绵阳的日常生活

　　这座城市，已经成为四川北部最大的地震伤者与灾民安置点。 　　 　　突如其来的强震侵袭，让绵阳的天空、大地失去了往日美丽，也让绵阳的日常生活改变了色彩。
　　绵阳，在此次汶川地震中，以宽阔与悲悯的胸襟，接纳了数以万计的灾民。
　　绵阳人说，我们都是北川人。
　　这座城市，已经成为四川北部最大的地震伤者与灾民安置点。记者奔波在北川南下绵阳的路途中，随处可见满身尘土的灾民，成群结队地，从北川、江油、平武等附近受灾县区徒步走出来。
　　失魂落魄的母亲在寻找孩子，儿子背着受伤的父亲前行，几名解放军战士抬着年迈的老人，衣裳褴褛的小姐姐紧牵着年幼妹妹的手，妹妹几天没有喝水，牢牢抓住刚领到的一瓶矿泉水，怎么也不肯放……
　　他们集聚，静默，等候着前往绵阳的卡车。他们的方向，是一样的。
　　一卡车一卡车的灾民朝着绵阳市区的方向行进。几万人不得不同时走上背井离乡之路。这就是他们眼下的日常生活。
　　于伤者与灾民，这是一条顽强的生存之途。拯救与坚持的故事在延续。
　　前方，是一个陌生的城市。故乡不再，何处能圆他们的家园梦？
　　
　　悲壮迁徙
　　
　　６０岁的杨光友穿着一件破旧的蓝色运动服，站在位于北川县擂鼓镇村自家歪斜的房
　　前，又累又饿，他有些彷徨。
　　５月１２日，杨光友和弟弟杨光新背着糖果、水和简单的行李，从茂县出发，翻山越岭。
　　汶川地震发生后，杨光友与家人失去联系，焦急万分的他一定要赶回家里看看。走了３天，他们遇到很多同路的返乡人与寻亲人，“我们很多人，一起爬山，睡在公路边，累了就在树林里坐一会再走”，路上一直有余震。
　　好不容易到了故乡，杨光友的一双旧凉鞋早已磨烂，满脚血泡。而家人已不知去向，整个村庄房屋尽毁灭，空空如也。经过多方打听，杨光友得知儿子、孙子和老伴都去了绵阳市九洲体育馆，杨光友决意当晚就去绵阳找他们。
　　悲壮的迁徙就这样开始了。
　　跟杨光友一样，３０岁的北川县漩坪羌族乡张坪村村民刘远树在擂鼓镇等候有可能的车辆跟水源，刘远树轮流背着４岁的女儿刘梦瑶和在地震中腰部受伤的父母，这条路，他们走了７个小时。
　　提及地震一幕，刘远树忍不住用脖子上的毛巾擦眼泪。５月１２日中午，刘远树喂完蚕，他清楚地记得自己看了一下表，是２点２３分，然后，他坐在沙发上看电视，５分钟后，屋内门窗震动，他赶紧往外跑，抓住一棵树，他惊讶地看到了如此震惊的一幕：
　　大山和村庄一起倒塌沉没，大地冒烟，狂风大作，河水不断上涨，奔流着，淹没了房顶……浑身湿透的刘远树渡过波涛汹涌的河水，接回在对岸幼儿园读书的女儿，“学校将孩子们转移出来了，村民也很安全，但我们的房子全部垮了，我们的家，已经不在了”。
　　水源被毁，粮食紧缺，张坪村的２００多号人陆续转移到绵阳。除了无法走动的老人。
　　这样大规模的转移是分批的。刘远树的妻子先转移到绵阳市九洲体育馆，刘远树在乡上又呆了３天，他一直在帮漩坪乡政府搬运粮食和矿泉水等救灾物资。他是一名退伍军人。
　　一些心存希望的父母虽然逃生，但再度折返灾情严重的北川县城，寻找自己的孩子。胡延会从九洲体育馆出发，再次回到北川县城找女儿樊诗雨，８岁的女儿樊诗雨在北川县曲山小学二年级（１）班就读。胡延会逢人就问，“你们是从县城过来的吗？你们知道曲山小学的情况怎么样？”泪水涟涟。
　　胡延会在北川县城菜市场附近卖童装，幸免于难，“我女儿还是小队长，很乖。绵阳所有的医院，我都跑过了，都没有找到女儿，我女儿的班上一共３９人，孩子只出来６个，三年级（１）班最惨，只出来１个。我还以为有希望，后来知道孩子家长都在‘刨娃’”。
　　
　　九洲安置
　　
　　绵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王晓刚介绍，目前在绵阳的难民安置在九洲体育馆、南河体育中心、普民中学、绵阳水电学校等地。其中，九洲体育馆是绵阳市最大的灾民安置点，安置了近２万名来自各个县的地震灾民。
　　穿越一条满是灰尘的小路，就到了绵阳市的九洲体育馆的后门，正门目前实行交通管制，因为大量的救灾物资要运送过来。
　　两层的九洲体育馆，密密麻麻地挤满了灾民，一、二楼的地上铺着纸板，各色的棉絮和棉被铺上去，人们就躺在上面。不少人身上缠着绷带，一个小男孩在很认真地阅读报纸上的地震新闻。
　　在室内，跑步机、拳击台上都安置了灾民。由于灾民数量太多，各色的篷布支到体育馆外面，组成一个临时家园。
　　随处都可以看见志愿者的身影，他们给孩子发放衣服和食品；电信公司也在体育馆正门设立了免费电话与免费充电的站点，成排的充电器占据了接线板，不时有人急切地给家人打电话。
　　从汶川地震发生的次日开始，９位家住绵阳的妇人就挑着热饭菜，分中午和晚上两次往九洲体育馆送，她们自己准备好碗筷，给排队的灾民分发。她们中间，没有人愿意透露自己的姓名。一位警察在维持秩序，不断地劝说一个试图插队的中年灾民，“你是大人，应该让娃娃们先吃饭”。
　　灾难让亲人离散，许多人生死未卜。杨鹏在九洲体育馆正门旁的“寻人登记处”排队，他要寻找母亲唐顺琼。这里总是拥挤，前来登记寻找亲人的队伍从未间断，就连晚上，也不例外。“如果你登记了，我们会通过广播电台帮助你搜寻”，志愿者告诉杨鹏。
　　一面醒目的“寻亲墙”，密集地贴满寻找妻子、孩子、丈夫、父母的告示，占据主要位置的是“医院收治伤者名单”，这场灾难，给无数家庭带来分崩离析。
　　
　　“寻亲墙”上记录着：
　　“爸爸，妈妈，你们快回家！”――这是孩子的心声。
　　“哥哥李鑫就读于北川刘汉希望小学五年级（２）班，弟弟李君就读于一年级，寻找父亲李孝文与母亲杨坤。”――这是老师的呼唤。
　　来自北川县擂鼓镇猫儿石村的１４岁少年王志在“寻亲墙”前焦急地寻找母亲张道兰，“我们分批走出来，昨天我妈妈下来，今天我们下来，我就找不到妈妈了”。
　　目前，九洲体育馆的赈灾人员正在给灾民做身份登记，但这项工作显然极为艰巨，不少亲人在漫长的徒步迁徙途中失散，即便家人都迁徙到了九洲体育馆，纷乱的人群也有可能让亲人走散。
　　由重庆市妇女联合会、西南大学心理健康教育研究中心的志愿者设立的心理援助墙上，孩子们涂鸦，书写自己的期盼与呼唤――
　　“亲爱的小朋友们，一切都会好的！加油！”
　　“我只想要一个家。”
　　“妹妹，你在哪里，姐姐想你了，我要到哪里才能找到你啊？”
　　“灾难像弹簧，你强它就弱。”
　　在四川应用心理学研究中心志愿者设立的抗震心理救助站，心理专家郭薇解释，由于这里的灾民大部分人都是从县城或农村迁徙过来的，主动前来咨询心理问题的人并不多，目前主要依靠心理专家去人群中观察是否有异常者，引导他们进行心理宣泄。
　　“灾后心理干预是一项长期的工作，孩子一般表现为恐惧，一些中学生有失眠现象，个别孩子有具体反应，比如，有个中学生回到绵阳看到了父亲的尸体，之后一直感觉有尸臭味；一个５岁的小女孩，一直不敢进房子，现在我们让两名志愿者陪她玩，采取脱敏疗法，分散她的注意力，目前她已经可以到二楼的楼梯上去玩了”，郭薇介绍。
　　对于目前最为关切的疫情防御，绵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每天两次使用含氯制剂对体育馆进行消毒，重点是对垃圾筒、废弃物、公共空间及粪便，此外，他们还向灾民发放预防疾病的宣传单，“我们要他们吃东西之前一定要洗手，我们跟灾民讲，让他们互相监督。我们在尽力做工作，截至目前，还没有发现疫情”。
　　绵阳市疾控中心另一位工作人员坦言，由于体育场人流拥挤，气流不畅，安全隐患仍存在，这些灾民的铺盖就存在特别多的安全隐患，“如果给他们的铺盖都喷洒含氯制剂，喷多了，铺盖会打湿，对皮肤也有伤害，喷少了，又没有作用，我们现在提倡去晒铺盖，但现在人这么多，也没有地方晒”，他顿了一下，说，“并且，我们现在也调不到更多的消毒剂”。
　　５月１９日下午，九洲体育馆旁的绵阳九洲帐篷学校举行开学典礼，当天下午，２４８５名学生在这所特殊的帐篷学校报名注册，这些孩子主要来自北川县受灾的小学一年级至初三及职高学生，他们目前都住在九洲体育馆。
　　“既然你们活了下来，就要好好地活下去！”上课时，老师李永贵几度落泪。
　　王晓刚告诉《新民周刊》记者，“现在绵阳市的全部工作重点就是抗震救灾，我们正在把学生的复课工作提上日程，绵阳市政府专门组建了‘灾后学校重建小组’，我们组织师资，在九洲体育馆就地搭建帐篷，就地开课”。
　　
　　缩编曲山小学
　　天气开始热起来，５月１８日下午，在位于绵阳市高兴区棉兴东路的四川长兴实业有限公司厂房，７岁半的曲山小学一年级（３）班学生朱美玲等着老师母智慧帮她洗头发，这是地震过后，孩子们第一次洗头。母智慧是二年级（３）班班主任，地震过后，一至三年级的孩子都由她负责照顾。
　　这是一个雀跃的场面，孩子们围在老师母智慧身旁，活蹦乱跳，争先恐后，男孩子摸着平头，开始跟女孩子抢位置。要求洗头的小朋友太多了，朱美玲辫子解了下来，但是没排上。
　　“今天有点晚了，明天老师帮你洗”，母智慧安慰她。
　　从５月１５日开始，８５名北川县曲山小学的一至六年级的学生及１８名老师，离开他们生活了两天的九洲体育馆，他们在长兴的厂房，组建了一个缩编的曲山小学。
　　曲山小学原本分为东、西校区，一至三年级属于西校区，位于北川老城区；四至六年级属于东校区，位于北川新城区。
　　母智慧介绍，截至目前，曲山小学西校区原来的４００多个孩子，出来１００多个；东校区原来的６００多个孩子，出来３００多个，“我们的学生大约只幸存一半，从西校区跑出来的孩子，更少了”，母智慧感叹。
　　长兴的食堂里的桌子被搬到空地中新搭的棚子底下，食堂临时改造成孩子们的宿舍。一些孩子住在食堂旁边刚搭建好的帐篷中，因为孩子太多，住不下。
　　傍晚，男孩子在空地里打羽毛球、乒乓球，女孩子坐在操场旁边翻看连环画、玩石子。
　　当天晚餐是面条，孩子们很有秩序地排着队，母智慧和其他老师一起给孩子们分面条。四年级（３）班的张灏宇边吃面条，边跟一个小朋友商量晚上要下象棋，“杀得你片甲不留”，他很得意。
　　今天，老师们给孩子们开始上课，内容是安排他们做游戏和讲故事比赛，六年级的孩子每个人都写了一篇对地震的回忆日记。
　　“在这里比在九洲体育馆条件好多了，孩子们可以自由活动。现在我们想尽量维持学校的运转，１８个老师轮流值班。我希望给孩子们讲一些预防地震的课，我还想教他们一些防护知识，一切都慢慢来”，母智慧说。
　　孩子们的书桌是长兴的办公桌，“因为地震，我们公司还没有正常上班，这些桌子目前还用不着，我们的工作人员从五楼搬下来了。现在我们正在安装太阳能热水器，孩子们马上就可以洗上热水澡了”，长兴常务副总经理雷川玲解释，目前对这些孩子仍然要实行封闭式管理，其一是为了防止疫情传播，每天上午、下午，孩子们的活动区域要用消毒液各消毒一次；其二是，“政府交给我们８５个孩子，将来还的时候，必须是８５个”。
　　这种过渡状态，连雷川玲都不知道要维持多久，她只期盼，能为孩子做点什么。
　　５月１３日，曲山小学幸存的孩子在刚被送九洲体育馆时，老师做过一次登记，那时有１０９名孩子，一些孩子这些天陆续被家长领走。还有些孩子在等待父母的消息。
　　“我爸爸刘敏在文教局上班，他还没有消息；我妈妈母子艳在民政局上班，妈妈出来了，民政局要发放食物，妈妈不能过来，妈妈没空找爸爸”，三年级（４）班的刘平一口齿伶俐。
　　母智慧的侄女，９岁的邓玉蕾的父母在地震中遇难。邓玉蕾很倔强，她一直不肯承认，坚持认为父母还在医院里抢救。
　　５月１６日，由五年级（２）班数学老师邓琼带队，带伤的１７个孩子和２个老师，一起到了绵阳市中心医院。除了４个伤情较重的老师和孩子以外，１５个孩子坐在门诊大厅的地板上，一溜儿排开，引人围观。
　　孩子们的神态各异，其中一个小女孩哭得很伤心，护士马上跑过来哄她。９岁的刘平一刚好相反，很无所谓地朝小伙伴做鬼脸。
　　有人惊呼，他们居然是来自北川的幸存小学生，“他们是什么时候被救出来的？居然还活着！”
　　６岁半的刘鑫是其中年龄最小的一个，他的脚指受伤，来自成都米兰外科医院的志愿者黄茜心疼地抱起刘鑫，眼圈泛红，刘鑫趴在黄茜的肩膀上，不愿松手。
　　“老师，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回家？”常常有孩子，这样询问老师母智慧。事实上，母智慧的父亲、母亲、两个哥哥、嫂子、妹妹、表弟共７个人都没有消息。但她不能离开这些孩子。
　　“我们的家没了，这就是我们的家。”母智慧这样回答。
　　北川中学，“好好地活下去”
　　位于绵阳市跃进路的长虹虹苑影剧院，电视的声音很响，正在直播央视一套汶川地震赈灾晚会，这是一个北川中学幸存学生的集聚地，不时传出雷鸣般的掌声。
　　长虹集团企划部工作人员朱建华介绍，５月１３日、５月１４日，共有１３００多名北川中学的幸存师生分成两批，先后安置在长虹集团，这些学生的安置地点是长虹虹苑影剧院和长虹职工文化体育活动中心。
　　在长虹虹苑影剧院准备学校工作的北川中学副校长马青平告诉《新民周刊》记者，北川中学原有２８１２名学生，幸存１８００多人；原有的２０１名老师，幸存下来１６０多人。
　　军绿色的棉被铺在地上，这是北川中学的学生休息跟学习的地方，学生们分班编好，老师也在这里休息，各有自己临时的铺盖。
　　在长虹，北川中学幸存的学生组成一所新的北川中学。
　　初三（６）班的朱艳脸颊和腿部都有明显的淤青伤痕，她描绘现在的生活是：早晨６点半起床，分班进卫生间洗漱，排队吃早餐，坐在铺盖上吃，然后，朱艳跟同学聊天，看电视、看书，接下来是中饭和晚饭。
　　目前，北川中学的５０９名高三学生在绵阳市郊的长虹培训基地复课，其他年级的学生还没有复课。
　　５月１８日上午，老师说要让学生们活动一下，让初一、初二的同学唱羌歌、跳沙浪（一种羌族舞蹈），气氛一下活跃了，“今天下午，还没轮到我们”，高一（６）班学生蒲东廷说。
　　学生们的活动空间就是在影剧院里面，没有经过允许，不能随便出去。
　　“出于对学生安全的考虑，学生不能离开这里，长虹为他们准备好了生活用品，连女生的头绳都准备好了，现在孩子的情绪基本稳定，这对恢复他们的心理创伤有很大作用”，马青平解释。
　　汶川地震，是一个始终绕不过的话题。高一（６）班被称为“吉利班”，５月１２日下午，高一（６）班在上体育课，６０名学生得以全部幸运逃生。
　　“吉利班”很团结，３０名男同学将３０名女同学转移到学校操场中间，然后这些男同学开始和老师一起救学生，蒲东廷跟同学一共救了１０多名学生，“我们用手去刨开废墟，身上全是血，抢救同学的时候我都来不及觉得害怕，把能救的同学，先救了再说”，“吉利班”的女同学们则负责安慰受伤的被救学生。
　　高一７班学生黄显晶是在５月１３日早晨被消防官兵挖出来的，之后，她被送到安县医院，“废墟下面有好多同学，大家都在相互鼓励。一个埋在下面的同学，脸和腿都在流血，他很坚强，被救后，他还叫人去营救那些没有出来的同学”。
　　
　　“高一（９）班、高一（２）班，仅有几名学生出来；高二（８）班是损失最为惨重的一个班级，只剩下２个没事，其他全部是重伤，能不能活过来都不知道”。
　　老师晚上就跟学生们住在一起，关于惨痛伤亡的记忆仍在。
　　“初二（１）班的物理老师张佳春，为救学生，死了；初三（２）班的语文老师曾常友，在地震时组织学生没出来，当场死了，他的女儿曾芝在我们学校读高一，没有出来，他的爱人在老县城的电力公司上班，也失踪了”，初三（１）班班主任杨志勇打开一个小本子，上面详细地记录学生的数据，“我们班一共５８个学生，还剩３２个，其余的２６个学生中有１８人失踪，８人死亡，好多优秀的学生都没有救过来”。
　　“现在的重点是寻找失踪的学生，上课还得放后一步，只要有一线希望，我就要去找”，杨志勇在绵阳的各大医院寻找失踪的１８名学生，至今杳无音讯，很多学生的父母目前也尚未联系上。
　　地震发生后，杨志勇一直留下来照顾学生，他的母亲、妹妹及其孩子当时就在北川老城，生死未明，“妹妹生了儿子才十几天，妈妈去照顾他，到现在还没有消息，我妹夫５月１４日从深圳赶回来，他还从来没有见过自己的娃娃，到现在，妹夫还守在出事的地方，守着，不肯走”。
　　“我和同学们最大的担心是：父母在什么地方？他们现在怎么样？”朱艳的父亲朱华东被安置在九洲体育馆，姐姐朱雪林就读于北川中学高三（８）班，“姐姐也没有受伤，我们都很幸运”，但朱艳的母亲刘德芳在北川县城打工，至今没有消息。
　　地震对于北川中学的学生而言，仍然是一次生命转折点。
　　“以前上学的时候，我也不知道努力学习，对爸爸妈妈也不是很理解，现在觉得很对不起妈妈”，５月１１日是母亲节，朱艳本来打算给母亲发一条短信，结果“好面子，没有发”，她很后悔，“妈妈总是把我当成小女孩，说我长不大，如果还有一次机会，我一定会给妈妈发短信，祝福她节日快乐”。
　　同学们之间情同手足，蒲东廷的母亲就在绵阳，想把他接回家，但蒲东廷不愿意，“我非常舍不得同学们，如果以后我们被分配到不同的学校，我也不愿意，我要和我的同学们在一起”。
　　“经历这次地震，让我变得更成熟，我懂得了珍惜与感恩”，高一（７）班学生贾国伟说。
　　“我想我们更应该珍惜生命，好好地活下去”，黄显晶说。
　　“现在我们的家没有了，学校也没有了，也不知道要把我们安置在哪里”，朱艳对未来仍有疑虑，“我希望有一天，我还能回到学校上学，将来，我会选择当一名医生，因为医生能够救助很多受伤的人”。
　　将来会选择怎样的职业？
　　医生和军人――是被询问过的十几位北川中学学生最多的职业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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