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振祥：共和国史上“大跃进”一词的应用与演变

　　1958年至1960年，被称做共和国史上“大跃进”的年代，历史已经做出结论：“大跃进”的发动是轻率的，其结果，不仅没有使中国的经济实现真正意义上跃进式的发展，反而使整个社会主义建设遭到了重大损失。1961年后，“大跃进”运动不再进行，但“大跃进”作为一种经济建设思想，却同所谓“三面红旗”一起存在多年，直至1978年中国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三中全会后，党史、国史界对三年“大跃进”的研究逐渐展开，取得很多成果。本文拟就“大跃进”词语本身，对其应用和演变情况做些粗浅考察。

　　“跃进”一词从普通词语到赋予特定含义

　　“跃进”，本是汉语中一个普通常用词。检索《人民日报》，1949年至1956年，每年都有几十篇文章使用该词，偶尔也出现“大跃进”一词。其含义大致有：一种敏捷的动作；
一种实现突变的认识过程；
一种跳跃式的前进方式；
一种比通常快得多的发展速度；
事物达到一种新的发展阶段等。大多数文章是在后两种意义上使用。这期间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毛泽东的著作中，也有两篇使用“跃进”一词：“从感性认识跃进到理性认识”（《实践论》）、“农业由使用畜力农具的小规模的经营跃进到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的经营”（《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

　　到1957年，随着经济和其他各项事业的发展，《人民日报》上使用“跃进”一词的文章，上升到206篇，而使用“大跃进”一词的文章也已有106篇。其中与后来历史发展密切相关的是这样三篇：一是，周恩来6月26日在人大一届四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当时一五计划即将超额完成，反右派斗争正处在高潮之中。周恩来批评了认为我国国民经济计划“在1956年全面冒进了，在1957年又全面冒退了”的观点，指出：适应当时的情况，1956年的计划“采取了跃进的步骤”，这一年伴随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到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也有了一个跃进的发展”。这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第一次明确地用“跃进”一词来说明我国的经济建设在1956年所采取的步骤和取得的成绩，从而使“跃进”一词有了特定的含义———用以说明1956年的经济发展步伐和状况。周恩来这里的论断应该说是恰当的，实事求是的。但此后的宣传，却不断加码。“跃进”的提法很快就变成了“大跃进”。

　　二是10月27日，即毛泽东主持制订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正式公布的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伟大纲领》。该社论指出，按照纲要的要求，有关农业和农村的各方面工作，都要在12年内，“按照必要和可能，实现一个巨大的跃进”。这是在党中央机关报上正式发出了实现农业大跃进的号召。

　　三是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这篇社论的特殊背景，是毛泽东已开始对1956年周恩来、陈云等的“反冒进”进行批判并决心把这一批判继续下去。社论把1956年的“跃进”与当年的“反冒进”尖锐地对立起来：“有人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他们不了解在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这是符合于客观规律的。1956年的成绩充分反映了这种跃进式发展的正确性。有右倾保守思想的人……把正确的跃进看成了‘冒进’。”所以毛泽东在审读《人民日报》这篇社论稿时，倍加赞赏，在批语中写道：“建议把一号博士头衔赠给发明‘跃进’这个伟大口号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一个月后，也是由毛泽东修改审定的《人民日报》12月12日社论《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再次批评了反冒进，并进一步肯定1956年是“经济战线上的大跃进”。这样，就使“跃进”、“大跃进”词语有了更新一层的含义———与1956年的“反冒进”相对立。

　　从“农业大跃进”到“全面大跃进”

　　1957年冬和1958年春，“大跃进”一词所含内容，或者说该词的应用范围逐渐扩大，此前主要应用于对1956年经济建设成就的估计上，这时则发展为对当前建设的一种号召，由掀起“农业大跃进”到实现“全面大跃进”。

　　先是，1957年9月24日，中国中央、国务院做出《关于今冬明春大规模地开展兴修农田水利和积肥运动的决定》，要求把兴修农田水利和积肥运动当成农村“生产高潮的主要组成部分”，并指出，当前“首先要反对保守思想”。10月9日，毛泽东在中国八届三中全会的总结讲话中，批评1956年扫掉了多、快、好、省，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扫掉了促进委员会，要求各级党委都要做“促进委员会”，并说“我们总的方针，总是要促进的。”毛泽东的讲话表示了对农业四十条的重视和对1956年“反冒进”的不满。10月26日，中国中央提出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在《人民日报》发表。纲要要求12年内，按照我国不同地区的自然条件和经济水平，把粮食年均亩产量分别提高到400、500、800斤。随后便有上面提到的10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的发表，正式发出实现农村工作“巨大的跃进”的号召。

　　从《人民日报》1957年10月到12月刊登的文章和报道看，这时讲的“大跃进”，除指1956年的经济发展外，主要就是号召“农业大跃进”。中国八届三中全会后，各省纷纷召开党代表大会、省委全体会议、地委书记会议以及农业生产积极分子会议等，其主题就是动员“农业生产大跃进”。据《人民日报》报道，河北省委召开一系列会议布置农田水利建设和积肥运动问题，“党政领导机关正以巨大的决心和魄力，争取农业生产上的巨大跃进”。“全省各级主要干部都有了明确目标———推动农业生产大跃进”。12月9日至24日农业部召开的全国农业工作会议，中心议题就是动员“农业大跃进”。农业部长廖鲁言在会议总结中号召“苦战十年，实现四十条”，而“十年看三年，三年抓头年”，必须紧紧抓住二五计划开端的1958年，“争取农业大跃进”。新华社记者对该会的报道说：会议代表们所表现的“豪迈的决心和信心”就是：“农业生产一定要大跃进，一定能够大跃进”。

　　当时不仅有了“农业大跃进”的号召，而且有了“大跃进”的行动，突出的表现就是农田水利建设高潮的兴起。投入农田水利建设的人力，1957年11月为六七千万人，12月为8千万人，到1958年1月份达到1亿人。

　　“农业大跃进”的声势在全国造成之后，“大跃进”的含义进一步扩大。1957年11月18日，毛泽东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说：“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十五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十五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毛泽东还从莫斯科打电话给国内，批评1956年的“反冒进”，说以后再也不要提“反冒进”了。12月2日，刘少奇代表中国中央在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致祝词，公布了中国15年左右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的口号。这样的号召，自然要为“大跃进”一词增添“农业大跃进”以外的新的内容。12月25日，中国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在中国上海一大二次会议上做题为《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报告。柯庆施虽然没有使用“大跃进”词句，但强调“乘风破浪，加速建设”，强调“革命态度、革命气概和革命速度”，强调多快好省是社会主义建设“唯一正确方针”，并以上海工业发展的实例，尖锐地批判了1956年的“反冒进”。柯庆施的报告得到毛泽东的高度评价，为进一步批判“反冒进”、发动大跃进起了推进作用。《人民日报》1958年元旦社论即以“乘风破浪”为题，要求“掀起一个发展工农业生产和各项建设工作的规模宏大的高潮”。上海党代会于1958年1月10日闭幕，次日，《人民日报》对该会做了详细报道。报道的标题是：《上海党代会展开深刻的思想斗争，肃清暮气，打掉官气，以促进派的革命气概实现全面大跃进》。这是在党的机关报中第二次出现“全面大跃进”的提法。此后，1958年内，《人民日报》上共有322篇文章和报道使用这一提法。“全面大跃进”遂成为普遍于全国各地和各行各业的口号。

　　所谓“全面大跃进”，首先，就全国来说，是要求各个地域、各个行业、各种工作乃至各个阶层的人们，都要“大跃进”。其比较规范的提法是：“以工农业生产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大跃进”。1958年2月2日《人民日报》社论说：“我们国家现在正面临着一个全国大跃进的新形势，工业建设和工业生产要大跃进，农业生产要大跃进，文教卫生事业也要大跃进。”这是“全面大跃进”的三个主要方面。其次，是要求各个行业和各种工作本身都要“全面大跃进”。工业、农业、交通、商业、林业都要“全面大跃进”；
经济事业以外，科学、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都要“全面大跃进”；
艺术领域，要戏剧、音乐、美术、舞蹈、曲艺“全面大跃进”；
工作上，要在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上“全面大跃进”，以此推动工作的全盘“大跃进”；
不但在工作上，而且在思想和世界观的改造上也要“全面大跃进”；
不但社会主义建设要“全面大跃进”，社会主义革命也要“全面大跃进”。第三，“全面大跃进”不仅指经济建设和各项工作的发展速度，而且指一种精神，一种气势，一种图景，要在全国上上下下都形成一种“大跃进”的氛围。

　　把“全面大跃进”的提法包括在内，1958年《人民日报》上共有4518篇文章和报道使用了“大跃进”一词。这一年，“大跃进”运动达到了高潮，“大跃进”一词的使用频率也达到了高峰。对这一年的“大跃进”，我们即使不从事实上去考察，而仅从词语的使用上，也可以看出其远远脱离实际的一面。

　　“继续大跃进”和“大跃进”一词的量化

　　“大跃进”一词在1959年继续以高频率使用着，并且又有“继续大跃进”和“连续大跃进”两个词语的广泛使用，这两个口号在1959年10月召开的全国群英大会上喊得尤为响亮。大会开幕词中说：这次大会召开的时候，党和国家又向我们发出了“新的光荣的战斗号召”，这就是“在去年和今年连续大跃进的基础上，争取今后年份首先是1960年国民经济继续大跃进”。这一年，“大跃进”一词在《人民日报》的3999篇文章和报道中出现。其中使用“继续大跃进”的有352篇；
使用“连续大跃进”的有5篇。

　　1958年“跃进”高潮时，并没有量化的标准。开始还有百分之几十的说法，后来便发展为“翻番”，甚至“几倍几十倍”。据1958年12月中国八届六中全会时的预计，1958年粮食、棉花、钢铁、煤炭、机械等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产量，都比上年增长了1倍左右，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70%.以这样的预计为基础，八届六中全会提出1959年继续“大跃进”的计划，钢、煤、粮、棉年产量分别达到1800万至2000万吨、42000万吨、10500亿斤、10000万担，分别比1958年增长70%—80%、56%、40%、49%.增长率较1958年要小一些，而增加的产品数量却多于1958年的增长。

　　但是，这样的“跃进”计划，只能是头脑发热时的产物，即使对1958年工农业产品产量的预计是真实的，1959年也不可能继续以那样高的速度增长。进入1959年后，随着1958年产品产量的逐渐核实、高指标造成的经济紧张局面的显现、领导者“左”倾急躁情绪的减弱，1959年产量的计划指标，特别是钢、煤、粮、棉四大指标被逐步调低。随之便不能不回答这样一个问题：调低后的指标还算不算“跃进”和“大跃进”？究竟增长多少就可以叫“跃进”和“大跃进”？

　　还在八届六中全会刚刚通过钢、煤、粮、棉四大指标后，陈云就曾建议，这四大指标先不要公布，但意见没能反映到毛泽东那里，1959年1月上旬，毛泽东找陈云、李富春等谈经济和工业问题，陈云明确表示：今年的生产计划难以完成，4月5日中国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再次讲到1956年的“反冒进”问题，但这次已不是严厉的批评，而是做了这样解释性的说明：我只是不同意“反冒进”，同意依据形势改变计划。我所反对的是公开在群众中间，在报纸上“反冒进”。“反冒进”在报纸上登，泄气，群众抬不起头，外国人骂我们。但是我赞成把指标削下来，因为钱只有这么多。他还说：马鞍形也不要紧。我反对的马鞍形，重点是在反对“反冒进”。1957年不搞马鞍形是不行的。马鞍形这个事情将来还是会有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就是一年高，一年低，或者两年高，一年低，或者三年高，一年两年低。讲话中毛泽东明确指出，1958年的那些高产卫星很多是假的，但1958年确实有个大跃进，粮、棉、钢、煤，其他各种，都有大跃进。他进一步提出了这样的量化概念：应该说10%就是跃进。苏联现在七年计划是8%，这算跃进了，我增加一点，10%就算跃进，20%是大跃进，30%就是特大跃进。他认为一位省委书记所提的20%叫跃进、50%是大跃进、50%以上是特大跃进，标准高了，粮食这类东西增产10%还不是跃进？

　　毛泽东关于“大跃进”量化的看法，很快反映在周恩来1959年4月18日向第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报告说：“如果认为工农业总产值以及每一种产品的产量，每年增长的百分数都必须高于前一年才算是跃进，那是不切实际的。”特别是粮食产量，“在农业机器和化学肥料还很少的条件下，即使每年增产百分之十到二十，就已经算得是跃进了。”8月召开的中国八届八中全会对1959年钢、煤、粮、棉四大指标再次做了调整，钢、煤产量分别调为1200万吨和33500万吨，粮、棉产量调整为在1958年核实产量的基础上各增产10%.紧接着，8月26日，周恩来在向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所做的报告中，对这次指标的调整做了解释，并进一步阐明了什么叫“跃进”和“大跃进”的问题：“按照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发展的速度和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经验来看，应该说，工业每年增产百分之二十以上就是跃进，增产百分之二十五以上就是大跃进，增产百分之三十以上就是特大跃进；
农业每年增产百分之十以上就是跃进，增产百分之十五以上就是大跃进，增产百分之二十以上就是特大跃进。”

　　后来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周恩来曾对上述观点进行检讨，说这是“错误地、片面地规定工农业每年增产的跃进速度”，而“不切实际地规定跃进的速度，就使人们只注意多、快，不注意好、省；
只注意数量，不注意品种、质量；
只要高速度，不重视按比例；
只顾主观需要，不顾客观可能；
只顾当前要求，没有长远打算；
不从整个历史时期来计算大跃进速度，而要求年年有同样的高速度，这样，就违反了毛主席历来对订计划要实事求是、综合平衡、留有余地的主张。结果，‘欲速则不达’。我们这两年就从不可靠的高指标上被迫地跌落下来。”这同1958年和1959年上半年的高指标相比，只是“以五十步对百步”。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该说，毛泽东和周恩来提出“大跃进”中的量化观念，还是有着抑制高指标狂想的作用的。当然，他们所提的量化标准，仍然是不切实际的高指标。

　　“调整”代替“大跃进”之后

　　虽然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的诸多问题在1959年上半年已经显现出来，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至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期党中央也在采取措施纠正已经觉察到的“左”的错误，但是“大跃进”作为一种建设方针，继续坚持着。而在庐山会议后至1960年间，由于反“右倾”斗争的需要，由于毛泽东曾坚定地表示过：“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大跃进”更有升温之势。当然，造成的问题也就更加严重。1960年，“大跃进”一词在《人民日报》2959篇文章和报道中出现。其中使用“继续大跃进”的有290篇，使用“连续大跃进”的有265篇。毛泽东在1960年初表示：“连续大跃进是可能的。”1961年1月中旬召开的中国八届九中全会，正式通过了1960年八九月间周恩来和国家计委提出的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这样，从1961年起，“大跃进”已不再作为当前国民经济建设方针提出，但“大跃进”一词仍在报刊上相当频繁地出现，中央领导人也并没有放弃“大跃进”的建设思想，这正如当时周恩来所表达的一种认识：不搞大跃进不能摆脱落后，但是我们对大跃进的规律还未摸透。就是说，不是要放弃“大跃进”的问题，而是要摸透“大跃进”的规律问题；
面对3年“大跃进”后出现的问题，不能不进行调整，调整是为了更好的“大跃进”。

　　从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方针的1961年至中央做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1981年，各年《人民日报》上使用“大跃进”一词的文章数量如下表：

　　在1961年至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近20年中，对“大跃进”一词的使用，主要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赋予“大跃进”以新的内涵。前面所引1961年1月3日中央工作会议汇报会上与会者对毛泽东所提问题的回答，已经对“大跃进”做了新的解释，即：“大跃进”要从一个历史时期来看；
实行质量、品种上的跃进；
一段时间内不是全部而是某项生产的跃进等。而这方面最权威性的解释，是两位最高领导人的论述。刘少奇1962年1月在七千人大会上说：这几年在总路线的执行上有偏差，以后要更多地注意好省，要在产品的品种、质量上面跃进。对大跃进的正确解释，还是应该按照毛主席几年以前讲过的，就是要从一个历史时期来看。不能就一个短时期的成绩来解释，比如说，不能就某年增加多少或减少多少来解释，而应该就一个历史时期内全国人民努力奋斗的结果来解释。在这一个历史时期内，实行并做到了比苏联更快一点、更好一点地建设社会主义，就是大跃进。毛泽东1964年12月在审阅周恩来向第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所做政府工作报告时写道：“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应该说，毛泽东、刘少奇这时对“大跃进”的解释，就经济建设思想来说，具有了很大的合理性，代表了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对“大跃进”问题的新认识。第二种情况，是把“大跃进”与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人民公社合称为“三面红旗”，又把对待所谓“三面红旗”的态度作为拥护还是反对社会主义的标准。这种情况在“文革”期间十分突出。刘少奇就被说成是“恶毒攻击三面红旗”，“企图复辟资本主义”。第三种情况，是作为一个历史名词使用。如说“1958年大跃进”、“大跃进时期”等。

　　在报纸宣传上，对“大跃进”从正面赞颂到批判否定的变化，大致发生在1979年初，即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不久。这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3周年，《人民日报》发表的纪念文章中，还从肯定的方面讲到“大跃进”问题，而到1月20日发表的安徽省县委书记们学习三中全会公报的报道中，则把1958年的“大跃进”，同“搞浮夸，假话盛行”紧紧联系在一起，3月8日发表的陆定一纪念周恩来的文章，使用了“在所谓‘大跃进’的口号下”的用语。又经过两年多的时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大跃进”问题做出恰当的评价。“大跃进”一词，便完全成为一个历史名词。

　　文章来源：原载《新华文摘》2004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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