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益南：文革的标志、客观作用与史学价值

　　（一）广泛和有特色的群众运动，是文革的一个大标志

　　文革虽然历经十年，发生了很多的事情，但之中，足以成为文革标志事件的，却应该是广泛、深入的，并极有特色的群众运动。

　　文革中，即使是权力斗争，也多数与争取群众舆论过程相关。

　　并且，正是由于没能看到这一点，因而，现在很多人实际上是没能理解到文革的实质。

　　因为，现在相当多说论文革事的人，对文革中的那场群众运动，绝大多数是陌生的，不了解的，即便知道的一点，也是不全面的，支离破碎的。

　　什么不民主，搞专制；
整知识分子，整不同意见的干部，镇压不同政见的群众；
搞极左，还有权力争执与角逐······等等。但是，这些，其实并非文革的特征，因为它们并非在文革中才有，而是老早就存在（例如一九四二年的延安整风、一九五四年抓胡风、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一九五九年整彭德怀等），甚至，很多现象，现在也还可见到。

　　文革中，在发生这依旧的一切之同时，却发生了大规模的急风暴雨般的群众运动，而且，这些运动中的很大部分，是指向当权的官僚阶层的。

　　所以，说到文革，只谈上述极左情况，而撇开以派性斗争为外在形式的群众运动，那实际便还是对文革了解的片面。因而，对其所做的任何其评论，则还不能算是全面。

　　人们都同意要否定文革。

　　但，其实各人心中想否定它的内容与本质，却并不一样，也许，还天差地别。

　　例如：

　　社会贤达、知识分子中的名人们，是因为文革不仅践踏了很多知识，更践踏了他们的尊严，剥夺了他们优越的工作与生活条件；

　　几乎所有的当权派们，却是因为文革，使他们在文革中的不同阶段，都发生过使其一度王冠落地的经历，还蒙受了如被戴高帽子、被押上台批斗之类人格屈辱；

　　所谓“黑五类”们，则是将文革视为他们自一九四九年后长期被作为“贱民”，而丧失基本人权的最惨阶段；

　　今天忧国忧民的青年们，却是将杀害遇罗锦、张志新等体现专制制度黑暗的事件，看成文革的主要特征；
等等。

　　之中，有些人要否定的东西，甚至却是有些人想要实质保有的东西。

　　造反派之所至今也不能得到当权者的宽容，就是因为不论是继续革命理论导致的派性使然，还是因前十七年间及文革初期，饱受官僚主义压制迫害的怨气所致，那场造反运动，却确全是针对了当权者的，是在实践中触犯与损害了全体当权派（甚至有时还包括中央文革那班人）的根本利益的。

　　而胡风分子，一九五七年的右派们，则不过是阶级斗争理论的产物，是观念的产物，顶多也不过是纸上谈兵的敌人，而其并没有真正具体触犯过当权者的根本利益。因而在感性上，他们较容易被纠正、获平反。

　　（二）文革，客观上有使社会加速前进的“催化剂”作用

　　例如——

　　（1）如果没有发生文革，使“阶级斗争”发展到在党内高层发生大清洗的登峰造极阶段，那么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中国改革开放路线，会不会被提升到文革后的党与国家领导高层的议程上来？并很快达成共识，予以实施？

　　（2）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的领导者邓小平等一大批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若没有在文革中挨整，亲身体验一下无端竟可被整肃的那种专制体制的厉害，并且很长时间被流放到社会的底层（邓小平本人就被命令于到江西新建县的一个工厂，受改造性质地与工人群众一起呆了三年），那么，他与他们会不会主动提出与支持，要在政治上改革我们这个国家的很多东西？

　　有人以为，改革开放是世界潮流，即便中国没有发生过文革，没有文革中挨整的邓小平、彭真等领导人东山再起而执政，中国也会实行改革开放、提倡法制观念。

　　对此，我们只要想想二点：

　　四人帮垮台后，华国锋为首的凡是派执政，但其宣称的路线是什么？——凡是毛主席说过的、批示过的，都要坚决拥护，继续执行！——就是说，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总路线仍然有效！

　　今天北朝鲜的金正日，相对毛泽东与金日成那一辈来说，是个“年轻人”，比老邓还要小37岁，但是他搞改革开放了吗？

　　社会的进步，在时间标尺上，没有必然的度量。如果不出现杰出的人物与巨大的事件来推动，在历史长河中，虽然该会发生的东西，终究也会发生，但在时间的度量上，有时，却关系到几代人所标示的春秋，将处于何种社会，何种人生。

　　（3）如果没有发生那场扣以“走资派”罪名，而将绝大多数党政领导干部都进行了一次巨大冲击批判斗争的文革造反运动，那么，文革前那种视任何大小党员干部都为神圣不可批评的观念（一九五七年的很多人，就是仅仅对党支部书记一类小官，有几句不恭言论，便被视为“反党”而整成右派分子的），会不会自动消除，而产生人们现在的民主意识？

　　文革前，对老百性来说，党政干部都是大大小小的“诸神”。

　　文革中，除了毛泽东那个“尊神”以外，其他大小党政领导干部，却绝大多数被造反的群众，当成了入“另册”的“走资派”，动不动就面临被造反派群众批判斗争的危险，因而，他们的“诸神”地位从此跌落。而到文革结束，四人帮垮台，则连毛泽东头上的“光环”也不再耀眼，也从皇权般的神坛回到了人间。从此，在大陆上的中国人的心中，任何对政治之“神”的观念崇拜，永远不再。

　　此后，不论谁有此企图，对这一点，也都注定是绝不可复辟了！

　　所以，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并的确对中国这二十多年来的飞速发展立有大功的邓小平，他极明白这一点，去世后，让家人将他的骨灰撒入大海，而坚决不设“神位”。

　　对文革发生的主观原因及文革本身之评价，因现在很多史实真相尚不清楚，所以难免出现“瞎子摸象”式的片面性。但是，对文革产生的客观作用与影响，人们则确可从文革结束后的这二十多年现实中，予以分析求证。也许，这种分析，还相对较易接近真理。

　　文革应确起了一种“催化剂”的作用，它使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下的中国社会，加速发生了很大的社会性剧变。因为，文革中，使很多东西，在短时间内都发展走向了极端，从而为“物极必反”开辟了道路。

　　这种剧变，既不是毛泽东所设计，也不完全是邓小平的初衷。但邓小平那一代人，之所以能毅然决然选择了与文革前的观念并不相承的改革开放路线，应该说，文革的经历，是影响他们思想新走向的直接关键性原因。

　　历史的发展，常常会发生跳跃式前进方式。

　　而这个跳跃，须有二个条件：出现巨大的事件，伴有杰出的人物。

　　文革的灾难，以及正好是邓小平等人，处于受难者之中。

　　因此，中国便出现了一个新的巨大发展机会，出现了一个能大跨度一跳的历史性契机。

　　文革结束后，并不是所有在文革中挨了整的老干部，都会产生改革开放的念头的。

　　相当多的领导人（包括最高层的某些人），对文革结束后的中国去向，仅仅是只想“返回去”，即返回到文革前的秩序中去而巳，而没有从文革中显示的制度弊端中吸取教训，提高其对中国社会的认识。所以，这批人后来往往成为了改革的被动者。

　　由此，我们便理解到了，杰出人物对推动历史前进的重要性。

　　社会的进步，固然需要历史的铺垫，然而，如果没有杰出人物的出现，作为即时的第一推动力，那历史的铺垫，便仅仅还只是准备了一个舞台而已。

　　当然，邓小平虽然开创了中国的改革开放路线，但对这路线的发展又会带来什么副作用，以及如何来解决这些副作用带来的问题，时间既不可能让他一个年迈的老人完全认识与体察到，也更无法让他能参入解决。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

　　苏联发生的事情，则刚好证明，没有发生巨大变故作历史铺垫的改革舞台，即便有人想推动一下社会前进，也是很难发生实质性变革的。

　　苏联没有进行过类似“文革”的社会大变动，在苏共十月革命建国近40年之际，虽然也发生了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暴政的大批判，同时，开始了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某些改革。然而，由于苏联的制度性弊端，以及民众与这些制度性弊端的冲突，未能有机会得到充分展示与全面激化，因此，一方面，改革被不完全的改革者赫鲁晓夫政权自己用坦克镇压（在匈牙利、波兰）而自行窒息，另一方面，有限的改革被保守的官僚阶层所抵制而以全面失败告终。

　　因此，苏联人需多等待三十几年后，即在十月革命之后的七十多年之际，并在中国已基本成功地进行了十年改革之时，才等来了戈尔巴乔夫的充满了动荡不安的大改革。

　　新中国在她成立的十七年之时，便发生了长达十年的文革；
在她成立的三十年之际，即文革结束后二年之时，便发生了颇有成效、相对平稳的、尤其是很大程度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的从经济开始的改革热潮。

　　因此，从这个时间表上看，文革，确有些客观加速推动社会前进的“催化剂”作用。

　　（三）文革，巳只有历史学的意义

　　关于文革，因时间大师的作用，它无论从哪个方面讲，现在只能有历史与历史学的意义了。

　　即便将来的某时，有人欲再掀动文革历史的某些画页，也只会是为那时的某些人服务，而不据有真正文革的本来意义。正如，苏联发生剧变后，沙俄及托洛次基、布哈林等历史人物的幽魂，虽可重登舞台，但那顶多也不过是表演表演而巳，却早不具有当年的意义。

　　因为，历史是人写成的。

　　写那些历史的人，若巳被长长的时间抹去，那段历史的真实意义也就跟着消失了。

　　一九五七年的“右派分子”们，之所以还能改写他们的历史，那是因为他们重返舞台时，尚未“廉颇老矣”，而尚是壮心不巳的暮年烈士。

　　然而，文革的参入者，绝大多数，不是巳进入耄耋之年，就是巳辞世西去，距今三十多个春秋的岁月，虽说也可视为弹指一挥间之短，但要消磨一段历史的意义，从实际社会中抹去一代人的有限影响，还是足足有余。

　　历史的前进，只能从将来的现实，而不是从过去的故事中获得原动力。

　　因此，对文革史的研究，应该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意义，只会更大的体现在学术文化上。

　　至于文革历史的学术性，其对中国文化的总库，会有多大的价值，此时暂没有人能知道。我们唯一可以确定的便是：让真实的文革史进入学术文库，而不是无视它、抹煞它、曲解它，才可能体现人类的理智，更利于社会的发展从中获益。

　　文革，既然现在在人们心中，却并不是一样的内容，有的画面，还天差地别。

　　所以，目前，对文革历史的研究，似乎应先回到傅斯年的观点：历史学就是史料学。

　　历史的真相不清楚之前，就没有真正的历史学。连文革中到底还发生了哪些关键大事都不清楚、或还被人为遮掩或歪曲了之时，怎么能认识与正确评价文革？

　　2004年6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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