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逸舟：国际局势与中国发展

　　年终岁尾，回首2004，可以说这一年保留了“9·11”事件以来国际关系的基本特征，是各式各样恐怖主义袭击频繁和剧烈的一年，是美国继续遭受严重的政治和外交挫败的一年，也是现阶段国际关系之不确定性加深的一年。虽然和平与发展的世界潮流并未逆转，从局部观察消极因素却有所增多，国际格局的矛盾与超级大国密切相关，国际政治的运作多变而诡异。

　　全球恐怖主义的猖獗

　　今年此起彼伏、愈演愈烈的恐怖主义袭击，是世人最关注的事态之一。从2001年9月的纽约，到2002年10月的巴厘岛，再到2004年3月的马德里，9月的别斯兰，加上其它各类大大小小的恐怖袭击事件，近三年来，全球范围的各种恐怖主义活动，不仅没有随着打击力度的加强而消失，反而令人惊恐、超乎想象地不断增加。以巴以冲突为核心的中东地区的恐怖袭击没有减少，伊拉克战后的重建工作由于各种自杀性爆炸和武装派别的攻击而陷入极大的困局，恐怖分子在东南亚一带显示出日趋活跃的迹象，巴基斯坦因领导人多次遭未遂刺杀和其他多起爆炸事件而被称作“最令人恐惧的国家之一”，而多民族多宗教的俄罗斯也成了新一轮恐怖活动的中心舞台之一。

　　在笔者看来，当今美国主导的国际反恐斗争，完全错误设置了打击目标，正在滑向十分诡异、难于捉摸的方向。在“9·11综合征”的驱使下，美国的言行经常表现为一种非理性状态，在世人眼中这个实力超群的国家显然无法恰当运用自身力量。反恐联盟本身也显示出奇怪特征：有些国家不情愿地追随美国，表面上捍卫着、实际上损害了本国的国家利益；
英国政府从伊战开始时的高调随美，到近期少见的沉默寡言，反映出布莱尔本人思想与行动的两难；
国际社会多数成员要么消极观望，要么批评嘲弄，布什政府对国际法和联合国的无视，不仅让美国人付出沉重代价，也使现有国际安全体系漏洞百出。伊拉克战后美国及其盟友面临的尴尬处境，既是当今国际反恐斗争之有效性的一种测试仪，又是国际社会多数成员明知错误所在却无力纠正的矛盾写真。

　　在美国决策层和国际主流传媒那里，“恐怖主义”标签显然被滥用，任何反抗现存秩序的武装斗争都无法幸免；
它不仅无视国家恐怖主义方式的存在，也提示了当代国际政治中一种危险的不良倾向，即将滥杀无辜的真正恐怖主义行为与合理的反抗斗争混淆起来，不分青红皂白一概抹杀对暴政的武力抗争或各种民族解放斗争存在的可能性，把个别国家的狭隘定义强制扩展为普遍原则，把个别国家的意志与要求同安理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等国际组织的决议捆绑在一起。

　　美国误导加深地区冲突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决策层对目前的危机似乎视而不见，反恐政策仍我行我素，以暴易暴。正是由于美国反恐政策的失误，反恐力度越大树敌越多，让这些地区和周边感觉越不安全。这是当前国际社会需要认真反思的一个问题。表面上目前的伊拉克是焦点所在，其实中东问题才是所有麻烦和冲突的核心。中东是整个国际恐怖活动最重要的温度计。

　　美国在伊拉克遭遇的最大教训就是：它在战场上能够速胜，但在政治上表现拙劣，外交上失去广泛支持。超级大国不仅在国际社会严重受挫，美国民众也对自身安全更加缺乏信心。2004年是布什政府外交失败不断的一年，留下了自越战以来罕见的失败记录。超级大国的失败与误导，体现出现有国际秩序的紊乱，同时又加深了形形色色的国际危机和地区冲突。2004年有一系列的事例足以证明，在当前各个地区热点和潜在冲突里面，相当一部分与美国的我行我素、不当干预有关，另有少数事态（如发生在俄罗斯联邦内部的冲突）反映出各国内部原有的危机进程，几乎所有危机都体现了现存国际秩序的缺失与矛盾。

　　这些危机和冲突主要有：伊拉克持续不断的流血冲突，使这个国家面临长期内战的危险；
围绕沙龙政府从加沙地带单边撤军的计划，以巴各自内部出现了严重分歧，表现出解决中东问题的任务之艰巨；
朝核危机前途未卜，东北亚不只是冷战的最大一块遗产，同时也是未来冲突的潜在温床；
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和西方主要国家出现对峙；
苏丹达尔富尔地区人道主义危机国际化；
俄罗斯外高加索一带的麻烦，表明民族矛盾和分裂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是俄罗斯面临的最大挑战；
同时俄国与西方主要大国的关系在这一年产生了新裂痕，减缓了俄罗斯融入美国主导的世界体系的进程；
东南亚面临的恐怖威胁上升，未来可能成为全球恐怖网络绑架的“人质”；
“台独”势力引发一定危险。另外，出于各种原因，特别是美国的诱导，主要发生在大国强国间的军备竞赛有增无减，各国静悄悄地做着强军扩武以防不测的准备。

　　时代特征的再思考

　　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但我们应对此有新的理解。所谓和平与发展，首先是指大国关系的相对稳定；
其次是地区冲突的边缘性质；
第三，或许更重要的，是重视民生和人权的时代特质。人类毕竟到了21世纪初，比一个世纪前解决国家间矛盾的手段有了某些重要改进，各国政治和外交上的安排也有了新的内涵。然而必须冷静地意识到，这里所说的“和平”，仅仅是国际政治学意义上的“消极和平”，即不打枪不开炮的无战状态，并非“持久和平”，不是全球对抗基因的根除和国际关系法制状态的实现。

　　形形色色的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仍在起作用，尤其是超级大国美国经常成为当代国际政治里的麻烦制造者，是冷战后各种地区性战争的主要推动者。制约这种霸权的各种力量仍有很大局限性，俄罗斯、西欧、日本与美国既有矛盾，更有共同利益；
中国、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大国依然处在经济发展、政治改革、社会转型的中间阶段，对美国的科技、贸易、教育和投资等方面有很大依赖，各国都对美国有这样那样的不满与抨击，但无法从根本上扭转或遏制美国主宰的国际秩序里的各种重大消极事态。

　　从2004年这个特定的时间点观察，国际形势像总体时代特征一样，充满了矛盾与不确定性。一方面，人们见到了某些积极迹象，如印巴关系的改善和南亚热点的降温，世界经济的恢复性增长，欧亚对话的加强，各个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继续推进，信息革命的深化和通讯产品的不断出新，国家间、区域间相互依存的扩大与深化，国际组织、国际制度和国际法网络的继续铺展；
另一方面，国际社会又有种种担心、疑惑和不安，担心油价持续上涨导致复苏中的全球经济再度衰退，不安地注视着美国在伊拉克的鲁莽行为遭受的惩罚，害怕恐怖袭击的瘟疫和核扩散的阴影，提防伊斯兰世界进一步被激怒，更不希望见到恐怖主义与特定的宗教、文化、民族和地域挂钩。

　　“中国主题”发挥作用

　　在世界经济2004年新一轮的曲折行进中，“中国主题”（股评家更喜欢用“中国概念”的说法）发挥着日益增大的作用。在这一年，中国第一次被邀请参加七国财长会议，金人庆和周小川在华盛顿与世界最强大的七个经济体的经济领导进行了全面对话；
在这一年，中国继续充当世界投资者第一目标地（500亿美元以上）的角色，为拉动全球经济在困难时期的成长作出了重要贡献；
也是在这一年，上海合作组织的工作重心作出调整，从安全领域合作转向经贸领域合作。中国起到了区域经济发动机的作用。

　　不难理解，作为世界经济成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中国也遭遇了来自各个方面的不断增大的压力、排斥和质疑，中国商品出口遭遇形形色色的“经济排外主义”，如欧盟对中国的大量反倾销诉讼，西班牙鞋城埃尔切发生的焚烧中国鞋的恶性案件，俄罗斯发生的不加通告便大批查抄和没收中国货物的事件等等。世界上几乎各大洲的各个角落，都能耳闻目睹此类事件。

　　不夸张地讲，中国经济持续而快速的增长，加上中国政局的稳定和社会的团结，已使我们国家在国际经济政治领域具有外界越来越无法忽视的影响力。保持这种稳定向上的态势，强盛而文明的中国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的前景是不难想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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