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燕园变法”

　　最近，有关北京大学人事体制改革（草案）的讨论，在校内外都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其间，“非典”的突然袭来，都忙着顾命去了，暂时放松了对“草案”的关注。现在一场疫病的危机好呆总算告一段落，雨过天晴，又该回到对“改革”的兴趣上来。北大的教职员工，当然应该更加关心对自己有切身利害关系的“高等教育体制的改革”。北大的兴衰荣辱与所有的北大人都关系密切。北大作为中国高校的“带头羊”，牵一发而动全身。北大的一举一动，理所当然“也引起了全社会教育学界的讨论日趋白热化。”

　　北大新任命的“教改工作组组长”张维迎说：“二十年来，大学在国家保护下始终保持着高度集权化的政府管理体制，没有改变的空间，所以改革问题一直没有提上日程。”

　　关于中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在很久以前就不断有人提出过，惟其敏感性过于刺激，成败的影响力都难以预期，多年来仍然是空谈者众，实行者寡。

　　实际上，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经济领域的体制改革已经有过几次较大的举措，实践证明，这些改革利多弊少，效果显著，是有目共睹的了。而政治体制改革，则因处处涉及到旧体制中“得利群体”的当权者们，可能失去某些显性的与隐性的“受益”因素，利害攸关，阻力有难以想象的大。空谈“三个代表”容易，与切身利益矛盾时，究竟会代表谁？就很难说了。教育体制的改革，大体也如此，是唯一没有真正触动过的领域，是我国体制改革最落后的一块“飞地”。这并不是说这些年来“领导”教育领域的改革一点没有动静，而是改革触及别人的多，损及自己的少，无论是“人事制度”的升迁聘任，还是“工资福利”的调整，以及“住房分配”的等级，哪一次不是党政干部得到的实惠更多？可怜，连以教师名义申请拨款修建的“高知楼”、“院士楼”，还不都是党政领导们优先占有了一大片。在现行体制下，教授们名义上是高校的主体，但在很多实质问题上却是弱势的群体。如果谁有兴趣，调查一下学校的党政领导，哪怕只不过是“副职”，其工资、奖金、岗位津贴、住房、用车，以及国内外的差旅费用，连资深教授也都难以望其项背，更何况一般的教授乎。而且，更为要命的是：这一部份人的晋升、任命与提职，并不与教授们同属一样的渠道，而归党组织的特殊安排，不需要党外人民参与去考核、评审与任命。没有教学效果与学术成就的双重压力，既不受“末位淘汰”之威胁，又没有“不升即离”的担心，稳稳当当终身享用。反正大权在握，研究具体的实施细则时，哪边有利“政策”就向哪边倾斜，哪边实惠就往哪边靠。花的是13亿老百姓的钱，却只受6千万成员的党纪所制约，人虽不多，却是“高度集权化的政府管理体制”的主体。

　　这次的“燕园变法”所选择的是“北京大学人事体制改革”，显然是选择了改革阻力最小的群体。而且，“改革只面向身为知识分子的教授学者，而对（党）行政体制不闻不问。”这就避免了可能“来自权力层”的阻力。

　　无论是“211工程”，还是“世界一流大学”、“国际知名大学”、“著名学府”的考评，要求的“硬件”与“软件”都只与教学与科研条件，学术成果、师资力量、教学水平、教材建设与论文数量和水平，以及培养人才的数量与质量。总而言之，冲锋陷阵，抢险、登高，主要都是一线的业务人员。

　　这次的改革，又是这些人首当其冲。果真按照现在这些主持改革的人的设想，无非也像国有企业的改革那样，工人下岗，干部分流，领导转任。在转制与资源重组的过程中，国有资产大流失，再通过股市把困难转嫁给中、小股民。国有事业单位当然与企业还有所不同，但“不升即离”的结果，仍然只能是相当一部分的教师“下岗”、“转岗”与“分流”。治人者动不了一根毫毛。

　　“人事管理制度”自然是需要改革的，多数人也表示拥护。

　　但管理人事管理制度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可不可以改革呢？

　　教师的教学效果与学术成就，可以评审，可以实行“末位淘汰”，可以“不升即离”。但书记和各级政工干部，仍然是由党委任命，怎样实行“择优扶重，奖勤罚懒，”怎样“鼓励竞争”，怎样“促进流动”呢？

　　要求建立合理的教师队伍结构，理直气壮，无可厚非。

　　要不要建立合理的党委书记及其政工干部队伍结构？或是干脆废除双重领导，两套班子，把“革命党”时期的领导原则“改革”到“执政党”时期民主化的只有一套班子的办学体制上来呢？

　　党委与校长的两套班子，本来就是中国高等教育管理成本远远高于世界一流大学，效率低于世界名校的症结所在。弊端丛生的一级办学体制不变，只在二级体制上修补，不可能带来任何惊人的好处。而且，根据半个世纪以来北大历次“教育革命”的经验，所有与一级体制相抵啎的改革，到头来不是“胎死腹中”，就是被更高一层的体制所否掉。

　　就好比文化大革命，如果不改变毛泽东个人独裁的领导方式，再来十次文革式的造反，闹它十次的天翻地覆，又能怎么样？改去改来，都是换汤不换药，能有真正的进步吗？

　　在很多情况下，党性与学术上的是非对错是不一致的，特别是自然科学与技术科学，与党性并没有必然的联系。究竟是要党性还是要学术？常常成为高等学校“组织上”考核教师的两难选择。而意识形态的一元化垄断，从根本上窒息了搞学术的“气氛”，更何言什么学术成就？教授在课堂上授课，其学术观点也要受到党委、团委的干扰，尽管可以受到学生的广泛欢迎，但并不能得到党委的支持。结果是有学问的下课，“鹦鹉学舌”的升天。本科成绩都成问题的“痞子”，一旦当了书记，凭嘴皮子就可以升任“博导”，就可以要求升“副部级”。为什么这种人就可以不通过学术的评审，或政绩的认证？

　　夫妻中的一人当了总支书记，就开夫妻店，搞土围子，轮流坐庄，轮流提职、提薪，把好端端的学术殿堂，蜕化成为污七糟八的政治角力场。“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没有彻底解决问题。

　　但在教育体制的改革提上了日程的今天，又有谁敢于公开提出目前我国高等学校，“始终保持着高度集权化的政府管理体制，”也应该首先接受改革开放的洗礼。就不怕说你是在“否定党的领导”吗？

　　很多人，很多文章都在怀念西南联大（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师生艰苦卓绝，共赴国难）时代，上没有党委书记领导，下没有校长负责，但却是“大师云集，人才辈出”的黄金时代。而稽之于史实，西南联大是在没有“党委领导下”取得的历史成就。其所培养出来的人才，世界知名，世界承认。

　　如果，现在北大的党政领导真的要搞教育改革，真的要想向世界一流大学迈进，真的“敢为天下先！”那就不要回避高校一级体制改革的迫切性和必要性。下定决心，排除万难，以不怕丢掉乌纱帽的志士仁人的勇气，正面提出从一级体制改革的实施方案和建议。造福北大，造福中国的高等教育。

　　这才是真正的“敢为天下先”。

　　如果真的有一天，中国出现了世界公认的“世界一流大学”。那么，中国的高等教育环境，一定是已经废除了“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办学体制桎梏的政治文明时代。

　　希望北京大学能有这份儿荣幸。

　　2003／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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