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光：关于“民工荒”的若干问题

　　一

　　“粮荒”的时代才刚刚过去，“水荒”、“电荒”、“油荒”、“运荒”却不期然又来到我们身边。从“粮荒”到“水荒”“电荒”，这或许是一种“国情”的新进步，说明中国人已经逐渐超越“生物性生存”的困境，开始面对有质量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等“高级”问题。然而，我们却不能不问：未来的中国还会有多少“荒”？

　　以中国的资源禀赋而论，“地大物博”是自然是一句自欺欺人的假话。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中国十多亿人民所拥有的土地、河流、森林、矿藏，一样也不多，一不小心就可能“此缺彼荒”。不仅土地、森林和水源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就是清洁的空气，如果我们容忍它被污染下去，将来也难免不成为一个新的资源难题。那么，“人口众多”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了，中国缺什么，也不至于缺人！可是，就连这一句话的背后涵义，它所描述的国情特征，看来也应该打个问号了。如果有人固执地认为“中国人不值钱”、“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人多的是！”总有一天，人也会成为“稀缺”的“经济资源”。

　　 近期出现的“民工荒”，就是颇具中国特色的最新一“荒”。“民工荒”出人意料、更令人百思不解，它与我们熟悉的“中国国情”极不相符，这或许也是中国国情另一个侧面的新进步？

　　众所周知，中国城市的就业形势十分严峻，而广大的农村人多地少、季节性失业和隐性失业现象十分严重，农村劳动力资源长期处于严重过剩状态。说中国缺少一流的科学家、艺术家、企业家、金融家还勉强说得通，说中国缺少高素质的创造性人才也不无可能，难道中国会缺少劳动者、甚至缺少比普通劳动者更加普通的民工？“民工荒”岂非咄咄怪事？

　　二

　　据报道，从去年起，广东、福建、江苏、浙江等沿海地区的加工制造企业出现“民工短缺”和“招工难”，今年第二季度以后，沿海“民工荒”加剧，并向内陆地区蔓延。据估计，仅珠江三角洲的工人缺口就高达200万之多。面对这场仿佛“突如其来”的“民工荒”，人们的解读大不相同。

　　第一种解读，是不相信“民工荒”的真实性和严重性，认为缺工的数量并没有那么多、范围也没有那么大，是媒体在夸大其辞、小题大做、误导公众，广东省的某官员就说：“我这里不缺民工。”毕竟，官员们对年复一年的、来势汹涌的“盲流”、“民工潮”见得太多、烦不胜烦，民工能有什么稀罕的？他们对“民工潮”比对“民工荒”有更高的警惕，这是可以理解的。

　　第二种解读，同样是不承认“民工荒”的真实性，但不是从“数量”上而是从“性质”上否认“民工荒”。他们认为缺少工人是因为“知识断裂”，现在出现的是“岗位震荡”、“结构荒”、“伪民工荒”，因为企业所缺的不是“普通民工”，而是“高级管理人员和高级技工”，不过是民工们的技术素质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不符合“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的要求，被进步了的城市所“淘汰”。

　　以上的两种解读，都有长期经验和局部数据作支持，但是与基本事实并不相符。这两种解读的角度，均偏于以企业一方的需要（企业缺不缺人、缺什么样的人）为立足点，并未充分考虑民工们的就业意愿是否发生变化。这两种解读都有一定程度的误读，首先，“民工荒”绝不是媒体“炒作”的结果，其次，“民工荒”也不是对“高级管理人员荒”或“高级技工荒”的错误命名。

　　虽然政府部门对有关农民工的统计数据一向不足为凭，但来自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室、广东劳动厅新闻处、广东省东莞市委政策研究室和一些独立研究人士如宋先科、刘开明等人的调查数据，都支持了媒体报道的农民工供需缺口超过200万的说法。“民工短缺”是真实的，真正大量短缺的，还就是“普通民工”，而不是“高级管理人员和高级技工”，在东莞，某些饱受缺工之苦的工厂甚至打出了“只要身体健康，都可来厂做工”的招工口号。

　　面对真实的“民工荒”，出现了第三种解读。认为“民工荒”是劳资关系发生变化的结果——有了“阶级意识”和“权利意识”的民工们开始“说不”了，民工对城市和企业长期漠视其合法权益的忍耐已经不复存在，他们的个别反抗汇聚成集体行动，展开了对于现行工资水平、劳动条件、福利待遇和身份歧视的隐性反抗。然而，此种解读也还有一些难解之处，一盘散沙的民工们有什么方法、用什么途径产生“集体行动”？难道2亿多民工中极少数人零星的自发行为就可以引发大范围的“民工荒”？

　　三

　　我们暂且抛开“民工荒”的成因不论，先来关心与“民工荒”有关的其它问题。根据《中国的就业状况与政策》白皮书，中国城镇的登记失业人数是800万人，实际的失业数要远远大于这个数目（应超过2000万人）。那么，我们的第一个问题是：既然有200多万个工业岗位的空缺，为什么庞大的城市失业大军中没有人去填补空缺，更奇怪的是，连那些主张“高级管理人员荒和高级技工荒”的人也没有建议由素质更高的城里人去填补这些“高级”空缺，这是为什么呢？难道“民工荒”中所短缺的工人竟然是其他就业者不可替代的？“民工荒”与“劳动力过剩”之间是什么样的复杂关系？

　　近几年进城流动就业的农民工数量已接近1亿人，并以每年5%左右的速度在递增，同时，曾经有过打工经验、有劳动能力和进城意愿（即能够被“动员”进城）的农民数量超过2．1亿。那么，我们的第二个问题是：在如此庞大的民工基数之上，为什么一个不到民工总数3%的工人短缺不仅未能迅速缓解，反而有所加剧？难道“世界工厂”的劳动力需求真的已经超过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无限供给”潜力？

　　城里的人们历来把中国的劳动岗位划分为泾渭分明的两大块，我们姑且称之为“民工岗位”（如建筑工、清洁工、搬运工和简单加工业工人，就是传统的“民工专门岗位”）和“非民工岗位”。那么，我们的第三个问题是：是民工们特别地偏爱这些划分给他们的专门岗位，还是这些专门岗位的提供者们特别地偏爱民工？如果中国只有通常意义上的劳动者，而没有特殊身份的所谓“民工”，中国的经济发展又将如何演绎？

　　我想，用不着更多的提问和分析，兼有农民和工人两种身份的民工，其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之低和价值之高已经昭然若揭。而令人感到悲哀的事实正是，民工的价值之高，恰恰来源于民工的地位之低！

　　民工群体对于中国经济的重要性显而易见，他们是中国出口产品拥有价格竞争力的首要功臣，或者说，他们是中国廉价商品的主要牺牲品。没有大量的民工，也就没有中国的经济腾飞，而假如没有城乡隔离的二元社会体制，则又从制度上截断了源源不断的民工潮流。我们甚至不能不承认，对农民的歧视，竟然就是中国劳动力竞争优势的制度成因，这歧视不仅无过，反而对中国经济发展功莫大焉！

　　大量的处于半失业状态下的中国农民，是中国经济的“秘密武器”。说他们是秘密武器，对海内外的投资者却又是公开炫耀的。有一个事实是：那些由城市政府和城市企业安排给民工的就业岗位（那些苦活、脏活、累活、不安全活、不体面活），那些由政府和企业给予民工的“特殊待遇”（在城市付费“暂住”、不必按月支薪、子女享受高价教育、老弱伤病请回老家），对城市的劳动者（即使是下岗工人）根本就毫无吸引力。我们可以简单地总结这一事实，那就是：城里人“基本上”不愿意当“民工”，而进城的农民“基本上”只能当“民工”，这是一条颇有些“刚性”的规则（虽未写入有关法典，但比合同法、劳动法之类的法律还要“铁”得多）。畸型的体制造就一批“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城市流动工人，这是农民的幸运、亦或不幸？

　　在世界经济体系中，拥有比其他发展中国家更高素质、“无限”数量的农村廉价劳动力，构成了中国经济独一无二的“核心竞争力”。如果没有民工，所谓“世界工厂”、“加工制造业中心”，则没有任何成功的希望。

　　四

　　马克思曾经充满悲愤地描述资本主义初期的资本家和产业工人：“一个高视阔步，踌躇满志；
一个战战惊惊，畏缩不前，像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另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用革命导师的语言来对照中国民工所面对的社会关系，或许有些偏激，然而可以让我们对此提高警觉。

　　让我们再回到“民工荒”的成因问题。

　　从数量上看，中国的进城农民总规模并没有缩小，而且，农村可以继续提供的劳动力资源仍然是一个巨大的“海量”，将远远超过城市的吸收能力，这一国情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
从素质上看，今日的进城农民比二十年前的民工前辈综合素质更高、更见多识广，绝不会比他们的前辈更加落后和闭塞，要培训他们，也不会比当初培训他们的父母亲更加困难，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技术进步速度与新一代打工者的素质进步程度，并未产生明显的背离。因此，“民工荒”的主要原因肯定不在于供给的短缺。

　　城市对于农村劳动力的需求，只要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逐年有所提高，其年均增长率也不过就是5%左右，正好与供给水平相对应。那么，“民工荒”的主要原因也不在于城市对民工需求的过度增长。至于劳动市场的不健全、供需信息的不畅通，或者粮食价格的小幅上涨等等，更不可能引发长时间的“民工荒”。

　　对于多数农民来说，做“民工”的收入，仍然大大高于做农民的收入。如果所有的农民只有两个非此即彼的选择：要么做农民、要么做民工，民工们对老板“说不”的勇气又从何而来？

　　看起来，“民工荒”只有一个成因，那就是：“二元岗位划分”先于“二元社会体制”出“故障”了。虽然没有确切的统计数据来佐证笔者这一观点，但我相信这种解释应该是正确的。刚刚进城的新一代打工者（二十岁左右的这一群）与他们的父叔辈有些不同，从外表看，他们已经没有那种一眼就能看出来的“民工面孔”，他们也绝不会给自己规定下必须做“民工”的义务，除非受教育水平十分低下者，“民工专门岗位”并不是他们进城之后的唯一选择。

　　当老一辈的农民渐次从“民工专门岗位”上“退休”返乡之后，新一代的进城农民并没有全部成为民工事业的接班人。他们寻求那些能够让他们与城里人不相区隔的职业，寻求那些能够让他们在城里更久呆下去的工作，他们主动寻求岗位分流、并已经有所分流，在以往由城里人独家占据的“非民工岗位”上，新一代的农民也具有了一定的竞争实力（至少具有比较强的价格竞争力）。而反过来，那些传统上的“民工主体企业”——即以民工为主要劳动力和核心竞争力的企业，却渐渐丧失对进城农民的吸引力，更完全没有吸引“非民工”的城里人就业的能力。在进城农民的代际更替过程中，“民工荒”逐渐形成并有所加剧。

　　随着户口制度、二元社会体制的进一步松动，将进城农民限制在“民工专门岗位”的制度力量势必弱化。进城的青年农民如果可以无身份障碍地去竞聘服务员、业务员、文员、技术员、会计、经理和公务员，“民工”这一称谓也必将最终成为历史。我不相信，中国的劳动市场会永远划分为“民工”和“非民工”这两大块。那些专门以“民工”为招工对象的企业，遭遇“民工荒”其实是必然的，是由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迟早总会发生的。他们必须改换脑筋，学会“招工”而不是仅仅“招民工”，学会与“劳动者”打交道，而不是仅仅与“民工”打交道。用对待城里人的标准去对待“民工”，“民工荒”就不攻自破了。在城市化水平大大低于工业化水平的时代里，让“民工荒”来得更猛烈些吧！

　　中国也必须反省：以浪费资源、浪费耕地、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增长方式，是不可持续的，同样，以将进城农民“打入另册”、牺牲民工的迁居权、定居权、家庭团圆权、子女受教育权、劳动保障权为代价的经济增长，也是不可持续的。让“民工”进城安居、成为有稳定职业的工人和在就业地的落户生根的移民，让两亿多进城农民享受同等的“国民待遇”和劳动待遇，这是“民工荒”的最终解决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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