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晓光：中国特殊论——对中国大陆25年改革经验的反思

　　一、主流理论及其关于中国的预测

　　试图理解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最伟大的思想努力当属黑格尔和马克思。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也是中国官方推崇的历史哲学。但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一理论日趋边缘化。自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失势以后，在解释历史和预测未来的领域，现代化理论占据了主导地位。简而言之，现代化理论预言人类的归宿是唯一的，各地区、各民族都将殊途同归，而西方社会是人类的先驱，非西方将步西方的后尘。李普塞特的理论充分体现了这种“西方中心论”的自信精神。而福山则把现代化理论和黑格尔哲学奇怪地结合起来，提出了“历史终结论”，从而把现代化理论推向了极端。亨廷顿还算清醒，他指出“好事不会一起都来”，欠发达国家有必要经过一个权威主义阶段，才能更好地走向民主。这就是所谓的“新权威主义理论”。普沃斯基根据拉丁美洲的经验，提出了风行一时的民主过渡论。尽管存在诸多差异，但是现代化理论的各个流派几乎都认定市场和民主是人类历史的终点。作为给转型之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开出的弃旧图新的药方，新古典主义提出了关于改革或转型的理论——“华盛顿共识”。

　　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外国和中国的预言家根据现代化理论做出了一系列关于中国的预言。试举几例：中共经受不住对外开放的冲击；
“八九”之后中共将很快垮台；
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与中共势不两立；
政权交替要出问题；
市场将埋葬专制，带来民主；
专制制度无法维持经济的持续增长；
香港将成为一个死港；
中国将成为第二个印尼；
西藏和新疆要独立；
中国会威胁世界和平……有人觉得这样说还不过瘾，干脆直接说“中国即将崩溃”！这类预言有的稍纵即逝，有的长盛不衰，有的反复出现，它们或是此起彼伏，或是蜂拥而来。这类预言在国内外的大众传媒、学术论文、政府报告中俯拾即是、不胜枚举。我在这里罗列的仅仅是冰山一角，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一角。

　　二、中国经验对上述预测的检验

　　中国的经验是否支持这些预言呢？事实胜于雄辩。那么，就让我们看一看1978年以来中国大陆的经验事实吧。

　　开放带来的信息洪流并没有冲垮中共政权。甚至互联网也成为中共“为我所用”的对象。90年代中期以后，广泛的国际比较反倒打击了“民主迷信”，提高了中共的合法性。“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和“三个代表”得到精英的广泛认同。这意味着中共的合法性在90年代后期有所提高。

　　“八九”之后中共不但没有垮台，80年代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在90年代反倒消失了。与此同时，中共成功地完成了最危险的权力过渡，真正的“第二代”江泽民顺利接班。如今，胡锦涛也开始了一个势头良好的接班过程。

　　市场化改革确实剥夺了集权主义体制的经济基础，而且造就了新的强有力的社会集团。但是，通过建立精英联盟，中共与新精英达成默契。如今中共的社会基础不再是工农大众，反而是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通过“行政吸纳政治”，中共使“政治行政化”，从而有效地回避了“政治民主化”，在市场与权威主义政治之间找到了新的平衡。

　　中国维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控制住了通货膨胀，成功地实现了经济“软着陆”。而且中国顶住了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压力。与此同时，不断推进改革开放，加速市场化和贸易自由化，最终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在回归之后，香港成功地保持了“一国两制”，并且成功地抵御了金融危机。虽然自1997年以来无数人预言中国将成为第二个印尼。但是，5年后的今天，当初言之凿凿的预言就如同一个笑话。

　　西藏没有独立。新疆也没有独立。而且中国还顺利收回了香港和澳门。台独趋势没有恶性发展。

　　在国际关系方面，中国打破了“八九”之后的制裁重返国际社会。加入WTO，申奥成功。恰当处理了“银河号”事件、南斯拉夫使馆被炸事件、南海撞机事件，台湾海峡危机也没有过度发展。尽管屡受美国的欺凌，但是中国并没有破釜沉舟、铤而走险。可以说，至少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没有威胁世界和平。

　　实践证明上述预言几乎全都没有经受住检验。检验的结果是否定的！

　　那么，中共做的是不是“十全十美”了？不是，问题还很多，而且正是那些给中国带来了发展与稳定的东西，也孕育了威胁其进一步发展与稳定的问题。这些问题可以大致划分为三个领域，政治领域的问题包括意识形态失效、专制、腐败以及台湾问题；
经济领域的问题包括国有企业低效率、失业、金融风险和WTO冲击问题；
社会领域的问题主要是不平等和贫困问题。

　　中共能解决上述那些威胁自身稳定和社会稳定的问题吗？暂时还没有人能够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从目前已经显现的征兆来看，中共正在努力解决这些问题。其一，在维护精英联盟的同时，适当限制精英的利益。对经济精英，一方面保护合法利益；
另一方面，限制非法利益，如强化征税和社会保险费征缴、打击走私、规范资本市场、打击钱权勾结。对政治精英则着重打击腐败。同时，加大对知识精英的收买力度。其二，强调公正，公共支出开始向弱势集团倾斜。如完善社会保障特别是“低保”以限制阶层差距；
实施西部开发以限制地区差距；
保护农村和农民利益，在农村实行“村民自治”，给予农民工国民待遇，禁止拖欠工资，统一保险规则，以限制城乡差距。其三，加强意识形态建设。一方面，向传统回归，官方表述的发展目标从“四个现代化”演变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再到今日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另一方面，强调“为人民服务”、“执政为民”等“民本主义政治哲学”。其四，提升政权的形式合法性（如扩大选举），同时强化政绩合法性（如注重经济增长）。其五，继续坚持权威主义，推行政治行政化，拒绝狭义的政治民主化（如多党制、普选、结社和新闻自由）。

　　三、两种相互竞争的假设

　　改革以来的实际情况与上述预测形成了强烈反差。其实，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列出一个更长的失败预言的清单。于是，问题产生了，为什么这些预言破产了？是因为它们的制造者无知吗？是因为他们低能吗？还是因为他们不诚实？不是！他们掌握了最完备的资讯，拥有最先进的分析手段，具有最聪明的头脑，而且绝大多数人在学术上是诚实的。其实，这些破产预言的制造者绝非等闲之辈！这是一个阵容豪华的队伍，包括顶尖的学者、一流的思想库、超级大国的政府机构、叱诧风云的世界级政治家。而且他们的预言是通过这个世界上最有声誉的报纸、杂志、电视频道、广播电台传遍全球的。这意味着，也许主流理论的基本假设是错误的，同时也促使我们提出新的假设。

　　上述事实提醒我们，也许存在着两种相互竞争的假设。第一种假设认为，文明虽然有多种起源，但只有唯一的终点，各民族和各地区都将殊途同归，而归宿就是现代西方世界。主流理论正确地概括了人类的发展模式。先行者的经验及其理论完全适用于中国。某些预言之所以落空是因为条件尚不成熟，只要条件成熟了，预言就会成为现实。第二种假设认为，人类存在多种发展模式，历史没有一个唯一的终点。人类的历史没有在西方终结。目前的理论是有限的人类经验的反映，不能概括中国的发展模式，因此基于这种理论对中国所作的预测必定落空。

　　进一步的国际比较显示，中国既不同于第三世界国家，也不同于东欧国家和独联体国家。中国是特殊的。中国的“特殊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成功的变化，表现为大规模的制度变迁，以及与之相伴的持续的高速经济增长、社会指标的大幅度提升和国际地位的提高；
二是成功的保守，主要表现为共产党继续执掌政权，而且政局越来越稳定。第一个方面的表现很少出现在第三世界国家。而第一和第二个方面的表现则很少出现在转型国家。只有越南是个例外。这也许是因为越南基本上遵循了中国模式。其实，不仅中国是“特殊的”，而且相对于西方，儒家文化圈国家也是“特殊的”。

　　综上所述，一方面，对于主流理论而言，中国经验是一个“例外”；
另一方面，相对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而言，中国经验与众不同。这就是“中国特殊性”的基本含义。显然，与主流理论一致的第一种假设无法解释中国的特殊表现，所以我倾向于第二种假设。我相信西方经验不能支配中国的未来，中国的未来不会简单地重演他人以往的经验，因此基于西方经验的理论也无法准确地预测中国的未来。这就是“中国特殊论”的基本命题。

　　四、“中国特殊论”的基本框架

　　面对理论与事实的差异，人们一直在寻找与主流理论不同的理论解释。“东方学”只是谴责西方文化帝国主义。“儒家资本主义”强调东亚文化与资本主义的相容性，也试图用文化因素解释东亚资本主义的特殊性。世界银行总结的“东亚模式”强调国家的自主性在发展过程中的积极意义，也间接承认了权威主义国家的合理性。但是它并没有跳出亨廷顿的权威主义理论的窠臼。金耀基的“行政吸纳政治”是一种独特而有启发意义的理论探索。对现代化理论提出根本挑战的是“亚洲价值观”。李光耀提出，中国大陆、香港、新加坡、日本等东亚国家已经开创了一种不同于西方的人类生存模式。但是，这些理论努力都不能令人满意地解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众不同的表现。

　　在这里，我尝试从逻辑上提出一个解释框架，并用一个微分动力系统给予表达。该模型包括因变量（描述“特殊性”的变量）Q、自变量（可以选择而且能够影响中国行为的因素）C、参数（既定的影响中国行为的因素）δ、初始条件（变革的起点）α以及函数关系（因变量、自变量、参数、初始条件相互联系的机制）F，则有

　　dQ/dt = F（C，δ，α）。

　　20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条件及国际局势构成了中国改革的初始条件α。改革的初始条件对改革的过程和结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由于中国的“特殊性”表现为伴随着大规模制度变迁的杰出的经济绩效和政治连续性，所以可以把模型的因变量确定为“大规模制度变迁”、“经济业绩”和“政治连续性”。因变量的内涵可以进一步归结为“成功的变化”与“成功的保守”，而“成功的变化”可以归结为“学习能力”，“成功的保守”可以归结为“保守能力”。所以最终把“学习能力”和“保守能力”确定为因变量，分别用Q1和Q2表示。

　　国家可以划分为“政府”与“社会”两个组成部分。在中国的整个改革过程中，在政府与社会的力量对比格局中，政府始终处于绝对主导地位。因此，要理解中国的表现就必须理解中国政府的动机和行为方式，而一旦理解了中国政府的动机和行为方式也就理解了中国的表现。因此，可以把“政府因素”理解为模型的自变量C。“政府因素”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它涵盖了政府的素质、动机、政策选择及其后果。需要说明的是，这种安排主要是为合理地简化模型，并不意味着社会的行为是无足轻重的。

　　表1 “中国特殊论”的近似表达形式

　　但是，政府和社会不是在真空中活动的，文化制约着政府和社会的行为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例如，文化规定了“合法性”和“好政府”的具体涵义；
文化规定了价值观，确定了人生理想和个人成功的标准；
文化赋予了一个国家抵御外来文化侵略的资源，也奠定了民族主义的根基。中国文化的内在开放性还使得它具有学习的能力。同时，人口数量、人种构成、国土规模、地缘环境也作为“既定的条件”，对政府和社会的行为进而对中国的表现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它们也对文化发展与流变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影响。由于这些因素都是既定的，而且在短期内独立于政府和社会的行为，因此可以把它们看作模型的参数或外生变量，用δi（i=1、2、3）表示，其中δ1表示“文化传统”、δ2表示“人口结构”与“国土规模”、δ3表示“地缘环境”。

　　由于目前还不能确定函数F的精确形式，所以暂且用一个二维矩阵建立它的近似表达。在该矩阵中，Mα,j表示初始条件α影响因变量Qj的方式，Mc,j表示自变量C影响因变量Qj的方式，Mi,j表示参数δi影响因变量Qj的方式，其中i=1、2、3，j=1、2。参见表1。

　　五、初始条件的影响

　　20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面对的内外条件对改革的进程和结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全球来看，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和平竞赛”中计划体制彻底失败了。这为改革提供了外部压力。在国内，意识形态破产了，高层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背叛了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模式。更为重要的是，邓小平作为毛泽东的“对手”东山再起。这一切为改革提供了强大的内部动力。与东欧和前苏联相比，(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中国的国有经济比例很低，这又减轻了“改革”的任务，并使“增量改革”成为可能。东欧、前苏联和中国东北的经验表明，转型国家的国有企业改革是非常困难的，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大规模国有经济改革的成功范例。

　　而邓小平继承的集权主义体制赋予了中国政府强大的保守能力。同时，经济落后、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公众受教育程度低也有利于“成功的保守”。不容忽视的是，在这一轮社会主义改革中，中国是先行者。作为“先行者”所占有的“先发优势”为中国赢得了时间。这是它得以度过“八九”及其后危机阶段的重要条件。可以设想，如果东欧和前苏联崩溃于前，那么“八九”的结局也许就是另一种模样了，而中国的历史也要彻底改写了。

　　六、政府因素的作用

　　“成功的变革”与“成功的保守”是相辅相成的。在这个变革的时代，对于一个共产党政府来说，没有“成功的变化”就不会有“成功的保守”。而且，对于一个“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共产党政府来说，阐明了它的学习的机制也就阐明了它的保守的机制。因此，在这里，我们仅仅探讨中国政府的学习机制。

　　这个政府具有深厚的根基。它不是一个外部力量强加于中国的傀儡政权，而是经过半个世纪的探索最终脱颖而出的政治形态。其间经历了戊戌变法、清末新政、辛亥革命、民初共和、国民党政权。不容忽视的一个事实是，在改革的最关键阶段，这个制度的创建者仍然执掌政权。这是中国和前苏联分道扬镳的根本原因之一。邓小平在“八九”时拒绝了“自由化”，而在“南巡”时拒绝了“走回头路”，从而确定了中国90年代的道路。这个政府具有强大的统治能力。在国家与社会的力量对比格局中，政府处于绝对主导地位。它的统治能力深入到社会细胞之中。改革并没有改变这一格局。这种统治能力表现为高超的统治技巧、维护权力的强烈意愿、镇压反抗的残酷决心和强有力的镇压手段。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这个政府还具有出色的适应能力或学习能力。它控制了几乎所有的重要资源，并且能够理性的运用这些资源追求自己的目标。与所有的政府一样，中国政府也处心积虑地维护自身利益，但是来自文化传统的基因以及社会主义政党的遗产，也使它不遗余力地追求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福利。这是它适应形势、学习应变、维护权力的根本动力。这一切使它得以拒绝“大爆炸式改革”，实行“渐进式改革”，而“渐进式改革”则为政府和社会赢得了时间，使其可以从容地探索制度设计方案，调整群体关系策略，建立文化霸权，进而实现“成功的学习”和“成功的保守”。

　　邓小平用“摸着石头过河”精辟地概括了中国的改革模式。这种改革没有明确的目标和方向，每一项具体的改革措施都是对迫在眉睫的危机做出的应急性反应。由于政府占据了主导地位，同时统治集团已经转变为“理性经济人”，因此政府总是在所有可行方案中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方案加以实施。如果我们把改革看作学习过程，那么这种学习很少是一种主动行为或预警行为，而是对危机做出的一种被动的反应。通过观察政府对付学潮、通货膨胀、经济波动、农村合作基金会、法轮功的经验，可以总结出中国政府学习的基本模式。参见图2。

　　政府学习过程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危机发展期”。由于旧机制瓦解，原来被有效控制的问题在新的环境中抬头，或是在新的环境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问题。由于专制体制信息不灵，中央不能及时发现问题，并做出及时反应，结果导致问题在全国蔓延，危机不断深化。第二阶段为“危机爆发期”。问题爆发，危及整体，统治集团的根本利益受到威胁。于是，紧急动员，全力以赴，解决问题成为各级官僚的首要政治责任。全国各地全力以赴，探索对策。各地的经验通过垂直系统汇集到中央，通过取长补短，形成更加有效的对策，并把这些对策再传递、扩散到全国。经过多次反馈，逐渐完善对策，并进一步制度化，建立机制。第三阶段为“危机衰退期”。由于在第二阶段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危机应对机制，结果在这一机制的作用下，进入危机衰退期，问题得到解决，危机被迅速化解。第四阶段为“危机控制期”。危机过后，政府汲取教训，并保持高度警惕，把问题或危机控制在初始阶段，即“把危机消灭在萌芽状态”。

　　一般说来，这种学习模式需要政府和社会付出沉重的代价，但是学费不会白交。危机过后，会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应付危机的方法和制度。此后，这套体制可以做到防患于未然。也就是说，这种学习模式可以针对同类危机建立有效的免疫机制。

　　我相信此次非典型肺炎危机也将遵循这一模式。

　　七、文化传统、人口结构、国家规模与地缘环境的作用

　　首先，无论从短期，还是从长期来看，中国文化都是造成“特殊性”的最重要的因素。中国文化的这种能力来自它的“独特性”。

　　所谓“独特性”表现为中华文化具有一系列不同于其他文化的独特要素。其一，天人合一。这是中华文明宗教性的最高境界。表现在政治上，社会成员不太关心政府权力的来源，但却非常关心政府的表现是否符合天道。政府的合法性不依赖于程序，而依赖于表现或业绩。其二，中庸之道。这种思维方式反对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和处世哲学。与此相关的政治文化要求政府代表全民利益，而不能代表个别阶级或集团的利益。因此，它不支持有实质意义的多党制，并使得“一党独大”、“有选举，无轮换”成为东亚式民主政治的典型特征。其三，天下为公。中国文化的终极关怀不是“出世”而是“入世”，是一种强烈的现世关怀和对社会责任的自觉承当。人生的最高价值是自我实现，自我实现的归宿是实现“世界大同”，而这又要求“天下为公”。理想的个人成长模式被概括为“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与西方的个人主义形成鲜明对照，并对西方文化产生拒斥。其四，精英主义。强调贤人治国，不相信民主的功能，强调精英的社会责任，而精英的最高的人生责任是替天行道，进而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把“立功、立的、立言”定义为人生的“三不朽”。其五，民本哲学。尽管崇尚精英意识，但是要求精英的所作所为“以民为本”。例如，孙中山要求“天下为公”，毛泽东提倡“为人民服务”，江泽民提出“执政为民”、“立党为公”。与之相应的则是“父爱主义政府”。其六，中华意识或天朝思想。中国人自认为是天底下最优秀的民族，无论如何落魄，总觉得自己理应天下第一。这是中国的民族主义的最深厚的根基。这种自高自大的心态也赋予中国精英拒绝西方文化的勇气和信心。

　　这种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及其近代以来的历史经验造成了两种后果，一是文化的“开放性”，二是文化的“保守性”或“顽固性”。与一般的看法相反，与其他大文明相比，中国文化具有极强的“开放性”。这种“开放性”表现为热衷于向别人学习，而且也具有必要的学习能力。历史上中国与其他文明的交流从未停止过。而且中国文化在本质上并不排斥市场和法治。明清实行过闭关锁国政策。但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开始学习西方。尽管开始极不情愿，但后来不仅是真诚的学习，而且是近乎疯狂地学习，不惜一切代价地学习。大致说来，中国的近现代历史就是自觉追求“全盘西化”的历史。当然，这种“开放性”不是天然的，而是对一系列惨败经验反思的结果。因此，中国人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感情极为复杂。

　　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中国又表现出强烈的“顽固性”。学别人总是学不像，总是走样，总是非驴非马，甚至是南辕北辙、东斯效颦、邯郸学步。而且中国的精英也不甘心亦步亦趋。中国的领袖人物也总是在自觉地追求这种独特性。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都是如此。他们几乎都强调，要根据自己的特定国情，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解决自己面对的特殊问题，探索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这不完全是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寻找借口，很大程度上源于文化自信和对民族尊严的追求。当然这种顽固性也与中国文化的悠久历史以及人口众多、幅员辽阔有着直接关系。历史悠久则文化根深蒂固，加之文化独特、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则不易被其他文化所同化。

　　其次，人种、人种构成、人口数量和国土规模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人种上的深刻差异分裂了东西方。“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乃是人之常情。庞大的人口和辽阔的国土本身就是文化力量的直接体现。文化独特、人口众多、幅员辽阔也使外来文化难于同化中国文化。另外，作为大国不会轻易被一个外来势力用武力轻易征服。这意味着，中国不会重蹈南斯拉夫、阿富汗、伊拉克的命运。汉族占人口的绝大多数也使国家不易分裂。这样一来，中国终有时间去思考、探索、创造全新环境中的生存之道。同时，人口众多也意味着人才众多，而人才构成了一个民族学习能力的基本要素。

　　最后，地缘环境也是不可忽视的根源。地理环境曾经对中国文化的形成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人类历史的早期，地理隔离为各个文化的独立发展创造了天然环境，进而塑造了各个文化的独特性。欧亚大陆腹地的高山和荒漠、辽阔的太平洋，使中国得以从容地发展自己的文化性格。

　　资本主义开辟的全球化运动打破了这种局面。空前的交流带来了深刻的文化趋同。西方文明逐步占据霸主地位。全球范围的制度竞争以及随之而来的示范压力迫使中国做出适应性变革。华人社会的多样性（大陆、台湾、香港、新加坡乃至文化相近的韩国和日本），为中国提供了免费的制度试验的机会和经验，也为中国提供了学习的榜样和在现代社会中力争上游的信心。但是，尽管人类已经进入了网络时代，地缘环境仍然发挥着不可低估的作用。空间距离仍然是限制人类交往的重要力量。网络并没有彻底改变这一事实。即使在今天，空间上远离欧美也是中国得以维持政治传统的重要因素之一，而儒家文化圈和伊斯兰文化圈则为中国提供了抵御西方文化侵略的天然屏障。美国日益膨胀的霸权主义激发了中国公众的反美情绪，进而激发了对美国价值观和制度规范的反感。

　　八、“中国特殊论”的启示

　　强大的政府、悠久而独特的文化、庞大的人口规模、以汉族为主体的民族构成、众多的海外移民、幅员辽阔的国土、近代以来的历史经验、多元化的华人社会、资本主义全球化、后冷战时代的国际政治格局、位于所属文明圈的核心、分隔东西方的欧亚大陆腹地和太平洋、环绕周围的伊斯兰文化圈和儒家文化圈……这些因素中的任何一个都不是中国所独有的，但是它们集中出现于同一个国家却是中国的特色，而正是这种特色造就了当今中国与众不同的表现。

　　“中国特殊论”并不是单纯地分析中国如何能够“保守”，而是分析它为什么能够同时赢得“成功的变革”和“成功的保守”。它并不是一个“保守主义理论”，而是一个解释“渐进变革”的理论或假说。

　　“中国特殊论”强调，中国的经验与众不同。时至今日，中国似乎已经找到了自己的发展道路，建立了一套方法论（如保持强大政府，摸着石头过河，广泛实行双轨制改革，通过开放促进改革与发展等等），树立了走自己道路的信心。但是，未来还没有明确的目标。关于未来的方向与目标，不能用肯定的判断描述，只能用否定的判断论述，如不是西方，不是传统，也不是现状，而是一种全新的创造。如果非要做一个类比，参照系不应是美欧，而应是香港、新加坡或日本。中国的创造力绝不会低于新加坡。同时，未来也是不确定的，存在失败的可能性。能否成功取决于问题发展的速度与问题解决的速度的竞赛，取决于中国政府的学习能力和中国人民的创造能力。改革以来，中国政府已经显示了很强的学习能力。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和转型社会主义国家无法解决的问题，中国都解决了，至少是没有因此而翻船。

　　“中国特殊论”预言，别人的东西是无法照搬的，而自己的历史是无法割断的。中国人只能通过对世界开放和回归传统来开创自己的未来。它暗示未来的中国既不可能是西方的复制品，也不可能是历史的简单复归，而是中西合璧的产物，既是超越历史的东西，也是超越外部的东西，也就是说，是一个全新的东西。西方不一定喜欢未来的中国，中国人也不一定喜欢，但是无论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都必须接受现实，必须学会与一个“与众不同”的中国共同生活。

　　“中国特殊论”也提醒我们，不能用其他国家的经验简单地推断中国的未来，甚至不能用中国过去的经验简单地推断中国的未来。中国在变化，中国的未来是开放的。目前，还没有一种成熟的理论使我们能够合理地预测中国的未来。

　　2003年4月10日，初稿，于北京中关村；

　　2003年5月8日，第二稿，于云南红酒山庄；

　　2003年5月25日，第三稿，于云南红酒山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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