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文人论政”：一个中断的传统

　　一、1949：言论自由的历史断裂

　　1941年5月，《大公报》获得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颁发的奖章，这是一个世界性的荣誉，张季鸾在社评《本社同人的声明》中说：

　　“中国报，有一点与各国不同。就是各国的报是作为一种大的实业经营，而中国报原则上是文人论政的机关，不是实业机关。这一点，可以说中国落后，但也可以说是特长。......以本报为例，假若本报尚有渺小的价值，就在于虽按着商业经营，而仍能保持文人论政的本来面目。”

　　同一年，中国新闻学会在成立宣言中也指出：“我国报业之有与各国不同者，盖大抵为文人发表政见而设，......此种风气，今犹遗存。”从1874年王韬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首开“文人论政”之风算起，到1948年12月储安平的《观察》被国民党查封，这一传统至少绵延了七十五年。

　　1949年是历史的分水岭，标志着一个旧的时代的终结，曾光耀百年新闻史的富有民族特色的“文人论政”传统轰然中断，消失在苍茫的历史地平线上。《自由的历险----中国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史》（张育仁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11月版）第一次系统、清晰地梳理了这一脉络，使这一沉没已久的“精神谱系”以如此集中的面目重新浮出水面，张育仁先生“以先行者的心力和勇气”，为“续接中国现代辉煌而悲壮的精神传统，跨出了历史性的一步。”（王康序）

　　如果说王韬每天在《循环日报》首栏撰写的“论说”开了中国报刊“文人论政”的先河，那么梁启超以他“常带感情”的笔锋将这一传统发扬光大，影响了不止一代人，从《时务报》到《清议报》、《新民丛报》，梁启超成为时代的骄子，他的言论已深深打入那一时代无数青年的心坎。辛亥前夜，于右任、宋教仁等发表在上海“竖三民”上那些光焰万丈的政论，辛亥之后，黄远生、陈布雷等青年报人的文字都曾感动过万千读者。陈独秀的《新青年》横空出世，虽然“批评时政非其旨也”，却引入新文化，另创了一片新天地，塑造了一代新型知识分子。深得西方自由主义精髓的胡适从“二十年不谈政治”到操笔上阵，《每周评论》、《努力周报》、《新月》、《独立评论》成为他论政的平台。新记《大公报》接续了英敛之时代“敢言”的传统，而又输入了全新的血液，鲜明地提出令人注目的“四不”方针，张季鸾、胡政之、王芸生等大公报人的名字将永远在新闻史上发射出夺目的光华。

　　徐铸成从《大公报》走出，几乎一夜之间就让《文汇报》成为报界的新星。和徐铸成一样出生在江苏宜兴的储安平殚精竭虑把一本小小的《观察》周刊推向了“文人论政”最后一个高峰，他坚定的自由主义品格使他成了20世纪40年代自由主义的化身，《观察》绝响，余音袅袅，至今不绝。多少岁月的尘埃终究都掩埋不了前辈的声音和足迹。在这条世纪长路上，我们看到了邵飘萍、林白水、史量才最后的笑容，他们的血渗透了这片多灾多难的大地。

　　1918年，邵飘萍自办《京报》，很快在林林总的日报丛中脱颖而出，“其奥秘就在它承续了晚近中国自由主义报刊‘文人论政’的传统，挥毫泼墨，指点江山；
纵论时局，锋芒逼人……”

　　在这条世纪长路上，我们也看到了陈铭德、邓季惺、成舍我他们的背影。《申报》、“新民”报系、“世界”报系永存在历史的记忆中，一如它们曾记录的一幕幕真实的历史。走在这条路上，以其激扬文字纵横论坛的，还有罗隆基、王造时、赵超构等大批知识分子。

　　从王韬到储安平，构成了中国知识分子“文人论政”的传统，在滚滚的历史车轮下，这一链条终于断了。20世纪50年代殷海光在台湾《自由中国》半月刊上的政论，六、七十年代查良镛在香港《明报》的社评，虽然都虎虎有生气，毕竟只是本土之外的空谷余音，一曲《广陵散》早已随风而去。至于作者将李敖也列入百年“文人论政”的代表之一，这是我所不能同意的，因为李敖杂文接续的是鲁迅的传统，与真正的“文人论政”传统恐怕没多大关系。作为一部新闻思想史，作者不仅以“纪传体”形式介绍了“文人论政”的代表人物，而且对他们的思想背景、渊源进行了比较细致的分析，这是本书的一个显著特点。

　　二、文人论政的中西传统

　　当年，张季鸾等都认为我国报业与各国的不同首先在于“文人论政”这一点。就其源头来看，这一传统却无疑来自西方，王韬办报之前有过在欧洲生活的经历，他长期定居香港，耳闻目睹西方的言论自由，特别羡慕英国第一大报《泰晤士报》，由衷地赞叹：“英国之泰晤士，人仰之几如泰山北斗，国家有大事，皆视其所言以为准则，盖主笔之所持衡，人心之所趋向也。”他渴望着有一天在自己的祖国也能自由办报、自由论政，“清议所至，足以维持大局；
主笔之事，位至卿相”，也就是一篇社评足以动摇一届政府。“《循环日报》不仅在精神走势上受到英国报刊的影响，而且在编排方式上也偏爱英国报刊的审美趣味。”最引人注目的是他每天发表的论说，也是“自觉仿照英国报纸的体例”。

　　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办的中文报刊对以后“文人论政”传统的形成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早在1840年9月，美国人在广州办的英文月刊《中国丛报》中说：“为公众服务的新闻记者，人民通常地理所当然地期望他们对于重要事件，像现在那些与公众利益有关事件，不能保持沉默。”“新闻记者在报道时，也要对公众采取公正立场，负责把事件的整个真相原原本本地说出来。”这些观点对一个几千年来都只知有皇帝的民族来说远不止是一股清风，可惜那年头国人沉梦未醒，睁眼看世界的又有几人，几乎没有人注意到这些英文期刊。即使魏源那时也只能想到“师夷长技以制夷”罢了。

　　由英、美传教士创办、主编的《万国公报》（原名《教会新报》，1874年9月起改名为《万国公报》），“一而再，再而三把他富民强国主张，明明白白说了又说，引起当时有志之士的普遍注意。”（50页）发行量最高时达3.8万多份，创下了传教士在华报刊最高发行记录。康有为1882年第一次接触就被它所吸引。他在万木草堂把《万国公报》

　　作为弟子的自学材料，直接影响、启迪了梁启超等莘莘学子。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只是发挥了李提摩太在《万国公报》的思想，梁启超《变法通议》中的主张有些都可以在《万国公报》中找到思想根源，风靡一时的《新民说》也滥觞于李提摩太《新政策》中的那个著名观点。甚至开创新风气的“时务文体”“也不过是从他那里描摹过去的”。曹聚仁曾说，《万国公报》主笔、王韬挚友林乐知的“见解、主张和文章风格，也可说是替梁启超的《新民丛报》开了路。”

　　在探讨“文人论政”的精神源头时，我们不能忘记《万国公报》和李提摩太、林乐知两位传播文明的传教士。

　　还有不能忽略的一点是，“不名一文的穷书生”于右任在筹办《神州日报》前，曾专门赴日本考察过两大民间报纸：《朝日新闻》、《每日新闻》，这是一个以往常常被忽略的重要细节。曾为《民立报》主笔、笔扫千军的宋教仁在日本住过多年，邵飘萍两度亡命日本，而且亲身在《朝日新闻》工作过。接续《大公报》薪火、迅速发扬光大的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巨头都曾留学日本，他们接办《大公报》就是以《朝日新闻》为榜样的，日本版的西方新闻自由思想已化入他们的骨髓，与他们的生命融为一体。成舍我、戈公振等远渡重洋，实地考察西方报业，没有出过国门的史量才、陈铭德、徐铸成等也对肇始于西方的新闻自由思想坚信无疑。有着悠久历史和广泛影响的《申报》本来就是美国人办的，史量才接手后，与西方新闻界交往频繁，西方报界巨子的赞誉使他兴奋不已。

　　在中国新闻业的少年期，如果仅仅受到了西方的影响，恐怕不会形成“文人论政”的特有传统，它同时也深深植根于源远流长的古老文化中，中国的士（或曰儒生、读书人）一直有清议的传统，“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臧否人物，议论时弊，以儒家的原则不断地弹劾往往向法家倾斜的帝王，正如费正清已发现的，“中国有过一个强烈而确有感召力的传统，每个儒生都有直言反对坏政府的道义责任。”这一传统不因王朝的更迭而改变，无数人因此不惜殉身。明辩是非，敢言直谏，体现了中国古代读书人身上的风骨，是他们“迂”、也是他们的可爱之处。以明代为例，从方孝孺到东林、复社诸君子就史不绝书。塑造了百年自由主义新闻史基本面貌的“文人论政”起码有着两个截然不同的精神源头，由此构成了这一绚烂多姿、不同于世界各国的独特传统，也正是在这些知识分子身上一脉传承了本土文化的人格传统，才使他们的“文人论政”散发着至今不衰的魅力。

　　三、文人论政之所以产生的三个条件

　　遍观百年新闻史，“文人论政”传统的产生、存在至少需要三个条件：一是民间报刊的空间，二是经济独立，三是知识分子能保持人格独立。从王韬时代到储安平的《观察》时代，从晚清到国民党统治的结束，正是中国历史大变动的时期，面临着数千年未有的变局，内外交困的大清王朝威势日颓，人心思变，经历地动山摇的太平天国冲击之后，虽有所谓的“同治中兴”，不过是最后的回光返照罢了，历史已走到非变不可的地步。王韬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还只是不断地呼吁变法，到了汪康年、梁启超他们在上海办《时务报》，变法维新已呼之欲出，终于迎来了昙花一现的“百日维新”。改良派、革命派无不利用报刊这一公共载体，这个独一无二的平台介入历史。从天津到上海，各地租界的存在，为专制中国提供了一点点脆弱的公共空间，为民间报刊的存在提供了可能性。1903年虽然发生了轰动中外的“苏报案”，但一个王朝也只能在小小的租界法庭和几个一无所有的书生打官司，而不能随心所欲。上海成为中国近现代舆论的中心不是偶然的，“文人论政”的许多代表人物在上海这一方土地上发光发热，就是因为“国中之国”的租界在损害民族尊严的同时，也以它的“治外法权”保护了不少民间报刊，这是历史的悖论。

　　民国诞生，接着是“城头变幻大王旗”，大小军阀在争夺地盘、政权、金钱的同时，无暇顾及文化新闻界，给了知识分子批评的空间，尽管如此，邵飘萍、林白水等也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蒋介石也算得上枭雄，以他纵横捭阖的权谋、几乎无往不胜的银弹战术击败了国民党内外的各路对手，成为国民党新政权的主宰。他统治中国的二十多年中，民间报刊尚有一席之地，

　　《大公报》代表了这个时代“文人论政”的最高水平，张季鸾、胡政之以及后起的王芸生等一起把这份民间报纸办得有声有色，让世界注目。“新民”、“世界”几个报系也都有过辉煌的一幕。异军突起的《文汇报》是在抗日的大背景下，《观察》周刊的成功完全取决于“文人论政”、不亢不卑的独立品质。总之，民间报刊的生存是“文人论政”的第一个前提条件。

　　吴、张、胡续办《大公报》之初标举“四不”旗帜，就是痛感当时新闻媒介总是依附某个政治集团、党派，靠津贴过日子，经济上不能自立，《大公报》本身也有过一段与安福系扯不清的前车之鉴，经济独立成为知识分子追求言论独立的先决条件，因此而提出“不党”、“不卖”。李纯青曾说：“大公报经济独立，不接受政治津贴。……如果经济不能独立，向政治集团伸手要钱，它就必然要受到那个政治势力的支配，不能自由发言。言论自由建筑在经济自由之上。”（465页）回顾《新民报》创办的前十年，之所以没有太大的起色，与它一直接受四川军阀刘湘的经济支持，还有国民党内一些派系的援助有关，刘湘死后，脐带断了，再加上抗日大背景所提供的前所未有的机会，《新民报》得天时、地利、人和，迅速崛起于大后方，到1948年7月蒋介石下令查封南京《新民报》，“新民”报系已形成了五地八版，有着巨大的影响。没有经济独立，没有庞大的发行量和滚滚而来的广告，史量才的《申报》也不可能在“九一八”后的中国，无视国民党的高压、利诱，不断发表尖锐批评时局的文章。为了恪守《文汇报》的民间立场，徐铸成等拒绝了任何政治性的投资（如李济深等）。国民党当局曾先后三次试图收买《文汇报》，第一次、第二次都被徐铸成顶了回去，第三次也碰了张国淦（当过北洋政府高官，《文汇报》名义董事长）的壁。邵飘萍、林白水以身殉报，自然值得我们永久尊敬，但也不能讳言他们都曾接受北洋军阀的津贴、馈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他们的死和他们拿了钱照样批评军阀不无关系。经济不能独立，报刊注定了不能长久，也就难以坚持“文人论政”的理想。只有经济独立，才能不畏权势，不受利诱，才能堂堂正正地捍卫正义，坚持自己的主张，这是“文人论政”的第二个前提条件。

　　1943年，36岁的徐铸成已名满新闻界，深受蒋介石身边的陈布雷的赏识。陈力劝他加入国民党，并愿意破例当介绍人，但徐铸成一口谢绝了，他说自己“愿抱独身主义”，“参加一政治组织，等于女人决定选择对象，此为终身大事。”作者称徐铸成为“奇异的政治‘独身主义’者”，并一再提及这个著名的“独身主义”比喻，这几乎成了自由主义报人守护“贞操”、洁身自好，保持独立性的唯一选择。他们的面前到处都是铺满鲜花的陷阱，如何坚持操守。这是一个大问题。张季鸾说的“四不”和“随时准备失败”，史量才说的无背景，无非都是要坚守独立人格的底线，决不苟且。陈布雷曾在《商报》写过生龙活虎般的评论，他后半生追随蒋介石就颇让自由主义报人失望。面对多少浮云世变，百年新闻史上有着独立人格、始终坚持独立批判的知识分子可以说代代相续，他们的人格操守成全了他们的“文人论政”。

　　四、文人论政具备的五个特征

　　一曲《广陵散》既终，在尘封的历史中拾取碎片，吉光片羽之间，让我们能重新领略先辈当年“文人论政”的精神风采。概而言之，我以为中国独有的“文人论政”传统至少具备了五个特征：

　　1，公正，客观，理性。

　　正如老大公报人、历史学家唐振常说的，“文人论政”无非“以其所见，是其是，非其非”，“本人民的立场，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是非之间，容或有偏差或欠准确，要之亦可为事实所纠正。”人的见解可能有局限，判断可能不够准确，但一切都改变不了“文人论政”对公正、客观、无私的追求。只有胸中不染尘埃，面对民生疾苦和时政得失，才能明辩是非，直抒胸臆，毫不转弯抹角，有所爱，有所恶，而不考虑个人的得失，真正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以百年《大公报》为例，早在1902年6月18日，即《大公报》创刊第二天，英敛之在《大公报出版弁言》中就提出了“本报但循泰西报纸公例，知无不言，以大公之心发折衷之论；
献可替否，扬正抑邪，非以挟私挟嫌为事；
知我罪我，在所不计。”（344-345页）他的“折衷”并不是无是非，无好恶，“折衷，既有客观、公正、理性的涵义，又同时有超阶级、超党派，不依傍和屈从于任何社会势力的气度；
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还包含着反对暴力和激进的温和主义和渐进主义（甚至有后来所谓‘中间道路’的涵义）之深刻内容。”“‘折衷’只问是非曲直，而不管任何政治势力的脸色如何”，（345页）在这一意义上，“大公”和“折衷”是一致的，也就是一本无私的表示，二十四年后张季鸾、胡政之他们提出的“四不”与之可以说一脉相承。他们认为，要保持“文人论政”的独立性、纯洁性，就必须“不求权，不求财，并且不求名。”张季鸾坦言作为职业报人“不求权不求财”容易，“不求名却不甚容易”。可是“一个报人若只求卖虚名，得喝彩，有时要犯严重错误，甚至贻害国家。”“往往误了报人应尽之责”。他们在接办《大公报》之初“决定写评论不署名，也含有此意。”并一直奉行不悖。这和胡适所倡导的“用真姓名发表负责任的文字”一体两翼，共同铸造了“文人论政”金石一般的品质。

　　2，论政而不从政，公开批评而不介入权力之争。

　　1946年9月1日，储安平在《观察》周刊创刊号发表《我们的志趣和态度》中提出：“我们这个刊物第一个企图，要对国事发表意见。意见在性质上无论是消极的批评或积极的建议，其动机则无不出于至诚。这个刊物确是一个发表政论的刊物，然而决不是一个政治斗争的刊物。……毋须讳言，我们这批朋友对于政治都是感兴趣的。但是我们所感觉兴趣的‘政治’，只是众人之事

　　国家的进步和民生的改善，而非一己的权势。同时，我们对于政治感觉兴趣的方式，只是公开的陈述和公开的批评，而非权谋或煽动。”

　　这番话精当地概括了“文人论政”极为重要的一个特点，这不仅是储安平和《观察》的宣言，它一直是具有独立品格的知识分子坚守的信条，从新记《大公报》的“四不”到《新民报》“超政治”的民间报立场，一部百年新闻史，就是一代代报人坚持“文人论政”、坚持对国事发表意见，以公开的批评参与社会，监督权力，也就是以“言论报国”，储安平曾不无骄傲地说：“一个从事言论的人，假如环境允许他秉其智慧，凭其良心，公平论政，他对国家所能有的贡献，未必即在一个部长之下。”当多少部长、达官贵人成为过眼烟云之后，我们重温这句话，不能不感到储安平还是太谦虚了。部长、大臣多如过江之鲫，而储安平永远只有一个。傅斯年对胡适说的“与其入阁，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说白了，就是要保持知识分子“批评政府的民间独立地位”。

　　因为如此，张季鸾可以面对“肥缺”，一个月即挂冠而去，不干这个劳什子，继续做他的穷记者去。王芸生可以多次拒绝做国民党的官，司马迁的“戴盆何能望天”成了他的“座右铭”。同样的事情也曾发生在王造时等无数选择了“文人论政”的知识分子身上，例子举不胜举。曾在新闻史上放射过光焰的陈布雷一入侯门深似海，在他们看来并不足以取法，徐铸成“独身主义”的比喻也可看作对陈的婉转批评。至于吴鼎昌以办报为进身之阶，那就更是等而下之了。

　　3，富有责任感，勇于负责的精神。

　　既不依傍权势，也不依傍流俗，无私无畏，“不私”、“不盲”，独立思考，独立作出判断。而没有对言论负责的精神就谈不上什么“文人论政”。为此张季鸾早年曾两次锒铛入狱，《大公报》多次遭到停刊等处罚。1948年7月8日，南京《新民报》被查封，王芸生发表《由新民报停刊谈出版法》社评进行抗议，还刊出了24位新闻界、文化界、法学界人士联署的《反对政府违宪摧残新闻自由，并为南京新民报被停刊抗议》，国民党《中央日报》为此连续发表文章，大骂他是新华社的“应声虫”。让王芸生哭笑不得的是，“同一立场，两面受攻，一面飞来红帽子，……另一面又骂你是‘帮闲’，骂你是‘法西斯帮凶’”。

　　不过这也证明了一点，《大公报》的言论是独立的、负责的，并不依附于某一种政治力量，并不因为得罪哪一方而放弃自己言论的责任。

　　胡适之所以一再呼吁“用真姓名发表负责任的文字”，就是要倡导一种签名负责的风气，他在1929年说：“我们深信，不负责任的秘密传单或匿名文字都不是争自由的正当方法。我们所争的不是匿名文字或秘密传单的自由，乃是公开的，负责任的言论著述出版的自由。我们深信，争自由的方法在于负责任的人说负责任的话。......我们用自己的真姓名发表自己良心上要说的话。有谁不赞成我们的主张，尽可以讨论，尽可以批评，也尽可以提起法律上的控诉。但我们不受任何方面的非法干涉。”

　　从《努力周报》、《新月》到《独立评论》，以他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不管观点有多少分歧，但堂堂正正地表达自己的看法，堂堂正正地展开争论，不隐瞒自己的立场，用真姓名，对自己的言论负责，面对社会、国家发生的重大问题说公道话，一本知识分子的专业造诣和人类的良知，不媚权，也不媚俗。傅斯年之所以一再发表直言批评孔、宋豪门的政论，就是本着一个国民、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其中并无一己私利。像傅斯年这样的人只要温顺、肯与权势者同流合污，什么样的高官厚禄自然都不在话下。

　　有了这样的责任感，他们才能拒绝一切利诱，拒绝一切威胁。徐铸成和《文汇报》“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以一句“凭良心办报”三次拒绝国民党的投资。1947年5月24日，《文汇报》、《新民报》晚刊、《联合日报》同时被封，储安平在《观察》发表评论：“当此一日查封三报，警备车的怪声驰骋于这十里洋场之日，我们仍旧不避危险，挺身发言，实亦因为今日国家这仅有的一点正气，都寄托在我们的肩上，虽然刀枪环绕，亦不能不冒死为之；
大义当前，我们实亦不暇顾及一己的吉凶安危了。”仅这番话就足以让我们对逝去的“文人论政”肃然起敬。他还在《观察》说过，“编者的根本原则是：生死之权操之于人，说话之权操之于我。刊物要封，听命封，遇到大问题时，我们是无法躲避，无法退让的。在这混乱的大时代，中国需要的就是无畏的言论，就是有决心肯为言论牺牲生命的人物！”这是一种担当、一种责任，正是这些品质为“文人论政”赢得了荣誉。

　　4，感人至深的爱国情怀。

　　从王韬、梁启超到王芸生、储安平，他们身上都燃烧着爱国的热情，无论风云如何变幻，他们深入骨髓的民族感情从未改变过。抗日战争是这种爱国情怀的集中体现。胡政之说的“吃下砒霜，毒死老虎”至今掷地有声。《新民报》西迁重庆；
《大公报》辗转于武汉、香港、桂林、重庆，付出巨大的牺牲；
《文汇报》在上海“孤岛”异军突起；
许多报纸愤然停刊，许多报人献出生命，这些往事将永远激动着中国新闻史。面对20世纪40年代犬牙交错的国际大势，伤害民族尊严的事件不断发生，无论这一伤害来自远邻美国，还是近邻苏联，也不论其立国的价值观如何，他们几乎都挺身而出，进行了公开的抗议。基于他们对国家、民族深挚的无条件的爱，1941年，王造时才会写下致斯大林的公开信，抗议伤害民族感情的《苏日中立条约》，为此在１９４９年后吃尽苦头；
1946年，傅斯年、王芸生、赵超构等才会联名发表《我们对雅尔塔秘密协定的抗议》；
1947年，王芸生不断发表文章，反对美国的扶日政策。他们从来都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而且正是这个时代的一个中国人”。

　　他们“对于国家的忠贞”并不是做喜鹊，而是做乌鸦、做“不信东风唤不回”的啼鹃。1948年南京《新民报》沦陷在黑暗中，唇亡齿寒，《观察》危在旦夕，储安平依然发表《政府利刃，指向观察》一文：“在这样一个血腥遍地的时代，被牺牲了的生命不知已有多少，被烧毁了的房屋财产也不知已有多少，多少人的家庭骨肉在这样一个黑暗的统治下被拆散了，多少人的理想希望在这样一个黑暗的统治下幻灭了，这小小的刊物，即使被封，在整个的国家的浩劫里，算得了什么！朋友们，我们应当挺起胸膛来，面对现实，面对迫害，奋不顾身，为国效忠，要是今天这个方式行不通，明天可以用另个方式继续努力，方式尽管不同，但我们对于国家的忠贞是永远不变的！”

　　半个多世纪后，重读这些文字，想望他们当年的风采，他们永远不变的这种爱国赤忱是今天的人们很难想象的。他们的爱国情怀和我们今天无知、盲目的爱国主义截然不同，是对这片土地、文化和人民的深情。

　　5，笔锋常带感情，这也是“文人论政”不可忽略的一个特点。

　　从梁启超到张季鸾、王芸生、储安平，无不如此。梁启超“以饱带感情之笔，写流利畅达之文”，他的《新民说》、《少年中国说》等以其一泻千里、汪洋恣肆的文字，新鲜活泼的思想倾倒了几代读者。正是“笔锋常带感情”，才使梁启超的政论富有极大的感染力，影响了几代人，胡适、鲁迅、郭沫若、邹韬奋、王芸生等都曾吮吸过他的乳汁，深受他的的启迪。

　　徐铸成谈到张季鸾在武汉《大公报》发表的社评时说：“张先生的白话文，还有裹过脚的痕迹，但字字句句，朴质沉痛，写出了中国人民心底的悲忿和沉痛。”“唤醒了多少意志本来并不坚定的人，使国家一时免于陷入‘瓦解土崩’之局。他的一声棒喝，应该说关系不小。”张季鸾的文章之所以常常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就在于“字字句句，朴质沉痛”，就在于他不仅有见识，站得高，看得远，看得深，同时也在于他的“笔锋常带感情”。俞颂华在评价王芸生文章为世人所传诵时也说：“他富于热情，所说的话，常能打入读者的心坎。所以他的文章，始终能动人心弦，不致与无党无派的民意脱节。”王芸生自己在《新闻记者怎样立言》中说，“要热情，才能使‘笔端带有感情’，才能在笔下表现文字的生命和活力”。

　　“笔锋常带感情”首先来自立言者本身的诚恳，储安平说过“政治上的看法，见仁见智，容各不同，但我们的态度是诚恳的，公平的。”张季鸾生前曾传授给王芸生二十字秘诀：“以锋利之笔写忠厚之文；
以钝拙之笔写尖锐之文。”

　　“忠厚”也好，“钝拙”也好，无非都是要体现一个“诚”字，诚意拳拳，有理想，有追求，才会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只有浸透着一个“诚”字，他们的文章才会字字句句打入人的心坎，毕竟“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人性是相通的，除非被既得利益、被狂热的乌托邦蒙蔽了双眼。

　　斯人已去，《广陵散》嘎然而终，随着时光的流失，一切都已化为乌有，只有那些倾注了“文人论政”理想的文字、思想依然在历史的断裂处闪烁着不灭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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