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亚洲,理想主义者

　　“如果观众们喜欢看什么我们就拍什么，什么收视率高我们就拍什么， 　　什么东西能赚钱我们就拍什么，那杨亚洲我就不干这个了” 　　 　　杨亚洲的最新作品是电影《大太阳》，一部反映“5•12”地震灾后重建的片子，典型的主旋律，里面有对政府和国家直接的赞美和感谢。这是长春电影制片厂（简称长影厂）投资的影片，他们希望此片能为这个老牌电影厂重新注入生机。
　　杨亚洲承认，拍这样的片子确实有风险，但因为他和长影厂同在一片黑土地上，“我以前看过长影的电影，还想调入长影。你说东北还有什么，一个大庆油田也挖得差不多了。如果长影真完了，挺可惜的。”
　　有人说，这部片子不太像他一贯的风格――就因为那几句有些官方的赞美。
　　杨亚洲作品的风格是写实，拍小人物，借用家长里短的小事，反映大的社会变革。他希望若干年后，人们再提起他，会说“这个人就是拍小人物、普通老百姓拍得还不错的一个导演”。
　　他是中国惟一一个在电视和电影两个领域都获得成功的导演：
　　电视剧《空镜子》在中国各地电视台重播了上百次。
　　获得过内地所有的电影、电视类奖项。
　　曾在一个冬天拍了两部电影――《泥鳅也是鱼》、《雪花那个飘》，前者被评为当年世界10大电影之一，后者被称为中国最好的电影之一。虽然因种种原因不能在国内公映，但两部电影均获得了国际A级电影节奖项。
　　对于成绩，杨亚洲毫不掩饰自己的骄傲：“你告诉我，有哪个导演一个冬天拍了两部电影，又同时获得A级电影节奖项的？”
　　没有。
　　杨亚洲拍了多部女性题材的影视剧，被大家定义为女性导演，还有人调侃他是“妇女之友”。为了表明自己不受题材性别之限，他拍了电视剧《八兄弟》，北京电影学院副院长看完《八兄弟》后，给在剧中演老三的王劲松发了条短信，大概意思是，“我们电影学院还沉浸在巴赞长镜头理论里的时候，杨亚洲已经把这些东西运用在了他的电视剧实践当中，如此娴熟、如此准确，这不得不让我们反思，电影学院在教学上是不是真的到了要改革的时候”。
　　这个镜头就是朱媛媛的独白，拍了33分钟，最后剪到26分钟。“当时就凭直觉。我不是一味追求长镜头，我当时想，你能够允许它多长的标准是什么？就是你的观众能不能坐得住。我请了很多特别好的朋友，让他们从专业的、非专业的角度来看。我反反复复地告诫自己不要自恋，千万从观众的角度、从创作的角度去看，那一段特别像刘兰芳、袁阔成说评书……那一集只有3场戏，我就想，我干嘛非要把它剪成20个、30个、40个镜头？我敢说，中国电影和电视剧中肯定没有这样长的镜头。”
　　杨亚洲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了解巴赞的长镜头理论，但并没有看过相关的书。他当时上的是表演系。
　　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到了西海固――那个被誉为最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在那里工作了10天。他当时说，“如果有一天谁拿着钱，说杨亚洲你想拍什么就拍，我一定到这儿来拍一部电影。”5年后,有人拿着钱，跟他说了这番话，他毫不犹豫地回到西海固，拍了电影《美丽的大脚》。拍摄时遇到沙尘暴，摄影机被刮得乱跑，大家坐在车里等，车像船一样颠簸。沙尘暴一天一天地刮，他们就在现场一天一天地等，司机反反复复只放一首歌――《最浪漫的事》，杨亚洲跟全剧组的人说，我明年要用这首歌拍一部电视剧。第二年，《浪漫的事》拍摄完成。他说，自己的生活轨迹和创作轨迹是一致的。有人以此推断他是个浪漫的人，他却说，我的生活情调全放在了戏里。
　　电视剧的好坏由老大妈评判
　　人物周刊：有人把你定位为艺术片导演，在中国当艺术片导演幸福吗？
　　杨亚洲：如果我们有更多有文化的观众（会比较幸福），就像韩国，他们的电影观众大多数都是艺术片观众，而我们的现状还是商业片观众比较多。你去釜山电影节会看到很多人排队买文艺片的票，我们曾经有过这样的时代，但没有珍惜，也没有意识到。现在电影的直接属性就是商业，媒体也公开说：让有思想的人去拍电影吧，让深刻的人去写小说吧，电视剧好坏的评判标准是，直接把居委会的大妈叫到电视台去打分。
　　人物周刊：你的作品也遭遇过这种评判吗？
　　杨亚洲：是啊。我刚拍完的《晒幸福》在北京台评论了五六次，大妈们在那打分。打完分他们再决定是否购买，现在分数还没出来呢。
　　人物周刊：你不反抗吗？
　　杨亚洲：我没有力量反抗啊。
　　人物周刊：商业的力量很大？
　　杨亚洲：这么说吧，我们这些多年在一线的创作人员太清楚观众们喜欢看什么了。如果说观众们喜欢看什么我们就拍什么，什么收视率高我们就拍什么，什么东西能赚钱我们就拍什么，那杨亚洲我就不干这个了。我可能直接拍三级片，直接去开妓院，直接去拍垃圾，一定有收视率。就是在美国，那种极其没有营养、极其商业的东西，也是后半夜才播放的。
　　人物周刊：作为文化工作者，你觉得要有使命？
　　杨亚洲：怎么可以没有使命呢？如果我们国家电影、电视剧好坏的惟一标准就是有多少人看的话，那无论对我们现在活着的人，还是对没出生的下一代都是不负责任的。你拍拍良心说，你拍出来的东西，能给自己的孩子看吗？如果说收视率是我们创作的惟一标准，现实生活当中，就会有很多很多缺失的标准。
　　人物周刊：并不是每个创作者都像你这么想。
　　杨亚洲：他们不需要关心就会有很好的爆发，他们在宾馆里创作就会有很好的收入，这个我真的做不来。前阵子天还很冷的时候我开车去怀柔为下部电影采景，走的是京承高速。中间隔离带种着松柏，远远地看到几个人在往树上喷东西，我想可能是在冲洗。可冲完后非常非常绿，我忽然想，这是冬天，有些松柏的枝都已经变黄了，他们冲出来怎么是大绿的？我当时脑袋嗡的一下。开到跟前了，才看到桶里喷出来的是绿颜色……你作为一个导演，既然看到了，不想办法把它拍到你的作品里头，是你的失职。
　　有关感谢党和政府的台词
　　人物周刊：你这个年龄的创作者有这样的思考和使命感很正常，年轻一代的导演会这么想吗？
　　杨亚洲：还是那句老话，人吧，得经历。我儿子杨博是80后，是学导演的，在国外生活了8年，回来后他说对中国发生的变化有些不适应。我是做演员出身的，决定让他做导演之前体会一件事情――演员在一部作品里的重要性，因为所有的表现形式最终都落在演员身上。我让他在《八兄弟》里演了老八。前几天做采访时他说，演《八兄弟》前他背着我去清华住了一个多月，在学校里专门找农村来的人聊，演起来才那么踏实。我这次拍《大太阳》，他做执行导演，刚到废墟里的时候，年轻人都躲，说废墟里危险，那底下还有一些人没挖出来。他也躲，说看见斜的门框头晕。他的那种反应是真实的，当他跟那些失去亲人的人朝夕相处、慢慢进入剧本中这些人物的内心时，所有东西都在发生改变。
　　人物周刊：你不害怕吗？
　　杨亚洲：我害怕。但是你答应长影集团了，人拿出那么多钱来支持你拍，四川政府希望能够在“5•12”的时候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片子，你自己又希望在艺术上能有所突破，（你就不能害怕）。对于一部电影来说，它承受的东西太多了。
　　人物周刊：拍了多长时间？
　　杨亚洲：五十多天吧。
　　人物周刊：那五十多天，什么心态？
　　杨亚洲：小心翼翼。很压抑，但是也有浪漫。有天中午，杨博累了，吃完饭在废墟的椅子上睡着了，有几只蝴蝶落在他身上，那感觉真是美好。有一个镜头是倪萍从废墟深处扛着自行车出来，她完全可以扛着车在那等着，装模装样地出来，但我知道，如果她能从5米或者6米那个废墟里出来，先有走路的声音，人再走出来，那场面肯定更震撼。但是你有什么权力让演员再往里走一点？我们拍的时候还碰到很多次余震。我特别犹豫也没法跟演员说，杨博已经扛着自行车进去，把路清好了。演员一看，杨亚洲的儿子都进去了，咱还说什么呢？这就是年轻人的变化。我们最后离开时，杨博带着那群年轻人向着废墟鞠躬说，打扰了，谢谢你们的关照。无论作为导演还是父亲，我看到了一个年轻人的责任感。如果不深入现实、不深入生活，不敞开胸怀跟今天的社会同呼吸共命运，这种责任感从哪儿来呀？
　　人物周刊：有人说，《大太阳》里面有些感谢国家、感谢政府的话太过主旋律。
　　杨亚洲：里面有很多感谢党和政府的话，包括倪萍那几段台词。但是在两个月拍摄中，我又特别自觉地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让演员把这些话给说了，这是我在四川那几个月中有感而发的。你没在那块土地上、没经历那个时候，会觉得肉麻，仔细了解后，就会发现，其实一点都不肉麻，这是我最大的收获。
　　人物周刊：如果这部影片不是你拍的，你会去看吗？
　　杨亚洲：它得靠一个强大的吸引力和宣传手段才能让我坐到电影院里去欣赏一个3年前的事情，因为那块土地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跟我也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看完这部电影，我会觉得谢天谢地，谢谢他们让我看到了这部电影。
　　我拍的电影，要和孙子一起看时都不觉得脸红
　　人物周刊：你曾说，你的工作和生活完全融到一起了。
　　杨亚洲：我跟别人说他们都不信。我说我工作了30年、创作了30年，国内、国外走了无数地方，没有一个地方不是带着创作的意图去的，到任何地方都跟电影、电视剧创作有关。我跟你聊天完了之后出门就得想本子，我的创作和生活很难分开。
　　人物周刊：这是你想要的吗？
　　杨亚洲：有时候我觉得特别悲哀。当你拍出的作品只能让老大妈们去衡量好坏的时候，当你所有的努力，你花很大心思的那种讲究、那种精雕细刻不被投资人、不被片方看好和尊重的时候，你真会问，杨亚洲你付出的努力值吗？
　　人物周刊：我也想问你，值吗？
　　杨亚洲：当我带着剧组和作品到意大利，在一千多人的剧场里头放完片子，观众站起来给你十几分钟的掌声，聚光灯打到你身上，你弯了无数次腰向人家致谢，人家还继续站那对你鼓掌的时候，你又会为自己是一个中国导演感到自豪。你在大街小巷拍戏，老百姓喊着“我喜欢你的《空镜子》”；当你在山西小巷子里头采景，好多人拥出来指着你说“这就是拍《家有九凤》的那个导演”，你又觉得所做出的努力被观众看到、认同，所以值了。
　　人物周刊：你煞费苦心拍出来的作品被大妈们评判时，你的艺术追求她们并没看到，你会因此降低以后创作的标准吗？
　　杨亚洲：就是到棺材里头也不会放弃。我可以不拍，但是不会放弃，为什么？因为我也没有那么惨，因为无数人拿着钱，说杨亚洲你想拍什么。我只要看想不想拍，有没有意义拍，值不值得拍。
　　人物周刊：在你看来有意义的标准是什么？
　　杨亚洲：最简单的一个标准就是我拍出的东西得对得起我儿子，等我儿子再有儿子的时候也对得起我孙子，就是到时我在他们跟前一起看，可以不脸红。
　　人物周刊：哪部作品是你的最爱？
　　杨亚洲：电视剧《八兄弟》和《没有女人的生活》。
　　太多人说我不合时宜
　　人物周刊：你喜欢现实题材，但是现实是残酷的。
　　杨亚洲：我不会去挖墙角或龌龊地用这些现实题材，我会用艺术形式去表现这样的事情。我特别烦那些一谈文化大革命就心态不正常的人，事实上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国家不正常，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倒比现在正常――回家有饺子，是邻居送的，人与人之间是温暖、互相帮助的。
　　真实有两种，一种是什么真实拍什么，什么龌龊拍什么，我不否认这是真实。但是这种真实是杨亚洲不喜欢的真实，也是我觉得创作者不应该拍的真实。我喜欢的真实是积极的、向上的，对我们国家、对我们民族有帮助的真实。
　　人物周刊：有没有人说过你不合时宜？
　　杨亚洲：太多了。
　　人物周刊：你儿子怎么评价你？
　　杨亚洲：有的时候他很钦佩我。有记者采访他时，他说，我不会继承杨亚洲很具体的某些东西，但是我会继承他的情怀。
　　人物周刊：你觉得他理解了你？
　　杨亚洲：太理解了。我真的不希望他跟我走同样的路。我俩现在在创作上有矛盾、有冲突，他想东西有他的角度。比如说《大太阳》，这个名字是我起的，他说如果他说了算，坚决不起这个名字，因为叫《大太阳》，就拒绝了一些观众，一些不愿意看主旋律的观众。他说，你即使拍这个东西，也得把它包装成不是这样的东西。
　　倪萍是个好演员
　　人物周刊：作为导演，你觉得倪萍是有票房号召力的演员吗？
　　杨亚洲：说句良心话，中国没有绝对意义上有票房的演员。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什么呢？比如说《满城尽带黄金甲》，妇女喜欢周润发，年轻人喜欢谁谁谁，把各种观众喜欢的人装到这个筐里头，这部电影就有最基本的票房保证了。
　　人物周刊：你不屑于这种？
　　杨亚洲：太不屑了。
　　人物周刊：这会不会太理想主义了？
　　杨亚洲：如果我不是一个很理想化的人，不可能拍出浪漫的电影。我特别庆幸心里还有那种浪漫，还有那种理想，还有对这个社会、对这个国家的希望。
　　人物周刊：听说到你剧组的演员都不带助理？
　　杨亚洲：他们是磨不开带助理，大腕儿都没有助理，他们也不好意思。
　　人物周刊：你的戏里最大的腕儿是谁？倪萍吗？
　　杨亚洲：不是，我跟任何演员在创作上都是特别平等的，我从来没有把任何与我合作的演员当作腕儿。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理解，可能我也没有跟真正的腕儿合作过。
　　人物周刊：有人计算过，你和倪萍合作了近十部戏。
　　杨亚洲：最重要的是两个人的合作还没有退步。我们的合作最起码是在变化，是在寻求进步的。
　　人物周刊：变化是你和演员合作最好的状态吗？
　　杨亚洲：这是一个。还有一点，我跟倪萍就创作而言属于一路人，都很真诚。如果说大家为了创作可以豁出去，比如演《大太阳》，她这个年龄的演员，哪个明星我能让她钻到废墟里她就钻？没有。
　　人物周刊：你这么多部戏的女主角都是倪萍，有惯性的成分吗？她的哪些特质吸引了你？
　　杨亚洲：她是个好演员，是我熟悉的演员。她的那种真诚也是我在现实生活中一直追逐的。倪萍的长处就是她的真挚、真情，不做作、不矫情，她能拿出钱来请大家吃饭。大家都以为她是中央电视台的，管她要T恤、要夹克，她从不拒绝，实际上都是她自己花钱买的。衡量合作伙伴的标准就是人好和活好，这样的合作伙伴能省多少事啊！
　　人物周刊：你最喜欢她的哪部戏？
　　杨亚洲：这个事情我还真没想过。《美丽的大脚》里，她有很多稚嫩的东西，但是这种稚嫩多年之后你又觉得是最宝贵的。
　　人物周刊：在你眼里，倪萍是中国最好的女演员吗？
　　杨亚洲：我不能说她是中国最好的女演员，但是，到她这种年龄，和她同类型的演员，她是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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