主要关注恐怖主义的选民19%中赢得压倒性胜利，但是在选择伊拉克作为他们最主要关心的选民15%中以同样大的差距落后。

　　意料之中的是，总统的自由派对手来解读这个调查说明选举并不就认可布什主义的正当性。难怪他们非常高兴赞同各个派别发言人对宗教右派的说法布什赢得选举是因为“信仰因素”是因为动员了那些主张“家庭问题，包括婚姻和生活”传统信念的人支持他。

　　而实际上，和宗教右派联系紧密的相当数量的评论家反对布什主义，这让他们有动机尽可能减少在总统胜利中的作用。但是即使那些支持布什主义的宗教保守派非故意地陷入他的国内外对手的圈套。也就是说，声称拥有11月2日更大份额的信任，他们让反对战争的力量更容易否认当天的选举是对布什主义的信任投票，否认大选代表了多数美国人支持布什主义。

　　然而尽管争论激烈，这个关于道德观念和布什主义到底哪个更重要的辩论总体上可能源于对调查的彻底误读。因为在该调查（NEP）中对道德观念模糊的一类人并不自动地就是拥抱堕胎和同性恋婚姻观点的人。相反，很可能他们理解的范围比较宽是通常所说的文化上的传统主义者。

　　最近小说家詹姆士•韦伯（海军部前部长）（James Webb）一直很有说服力地争辩说这种传统主义者文化根源于在红色州占很大比例的苏格兰-爱尔兰裔美国人并一直得到他们的滋养。他写到这些注重家庭的人是通过个人力量和价值观来评判领导人的，他们有2000年历史的军事斗争传统，他们爱国热情非常高，坚决支持美国参与的任何一场战争，坚决反对枪支控制。”

　　从这个角度来看，NEP 调查显示的是根据“道德价值观”投票的选民认可战时领袖应该具有的品质。因此，布什完全有理由得出结论（我非常怀疑他这样做了）说在反恐问题上支持他的人应该加上这些选民，而不是减去。同样的，他说激烈反战分子肯定充分体现在15%认为伊拉克是棘手问题（加上媒体连篇累牍对残酷战争场面的报道）的选民中，可以解释为什么在这群选民中他以很大差距输给约翰•克里。

　　2000年的时候，布什即使在受欢迎程度输给戈尔的情况下执意大胆行动让每个人都大吃一惊。为什么2004年以350万选民的优势战胜克里的情况下推行自己的政策时反而力不从心了呢？有这么明显的证据显示美国人认为他是带领他们进行反恐战争，也就是说第四次世界大战的最高统帅的最佳人选。

　　选举之后的信号

　　攀上貌似真实的梯子，让我们看到猜测的第二个理由是，不管愿意不愿意，总统在新的任期将从布什主义后退。战略和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的爱德华•鲁特沃克(Edwards Luttwak)在一篇题为“分类管理”中强调：“当选连任的总统很可能让他的充满激情的支持者大失所望，他要改变方向：如果刚开始左倾，现在开始右倾，如果刚开始右倾，现在开始左倾。如果当时消极，现在开始积极，如果当时鹰派色彩十足，现在开始出现温和的鸽派立场。在任何情况下向美国政治的主流靠近，回归对外政策的主流传统是必然的。

　　为了支持这个观点，鲁特沃克指出罗纳德•里根在第二任期就没有那么多的鹰派色彩，比尔•克林顿在忽视外交的第一任期后，一经连任就复仇似地投入对外政策。

　　和其他评论家不一样，鲁特沃克没有把这种改变归因于“总统希望得到更多的人的爱戴，希望青史留名的欲望。”在他看来，“熵，平均信息量”或“民主机制回归温和主流而不是偏离轨道的自然倾向”才是驱使政策改变的决定力量。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对布什的那些有名的“错误的低估”的另一个例子。和地球上任何一个外交部官员和学者一样，鲁特沃克没有能承认美国在这个总统身上发现的特别强悍的领袖品质，或者认可他的坚强，他的决心，和他的耐力。容易受到调查左右的克林顿回归“温和的中道”，但是布什，虽然是个老练的政客，却不是那么受到调查的影响。虽然布什主义显然受到罗纳德•里根的影响，布什当然会采取不同于里根第二任期的道路前进。

　　在竞选活动中，每当伊拉克的情况变得非常糟糕，从前热情的战争支持者开始溜之大吉，当责骂劈头盖脸袭来时，布什总是说“我才刚刚开始”。不是一旦连任，他说话算数的情况变得清楚了。

　　首先，在让鹰派思想的支持者（包括我自己）惊讶的四月从费鲁杰撤军之后，他现在命令对恐怖分子大本营的全面攻击。他还允许类似的针对其他叛乱斗争的行动企图把我们赶出伊拉克，阻止民主进程取得进展的武装斗争。

　　与此同时，在他的政府内部，布什采取相对来说更有力的行动对付叛乱者。首先，他派波特•戈斯（Porter Goss）到中央情报局授权他清除那些执意和布什主义对着干的官员。接着把矛头对准国务院。国务院在国务卿鲍威尔掌控下实际上积极破坏总统的政策，变成知情者所说的美国历史上最“最不顺从的”国务院。

　　《新共和》的劳伦斯•开普兰（Lawrence Kaplan）举出了一些明显的例子，最肆无忌惮的涉及布什主义的核心问题。他写道，当总统“提出在中东推广民主的野心勃勃和具体计划时，国务院的官僚以阿拉伯领导人反对来应对，最终将建议减弱得不成样子。当伊拉克战争前夕，华盛顿向驻外美国使馆分发为美国立场辩护的谈话要点时，中东的几个大使发电传给雾谷（Foggy Bottom）抗议如果发生战争他们不执行。

　　用堪多丽萨•赖斯（Condoleezza Rice）取代鲍威尔，布什要让雾谷明白这样的行为是决不能再容忍的了。作为布什第一任期的国家安全事物助理，赖斯是个绝对忠实的人物，可以指望她在国务院推行支持总统的政策，而不是唱反调。

　　她能吗？有些“专家”认为不能。事实上，开普兰汇报说她的几个从前的同事在传播消息说赖斯将抚慰国务院的官员而不是清洗。也有观察家担心赖斯在“现实主义者学校领军人物布伦特 •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手下获得初步历练经验，这人是布什主义的最无情的批评者，让人怀疑她在执行布什“自己对理想主义的，有冲劲的美国使命”上有多忠诚。同时，爱德华•鲁特沃克指出“赖斯专心认真对待不支持伊拉克战争的欧洲人的早期信号”，他认为这是额外的证据显示日益临近的从布什主义后退的迹象。

　　这些信号，如果算信号的话，其实只不过是外交上的礼貌而已，正如布什去年11月下旬宣称“总统的第二任期将是和睦修好的重要机会”一样纯粹是假装第二任期的倒退。或者宣称他的第二任期的第一个“伟大目标”就是建立“有效的跨国的多边的协商机制”以支持“有效的，多边的行动。”华盛顿邮报的戴娜•密尔本克（Dana Milbank）确认布什是在使用外交语言。密尔本克报道说总统“说地很清楚合作必须在他的任期开展，他不会从惹怒盟友的头期政策上后退。”而且，布什所说的“建立多边协商机制的鞠躬背后尾巴上还有个刺激性的条件。

　　和加拿大总理保罗•马丁站在舞台上，布什含蓄地批评加拿大和联合国不支持对伊拉克的入侵。“联合国和其他组织的目标肯定是集体安全，而不是无休止的辩论，”他说，“为了和平起见，当那些机构保证严重的后果时，严重的后果肯定紧接着到来。”

　　布莱尔先生去了华盛顿

　　在第二任期不会从布什主义后退的更明确的证据，赖斯，如果曾经受到影响的话，不再受到斯考克罗夫特影响的证据可以从对待以色列的政策上看出来。

　　在竞选期间，盛传如果布什连任，他将改变以色列的政策。这儿的思想是他欠英国首相布莱尔一个人情债，人家冒着牺牲政治生命的风险支持他在伊拉克的行动。布莱尔需要美国对以色列施加更大的压力对巴勒斯坦人更多的优惠宽容来还这个债。后来在11月巴勒斯坦领导人阿拉法特去世。在布莱尔和世界任何其他人眼里，这个事件是重新启动“和平事业”的激动人心的新机会。所以布莱尔飞往华盛顿展开选后访问，目的正如他提前宣布的，就是让布什做这些。

　　早些时候，当布什好像偏袒以色列后，就向犹太州请求做这做那，据说是他在讨好布莱尔。（可以说是分期付款方式支付欠债）但在这些场合，情况到底是不是这样，在2002年6月24号以后就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认识到这点，按照他自己的理论，只要巴勒斯坦人在以阿拉法特为首的独裁的，盗贼统治的，屠杀成性的政权领导下就不可能有实质性的和平进展。布什现在表明支持建立巴勒斯坦国条件是新出现的领导人要全力建立“基于民主，市场经济，和反恐上的全新政治经济体制。”同时，以色列有权利通过军事或其他手段保卫自己，包括由总理阿里埃勒•沙龙（Ariel Sharon）开始的建造隔离墙计划。

　　在这种新的特许下，布什或他的发言人时不时仍然责骂以色列走得太远。但是在从绿灯到红灯的模糊区域总有个尽头，在他发现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位置后表明他的立场。

　　为了让布什再次改变政策，布莱尔11月访问时携带两个建议旨在重新对以色列施加压力，缓和总统对巴勒斯坦人的要求。其中一个建议是布什派一个特使到这个地区，另一个建议是总统召集一个国际会议。完全出乎布莱尔的预料，布什都拒绝了两个建议。虽然他的拒绝很有礼貌很温和，但还是拒绝了。结果是，没有得到对以色列施加压力的回报，布莱尔空手而归，当然布什没有忘记对布莱尔参与推翻萨达姆大加赞扬。

　　虽然我不愿意赞同法国总统说的任何话，雅克•希拉克曾经轻蔑地说过布什对布莱尔的付出没有回报分文是对的。

　　接着，发出一个出乎爱德华•鲁特沃克意料之外的信号，赖斯再步后尘。在布莱尔离开的一个星期后与犹太领导人会晤中，她充满激情地强调总统拒绝了布莱尔的两条建议。紧接着，总统再次提起这个事：在加拿大的演说中，他以不容质疑的用词重申坚决支持他在2002年6月24日对巴勒斯坦建国所附加的条件：

　　在圣地赢得和平不是靠对一方施加压力，对另一方就边界形状和定居点就可以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这个方法以前都尝试过没有成功。在我们就和平的细节进行谈判时，我们必须了解事情的本质，即巴勒斯坦人需要的民主。

　　这就是“熵”，这就是认为一旦赖斯上台当国务卿，她肯定回归斯考克罗夫特的影响或者变成另一个鲍威尔。

　　拉姆斯菲尔德先生呆在华盛顿

　　最后，我们来看最有说服力的预计（或者说期待）布什在第二任期会从自己的立场退缩的原因。这个原因可以归结为一个词：伊拉克。

　　这里的观点是伊拉克代表布什主义遇到的第一个巨大的测验，结果是可怕的失败。落后的“红色州选民”可能被来自白宫和五角大楼的谎言所蒙蔽，被拉什•林堡（Rush Limbaugh）以及福克斯新闻（the Fox News Channel）等媒体宣传所误导，但是任何有点头脑的人都知道布什的外交政策埋葬在巴格达的瓦砾中，或小一点的城市的逊尼派三角关系中。

　　除了别的错误外，这种分析丧失了说服力因为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上，即核心中的核心是布什自己认识到他得在现实面前低头，得量力而行，不管是具体的伊拉克问题还是笼统的布什主义。但是如果布什相信伊拉克是个灾难，为什么他决定继续让拉姆斯菲尔德担任国防部长呢？

　　作为伊拉克战争的设计师，拉姆斯菲尔德成为罪魁祸首，反对战争的对手（甚至包括一些战争的支持者）把那儿所有的问题都归咎于他。人们指责他低估了地面战需要的部队人数，指责他抢掠活动放任不管，占领巴格达后法律与秩序的终结无所作为，指责他没有能事先估计到叛乱情况，没能有效地对付这些武装捣乱，导致产生阿布•格来布（Abu Ghraib）监狱虐囚丑闻等犯罪行为的环境。总而言之，“完全忽视国务院的战后计划”，拉姆斯菲尔德让美国陷入一场灾难，剥夺了政策制订者本来试图证明的合理性。（正如华盛顿邮报在对拉姆斯菲尔德留任国防部长的报道里巧妙地把传统智慧放进去一样）。

　　但是如果布什承认这种伊拉克情形的过去和进展状况和原因的解释，他采取措施站在应该为错误和犯罪负责的顾问一边，而不是拥抱鲍威尔，这个所谓的聪明的顾问他的诤言本来能够避免这个灾难的，就是不可思议的。

　　叛乱者

　　综合以上情况，我可以大胆地预测布什在第二任期不会改变他的政策，他会在大中东继续推行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主义，简单地说就是正如时代周刊在提名他为“年度风云人物”是描述的他将继续举起他的枪，不管是字面意义还是比喻意义。但是我同样大胆预测国内外反对他的力量会继续他们反对这个巨大企业以便将它消灭在萌芽状态。

　　在伊拉克，由死硬萨达姆分子，国内伊斯兰法西斯分子和国外圣战者组成的叛乱分子有个简单的目标。他们试图在我们帮助播下的民主种子生根开花之前把我们赶出去。只有这样这些当地的叛乱分子希望重新夺回我们推翻萨达姆时失去的权力。只有这样给予外国伊斯兰圣战者派遣和资助的伊朗人，叙利亚人，沙特人才能逃脱按布什主义的逻辑应该得到的萨达姆政权的相同命运。

　　这些国家的暴君非常清楚美国在伊拉克的失败将排除对他们使用武力的可能性。他们知道这也将剥夺别的非军事手段的有效性。他们还知道这将终止改革者要求改革的呼声，自从布什主义在这个地区传播开来对他们牢牢控制政治权力造成前所未有的威胁，正如它对极端伊斯兰分子的宗教和文化权力产生的威胁一样。

　　但是叛乱者和他们在毗邻的专制主义支持者知道的最重要的事是伊拉克战争不是在伊拉克胜利或失败而是在美国国内胜利或失败。在这一点上他们完全赞同美国中央司令部约翰•阿比扎伊德（John Abizaid）将军的观点，他最近在视察伊拉克时对记者说“完全是呆在轨道上的问题，没有哪个人进行的军事努力能把我们赶出这个地区。”叛乱分子祈祷克里赢得胜利难道还有什么让人吃惊的吗？因为克里当选就意味着美国的撤退，或者说布什的连任对他们是沉重的打击。他们没有被任何调查所愚弄认为是布什主义得到认可之外的任何东西。

　　但是伊拉克有太多的事处于危险中，他们现在不能放弃，尤其是他们有信心仍然想尝试让美国民众得出结论游戏不值得做不合算。约翰•阿比扎伊德将军说“我们对这样的敌人没什么好害怕的，除了他们有能力制造恐慌，赢得媒体的胜利外。”为了得到这种胜利，也许是受到北越人成功的策略的鼓舞，他们指望国内反对布什的力量。这些力量组成一个混杂的联盟，正如在伊拉克的战斗。他们正如他们的时尚一样是歇斯底里的。因为他们太清楚有多少可失去如果布什主义被普遍认定通过了在伊拉克的这个巨大测验。

　　孤立主义，右和左

　　我们再从梯子的最低一阶开始，想一下早期保守主义右派的孤立主义者。他们的观点是“新保守派”（也就是犹太人）官员的阴谋隐藏在白宫和五角大楼在把美国拖入违背自己利益的冲突，在“让中东成为以色列的安全区域”为唯一目的引起的冲突之后。

　　这些话来自该群体的主要发言人帕特里克•布坎南（Patrick J. Buchanan），他用典型的辛辣的用词详细阐述：Cui bono? 为了这些人的利益该地区无休止的战争对美国保存石油没有任何意义，阿拉伯人必须把石油卖给我们才能生存。”谁将从西方和伊斯兰之间的文明战争中获利？答案：一个国家，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以色列，沙龙，利库德。

　　布坎南还指出基于本拉丹的判决书fatwas 9-11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美国无条件地支持以色列的沙龙政权。

　　这个议论推导出犀利的华尔街杂志的网站观点詹姆斯•塔兰托（James Taranto）评论：沙龙于2001年当选以色列总理，按照布坎南的说法三年后判决书指责他的政权，工党的巴拉克（Ehud Barak）1999年当选总理，但是并没有阻止基地组织在2000年袭击美国科尔号(USS Cole)战舰，即使克林顿总统在积极促成以巴和谈的情况下。

　　而且，“基地组织在1992年在也门首次针对美国目标袭击，在1993年对世界贸易中心袭击是在工党的拉宾当以色列总理的时候。拉宾后来和阿拉法特达成协议。本拉丹好像并不感到满足和抚慰。

　　布坎南的著作虽然表现出不可质疑的反犹主义的味道，已经边缘化了早期孤立主义者。如果布什主义通过伊拉克的检验，愿意倾听越来越像疯子狂想的人会越来越少。

　　所以，对死硬左派孤立主义者也是如此。这些正像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期反对美国进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辈一样和政治光谱另一头的早期保守派有了共同追求。确实，左派的孤立主义来源于相信美国对世界其他地区是坏的的，而右派的孤立主义则建立在世界其他地区对美国是坏的。然而，这两个极端汇合起来流向同一个渠道激烈反对布什在9-11之后做出反应时所做的一切。

　　在9-11的前一年，布坎南的左派对应者诺姆•乔姆斯基基本上就被忘掉了。在六十年代达到顶峰后，他好像变得太极端了或者在憎恨美国方面显得太赤裸裸了，成为纽约书评服务并以此赢得政治上的影响力。但是9-11之后他找到了一个新的愿意听他讲的听众，他的观点美国人遭受恐怖袭击是自作自受，因为他对我们在遭受袭击后做出的反应强烈谴责看作是他长期以来指责美国是恶毒的帝国主义的最新阶段而已。

　　像布坎南一样，乔姆斯基只要活着，会继续攻击布什主义。迈克尔-摩尔（Michael Moore）[《华氏9-11》导演]和其他死硬左派分子也一样，他们龟缩在好莱坞，大学，或笼统的知识分子中间。他们专注于这个观点即美国是世界上产生邪恶的最大的力量，他们总是为集权统治的暴君道歉或站在他们一边，有时候公开的，有时候讲究策略的，不管他们有多残暴，只要他是反对美国的。对这些人来说，他们自己不觉得，美国在伊拉克的成功就意味着他们听众的丧失，重新回到狭窄宗派性的贫民窟，9-11之后他们从这些地方爬出来上窜下跳。

　　超级鹰派

　　没有这样庞大群众丧失的担心，对布什主义进行攻击的另一支队伍发源于右派的邻居那里完全残酷冷血被看作发动战争的唯一方法，出口民主的想法被看作和保守的政治智慧相冲突。在右派看来，很显然，这种超级鹰派和早期保守主义的领域相距甚远正如它和反美左派的堡垒差距一样。

　　这个团体中最多产的成员科迪维拉（Angelo M. Codevilla）在Claremont Review of Books书评的系列文章里，指责布什政府通过躲开“能够真正产生效果的精力充沛的政策”来“回避胜利”，他毫不隐讳地相信我们正在丢掉战争。同样的逻辑，同样的杂志，马克•贺普林（Mark Helprin）写道我们没有能充分的准备就宣战，没有果断坚定的认定敌人，没有按照原则和情报战目标行事，没有让敌人屈服于共同的防御，甚至没有支持政府最起码的责任。

　　在堆积相同的蔑视试图将“整个伊斯兰世界改造成为和平民主的国家”的观点方面，这两个伶牙利齿充满激情的辩论家有了比较温和的书评Claremont Review 编辑查尔斯•克斯勒（Charles R. Kesler）加盟。要想在伊斯兰世界成功推行民主化，必要的前提就是把这些政权彻底征服，占领他们“几十年，而不是几个月，几年”即使到了那时，我们的部队也许还得“留下，死亡，无限的以任务的名义，考虑到只有很少的知识更少的协议能够获得。” （科迪维拉)

　　在所有对布什主义的攻击中，这套理论是唯一让我产生共鸣的，至少在发动战争的问题上。原则上我不反对超级鹰派鼓吹的无情打击，我也赞同这很可能更有效。问题是我越仔细审查他们的立场，就越清楚他们致命地受到乌托邦主义疾病感染的地方。正是这个疾病常常让这类的批评家充满厌恶和恐惧。

　　当这些批评家出招全面战争—国内全面动员，在战场上毫不留情，他们塑造了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世界，至少不在美国或任何别的民主国家。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描绘的美国确实存在，但那只是他们注意到的缺陷和不足。这些，连同国家性格设定在民选领袖身上的限制，他们用嘲弄的语言挥手赶走。科迪维拉讽刺地说“美国国内政治力量中的最小公分母。”

　　尽管科迪维拉在书房里写作时可以随意劝告这些有限条件下的无情压迫，但是坐在椭圆形办公室的人根本做不到这点。即使如此，和马克•贺普林说的相反，奇迹不是布什多么“优柔寡断”“多么笨拙无能”而是他走了多远，他已经完成了多少，在现有的局限和不足情况下。

　　至于民主，克斯勒当然是对的：推广民主是艰巨的任务，不能一蹴而就。但是认识到这个真理和建议除非满足严格的条件根本做不了是两码事。保守派的怀疑主义者引用的孟德斯鸠（Montesquieu）和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的著作都是抽象的讲都非常好，可实际上，并不需要几十年时间才能让这个过程走上正路---清开场地，播种撒水让它们开花结果。

　　和其他反对布什主义者不同，超级鹰派不是因为万一布什主义胜利他们就名誉扫地的恐惧所驱使。可能是因为没有人想象建立在这么多错误前提下的战略，这么胆怯软弱如何能取得成功。因此，只好连续不断严厉指责这些政策，而不管这些政策的内容如何。

　　自由派国际主义者

　　现在我们离开边缘进入靠中间的部分。来到外交政策人员居住的区域。这里居住着诸如对外关系委员会（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布鲁金斯学会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卡耐基基金会 （the Carnegie Endowment），周围有众多非政府组织机构，居住着自由派国际主义者，他们有几乎宗教般的热诚认为协商是解决冲突的唯一途径。他们对联合国的完全相信（他们顽固地坚持联合国是保证集体安全的伟大机构，虽然它的记录标志着“不愿意认真卷入致命的暴力”，以及相应的对使用武力的神经质。这些人中最知名的代言人是哈佛的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对外关系委员会的查尔斯-库普坎（Charles A. Kupchan），和乔治顿大学的约翰-伊肯贝里（G. John Ikenberry）。

　　在吉米卡特时期（他的国务卿赛鲁斯•万斯（Cyrus R. Vance）是这个学派的虔诚成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在克林顿时期稍弱些，这些自由派国际主义者是美国对外政策的核心人物。但是布什朝他们的方向扔了一两根言辞上的骨头，甚至对联合国礼节上的鞠躬示好，但是实际上放弃了这个学派。他甚至对此并不妞妞怩怩。正如他在２００２年６月１日在西点军校的演讲中宣称的：“我们不能靠一厢情愿保卫美国和我们的朋友。我们不能指望独裁者的话，他们认真地签订了不扩散条约，然后不断地违背它。”

　　自由派国际主义者毫不怠慢地拾起这些说法为他们存档。虽然库普坎认为其他一些力量已经弱化了他们的立场，他直截了当地说，“布什当选敲响了自由派国际主义的丧钟。”（他定义为“一个温和的，中道的国际主义通过妥协，一致和国际机构管理国际秩序”）另一方面，约翰-伊肯贝里单单指责布什：

　　一连串死硬极端主义者观点像风暴一样横扫华盛顿,为美国外交政策在9-11之后重新调整提供了智慧的理论依据。这不是领导品质，而是地缘政治策略破碎机将摧毁美国半个世纪来的国际形象。

　　多亏了破碎机的工作，约翰-伊肯贝里没有说的是自由派国际主义者已经减弱成法国和德国人在美国的国内回响器而已。他们所能做的是数一数入侵伊拉克的单边行动对美国的国际形象造成的破坏---她的威望，她的信誉，安全伙伴，其他国家的善意。伊肯贝里因为他们甚至拒绝考虑是否9-11要求这样重新调整,也就是说，是否表现出 “旧制度的工具和原则已经过时,”需要被“一套新的管理规范应对集体安全面临的威胁”来取代. 他们除了希望对现行制度恢复到原来的状况就没有别的。

　　斯坦利•霍夫曼认为，这个梦想可以实现只要放弃布什主义从伊拉克撤军就行, 这样就能赢得被华盛顿最近的单边主义和拒绝履行国际义务感到震惊的朋友和盟友,这样就能大大恢复美国的信誉和其在世界上的 “软力量”。

　　和霍夫曼不一样，不论伊肯贝里还是库普坎都没有描为他们共同的信仰绘这样美好的前景,即使万一布什主义被放弃的情况下。然而，如果这个主张在伊拉克被证明是正确的，他们都担心，这是很自然的，“让美国重新回到国际主义的自由派阵营”用库普坎的话说是几乎不可能的。或者，我要加一句,让它的拥护者回到对外政策领域的中道上来。

　　现实主义者

　　在所有反对布什主义阵营中损失最大的是现实主义者.

　　现实主义者的角度受到两个相关的规律的约束。第一个是在国际事物中最大的需要的东西是稳定，而稳定只有通过权力的平衡来实现。因而有一个古老的原则可以追溯到十六世纪常年交战的天主教和新教权力维持和平共处的权力分配.这个原则最初是用拉丁语格言（cuius regio eius religio）表示的(意思是统治者的宗教就是这个地区的宗教)。翻译成世俗的话，就是一个主权国家内部的事物是严格属于主权国家的,只有超出了自己边界的行动才是任何别的国家可以干涉的事情。

　　和自由派国际主义者相反，现实主义者对使用武力一点都不反对。但是在他们的基本原则指导下，武力只有在抵抗别国企图颠覆本来权力平衡的状态的时候使用才是合法的，为了改造政权变更而发动战争总是错误的和愚蠢的。这个观点的现成例子就是第一次海湾战争，布什的父亲连同当时的国家安全事物助理斯考克罗夫特使用武力迫使萨达姆候赛因对科威特的入侵取消，但是并没有在伊拉克把萨达姆赶下台。

　　在9-11以前，现实主义者无疑代表了世界外交政策唯一最有影响的思想。而所有别的观点都被看成天真的，或危险的，或既天真又危险的。(虽然偶尔显出优越感的尝试可能出现在自由派国际主义者身上)我们可以大胆地说任何一个有影响的人物不管是理论家还是实践者,现实主义者的视角是不言自明的真理。这个错误的立场也几乎被布什在9-11化身前自动全盘接受。但是在9-11那天，布什的多少有点灵活的现实主义遭到如此大的打击，就像双子塔崩塌一样灰飞烟灭。

　　布什毫不隐瞒对现实主义的驳斥，他没有对它蹑手蹑脚观望。“几十年来，自由国家为了稳定容忍在中东的压迫。实际上，这个政策没有带来稳定却带来了更多的压迫，所以我改变了政策。”

　　这照顾了现实主义者视角的第一个指导原则。他同样直截了当几乎残酷无情地斥责现实主义者禁止使用武力改变其他国家国内事物的观点：
“有些自称现实主义者的人质疑在中东推广民主关我们什么事。但是在这点上现实主义者失去了极端主义现实的联系。当自由退却时美国总是更不安全，当自由大踏步前进时,美国总是更安全。

　　那么，也和cuius regio eius religio说再见吧。

　　布什在这里宣称的东西是国际游戏中规则的革命性变化。如果我们想抓住这个变化的影响和意义，我们得首先承认侵略阿富汗是这个新主义的部分应用。因为袭击我们的恐怖分子基地在阿富汗，得到统治这个国家的塔利班政权的保护和支持，追捕他们并不是先发制人的打击策略。表现出的更像是对非传统的袭击的传统的报复:他们袭击了我们，所以我们进行回击.

　　没有什么新鲜的，现实主义者在原则上并不反对入侵本身。(虽然有些人认为简直就是疯了认为我们可以赢得胜利有这么多其他军队(最近的俄国人)都栽了跟头。但是在阿富汗的行动确实开启了和现实主义者视角的冲突,当美国人在推翻塔利班政权后支持一个宣誓要民主化的新政府。

　　仍然，在这点上现实主义者的主要批评意见呈现出深谋远虑的形式：他们说我们的政治目标比我们的军事努力更卤莽。这就暗示他们比自由派国际主义者更慢地完全领会布什扔给他们的东西。也许不能想象他是认真的当他说重新改变整个地区的政治生态时,他们好像安慰自己说阿富汗战争只是9-11之后的一次过度反应而已。

　　如果是这样，他们很快就从这个安慰中惊醒了，因为布什又进攻了伊拉克。即使到了这时,现实主义者也是花了点时间才感觉到布什风暴的全部威力。造成额外推迟的几乎完全是有关伊拉克有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辩论焦点问题。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排出沼泽里的水

　　当布什指责萨达姆拒不交出大杀伤性武器,他依靠的是中央情报局的情报。世界上其他情报机构也这样说。他真诚地相信当他警告萨达姆有可能将武器交到恐怖分子手中，当他挑起这个危险首先合理化他的先发制人的新政策。(如果我们等着威胁成型，就太晚了。”

　　但是过分强调WMD问题就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没能找到这些武器不仅严重损害进攻伊拉克的合法性，也许更严重的是强调WMD模糊了侵略的长期战略上的合理性。虽然说直接的目标是解除萨达姆的武装,更大的目标是“排干沼泽里的水”不管是宗教信仰如在阿富汗，还是世俗暴君如在伊拉克，在布什看来是大中东地区产生恐怖主义的温床。这些沼泽不能仅靠强大武装支持的激起怨愤的政权来排干水。这个观点看来这些政权应该被民选政府替代，这些政府会努力实现人们的希望 “伊斯兰国家的人民想拥有也配拥有和任何别的国家一样的自由和机会。”

　　所有这些漂亮话在入侵前的几个月从关于伊拉克的辩论中消失。然而，它逐渐地沉向现实主义者中间他们将阿富汗看作个案是错了。解除萨达姆武装不是入侵伊拉克的全部。虽然他们难以接受，最终不得不面对这个难以置信的事实布什不是口头上说说而已，他的最终战略目标是让大中东的所有国家走向民主。

　　更糟糕的是，没有人劝阻他，甚至他父亲的亲密顾问像布伦特 •斯考克罗夫特和詹姆斯•贝克 （James Baker）也没有告诉他入侵伊拉克是个错误。被新保守主义意识形态洗脑的他拒绝承认解决我们中东问题的最重要障碍不是萨达姆而是沙龙。他仍然平静地不受影响,不管别人怎么反对追求他的民主化新主张会破坏该地区的稳定(更让人恼火的是，他甚至反应说这正是他想做的而且会增加而不是减少恐怖主义的威胁。

　　现实主义者对布什主义不满的一个有趣的故事是它没有列举亨利基辛格的作用。这个学派世界公认的领袖。他的大部分追随者包括尼克松和福特总统时期的助像（布伦特 •斯考克罗夫特和劳伦斯•伊格尔伯格Lawrence Eagleburger）(后来自己成为老布什的国务卿)全都反对入侵伊拉克。但是基辛格本人犹豫了一下后赞同使用武力打击萨达姆。而战争一开始，坚定支持继续推进赢得胜利。和他的不那么厉害的学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基辛格明白在大中东地区处于危险中的是美国的信誉，一旦这个信誉彻底消失就意味着威胁稳定的最糟糕状况的到来,而稳定正是现实主义者应该追求的目标。

　　考虑到他在伊拉克问题上的立场，虽然他深深怀疑伊拉克以及整个地区的民主的短期甚至中期前景，基辛格没有也不愿增加他的反对声音,别的现实主义者已经连篇累牍发表文章抨击布什主义了。这些争辩术像自由派国际主义者一样总体上语气比较克制，不像孤立主义者的胡言乱语,与其说歇斯底里不如说飞扬跋扈。但是在实际上在这个表象下面他们和世界末日论没有两样。

　　失败的根源

　　大选前学界的许多现实主义者和自由派国际主义者出版的攻击布什主义的著作进行的长时间和深表同情的调查里有非常清楚的表达。科罗拉多大学政治学教授和现实主义外交政策联盟（Coalition for a Realistic Foreign Policy）成员大卫•亨德里克森（David C. Hendrickson）在《国际政策杂志》发表的文章 “外交政策持异议者指南” （A Dissenter’s Guide to Foreign Policy） 说。

　　大卫•亨德里克森通过间接地把美国在布什领导下做的事情与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的“罪孽”相提并论，从“集体化恐怖，摆样子公审，通过清洗和暗杀吞噬革命的孩子”到1939年纳粹和苏联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正是因为这些导致其他许多地方的共产主义分子不再相信苏联的仁慈，大卫•亨德里克森调查的现实主义者和自由派国际主义者来说：“布什政府的暴行促使人们彻底重新评价美国虽然有缺陷是世界良好的巨大力量的信念。对他们来说，对这个评价者来说这个说法现在真是让人怀疑。”

　　人们能说的是如果因为布什主义的“令人讨厌的倾向习性”，美国作为善的力量的终结降临到我们身上，它以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武装起来的恐怖分子袭击的方式出现，这样的袭击更加可能出现如果这些“令人讨厌的倾向习性”被阻止自己寻找解决办法比他们被允许顺其自然。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如果这些同样的“令人讨厌的倾向习性”成功，这些现实主义者（正如自由派国际主义者一样）将面对他们的世界马上灭亡的境地。最刻薄地说，他们的观点将被认为不现实而扔到一边，他们的立场将受到致命的一击。

　　在11月2日以前，有些现实主义者曾担心布什的连任用大卫•亨德里克森的话说将“证实和批准了他为美国战略引入的革命性变化。”自那时以来已经平静了许多，他们现在希望避开世界末日通过他们在11月2日前设想的另一个可能的结果：即“一旦革命热情和严酷现实发生冲突，布什的政策将以眼泪结束。”

　　人们只好羡慕大卫•亨德里克森的坦率承认通常断然否定的内容：即使许多主要的现实主义者连同许多自由派国际主义者是美国失败的根源。直接行动不是他们的风格，他们不会参与汤姆•海登Tom Hayden 鼓吹的“群众示威和非暴力反抗”，他建议听从60年代和平运动的游戏手册（当时他是组织者之一）作为让我们撤出伊拉克的方法。但是他们都不是消极地坐下来等着“残酷的现实”来确保布什主义“以眼泪结束”。

　　现实主义者和自由派国际主义者不是上街而是回到他们的文字处理器并增加双倍的努力把公众舆论引向布什主义的对立面。他们主要是通过一次次的示威布什主义已经在碰上伊拉克的现实后跌得头破血流。

　　“所有适合他们旋转的新闻”

　　沿着路，他们得到不只是小小的帮助从他们事实上的同盟在两个政治侧翼，而且从媒体诸如纽约时报的克里斯•海吉斯（Chris Hedges）的追随者（布什连任后几个星期在纽约书评上写的）：我们在失去伊拉克的战争。叛乱分子反对盟军展开的袭击不断增长。我们是个孤立的遭到谩骂的国家。我们对比我们弱的人来说是暴君。我们已经看不到我们的民主理想。

　　像海吉斯一样，反对布什联盟的各种团体中将持续宣称颠三倒四的判断（最惊人的海吉斯的宣称一个核心是传播民主的政策放大了“我们已经看不到我们的的民主理想”）也像海吉斯一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他们从坏消息中取得新东西，伊拉克发生的每一件绑架，杀头，爆炸。但是不巧的是如果消息不够糟糕，或者不足，他们将夸张事件的规模或歪曲它的意义。

　　自从我们第一次进入伊拉克，这就是他们在玩的游戏。比如，当2003年4月巴格达陷落到美军手中不久发生抢掠事件，战争的反对者开始指责五角大楼。但是正如没几个人懒得注意，这是战争历史上第一次抢掠不是被入侵的部队而是当地居民进行，而且是违背入侵部队的愿望进行的。”

　　更令人震惊的事件糟糕的消息被夸大和歪曲的例子是阿布•格莱布监狱丑闻。六七个美国卫兵实施虐囚多数是关于性方面的—对一些伊拉克囚犯。但是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Edward M. Kennedy）将阿布•格莱布等同于萨达姆的监狱，里面有数不清的人受到折磨和屠杀；
前副总统戈尔将它比作斯大林的内务部劳改局，数百万的人死于饥饿和疾病，金融家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说这和9-11袭击一样可恶。

　　比较近的夸大和歪曲的例子出现在华盛顿邮报上加州大学研究员布莱恩•吉福德（Brian Gifford）写的文章。他说“核心是关于伤亡是多么“轻”到现在为止起到合理化战争持续行为并阻止我们成为一个国家面对伊拉克糟糕现状的现实.

　　这个声称—美国在伊拉克的伤亡按历史标准相对来说不大---在表面上荒唐的（比较一下二战中光D-Day进攻日一天就死了6600人有大约1000人在伊拉克战争的整个过程里死亡）。不久显示出错误的统计数字和数学上的计算错误。”

　　接着，在最新一拨的歪曲和失败主义的顶峰来自中央情报局向纽约时报透露的两条分类的和令人沮丧的文件。不要介意这个机构一直透露类似的病态的伊拉克局势的评价甚至授权从内部直接攻击布什主义。不要介意该机构的新局长波特•戈斯刚刚分发了备忘录里面他指示下属不要“认同，支持或拥护对抗政府及其它的政策”。不要介意这些最新的报道只不过是某个与别的官员分歧很大的官员的个人意见罢了。不要介意中央情报局在伊拉克问题上几乎没有一件正确的事，从萨达姆是否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到萨达姆时期反对派主要流亡组织伊拉克国民大会主席沙拉比（Ahmad Chalabi）的角色。

　　尽管如此，这两篇报道仍然虔诚地被吹捧为“针对政治，经济和安全问题”做出的“坦率的评价”显然比“布什政府提供的公开形象”乐观状况更可信，更有说服力。

　　由于反布什联盟不断夸大和歪曲坏消息，同时继续忽视从伊拉克传来的好消息。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方面的消息如在建立一个自由的政治制度上的进展，在重建经济上的进展，在伊拉克大部分地区建立法律与秩序，甚至更具主动性的措施针对叛乱并且在Sunni triangle三角区产生影响。因为这些消息和反战联盟在伊拉克问题上的立场不一致，不被认可是所谓的“残酷的现实。”

　　我在写这些话的时候，距离伊拉克大选还有一个月时间，叛乱分子加紧恐怖活动企图阻止人们去投票，从而推迟大选的举行。我的猜测是这些恐怖袭击不会得逞（12月每一天就要死伤60名以上的伊拉克人）而且即使他们得逞了，选举的推迟也不会是无尽头的，选举迟早要举行。

　　比如，再过一年左右，民选的联合政府在巴格达成立，遵守保证政治自由和少数人权利的宪法，经济在改善，伊拉克士兵和警察承担大部分的责任对付受到严重削弱的叛乱分子，美国士兵数量减少到辅助后援的规模，被杀害伤亡的美国兵越来越少，那会怎样？现实主义者和他们的自由派联盟会向这个现实低头吗？他们会被现实掐住脖子吗？

　　我想不会的。他们将对伊拉克的成功就像刚过去的12月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Hamid Karzai）宣誓就职时的做法。在一篇有分量的报道关于媒体如何报道这个故事中，战略主动白宫办公室（White House Office of Strategic Initiatives）的彼得•温纳（Peter H. Wehner）提醒我们现实主义者常常对阿富汗发表的意见：那里“太落后，太难以驾驭，太原始守旧，宗教狂热，难以管理根本无法实现民主。”但是从恐怖的塔利班政权下把阿富汗人解放出来仅仅三年后，一个自由的选举就举行了，一个文明的，现代的，亲美的总统就上台了。” 温纳接着描述报界如何对待他说的“这个历史时刻：”

　　纽约时报在第8版刊登此消息。华盛顿邮报在13版刊登此消息，今日美国在第5版刊登了再简短不过的简讯。洛杉矶时报在第3版刊登。

　　但是只是把消息隐藏起来还不够好，华尔街杂志的新闻版面。（它的观点和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的观点接近而不是和日报自己的社论版面比较保守的立场接近）该报在新闻栏目对这个事件的报道只有一句话“卡尔扎伊宣誓就任阿富汗总统”紧接着写道“塔利班叛乱者袭击位于巴基斯坦边界附近的军事基地，打死四名士兵，美国部队击毙两名袭击者”。洛杉矶时报更进一步，抓住机会探讨阿富汗还在生产多少鸦片。

　　专栏作家查尔斯•克劳萨玛（Charles Krauthammer）简练地总结如下：

　　发生在阿富汗的事情真是奇迹不断。自由派对布什政府取得的这个成就能够说什么呢？阿富汗在种植罂粟。天哪，这是新闻吗？“阿富汗人种植罂粟”是东方升起的太阳。“阿富汗人迎来民选总统”是西方升起的太阳。阿富汗人一直都在种罂粟，布什总统应该怎么办？派谴100，000名士兵铲除这些东西激起全民的反抗吗？

　　克劳萨玛总结说“阿富汗人是布什主义在非常敌对的地区推广民主的第一个毕业生，”他哀叹说对这个值得庆贺的时刻不是祝福，却诽谤诋毁要么送入记忆的洞穴。

　　卡尔扎伊自己却不这样，在“毕业典礼”上说了下面没有得到报道的话：

　　我们在阿富汗取得的成绩，不管是和平，选举，还是重建，还是阿富汗人如今的和平生活，孩子上学，大人上班，阿富汗重新成为国际社会受到尊敬的一员都来自美国的帮助。没有美国的帮助，阿富汗仍然在恐怖分子手里，被毁坏糟蹋，贫穷，孩子上不起学，得不到教育。简单地说，我们非常感激美国人让我们有了今天。

　　当然，在“毕业典礼”之前很久，布什主义的敌人集合起来准备爆炸和放火已经开始将赌注转移从阿富汗到伊拉克。他们觉得那里更有希望。现在伊拉克失败的嘲弄那么多，不遗余力确保即使那里取得胜利也要定义为失败。

　　不可能？看一看1968年越南共产主义炮制越南春节（Tet）的恼人故事。

　　春节（Tet）的教训

　　那时侯，美国官员认定—有证据支持他们---北越在军事上的进攻以失败告终，他们的越共取而代之。但是报纸和电台塑造的几乎全世界的印象是美国人和南越的失败。在形势的任何方面都被误导人的报道和图片歪曲，甚至纯粹无中生有。

　　这样媒体继续唠叨河内的成功甚至在北方对南越城市的进攻被削弱了很久后，他们讲农村地区落入共党手中，实际上仍然被美国和南越力量控制。他们说这些省的南越部队拒绝作战，实际上他们是拒绝投降等等。最重要的是，当美军司令威廉•莱斯特莫兰（William Westmoreland）将军，林登约翰逊总统或任何别的发言人试图改变这种错误印象，他们就被嘲弄是“大唱进步和乐观的赞歌，已经证明他们是一伙骗子。”

　　这种对现实的胜利的扭曲是布什主义的敌人竭力想达到的目标如果伊拉克证明是成功的情况下。当然，现在情况确实有点问题。1968年时，当沃尔特•克朗凯特（Walter Cronkite）用他特有的庄重语调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晚间新闻的节目主持人椅子上赞同这个观点春节行动对我们来说是个失败，约翰逊总统认识到已经没有办法反驳这种弥天大谎。而他自己已经实际上政治生命完结了。但是随着主流媒体之外其他媒体的兴起如talk radio, Fox News，blogosphere，当沃尔特•克朗凯特的继任者Dan Rather试图兜售关于布什的谎言时，是他而不是布什得到了完结的下场。

　　即使这样并不必然意味着伊拉克的胜利在反布什主义力量的春节行动那样的对待下坚不可摧。不可避免有更多伊拉克版的“罂粟”和“塔利班叛乱者”供他们炒作。而且，在当今情况下，他们比1968年对待春节行动的前辈更不好过。很可能就像Dan Rather 之于沃尔特•克朗凯特，他们而不是布什会最终声名扫地。

　　如果这样，他们是否认输？肯定不会。承认在布什主义上是错的将等于宣布知识界和政治界的破产---承认他们关于国际秩序的主张关于美国在国际事物中扮演的角色等成为南部邦联的货币废纸一张。

　　带来完整的预测布什第二任期要倒退的是谁呢？如果实际上在伊拉克没有撤退的事实，现实主义者和其他人将不得不倒在别的地方。其实已经有的那个地方---北朝鲜和伊朗代表的威胁，邪恶轴心的另外两个国家，现实主义者尤其做好准备开辟新的战场和第四次世界大战开战。

　　进入伊朗和北朝鲜

　　我们得到迹象这个辩论的重新部署正在实施从去年12月上旬纽约时报上戴维•桑格（David E. Sanger）的文章题目是“鹰派视野可能不成熟”。作者写道：没有鲍威尔谨慎的约束的布什第二任期将带领美国走向和世界没完没了的冲突的说法是在冒险。首先用好战的方式控制伊朗和北朝鲜发展核武的野心。从总统口中说出邪恶轴心已经很长时间了。在大选活动中，很明显总统的话和行动限制了美国的力量现在开始落在白宫里了。

　　试图把一切都凑起来，桑格和他的同伙把新发现的谨慎归咎于我们在伊拉克的经历。“伊拉克让这个白宫的人很难成为好战分子，因为它已经把美国战斗队困住，大大增加了尽力对付减少的军事资源的需要。结果是“我们或许竭尽全力在鹰派立场上一会儿，”曾在克林顿总统手下在国家安全事务部工作的丹尼尔•本杰明（Daniel Benjamin）说，有很多机会让人听起来很好战在北朝鲜伊朗问题上，但是布什在这两个地方都已经限制了选择的机会。”

　　赞同本杰明的是布鲁金斯研究院的伊沃•达尔德（Ivo H. Daalder），桑格引用他的话证明布什没有办法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阻止朝鲜部署核武器。

　　“相反，我们在第二任期可能做的更少，学会对付我们的局限性，” 伊沃•达尔德先生说，即使意味着默默地容忍北朝鲜伊朗拥有核能力布什说将是不可接受的。”

　　甚至帕特•布坎南（Pat Buchanan）突然改变身份的现实主义者谈到这个特别的行为：“现在发生的好像是：尽管不缺少新保守主义战争计划为了美国强权下的世界和平，布什总统突然增加对抗现实---美国军队陷入泥潭在伊拉克流血，战争的成本在增加，财政赤字在飞涨，美元下跌，愿意站在我们旁边并肩作战，提供帮助的盟友消失。他在面对越南战争的两难局面。”

　　但是像爱德华•鲁特沃克的“熵”理论，这些预言“错误低估”了布什的决心和目标的严肃性。他们也没有考虑布什主义已经超越的局限有多远，他们本来肯定这些局限会阻碍阿富汗的民主进程，没有考虑所说的局限在伊拉克被推进了多远。如果布什一如往常，他不会被这种关于北朝鲜和伊朗的言辞所推迟。

　　但是我们现在面对的这两个国家的情况是言论呢？还是真实的“残酷现实”呢？对于北朝鲜，大部分现实主义者看到的障碍更多是政治上的而不是军事上的，（也就是说，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将在南朝鲜人那里激起各种各样的麻烦，他们更喜欢和解的方式”）。说到伊朗，布什主义的热情支持者和所有反对者的共同点是没有好的军事选择存在。不像伊拉克奥西拉克Osirak的核工厂，成为1981年以色列人的刺激性的轰炸目标。伊朗的核设施遍布所有地方，更糟糕的是，他们要么深埋在地下，要么在露天但是周围都是居民区在遮挡着。

　　但是，我纳闷，真的是没有“可以实施的军事手段”来阻止伊朗搞到核武器在罪恶的手里，防止北朝鲜部署或者威胁部署它显然已经拥有的核武器？难道是真的世界历史上最强大的国家没有智慧和能力开发和实施一个战略摆脱可能造成致命后果吗？

　　我不是将军也不是将军的儿子，不知道怎样设计战略。我也不否认如果我们不用开枪就可以达到我们的目标是再好不过的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但是俗话说，我有一座桥要卖给我们认为可以信赖的协议闹剧最近和北朝鲜疯子和德黑兰毛拉政教合一者谈判达成的，或者依靠联合国安理会无能的咆哮。

　　从布什总统最近的谈话方式看，人们可能得出结论他希望出钱买我的桥，他已经忘记了我早些时候引用的让自由国际主义者惊讶的话，现在值得在这里重复一次：“我们不能一相情愿地来保护美国和我们的朋友，我们不能指望独裁者的话，他们认真地签订不扩散条约，然后就再三违反这个协议。”

　　然而，我强烈怀疑布什已经突然发现“一相情愿”等待好结果是有智慧的，“相信独裁者的话”是有智慧的。我觉得，很可能是这样的支持欧洲解决伊朗问题的方式和六方会谈解决北朝鲜的方式只是布什最后一次外交努力，正像入侵伊拉克之前花好几个月时间和精力劝说联合国授权一样。与此同时，在积极备战，赢得时间等待伊拉克局势稳定下来。

　　在北朝鲜，好像没有外交和政治上的解决办法。但是在伊朗，有个备用的方法国内反对力量试图推翻毛拉政教合一用民主政府取而代之。当然，这些反对派也是伊朗民族主义者，他们在时机到来时也会宣称有权发展核能力。但是如果伊朗不再是恐怖主义的支持者，不再是美国的敌人，拥有核武器不会造成即刻的危险。因而鼓励国内起义对我们有利，如果反对派足够强大，如果我们找到办法加快这个进程。

　　毫无疑问反对派的力量或我们支援的能力一直是美国企业研究会（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AEI)的迈克尔•莱迪恩（Michael Ledeen）经常性的老调。他在《国家评论在线》上发表的数不清的文章总是以祷文“请快点”结束。这里，简单地说，是“在当今伊朗，高达70%以上的人公开敌视现政权，表达对自由和民主的愿望，勇敢地支持布什主义在该地区的民主革命。如果我们能够通过鼓励支持一小部分的人起来把苏联打垮，可以肯定在伊朗进行成功的革命更有可能。按找大小顺序的话。

　　有些在AEI的莱迪恩的同事，连同其他很多布什主义支持者强烈反对。他们说德黑兰政权并不像判断的那样软弱，反对派也不像以前那样充满希望。但是即使他们是对的，很难看到接受了莱迪恩的建议会带来什么样的危害，有可能我们像看到苏维埃帝国从内部崩塌给人意外惊喜一样看到在伊朗重演。

　　如果起义不在我们手中的牌，我们就剩下唯一的选择---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旁观（用空洞的外交用词开玩笑）看世界最大的恐怖主义支持者获得核武器然后输送给恐怖分子用来对付“伟大的撒旦”。

　　确实，有些人已经开始安心于这种最后结果，反对那让人恐怖的一天已经重新复活古老的“确保相互毁灭”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 (在第三次世界大战时期常常简化称之为\"MAD\") 他们呼噜说没有必要睡不着觉为遥远的可能性伊朗人可能为他们喜欢的恐怖分子装备核武器。毛拉肯定被震慑不敢这样做，如果这种武器真的使用他们自己将成为我们核武器打击报复的目标。

　　这种安慰人的观点明显的问题是伊朗政权强烈否认与袭击我们的恐怖分子有任何关系。我们的情报机构也很可能很快承担责任。在萨达姆问题上被烧了一次，在这种很可能的情况下，是的，指望MAD简直就是发疯的行为。

　　布什背后的风

　　在大选期间，布什发誓为了保护这个国家，决不犹豫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如果他发现这样的行动是必要的话。他还许诺决不把自己的决定接受全球的检验，如克里所说要寻求的，他甚至暗示不会因为舆论调查或者国内外反布什主义压力而改变政策。

　　对于这一点，我觉得接下来有四个问题：第一，布什要尽自己权力赋予的一切遵守自己的誓言，记住它的附加的诺言按既定目标前进全力加快从伊拉克到北朝鲜和伊朗的步伐，（人们可能希望，在叙利亚稍停一下，那里一直派遣恐怖分子和武器越过边界进入伊拉克成为军事行动的许多小的障碍）第二，对于伊朗就像早先对于伊拉克一样，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只是最近的，即刻的幌子而已。

　　布什主义在大中东地区设定的战略目标是排干产生伊斯兰恐怖分子的另一片沼泽里的水。

　　布什准备好沿着这个方向或为这些目标前进了么？第三，我相信是的，第四，他必须克服的国内的障碍更加艰巨，比他在海外碰到的更严峻。经过很短时间的生闷气，在11月2日反对他的力量的联盟已经准备好又站起来，现在就像一个受伤的老虎一样危险。他们下定决心要清除布什主义，这个战败的敌人和布什一样有同等的决心。

　　当然运气并不必然站在总统一边。如果仅仅因为他目前在任何程度上，思想界只有更少的辩护者和支持者，学界反对他的联盟仍然活跃。但是我们也得考虑到超过六千一百万的美国人在11月2日把他送回白宫。我开始讨论通过主张投票给布什的这些美国人明显占多数，在表达他们对布什主义作者的信心，是带领我们进入战争下新时代的最佳人选。我想通过想想哈里杜鲁门，和布什有很多共同之处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中说过的话，在某些方面和我们现在进入的第四次世界大战类似：“一个国家能做和必须做的开始于它的国民承担责任的意愿和能力。”

　　确实，进行第四次世界大战的负担和美国人承担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责任不一样。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责任也不一样。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今天比经过前两次大战的先辈更容易些。这一次，没有草稿，没有短缺，或配给供应，没有加税。但是，另一方面，我们有更多的理由为安全和我们美洲大陆本土的安全感到焦虑，我们的敌人在前几次的战争中都没有力量袭击的。

　　而且，面对的冲突可能持续三四十年，这一代的美国人被要求比二战时“最伟大的一代”更有耐心，因为对我们来说只持续了四年。当今的美国人面对比共产主义更难对付的敌人，要求他们召集至少和那个时代美国人一样的坚忍不拔，因为第三次世界大战持续了47年之久，虽然他们抱怨，呻吟。在这个地区，在这个第四次世界大战的一代面临和二战三战的前辈更艰巨的任务要完成。

　　二战期间几乎没有失败主义的心态出现，甚至在面对真正的失败的时候。在早期，我们损失惨重。当时也没有把注意力集中在罗斯福或丘吉尔犯下的错误上。虽然他们是伟人，他们犯下的错误还是很多的。而且，他们犯的错误这个大这么严重，和他们相比，布什和拉姆斯菲尔德的错误简直不值一提，即使我们规定当今的批评家指出的每一点都是对的。只要想想，只举一个例子---在Bulge战役中难以置信的错误牺牲了20000美国人的性命。然而每个人知道和记住的那个可怕事件的可能就是美国指挥官对德军指挥官要求投降时说的一个字“混蛋”。

　　相反，第三次世界大战中失败主义情绪被左右两大派批评家捣鼓地很大。失败主义进一步增强因为愤怒的指责到底有没有必要打这场战争。这个争议的战争不仅是军事上的正如在朝鲜（更大程度上）和越南，同时也是政治上的，正如有关武器控制和国际紧张关系缓和的激烈的辩论一样，而且在意识形态上，正如关于敌人是不是具体的苏维埃的扩张或笼统的共产主义的扩张，还是我们自己偏执狂的错觉。

　　第四次世界大战已经贴上自己的标记（我们为什么在伊拉克？谁是我们真正的敌人？真的有恐怖分子的威胁吗？）但是现在一天24小时的电视报道上，鼓动失败主义的力量有更大的威力的武器大肆宣扬局面一塌糊涂，糟糕透顶。我们支持第四次世界大战的人可以对此状况抱怨发牢骚，但是他们是如果真正需要战斗的人。低线是我们面对比第三次世界大战更可怕的失败主义情绪。

　　我们参加二战之前，人们认真地怀疑我们是不是纳粹德国和日本帝国主义训练有素猖狂之极的对手。三战的时候，反共领袖钱伯斯（Whittaker Chambers） 和詹姆斯•伯纳姆（James Burnham）肯定我们缺少胃，少心，少意志，少智慧来和苏联及其盟友，和同情者对抗：在钱伯斯看来，我们是失败的一方，对詹姆斯•伯纳姆来说，我们真正表现出自杀性的软弱和愚蠢。后来证明他们错了，正如因为哈德逊学院的Charles Horner在说起钱伯斯时所说他们，当然不光他们自己没有能“预料美国公民及其领导人的弹性和原状恢复力。如今相似的怀疑和恐惧又一次遍布全国，甚至布什主义的一些支持者抱怨说我们变得太软弱，太自以为是，太沉溺于自己的事情无法应对让人气馁的挑战。

　　除了由于过于注意反战力量带来的个别阵痛外，对我们文化的某些方面，不管高矮，在11月2日的判决出现之前，我不赞同这些怀疑和恐惧。美国人投票让布什在白宫再呆四年的事实让这些都烟消云散。

　　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最后一次说）总统令人惊奇地成为惊人的领袖将像杜鲁门总统面对共产主义世界时有风在背后吹一样，布什将带领人民继续和伊斯兰极端主义及其它的邪恶的恐怖分子兵工厂斗争以便传播自由。它的成功将带来更大的安全和更大的繁荣不仅对美国人民，不仅对大中东地区的人民，而且对欧洲及以外的人民，尽管有这个让人遗憾的事实：他们中有许多并不希望知道这些。

　　译自：“The War Against World War IV”Norman Podhoretz

　　http://www.commentarymagazine.com/special/A11902025_1.html

　　作者简介：诺曼•波德霍莱茨是评论杂志的总编辑，著作有十本书。他的文章“第四次世界大战，如何开始，意味着什么，为什么我们必须赢”发表在本刊2004年9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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