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熊猫继续生存的机会

　　主持人：潘教授，您什么时候由于什么样的契机开始研究大熊猫的？我指的是野外研究。

　　潘教授：我从小就很喜欢户外活动。在北大的时候还参加了攀登珠穆朗玛峰的运动。大概从1958年开始准备，一直到1965年左右。

　　主持人：我知道这个阶段正是国家登山队冲刺珠穆郎玛峰的时候，那您也参加了攀登活动了吗？

　　潘教授：对，我还是正经八百的中国攀登队队员。那时叫中国珠穆朗玛峰探险队队员。

　　主持人：据我所知，您是在北大搞生物的，那和登山有什么关系呢？

　　潘教授：登山不是一项纯粹的体育运动，更重要的是还可以获得一些科学考察方面的资料。

　　主持人：但是做野外研究的并不多。

　　潘教授：我是从1980年开始从事野外研究的。因为1980年之后社会上有了一种可以让个人自由选择的氛围。当时国际上有一个组织希望能组织一个科学队伍进行野外研究，而我当时四十多岁，自己的研究还颇有成就，并且有攀登珠穆朗玛的经验，因而也就入选了。

　　主持人：从1980年到现在已经有二十多年了，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您有没有过动摇呢？有没有想过回到实验室里去呢？

　　潘教授：有过。有一次我到野外去工作，条件十分艰苦，我又是昼夜都没有睡觉。后来有人来接我，我们就一起下山去。结果到了半路我就从悬崖上摔下去了。幸亏中间有一棵树挡了我一下，我才没有直接摔下去。当我落地以后，我就拚命的哈气，因为如果不这样，我可能就会休克了。当时还有两个朋友，我看他们的表情，就知道我的情况不太好。他们要来扶我，我当时的头脑还很清楚，因为我不知道自己摔伤哪里了，我怕他们扶我会更让我受伤。于是我自己躺在地上恢复了大概半个小时，我看他们的脸上渐渐有了笑容，我就知道可能我好一些了。我就自己站起来，一摸肛门，发现粘糊糊的，都是血。我自己走下山去以后，到了一家招待所里，我觉得非常疲惫。第二天我开始吃饭，但一吃饭就要大便，一大便肛门就裂开。于是我不能吃饭，就买了一斤蜂蜜和一斤鸡蛋，以此来维持自己的生命。可是这样过了几天之后，当我开始吃饭，然后有大便时，肛门又裂开了。那个时候，我真的是动摇了。我就写信给家里，我说我的很多同学都在国外，在实验室里过着非常舒适的生活，研究也很好。我为什么一定要过这么艰苦的生活呢？我爸爸后来给我回信，让我非常感动。他说这不是你从小就一直梦想的一种生活吗？你要到国外是不是也要象别人一样是为了镀金呢？我们需要的是一种真金。所以无论你有什么困难我们都会支持你。看了爸爸的信之后，我就下定决心，我当时就宣布，世界上对熊猫的了解我可能是更多一些，但对于熊猫的感情我却是最真挚的。于是我就坚持下来了。

　　主持人：听说您父亲是泰国华侨，您初中毕业是在泰国？

　　潘教授：是的。我父亲是第四代，到了我这里就是第五代了。

　　主持人：您能简单的告诉我们，父母对您的影响吗？

　　潘教授：我想父母对我最大的帮助也许在于让孩子发挥自己的天性。小时侯他们从来不强迫我做什么。但他们会告诉我不要欺负别人，要懂得帮助别人。就这样他们教会了我要善良。而且他们的感情特别的好，从来没有为什么事争论过，这样的环境对我的性格养成也是很有用的。高中毕业的时候，父亲希望我能学数学，因为我的所有工科的课里，数学是最好的。我的生物学却是最差的，因为生物有很多东西都是要记忆的，可我就是记不住。但我特别头疼工科，我看见机器就厌烦。我从小就喜欢小动物。

　　主持人：那您父母喜欢小动物吗？

　　潘教授：父母不是特别喜欢。但奶奶很支持我。我抓那些小动物晒的头发都黄了，脸也黑黑的。奶奶心疼，说你要喜欢不要自己去抓，咱们花点钱让人替你抓不就行了吗？就为这件事，妈妈和奶奶还有争议，妈妈说奶奶这样就会把小孩教坏，于是一定要把我要回去自己带。后来我还学了游泳，初二的时候成绩就已经很好了。进了北大之后，很快就进入游泳队。

　　我一直认为科学就应该是给人类带来幸福的，应该是对人类有用的。理论研究当然也很重要，但我还是更愿意接触那些看得到的，实实在在的东西。我的科学取向一直是这样。

　　（下面是潘教授的报告内容）

　　我想生存的机会不光是对于大熊猫，人类也同样面临这样的问题，很多动物都面临生存的问题。生存是可能的，但机会有多少呢?我今天就想对这个问题做一个简单的阐述。

　　我最早在四川研究大熊猫时，并不认为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我曾经写过一篇科普文章，说大熊猫已经走到了历史的尽头，这是在我不了解大熊猫的情况下得出的结论。但现在我的观点已经完全改变了。那么大熊猫是已经走到了历史尽头等待死亡还是象其他哺乳动物一样仍然有着非常光明的前程？我这本书有88万字，用了很大的篇幅来讨论这个问题。

　　大家可以来看这张照片。这是一片梯田。从低处到高处都开垦成为适合人类种植的土地。我1984年十月到了秦岭，1985年三月我开始组织我的研究生进入秦岭。我在这本书的序言中提到：“当我们走在秦岭的森林和竹林，埋头去寻找熊猫的活动痕迹时，我们发现所找到的是古代人类的遗体，废弃的耕地，而且是断墙残壁……”。我觉得特别的高兴，我对我的研究生说当我们苦苦寻找保护大熊猫的方法时，这样的一种发现给我们的研究透射了一线光明。如果人类能够从一片土地上撤出来，而让大熊猫回到它们曾经丢失的栖息地上时，那么我们说这种物种的保护就有了一线希望。如果动物没有了自己的避难所，那这种物种就没有希望了。一万两千多年前，人类文明开始，也是人类对地球环境破坏的开始。到了200多年前，地球已经到了千疮百孔的地步。动物不能在低处生存，就是因为低处全被人类良田和住居所占领了。我们在秦岭南坡走到海拔1350米的地方，这是人类在秦岭南坡最高的居所地，再往上就没有了。人类历史上曾多次进入高海拔，又多次离开，这样1350米就成了秦岭南坡大熊猫和其它野生动物与人类的一个分界点。于是秦岭的大熊猫就有一个天然的避难所。既然秦岭的大熊猫有，那么四川的大熊猫为什么没有呢？一样也有，但四川的海拔更高。因此，自然能够把人类限制在低海拔的地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

　　第二，有人说大熊猫生的幼崽太小了，公的母的都没有交配的兴趣，所以这个物种没有希望了，应该靠人来帮助它们，比如人工输精，以至克隆等。我们说这个观点是不正确的。对于大熊猫的野外生殖研究我们也是在秦岭做的。1989年我们捕捉了一只大熊猫叫娇娇，长的特别漂亮。娇娇是我们这项研究的基础。娇娇生了她的幼崽虎子。后来又生了她的大女儿。新生的熊猫特别小，只有妈妈1/900那么大。诸如此类的现象告诉我们熊猫并不是象有的人说的那样生殖退化了。娇娇四岁半发情交配，半年后生了一个幼崽，三年后又生了一个。我们给它取名叫希望。两年后又生了小三，后来又生了两个孩子。娇娇的第一个孩子六岁时当爸爸，它的妻子叫女侠。我们用笼子捕捉她，结果由于她身材苗条，一个星期跑了六次，直到我们用铁丝密密麻麻的把笼子封起来。有一个美国朋友问我她叫什么名字，我说她叫女侠，但不知道该怎么用英文说，于是我就说叫女的罗宾逊。希望在五岁时就当妈妈了，我们没有把下一代算进去，光娇娇和她的孩子，大熊猫野外的年增长率是4%，而北京人口的年增长率是千分之二左右，世界上人口增长最快的是卢旺达，也只有3%，所以熊猫比世界上人口增长最快的地方还要快。那么为什么有人会得出前述的结论呢？因为他们没有进行野外研究，这种研究是非常艰苦的。他们只是根据动物园的大熊猫得出了结论。而我们进行了野外研究后发现，野外的大熊猫是非常强壮的，它们是多配制的，在母熊猫发情期，有多个公熊猫都来竞争交配权，母熊猫的发情期一般是一个星期，在这期间，她要和多个公熊猫交配。娇娇的第三个孩子生下来之后，我们从它的鼻子上判断它的爸爸一定是一只叫老豁的公熊猫。但当我们拔了它和娇娇以及老豁的毛做亲子鉴定，发现它不是老豁的孩子，尽管我们看见他们交配，还看见他们住在一起很长时间。这样我们发现所有带无线电项圈的公熊猫都不是小三的爸爸，这说明娇娇和一个没有带项圈的公熊猫交配了，这样我们就发现野外的大熊猫都是多配制的。那些说熊猫对生殖没有兴趣的人他们的依据是错误的。而且从成活率来说，我们观察的十一只幼崽只有一只夭折了，其它的都活下来了，因而熊猫的成活率是很高的。

　　大熊猫没有生大孩子，而是选择了生幼崽，这是一种非常好的适应。我们把熊的祖先追溯到6500万年前的北美。到3000万年前时就成了熊狗，成群捕猎。当时还有狼和熊狗竞争，熊狗竞争不过狼，于是就在冬天的时候睡觉。但这样十分浪费，因此就利用这段时间怀孕生产，这种生存方式在那时就定型了。今天所有的熊有八种，最大的是北极熊，公熊可以达到980公斤，母熊也可以达到五六百公斤。第二个就是北美的棕熊，可以达到800多公斤。然后是北美的黑熊，亚洲的黑熊。接下来是三种比较小的熊，保持原始行为的，就是南美的眼镜熊，印度的白熊，亚洲的马来熊。大熊猫的行为也继承了祖先的某些特征，它与熊的分化可以追溯到1500万年到2500万年，DNA的分析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DNA的某一段序列可以表现熊进化的一种节奏，就是说每一个基因的突变要经过多少年。

　　为什么说生幼崽是一项成功的适应呢？因为熊在冬眠的时候消耗的是自己的脂肪，同时还供应给自己的孩子。可是脂肪水解为脂肪酸之后就无法通过胎盘供给自己的孩子了。因为母体与子体的胎盘是靠在一起的，之间没有血管，营养是透析过去的。但脂肪酸的分子量太大，没法透过细胞壁，这样孩子就不能获得妈妈的营养。于是熊就水解自己的蛋白质，化为葡萄糖，葡萄糖的分子量小可以透过细胞壁。但如果蛋白质消耗太多会对妈妈的生命够成威胁。在这种情况下，熊就很早将孩子生下来，靠妈妈的乳汁生活，而乳汁可以通过脂肪分解为脂肪酸来获得。

　　第三个问题，有人说大熊猫的遗传差异性太小了，已经到了没有办法的地步了。他们只是以动物园的大熊猫来得出结论。于是我们就尽量去收集，下面我们用遗传差异度来比较。熊猫是46%，全世界的人为47%，猎豹为42%。熊猫的遗传差异度与其他哺乳动物水平是相当的，而不是象有的人说的那样已经走到了尽头。熊猫的遗传差异度并没有下降，因此，从遗传的角度来说，熊猫还是很有希望的。

　　最后一个问题，今天熊猫在地球上有没有希望生存下去。我们在秦岭的研究整整16年，根据在秦岭的材料，包括母熊猫一生生多少个孩子，间隔是多少，我们将这些生命参数输入计算机，在非密度制约因素的机制下，熊猫还能生存多少年？我们发现是200年。如果说在200年之内它的灭绝概率为5%，那么只需要28——30只公母熊猫就可以了。而且只需660平方公里就够了，而现在全国能让大熊猫生存的栖息地大约有1万3000多平方公里，因此是有足够的空间让大熊猫生存下去的。熊猫能否生存下去仍掌握在人的手里。秦岭砍伐森林很严重，这样把大熊猫正常的生活都破坏掉了。人如果发挥自己的爱心，进行科学的管理，熊猫还是可能生存下去的。最根本的是停止森林砍伐，成立自然保护区。我所在的研究区域砍伐森林的现象就很严重，我的研究生都很着急，让我给中央写信反映情况。但我想在秦岭不光有大熊猫，还有2400个工人，如果不让采伐了，这2400个家庭怎么办。于是我开始到处求助，希望能够在妥善安置这些工人的情况下停止采伐。一开始都没有什么效果，但我不断的寻找机会，不断的努力，终于中央同意了我的想法，并出钱安置了秦岭的工人。所以我就想，只要我们努力就总能找到一种使熊猫生存下去的机会。

　　主持人：如果只能让您说一句话，您认为让熊猫生存下去的机会是什么？

　　潘教授：是爱，只有爱才是使熊猫生存下去的最重要的机会。

　　主讲人简介:

　　潘文石， 1937年出生于泰国曼谷，太平洋战争爆发前随父母回到广东省汕头市。196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生物学系，随后在该系任教至今。现任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动物学博士生导师。兼任北京大学大熊猫和野生动物保护与研究中心主任，美国史密森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ion)兼职研究员，美国圣地亚哥动物学会(the Zoological Society of San Diego)兼职研究员，中国动物学会理事和中国生态学会理事。

　　潘文石先后与人合作发表过5部科学专著和编著，发表论文60余篇。1987年，他主持的"大熊猫生物学研究"获国家教委科学进步一等奖；
1990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他主持的"秦岭大熊猫的生态学研究"获国家教委科学进步二等奖。1992年，他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1996年5月获美国大熊基金会的科学特别成就奖；
1996年10月获美国圣地亚哥动物学会（Zoological Society of San Diego）野生动物保护奖章（Conservation Medal）；
1996年11月获荷兰王子颁发的保护野生生物金奖（Golden Ark）；
1999年因在野生大熊猫保护工作中的卓越成就而获Paul Getty 奖励基金；
2000年，他因为在广西崇左白头叶猴的保护和当地社区可持续发展的项目中的突出成绩而荣获Ford汽车环保奖。

　　潘文石教授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保护生物学领域，特别关注濒危哺乳动物的保护和研究。

　　1980年，他参加了一个国际合作小组，对四川卧龙自然保护区的野生大熊猫开展了四年的研究。1984年底，他开始率领一支由他指导的北京大学多学科的年轻教师和研究生组成的队伍，对秦岭野生大熊猫生存适应的问题开展了广泛的研究。在研究的初期，要弄清秦岭大熊猫的数量及其分布格局是非常不易、但又是极其重要的。他们认为最直接的办法是为一些大熊猫佩带无线电发射装置，对它们的活动、移动及对栖息地的利用状况进行长期的跟踪、观察和研究。从1986年6月至1999年3月，他们从这些佩戴无线电跟踪颈圈的大熊猫身上取得了关于它们的活动地点，活动概率，季节性迁移，扩散路线，巢域与领域，发情，交配，产仔，觅食等的数以万计的最直接而可靠的数据；
从1994年2月，他们使用一套特别设计的具红外线装置的微型闭路电视录象、录音系统，记录了产仔母熊猫与初生幼仔的行为关系；
他们收集熊猫挂在树干上或竹枝上的毛发，以及在为其佩带无线跟踪电颈圈时取得的少量血样，分析这个种群的遗传多样性；
他们收集熊猫的粪便并与同种竹子的正常组分进行比较，除了化学分析外，还在光学和电子显微镜下观察到大熊猫对竹子细胞内容物及细胞壁的利用情况；
大量的地面调查结合卫星遥感技术分析大熊猫的栖息地的空间结构；
定期对92 km2研究地区里的大熊猫种群密度及数量进行统计；
基于15年的秦岭大熊猫的种群结构参数创建了种群动态的模型，分析秦岭大熊猫种群的生存力。他们还注意到秦岭大熊猫所处的生境中，生物多样性十分丰富，其中许多动物和植物不仅生活于现时，它们还曾经生活在更广泛的时间和空间范围之内。

　　通过上述的研究，潘教授所领导的科研小组取得了多项重要的科学发现，澄清了许多大熊猫研究上的疑团。他们首先发现了海拔1350m的等高线是维持秦岭大熊猫继续生存的中高山大熊猫-森林生态系统和该地区低山的山地农业生态系统的分界面，阐明了秦岭中段南坡的中高山地区不容易遭受人类毁灭性地破坏，从而成为一个生物多样性自然避难所的原因。他们发现了野生大熊猫的社会结构和行为方式、婚配制度以及某些避免近亲交配的机制。他们首次分析了现存大熊猫种群在总体上的遗传组成，发现作为一个地理群体的秦岭大熊猫的DNA多样性也还没有下降到近亲繁殖的程度。

　　这些年来，他所领导的小组始终密切结合中国国情，探讨了以大熊猫为代表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国家责任、科学研究的作用以及社会伦理道德的问题。潘教授认为他的研究小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探讨自然生态系统中的基本结构和秩序，并把这种研究看作了解生物多样性现况和处理生态学危机的关键。潘教授和他所领导的科研小组的另一项突出成绩是：1993年9月，致信给江泽民总书记和李鹏总理，建议在秦岭大熊猫的密集分布区内停止砍伐森林，并成立新的保护区。这一建议被立即采纳；
并争取到世界银行的援助，经过1994年的筹备，于1995年在秦岭大熊猫的最重要的分布区之内建成了一个新的保护区。这项工作在世界上起到良好的作用，各国的许多科学家和公众请潘文石教授转达他们对中国政府的谢意，并高度评价"中国政府在发展经济需要大量资金的大背景下面，没有忘记为世界人民保护大熊猫和保护环境的任务"。

　　1996年，潘文石教授开始把他的工作重点转移到广西崇左的白头叶猴的保护生物学研究上。和大熊猫一样，白头叶猴（Presbytis leucocephalus Tan）是中国特有的珍稀濒危哺乳动物，仅分布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西南部的四个县，正面临着绝灭的危险。据调查，白头叶猴的栖息地总面积已从60年代的500 km2缩小到了80年代末期的200 km2，而且被隔离为16个孤立的地方小群体（或称集合种群（metapopulation）），种群总数也仅剩700余只。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的栖息地及种群数量已经下降到十分危险的地步。同时，在白头叶猴的保护中，对其周围生态系统的研究和保护也是十分重要的。潘教授的主要研究地区尽管面积仅24km2，但它却是北热带季雨林原始景观的残留地，并且有着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初步统计约有哺乳动物40多种，鸟类150种，两栖及爬行动物50种，以及100种以上的药用植物）和多种珍稀动植物（如金花茶（Camelliachrysantha (Hu) Tuyama），陆龟(Testudo elongata)，盲蛇（Typhlops braminus）和树鼩(Tupaia glis)等）。作为这一生态系统的一分子，白头叶猴和其它成员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明确它们之间的关系对白头叶猴的保护工作有着积极的意义。此外，在白头叶猴的保护工作中，人类生存生产活动的影响是不可忽略的。正是由于人类活动的加剧，不断和白头叶猴争夺资源，而使其栖息地不断减少。潘教授的研究地区是一个十分贫困的边疆地区，人们不得不利用自然资源来获取基本生活所需。因此，在潘教授的研究中，探索一种在贫困地区兼顾珍稀物种、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当地人民的生存发展的途径，对于解决迫在眉睫的生态学危机，确立可持续发展之路，是至关重要的。

　　从1996年11月开始，潘教授及其领导的研究小组在广西崇左建立了野外研究基地，在艰苦的条件下对白头叶猴进行了不间断的研究。初步了解到板利白头叶猴的地理分布、种群数量、繁殖组群及各"过渡性"组群的巢域、领域、核域，以及有关它们的食物、食性、年周期、季节、昼夜活动节律和生殖行为的资料。此外，他们还热心参加当地的社区建设，县政府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已经接受他们的建议，开始无偿投入7万元人民币，为白头叶猴分布区四周的农民改善饮水条件和发展沼气，以减轻农民对野生生态系统的压力，改善人及野生动物的生活质量。根据他们的建议，崇左县县政府正在筹备建立白头叶猴自然保护区，并把保护白头叶猴作为本届政府的一项重要的可持续发展项目来抓。潘教授还不断发挥自己的国际影响，促成一位美国华侨为当地建立了一座希望小学，使当地的孩子有受教育的机会，并使研究和保护工作在当地有了很好的群众基础。

　　经过多年艰苦的努力，潘文石教授在学术上得到了国内外同行的广泛赞誉，他所从事的野生动物保护生物学研究已经达到了同领域研究的国际先进水平。纽约"保护野生动物会"科学主任乔治·夏勒说："潘文石教授领导的大熊猫研究是中国大陆同类研究中最好的。潘文石的研究成果扩大了世人对熊猫及其生态的认识，推翻了一些关于熊猫行为的旧有观念，激起全世界关注大熊猫的危险处境。"

　　潘文石教授今天的众多成就要归结于他的家庭和他的个人品质。

　　潘教授出生在一个华侨家庭，他的父母亲像许多华侨一样，有着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品质，他们热爱生活，对贫苦百姓极富同情心，同时，对祖国怀着深深的赤子之情。他们的家庭十分民主，父亲主张让每个孩子的个性都得到充分发展，他只是教育孩子们不能伤害他人、不能侵占他人的利益。母亲非常善良，对同学们和蔼可亲，大家都很喜欢到他家来玩。一位同学家中常常揭不开锅，母亲过几天就会用竹篮盛些米和木炭，让儿子给同学送去。一件件小事耳濡目染，在孩子们的心灵中种下了仁爱同情的种子。1980年，当潘文石教授最初在野外考察时，他曾一个人留在海拔3000m的高山上，没有帐篷，缺吃少喝，风雪把大树都刮断了，他在冻饿难忍时的确产生过困惑："我为什么要在这里受苦，我不是可以回北京，可以出国吗？"他提起笔向父亲诉说。他的父亲回信说："你不是从小喜欢野外工作吗，好不容易真正实现了理想，为什么又动摇了？你出国是为了理想，还是为了镀金？既然是镀金，那就不是纯金。"父亲的话给了他温暖，使他摆脱了最初的短暂的迟疑，从此义无返顾地沿着选定的方向向前走去。

　　潘文石教授非常喜欢北京大学"勤奋、严谨、求实、创新"的八字校风，他对科学研究始终抱着严肃、严格的精神，有时近于苛刻。他手中有大量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但是在没有确切的把握之前，不肯轻易发表论著，也绝不急于宣布什么最新发现。他对科学奋斗目标的理解是深刻的，他和他的学生们之所以常年坚持在野外，在贫困边远的山区，甚至在无人居住的高寒地带工作，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的奋斗目标不仅仅是发表一篇论文或写一本书。论文虽然有用，也能换来个人的名利，但是很可能无法解决关键的问题。我们要研究熊猫和其他野生动物就必须了解真实的情况，我对科学的认识和理解是：只有迎接挑战，不断努力，探索求新，把科学作为争取人类幸福的手段，我们才能接触到科学研究的本质。"

　　正是基于这一原则，潘教授的工作不仅仅局限于纯理论的研究，他经常把自己的研究紧密地与生产实践联系起来。七十年代初，北京的鸭场发生了严重的未知流行病，眼看95%以上的鸭子就要死掉。当时，北京鸭是北京市外销支柱产业，每年创汇几百万美元，鸭病的流行不但影响外汇收入，还直接影响二十几个鸭场数千名工人的生计。潘教授当时有两种选择，一种是专心在实验室进行组织培养、病理分析，准备论文；
另一种则是急鸭场工人所急，尽快控制鸭病蔓延，查清传染病源并根除之，在实践中总结科研成果。潘教授义无返顾地选择了后者。潘教授和他的同事们查清了病因，这不是鸭瘟而是病毒性肝炎。因为具有免疫力的母鸭下的蛋也是免疫的，所以只要给每只小鸭注射0.02ml免疫鸭蛋的蛋青或蛋黄，它们就可以获得免疫力。这个方法简单易行，成本低廉，一只鸭蛋可以注射600只小鸭，普通工人十分钟就能学会。潘教授无法眼看着百姓受苦而心安理得地关在实验室里搞研究，他骑着一辆自行车，几乎跑遍了北京所有的鸭场。他告诉工人用火碱液消毒鸭舍，这种方法立即奏效，遏止了鸭病的蔓延。他又手把手教给工人如何给小鸭注射，鸭病很快被控制住了。工人们高兴极了。这种方法比国外早4年，为鸭场解脱了困境，并无偿地向全国推广，起到了良好效果。这是潘教授第一次尝试科研同实践结合，为社会服务。

　　在野外，潘文石教授和他的学生们每到一地，都密切了解和关心当地百姓的生活状况，思考着怎样才能既得到群众对保护野生动物的支持和理解，又不影响百姓的生活水平。他们认为保护野生动物不能以牺牲当地群众的利益为代价，他们力图在二者之间找到一个和谐点。在广西崇左白头叶猴出没的地段，有一个叫雷寨的小村子，潘教授和学生发现当地老百姓几百年来饮用的都是泥池塘中不干净的水。他们无法漠视不管，村民的疾苦使他们内心不安，潘教授认为即使放慢研究速度，也要帮助村民们喝上自来水，必须首先从村民们的生存权益考虑，而不是自己的研究。他们暂时放下了手中的工作，四处为雷寨做说服工作，终于争取了一笔几万元的资金，从几里地之外的地方引来了卫生合格的饮用水。

　　科学研究的最基本原则是实事求是，尊重客观事实；
科学家最重要的品德是坚持真理。但不是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做到的这一点，特别是当所有的人几乎一边倒时。1983年底至1984年初，潘文石教授遇到了非常严重的挑战。有人提出竹子大面积开花使熊猫面临绝境，于是在全中国和全世界掀起了一个拯救大熊猫的热潮──募集捐款和申请拨款，目的是把野生大熊猫送进饲养场进行人工圈养。其实，真实的情况是：竹子总是要按一定的周期开花，进行有性繁殖，这是一个自然的规律。而大熊猫已经和竹子共同生活了成千上万年了，竹子开花不可能造成熊猫因食物短缺而灭绝。在很多有大熊猫生存的地区都不止有一种竹子，而几种竹子同时开花的几率很小。同时，竹子的储量很大，熊猫食用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从戴无线电颈圈的大熊猫身上所获得的资料也显示，它们会主动到邻近的地区寻找其它竹子食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潘文石教授深知，如果真的把熊猫圈养起来，无疑会破坏熊猫的种群结构，使它几乎不能再繁殖，而建场、修路，还可能进一步引起砍伐森林、破坏植被、使熊猫无处栖身的恶果。在大多数人不明真相，少数人为了获得大笔的经费，而鼓动这件事的情况下，科学家的良知使潘教授不能缄口不语、袖手旁观。他一再向各有关部门陈述熊猫不会因竹子开花而灭绝，指出建饲养场对熊猫有害而无利。尽管屡遭冷遇，但他不肯退缩，凭着一股韧劲和不懈的努力，不断做工作，直到迫不得已直接向国家最高领导反映情况。最终，中央发指示停建已列入计划的饲养场，制止了错误的保护行动。但是，自那以后，因为得罪了一些人，潘文石教授得不到原先已被许诺的研究经费了，他经常陷入困境。那时他只有十分有限的野外补助，他和研究生常常一天只能吃一顿饭，他们的野外工作常常因经费花光而被迫中断。这时，他就下山来向朋友、向家人、向过去的学生"化缘"，每当筹集一些款项后，他们就会满怀信心地再次返回野外。

　　在待人接物上，潘教授是谦和而热情的。他的学生们发现，他们的老师似乎可以同任何人教朋友，他的朋友中有学者，学生，外国友人，工人，华侨，民主人士……，他既能同县委书记教朋友，也能同农民交朋友。崇左有一位农民，不但穿的破衣烂衫，而且总是无所事事，到了研究小组驻地就四处张望，要这要那。年轻人背后叫他"二癞子"，可潘教授对这样的人照样很尊敬。一次潘教授嗓子痛，被"二癞子"无意之中听到了，他一声没吭就走了。第二天，他竟跑了二十多里路，专程为潘教授带来一只又长又大的两面针草药，潘教授服了两面针的水，嗓子果然好了。清朝一位学者云"待富贵人不难有礼，而难有体；
待贫贱人不难有恩，而难有礼。"潘教授认为人人都是平等的，他对老百姓尤其是贫困的农民，往往采取同情和爱护的心理，凡是帮助他作过事的人，他总是尽量多付一些报酬。多少次，他把自己最好的野外服装送给森林工人，多少次，他为给一位农民朋友找工作而四处求人。潘教授说，"我从不认为自己比他们高明，他们对动植物的知识比我们多的多，没有他们的帮助，我们对许多事只是一知半解，没有他们，我们在森林里可能迷路走不出去，我从心底里尊重他们。是的，他们衣冠不整，脚上带着泥土，但这是生活环境造成的，不是他们的责任。如果他们有机会受教育，也一样会成为高尚的人。"

　　潘文石教授重视教书育人。他在给历届大学生和研究生上第一堂课时，总要讲到："我认为学生最重要的是学习如何做人、做事和做学问"。这是基于这样的育人原则，他才可能在20多年的科学研究中，培养了一支具备端正的科学态度，坚强的意志品质，严谨的工作作风，优良的科学素养及较高专业水平的年轻的研究队伍，这也是他取得如此众多的成就的原因之一。

　　野外的生活初看起来新奇刺激，但是时间一长，就会体会到艰苦和枯燥的一面，只有怀着一定信念的人才能坚持下来。也有研究生不能忍受野外的生活，在这种情况下，潘教授并不勉强他们，他认为只是这种环境不适合他们而已，任何工作都可以为人类做贡献，找到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就可以了。有的学生去了野外两、三个月，就想女朋友、男朋友，潘教授就给他们重新选择专业的机会。所以，在潘教授的研究小组中拿到硕士或者博士学位是很难的，但多数学生都坚持了下来，并在跟随潘教授学习的过程中提高了学术水平，锻炼了意志品质。在学术方面，潘教授注重学生掌握知识的深度和广度，注重多学科知识相互渗透，注重开阔学生的研究思路，重视培养学生密切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要求研究生们将自身的学习和具体的研究项目密切结合。在品德上，通过长期艰苦的野外工作，研究生们养成了勤俭节约，吃苦耐劳的品质，培养了坚韧不拔的思想意志，增强了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一批研究生在就读期间和毕业之后在学术上取得了众多有影响的成果，并在各自的领域中成为学术带头人或治学做人的典范。

　　1985年3月，一个飘雪的季节，潘文石教授带着两位研究生和一位本科生背着沉重的登山包进入秦岭南坡。就在他们进山后的第39天，年仅21岁的研究生曾周在寻找大熊猫踪迹时不幸堕崖牺牲。他们怀着深深的悲痛，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掩埋好同伴的骨灰，继续着刚刚开展的事业。三个月后，大学生毕业分配了工作，这个在逆境中诞生的研究小组只剩下潘教授和一位刚满20岁的女研究生。

　　这位来自大城市，毕业于北京大学生化及分子生物学专业的女学生在七年的野外研究中吃尽了苦头。高寒山区严酷环境的侵袭使这位年轻的研究生患关节炎数年，最严重时几乎不能走路，但是她从未退缩过，坚定的信念和坚强的意志始终激励着她专心致志地工作。救治棕白色大熊猫"丹丹"那天深夜，她在小山村中被煤气熏倒，第二年又在一个山区招待所中中煤气休克，有一次单独外出时不慎掉进冰窟窿，这些险情都因为及时得救才幸免于难。1992年，她暂时离开秦岭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现代分子遗传学实验室做博士后工作，先出色地分析了世界上多种珍贵濒危哺乳动物（老虎和亚洲红毛猩猩等）的遗传结构；
接着便发现当代大熊猫的DNA多样性不低于其他哺乳动物，指出这个物种没有象人们所说的那样，已经发展到其进化的死胡同。1996年，她没有接受NIH的建议继续留在那里的分子遗传学实验室工作，一种献身自然研究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的使命感促使她立即重返母校，又同她的同事们一起投身到新的自然保护工作之中。她就是后来的吕植副教授，现在她依然在北大任教，虽然陆续获得了多项奖励和荣誉称号，但依然继续默默地在野生动物保护的工作中奋斗着。

　　由于研究经费的紧缺，潘教授和他的学生们必须时时计算过日子。从北京至汉中35小时的火车，研究生们都不坐卧铺，在过往的城镇不留宿，接下来是8小时的长途汽车，然后再等待林区过往运输原木的汽车，才能辗转抵达野外工作站。所有男生都需要干最重的活儿。在每天的野外工作之后，即使身体再累也会在返回营地的路上每人扛上一根废木头作为薪柴储备。为了节约开支，尽可能不雇请民工帮助，他们自己劈柴烧饭。

　　大熊猫生活在海拔2 000～3 000m的山区。秦岭的冬季严寒逼人，林业工人都下山过冬去了。而潘教授和他的学生们为了追踪大熊猫，却总是在山上过冬。有一年，潘教授和一位研究生在山里过春节，为了节约时间和木炭，他们把很多土豆和大米熬成一大锅，一连吃几整天，直到转移到新的工作点，再煮一大锅，这就是他们的野外美食。野外工作条件是十分艰苦的，回想起来最困难的还是长期缺乏油水，有时连主食都不够吃，因此总感到饥饿。这种状况持续了8年之久。在这8年中，寒冷的冬夜，他们住在废旧而四面透风的木制工棚里，不敢生火，只好把身子钻在鸭绒睡袋里，用一只手拿着蜡烛照明，另一只手写研究日志。清早起来，屋里的洗脸水也冻成了大冰坨。

　　从1989年8月开始，第一只佩带无线电跟踪颈圈的雌性大熊猫"娇娇"产下她的第一个幼仔之后，他们便每日从早到晚跟踪在它们身后，研究它们的行为。1992年8月，"娇娇"生下了她的大女儿，他们每隔4天就必须进行一次三天三夜的连续监测，研究这个大熊猫母幼家庭的活动和移动方式。研究生们随时把帐篷、仪器和小型发电机等各种设备背在肩上跟随"娇娇"母女跋涉在深山峡谷之中，直到熊猫幼仔生长至5月龄。1994年秋天，他们开始把一套小型闭路监测系统安置在"娇娇"产仔的洞穴中，从她生下第三个幼仔的第一天开始，他们就每隔4天对它们的活动进行3个昼夜的连续记录。他们住在距"娇娇"产仔洞穴50m处的另一个石洞里录下它们的全部声音及行为，直到幼仔5月龄之后离开洞穴营树上生活的时候，他们才结束了他们自己的穴居生活。1996年秋，又是在同一个洞穴，又是在短暂的高海拔地区的秋天之后迎来了漫长的冬季，他们再次跟随着"娇娇"和她的第4个孩子，在冰雪的森林中度过了5个月的洞穴生活。

　　1992年，北京大学细胞生物学专业的一位女同学，免试取得研究生入学资格，直接加入到他们的研究队伍。这位自幼生长在大城市的女孩子，从没有一个人独自住过一间房间，他竟把她单独派往野外工作。她毫无怨言地一个人在秦岭大山中连续工作了8个月之久。在此期间，她为整个研究小组建立了统一严谨的野外科学记录的制度。有一次，为了保存难得看到的实验材料，同时也为了节省研究经费，她没有雇请民工，竟独自背着20kg重的液氮罐徒步13km的山路及时赶回野外营地。1995年，她作为访问学者到美国史密斯研究所（Smithsonian Institution）分析他们在秦岭收集到的大熊猫母幼间的行为关系时，由于工作的出色表现，一位美国教授提出让她免试到马里兰大学去攻读博士学位，并为她准备好研究课题、研究经费、全额奖学金，还安排了一位计算机博士协助她工作。然而，当完成了在美国的研究之后，她说，"关于秦岭大熊猫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就于1996年回到了北京大学，并在几天之后她又进入了秦岭，直到1999年完成了她的博士学位论文--首次揭示了野生大熊猫社会中"多夫多妻"的交配制度和其它一些鲜为人知的繁殖行为，让人们第一次了解到大熊猫也有同其它熊一样的生育能力。

　　他们对大熊猫面临的困境--自然的和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科学的和文化的，--了解的越多，他们就越离不开它们，就越觉得他们需要肩负起保护它们的责任。正是因为这种近乎神圣的皈依感，才激励他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无悔地跋涉在秦岭的高山峡谷之中，为的是不断探索野生大熊猫生存的可能性，并真诚地祈求它们平安。

　　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县，野外基地设立在气候炎热的热带地区，高温和蚊虫给研究工作带来了很大麻烦。但是，潘教授和研究生们依旧在烈日下坚持着不间断的对白头叶猴的野外观察，并结合当地情况，从事环境教育，向国外酬资为当地建立小学，关心当地人民的疾苦，为解决其水源及能源问题出谋划策，做出极大的努力。潘教授还要求他的学生们无论在研究工作多么紧张的情况下，都要每个月抽出一天的时间去附近的小学协助教学，以此培养他们的责任感。在长期艰苦的野外工作中，研究生们在掌握基础理论知识的同时，提高了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工作能力，养成了勤俭节约，吃苦耐劳的品质，培养了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和坚韧不拔的思想意志，增强了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每位博士研究生每月的助学金只有331元，勉强够付饭费，还要长年累月从事艰苦的野外研究。有两位博士研究生成家之后，潘教授说，"你们现在是北京最穷的人了"。

　　"我们的钱确实不多，"出乎他的意料，他们竟愉快地回答，"但还过得去。"

　　"在外企工作，每月的工资就可以达到数千元。你们是不是考虑一下，可以有一个人去国外工作？……"潘教授补充说，"比如做博士后。"

　　"我们喜欢目前的研究工作，"他们说，"钱虽少，但这要看对人生的价值作何理解。"

　　潘教授时常想，他的女儿没有机会跟他跋涉在大山之中，却可以在北京找到一份工资丰厚的工作；
他的研究生们，都因为学业优秀才有机会随他在大山中研究大熊猫，却失去了赚钱的机会。他常为他们的清苦生活而苦恼，现在听了他们的回答之后，他真的放心了。

　　记者们常常问："你们为什么放弃在北京或在国外的舒适生活，偏要去山里过穷苦的日子？你们是不是太傻了？"这种时候，潘教授总是无法用一句简单的话使他们明白。他只好对他们说，"如果你用人们对宗教虔诚的态度来理解我们的行为，你可能会明白。"

　　1999年秋天，有位海外来的记者问道："这么多年研究大熊猫，你最大的成绩是什么？"说实在的，潘教授从来没有想过这些问题，当时只是说，"除了加深对大熊猫生命本质的认识和促使在秦岭最关键的地带建立了新的自然保护区之外，最重要的是在艰难的岁月中，锻炼并成长了一支真正做学问的年轻队伍，从此心甘情愿地在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征途上攀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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