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造反”并不一定都“有理”

　　标题是秦宝琦先生在以《“造反有理”辩正》为题为“2002年11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刘平《文化与叛乱——以清代秘密社会为视角》一书”所作序中说的“一句老实话”。（见《等待多年的一句老实话——读［文化与叛乱——以清代秘密社会为视角］》，刊《同舟共进》2003年第10期）。这句“老实话”看上去 似平是躺在思想海滩睡眠的普通贝壳，没有什么特别出奇和闪光的地方。但若把它放在审视历史事件和思想解放的平台上，细细品味，却益发感觉它确实是一枚货真价实的思想珍珠。它字字闪光，力透纸背，读来着实令人耳目一新，不仅从中可以获得正确看待中国历史上农民起来造反及其历史作用的可贵启示，而且有助于我们解放思想，冲破思想言说的禁锢，“把过去片面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改正过来。”可谓是时下“书评”中少有的空谷足音！

　　众所周知，自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每当提 到中国历史上的农民造反时，则必须沿袭经典著作中“农民起义”、“农民战争”和“农民革命”的提法；
而每评价其历史作用和意义时则必称“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而不能有与此相左的思想。否则，即使你真理在握，也难免有被消灭的危险。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时期，情况似乎好了一些。但有谁 胆敢贸然超越经典的提法和评价那也是要挨批的。记得2000年前夕，魏明伦先生在回答“是什么推动历史车轮前进？” 这个问题时只因说过：“千年万载实践证明，动力有多种，其中文化与科学是重要乃至主要的动力。可叹大半个世纪以来，吾国竞将动乱连绵的农民战争当作推动‘历史前进的唯一动力’。这种‘唯一’论，不是唯物史观，而是‘唯乱史观’，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理论的前奏！” 便被人斥之为“咄咄逼人的政治挑衅！”，是“同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主张的所谓‘非毛化’”并无二致的“谬说”。

幸好时代进步了，魏先生算捡条命，政治上不仅安全无恙，而且至今还能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否则，被扣上这么大的“罪名”，若是放在“文革” 时期，那是要被“砸碎狗头的！”（其实这也只是笔者的一种“假设”，在那个时代，像魏先生这种言论，压根就没有敢写，即使有人敢写，也没有人敢编发。）

　　无独有偶，去年伊始，有人针对所谓的“又对天平天国的领袖们大加贬斥，而且借太平天国领导人的错误否定太平天国，又借太天国的领袖们大加贬斥，而且借太平天国领导人的错误否定太平天国，又借太平天国运动的错误进而否定革命”的专家和学者，在报纸上撰文为“太平天国领导人的错误”涂脂抹粉，说什么“诚然，太平国的领袖们有许多缺点，有些甚至是致命的缺点，但他们的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反抗暴政的勇气 ，他们的为理想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确实是人类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对此，我们倘若用“我们等待多年的一句大实话”所提供的思路作点具体分析，便不难看清已被模糊了的历史真相。

　　不错， “太平天国的领袖们”确实有“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反抗暴政的勇气”。然而，潘旭澜先生《太平军真相》（《同舟共进》2001年第2期）所提供的历史事实和研究成果证明，“太平天国的领袖们”的这种“勇气”在“反抗暴政”期间或立足之后，却并没有释放出人间正义和良知，而是在不断地“克隆”同样的暴政或甚于它所“反抗”的“暴政”。正如马克思在《中国事件》一文中所说的：“他们所给予民众的惊惶比旧有当权者给予的惊惶还更厉害。”他们“大概就是中国人脑子里所幻想的那种现身的魔王吧。但只有在中国才能有这类魔王。”由此看来，把“人类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的桂冠，生拉硬扯地戴在“太平天国的领袖们”的头上，是何等的荒唐！

　　不错，“太平天国的领袖们”也确实为当时的老百姓设计了一个理想的社会。这就是他们在1853年冬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天朝田亩制度》里曾提出：“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天堂。然而，他们的“斗争精神”，虽然“不屈不挠”，但却并没有兑现对人民所做出的“四有”的庄严承诺；
也没有打造出美妙的“二无”地上天堂。相反，给人民带来的却是惊惶恐惧和苦不堪言的地狱。平分土地压根就没进行，不仅照旧交粮纳税，而且收取的土地税竟比清政府重三倍。可是，他们自己则个个住在金碧辉煌的王府里，过着玉食锦衣，嫔妃成群，荒淫无度的糜烂生活。诸王驾出，轿舆随从，浩浩荡荡，一切官兵百姓，必须回避，回避不当，当跪于道边，有敢违者则斩首不留。由此不难看出，他们的“斗争精神”，即使是“为理想而不屈不挠”，也不能归于“人类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充其量不过是口是心非的虚伪动机和说一套做则另一套的卑劣人格以及龌龊伎俩的大杂。

　　有论者写道：“人民有任何人都不该剥夺的、其实也剥夺不了的革命权。”这话当然不错。不过像“太平天国领袖们”所搞的像“太平天国”这样的革命，“一面是高举为人民谋幸福的旗帜，一面是将人民驱赶到绝望的深渊。”（摩罗语，下同）我看不要也罢。“因为革命这台机器所需要的燃料不是煤炭或石油，而是人民的鲜血和尸体。只有少数革命家通过革命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他们有幸成为了革命机器的操作者。为了满足机器手们的权欲、利益和光荣，必须源源不断地、最大量地向这机器投入鲜血和尸体。在将人民加工为鲜血和尸体的过程中，机器手们不是体验到罪恶与恐惧，而是体验到光荣与神圣，因为他们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革命”，为了理想。而为了能过上好日子，我看老百姓还是放弃这样的“革命权”、不要这样的理想、也不搞像“太平天国”这样的革命才好。因为它除了给“革命者”带来自以为“革命”的快感之外，其唯一意义就是 “一点意义也没有”，它带给人民的灾难，将“革命者”当初对人民许下的美妙动听的承诺葬身火海，连其幻影也不复存在。

　　其实，何止于太平天国，自陈胜、吴广起，纵观“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实质上是被穷奢极欲、肆无忌惮的统治阶级逼到了生存绝境的农民艰难求生的最后一搏，是专制主义统治下走投无路的农民选择出路的最后权利。但历史上代价惨重的农民起义，不断地演绎着争夺皇冠的简单游戏，发挥着改朝换代的单一功能，它除了使一部分人踏着大部分人的鲜血和白骨对原来的统治者‘取而代之’从而赢得奴役他人的新特权外，并没有将农民从苦难中解放出来。” （张英红语，下同）因而并没有多大进步意义，倒进去的由善良母乳哺育出的无以复记的鲜活生命，产出的不过是“皇帝轮流做，今天到我家”的“历史轮回”而已。到头来“农民还是农民，农民还是任由强权宰割和奴役。‘新中国’是由中国历史上最近的一场农民革命而结出的‘胜利之果’，但牺牲最大、名义上已与工人阶级一道上升为‘统治阶级’的中国农民，今天却依然‘重复着昨天的故事’”。

　　可是话又说回来，直到今天，这种包括评价农民造反历史作用在内的绝不允许凡夫俗子拥有异于“最高权力”者的言论的思想禁锢，仍是悬在思想者头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大家惴惴不安，担心不知道什么时候这把利剑会落到自己的脖子上。在这种思想禁锢下，除非少数“不识时务者”外，谁还敢跳出传统观念和最高权力者的言论之外来讨论敏感问题呢？出于趋利避害的本能，人们或者噤若寒蝉，有所思而不言，有所感而不发；
或者写文章总是旁敲侧击、打打擦边球，以免利剑加身。而多数人则是继续唱赞歌，作宠幸文章。如上文所述在言说历史时，或者是继续把那些分娩于传统观念的历史怪胎，美化成令人喜欢的历史的宁香儿；
或者是 把本来是一段历史上的污泥浊水，却攀龙附凤于“经典著作”的“牙慧”，硬把它漂白成推动社会前进中的清水巨流。而时代的进步，终于盼来了“我们等待多年的一句大实话”。它虽然姗姗来迟，但仍有“英雄用武”之地。这就是给予怀着对社会正义和民主自由的渴望、在辽阔的精神原野上跋涉的思想者以勇气和鼓励，去冲击和推倒言说禁锢的最后城垣。因此，善于思想的人们可要把“历史上的‘造反’并不一定都‘有理’”的“我们等待多年的”这“一句大实话”永远留在沉痛的历史记忆里，千万可别让它再跑了哟！

　　2003年1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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