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家后人在袁寨

　　1859年9月16日,袁世凯出生在河南陈州府项城县张营,袁家的祖居地。生父袁保中有6子3女,他排行第四。2009年9月15日,从海内外赶到项城袁寨的袁氏后人济济一堂,不相识者互问:“你是几门?”“我四门。”
　　
　　35岁的袁文清(六门克艮后裔)告诉记者,“今天看到袁家琼(六门克灵之子)4岁儿子的照片,可我得管他叫叔。”在这样一个大家族里,一样年纪,很可能是“长房的孙子末房的爷”。
　　袁世凯一妻九妾共生了17个儿子、15个女儿;17个儿子又生下22个孙子、25个孙女;儿孙共计79人。从袁世凯的父辈到孙辈,世系辈分依次为:保、世、克、家。如今,在世的后人已至启、文、绍辈。
　　2009年9月16日,距袁世凯出生150年,从各地赶来的30多位后人排成三行肃立在袁世凯童年住过的那栋楼前,向先祖三鞠躬。
　　这是民国以来,这个家族的第一次聚会。他们每个人都受过这个人的影响:有的改过名,有的跨不进大学门,有人入党艰难,有人半辈子沉默谨慎。
　　咸丰七年,袁家从张营迁到石腰庄,建起住宅、学校、兵营、花园等,占地270亩,从此这里改称袁寨。
　　54岁的侯金亮守着袁保中(袁世凯亲父)、袁保庆(袁世凯嗣父)等人的墓地已近20年,他父亲也是袁家守墓人。他指给记者看袁寨当年炮楼、吊桥的位置,三道护寨河尚存一道,浅浅水洼里游着一队肥鸭子。
　　据老辈人讲,当年百十里外的流浪汉到了袁寨,只要在袁家祖坟上烧张纸,就能进寨有吃有住。之后可以帮袁家打些短工,也可以自己做点小买卖。一度,帮袁家种地,在袁寨借居、打工的将近300人。
　　“文革”时,袁寨改名红旗大队。省里工作队下来,组织群众“批林批孔”外加“批袁”。“有些年纪大的批着批着就哭起来了,说受过袁家的好处,工作队就不叫发言了。”侯金亮说,袁寨经过3次毁灭性破坏,只剩下50多间房,不少是危房。
　　
　　整理家谱和家族史
　　
　　袁晓林是六门(袁世凯六弟袁世彤)袁克艮的孙子,老党员,曾任项城市政协副主席。30多年来,他是老家的一个枢纽,许多寻亲者最先找到他,然后才找到各自在庞大家族中的那个点。袁家骝(袁克文三子,著名物理学家)从1986年第一次回项城,至2003年在北京协和医院去世,都有这位贤侄一路相陪。
　　除袁晓林外,至少还有4位袁家后人在整理家谱和家族史。
　　袁家诚是袁世凯十子袁克坚的儿子,退休前是天津某医院放射科主任。在他自幼生活的天津,袁家人粗粗算来也有上百人之多。袁家诚想把这些人的经历、故事搜集起来。
　　他自己的经历就很有代表性。少年时,他心中的榜样是堂兄袁家骝。“他在美国读博士,我要在中国读博士。”连考5次大学,每次成绩优秀,就是政审通不过。多年以后,他读了两个夜大。日子平顺起来,子女也平顺起来:儿子是美国硅谷一家芯片公司驻上海的副总裁,女儿是央视9套的英文翻译。
　　现在纽约经商的袁弘哲(原名袁启威,祖父袁克桓是袁世凯第六子)也是一位家族史热心者。他1951年在天津出生,少年时代正赶上“文革”,念小学时他就被同学押上课桌批斗。后来他被发往内蒙插队。有一次回天津,向父亲讲起自己学会了赶马车,也学会了烟酒。曾经留学美国、后在天津一所中学教英语的父亲对他说:“将来国家不只需要会赶马车的人,还需要有知识的人。都去赶马车,一旦有异族来侵略,我们就成亡国奴了。”他明白父亲的意思,戒掉烟酒,带上数理化和英文书籍回到内蒙。“文革”结束后,他考上天津对外经济联络局的翻译。
　　他归纳说,袁世凯后人从事教育、科学、艺术的比较多,其中最著名的要算袁家骝;从政的、做生意挣大钱的很少。
　　去项城前,记者电话联系到袁世凯八子袁克轸之女、现在纽约市立大学李曼学院图书馆工作的袁家淦教授。袁氏家谱是她的研究立项之一,计划3年完成。50年代她在香港读高中时,恰与康有为的孙女同班,“整个中学的人都觉得很好笑”。2008年末她回大陆收集资料,一路上许多惊讶――人们好像不再用过去的口吻谈论袁世凯,也不再因他的错而否定他做过的好事。
　　袁世凯的儿子们都靠祖产过日子,许多人没有工作,即使后来有了也学不会上班,不少人有抽大烟的嗜好,除袁克定等少数例外,大多在50岁前去世。孙辈几乎都经过“文革”洗礼,如今有人成为教授、医生、工程师,有人是中共老干部,也有在老家当农民的。
　　袁家诚说:“‘克’字辈的叔伯们都已经过世了,他们身上那个时代不好的东西也随之而去。我们‘家’字辈,当年很多人没有得到学习机会,下一代‘启’字辈中,50多岁的也没能上大学,但有些孩子很争气,如今事业有成。”
　　
　　
　　从门当户对到平民联姻
　　
　　袁家人曾这样评点袁世凯的儿子们:长子克定最有权,次子克文最有才,五子克权最超脱,六子克桓最有钱。
　　袁克桓是五姨太杨氏的第一个孩子。杨氏在袁府有相当的地位,因为她会理财管家,袁世凯在内务上很依赖她。她对子女的教育也与其他几房迥然有异,所以4子2女没有坐吃山空、吃喝嫖赌的记录,倒是一辈子记着忠君、爱国、实业兴家。
　　“文革”前,袁克桓是北方屈指可数的工商实业大家,曾被列为天津市副市长的候选人。他娶的是江苏巡抚陈启太之女陈徵,嫁妆据说是一列火车。
　　从天津来的袁绪承是袁世凯三子袁克良之孙,头发花白,言行谦谦,他将一册《袁克权诗集》赠给记者。袁克权师从桐城派大家吴?生,20岁时已有旧体诗883首,诗品与袁克文完全不同:苦涩、忧伤、谨守节操。他与袁克定、袁克文同膺太子服,可见袁世凯对他的喜爱。他娶的是两江总督端方之女,一生没有纳妾。端方将宋版百衲本《史记》作为女儿的陪嫁之一,所以他自号百衲。
　　袁世凯子女的配偶,大多出自豪门、名门。三女袁静雪说,父亲往往一两句闲话间就决定了儿女的终身大事,有时很明显是从政治利益出发,像决定袁克权娶端方之女的同时,将二女儿许配端方的儿子,尽管女儿很不称心;还险些把袁静雪许给逊帝溥仪。
　　他为袁克定指定的是湖南巡抚、大书法家吴大?的女儿吴本娴;袁克文迎娶的是天津候补道刘尚文的女儿刘?(梅真);四子袁克端娶的是天津大盐商何仲瑾的女儿,九子袁克玖娶了黎元洪的女儿,十子袁克坚娶的是山西督军陆建章之女陆毓秀,十三子袁克相娶的是前清大学士那桐的孙女,十五子袁克和娶的是天津八大家之一张调宸的二女儿张允倩;他病逝时还在母腹中的第14个女儿袁祜祯,后来嫁的是曹锟的儿子曹士岳。
　　这种门当户对的指婚一直延续到袁世凯身后,影响到第三代人。袁克定的长子袁家融,留美回国后娶了湖北督军王占元的女儿;袁克定的二女袁家第嫁的是苏州三大文人之一费树蔚的公子费巩;袁克文的长子袁家嘏娶的是扬州才子方地山的女儿方初观;袁世凯生前还将侄儿袁家鼐与段祺瑞的三小姐段式巽联在一起。随着袁家的失势,也有过对方悔婚的情况,譬如徐世昌就没肯把女儿嫁给袁克坚。
　　袁世凯的重孙辈大多与平民联姻。
　　
　　荒唐才子袁克文
　　
　　民国文人黄?曾用一句“饮醇近妇叹天才”描绘袁克文。与他同为一母(朝鲜金氏)所出的袁静雪这样谈论胞兄:“他的荒唐生活,从十五六岁就开始了,常常整夜不回来,大姨太沈氏对他百依百顺,帮他隐瞒。”
　　袁克文18岁时以荫生授法部员外郎(相当于司法部秘书),几乎从不上班。有一次,他不得不同去验尸,便用墨将所戴的眼镜涂黑,回家后就病了一场。
　　袁克文有名份的妾有5位,没有名分的,前后大约七八十位。“他很少住在家里,不是住旅馆,就是住‘班子’,有时候连最低级的‘老妈堂’,他也同样去住。有时候他回到家里,二嫂和姨奶奶总忍不住要和他吵。他既不回嘴,也不辩解,只是哈哈地大笑起来,笑完了,扬长而去,继续过着他那荒唐的生活。”
　　他留下的日记和大量的艳情词,勾勒了一个被暖玉温香包裹着的憔悴浪子,一个大隐隐于花丛床笫的寒云公子,粗通诗词的人都能读出其中的惊慌、漂浮和无助。
　　袁克文位居“近代四公子”之首,是梨园名票。他的一生,也像一场放诞的“玩票”。平生最擅长的,一出是昆曲《惨睹》,一出是京戏《刺汤》。
　　袁世凯死后,他常住上海,入了青帮,当上“老头子”,是当时惟一的“大”字辈。袁静雪详述了她当时偷看到的开香堂的场面。这位三小姐也了得,后来成了红帮老大,所收徒弟多是舞厅、妓院的女老板或老板娘。
　　
　　父亲死后,他分到的那份资产外加1万银元很快用尽,仅1918年一次上海之行,据说挥霍大洋60万。不得已,他开始鬻文卖字。
　　袁静雪这样写道:“他所写的字,只要送出去便可换钱。但是,如果他手上有十块钱,他也是不肯写的。他写对联和扇子,有时候是躺在烟铺上提着笔悬肘写的。有一次,他给张宗昌写了一个极大的‘中堂’,代价是一千元。那张纸又宽又长,屋子里摆放不开,他就把纸铺在两宜里的?堂里,脱去了鞋子,提着个最大号的抓笔在纸上站着写。”
　　他的画是文人画,题款别致,如1924年画一棵松树,只一干一枝,没有一根针叶,题词为:“怒气勃勃、怨气森森,天地之间,弃我寸心……”他的字与画,都是有感情、有生命温度的。
　　袁克文死在天津两宜里。猩红热刚退烧,他就跑到长期包住的民国饭店四号房间,召了个妓女小阿五来,回家后又发起高烧,两天后死了,当年41岁。
　　丧事是青帮包办,轰动一时――吊丧的徒子徒孙不下4000人,另有很多妓女系着白头绳去哭奠守灵。1931年4月24日出殡,北京广济寺和尚、雍和宫喇嘛赶赴天津,为其超度亡灵。
　　袁克定闻讯到天津吊唁,袁静雪记恨他唆使父亲称帝,支走众家眷,令帮里兄妹摆开阵式,要教训一下长兄,她可是随身带着袖珍手枪的。幸亏刘梅真赶到,灵堂才没成战场。袁克定在克文灵前磕了个头,匆匆离去。
　　袁克文有4子3女,并在34岁时就当了爷爷。4个儿子家嘏、家彰、家骝、家楫;3个女儿家宜、家祉、家华。
　　9月16日,刚过知天命年的袁侃拄着拐杖穿过一大片玉米地,去祭袁世凯生父袁保中的墓。因为几年前遭遇车祸,他的一条腿不方便。他慢慢走着,脚底下的玉米杆发出轻脆的响声。陪他同来的朋友用天津卫方言向记者道:“他爷爷是袁克文的大儿子。方地山可知道?方初观就是他奶奶!”
　　袁世凯任直隶总督时,以每月100大洋,聘方地山、严修等名士教授袁家子弟。袁克文与方地山亦师亦友,他一生的政治观点、道德文章乃至生活作风,都受白须飘飘的方地山影响。两人“三杯淡酒便成婚”,袁家长子家嘏迎娶方家四女初观。
　　袁侃显然得了两位名士的才气,从小跟着琴棋书画无所不精的奶奶写字、画画。1977年,他在大港油田荣立一等功,有一次入党机会。上级党组织派人来谈心,让他谈对曾祖父的看法。袁侃说:“我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课本上说他是啥就是啥,我个人没看法。”上级不满意。10年后,他任国企副厂长,才入了党。
　　袁侃珍藏着袁克文用过的3枚象牙套印,是篆刻家陈巨来所治,共有“袁克文印”、“君子豹变”、“袁仲子”、“寒云”、“眉云长寿”、“袁苏澄印”6面,玲珑剔透,雍容雅致。袁侃精于书法、雕刻,尤喜收藏,他后来创办了一家工艺品厂,所产丝花远销美国。
　　
　　袁家出了个袁家骝
　　
　　袁家骝和夫人吴健雄大概是20世纪华人中最知名的一对伉俪。二人都是国际一流的高能物理学家,袁家骝是美国物理学会会员、纽约科学院院士,吴健雄是全美物理学会会长,曾获美国“国家科学勋章”,国际编号2752号小行星被命名为“吴健雄星”。
　　袁家骝的导师密立根,吴健雄的两位导师、“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和塞格瑞都是诺贝尔奖得主;他们的独子袁纬承出生那天,袁家骝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同事爱因斯坦专程前往祝贺。
　　回国时,袁家骝谦虚得名片上只印着姓名,没有任何头衔与职称。有一天,他郑重地告诉袁晓林,这3个书法体的字是父亲袁克文的手迹。
　　今天项城袁寨里,有夫妇俩专门的展厅,袁家骝生前穿过的白衬衣、老式西装与领带、黑色皮鞋与布鞋,随身携带的工具包,都静静躺在玻璃橱里。那双皮鞋,1984年主人穿着它在人民大会堂受到邓小平的接见,当时左边那只开着一道大口子。此后,主人又穿了它十多年;那只工具包里,大大小小18件:5把尖嘴钳、3只小夹子、小刀子、小镊子、小钻子、小起子……还有一粒白钮扣。衣服鞋子破了,他动手修补;家电坏了,他戴上老花镜,捣鼓几下便好。据北京协和医院陪伴了老人500多个日夜的特护张涛说,袁家骝在日常生活中,俭朴得令人难以置信。但从1980年代开始,夫妇俩在太仓(吴健雄老家)、项城、安阳、天津之间跑来跑去,累计捐出近300万美元建了一所中学、3个科学奖学金。这些小物件,与父亲袁克文留下的字画、情诗,与祖父袁世凯留下的顶戴花翎、袁大头(银元)、巨大如床的黄花梨龙椅,遥遥相映。
　　袁家骝的母亲薛丽清,本是南部小班名伶,据说皮肤细腻白皙、气质高雅,袁克文一见倾心,纳为姨太太。袁家骝出生在安阳,他3岁时,薛丽清离开大总统家,寻自由去了。袁家骝从小由别房照料,无缘锦衣玉食,惟有补丁衣服、粗茶淡饭。
　　他13岁进天津南开中学念书,在燕京大学获硕士学位,在司徒雷登帮助下获得赴美深造的奖学金。青少年时期就对物理学有兴趣,常摆弄无线电;另一大爱好是拉京胡,拜的是著名琴师杨宝中。当年袁克相(袁世凯十三子)、程砚秋、余叔岩等人常在昆明湖上泛舟唱和,伴奏的便是袁家骝。
　　25岁赴美留学前,袁家骝找到父亲的老友方地山,才知自己的母亲是谁。苦苦寻到上海,才知母亲已在两年前过世,十分伤心。
　　命运从另一方面给了他补偿。1942年5月30日,加州理工学院院长密立根的花园里,袁家骝迎娶才女吴健雄。密立根教授的礼物是一句话:实验第一,生活第二。他们践行了一生。
　　袁寨有一张照片:身穿长袖旗袍的吴健雄走在中间,左边是消瘦憔悴的总理周恩来,右边是诚恳笑望总理的袁家骝,身后两米之外是郭沫若。这是1973年,夫妇俩第一次访问故土。当时周恩来对袁家骝说:“袁家出了3个‘家’,你祖父是政治家,父亲是文学家,你是科学家,现在,袁家后人中又有了共产党员,你们袁家真是一代比一代进步了!”
　　那些没能进步的,遭遇却凄凉。那一年,袁家骝的胞妹袁家祉正靠做临时工、洗衣妇养家糊口,独自拉扯几个孩子。她那间破烂不堪的房子,已经历过无数次抄家;她还落下一个毛病,一听见口号声就会神经质地发抖。有一天,她接到哥哥袁家骝要回国探亲的电报,躲回低矮的房子里仔细端详,眼泪簌簌往下掉。袁家骝刚到北京,就有人上门来规定了几条纪律:不准议论时事政治,不准把袁家骝带进这间破房子,到车站接站时全家人都要穿新衣服,见了面不准哭,要面带笑容等等。袁家祉连连点头,赶紧找人借钱,给孩子们扯布做了新衣服,跟哥哥相见时,忍着泪水,微笑……当年,她嫁的是北洋系段芝贵的公子段昭延,出入有佣人、保镖、司机的。
　　如今,她儿子段?是天津某企业负责人,女儿段洁是北京歌剧舞剧院钢琴家,而段洁的儿子是乐队指挥,9月中旬正在人民大会堂紧张排练,迎接国庆60周年。
　　同样大起大落的人生也落在堂妹袁家倜身上。她父亲是袁克端,母亲是天津最有名望的大盐商何仲瑾的女儿,当时何家在天津仅出租的瓦房就有几千间。袁家倜上学的时候,8点上课,送她的汽车7点50到校,车窗垂着帘子,一直开到教室门口。她到上初中时都不会买东西――由女性长辈领着,身后跟着保姆、保镖,到百货公司看好货品,就有车送到府上,来人自去账房领钱……“文革”中她在农村一呆8年,锻炼得能把捏不拢的散窝窝头和着野菜吃,40斤的一麻袋土豆背起来就走。
　　1973年袁家骝的归来,不仅带来核物理的讯息,也给“家”字辈人带来翻身的机会。根据周总理的批示,袁世凯第三代后人陆续回原籍,落实政策。
　　1978年,袁家倜重返天津成都道40号小洋楼。1987年,当时63岁的老太南下深圳买了些原始股票,赚了70多万。当时深圳不让汇款,她就用大皮包装着现金,带回了天津。在袁家骝和吴健雄建议下,她在自家楼下开了一家名叫“苏易士”的西餐厅,堂哥题写匾额,很快门前车水马龙。
　　
　　袁克定,拒当日据时期北平市长
　　
　　袁寨里有个专门介绍袁世凯儿子们的展厅,独独缺少长子袁克定。他的生平被单独安排在西面厢房里。研究家族史的“家”字辈后人对这位大伯有指摘:“实在说,他是我们家族的罪人,一心想当太子,搞了不少花样欺骗迷信的祖父。”
　　干瘦、矮小,穿一身长袍、戴一小瓜皮帽,拄着拐杖,走路一高一低,瘸得很厉害,脾气有点怪――这是袁克定留给张伯驹女儿张传彩的印象。
　　不知为什么,当袁克定的长子长孙袁萌临(原名缉英)每次出现在项城,干瘦、穿宽大旧西装,头戴旅游帽,斜背一个小包,偶尔拄杖,脾气有点怪――人们会想起他爷爷。
　　当他讲起童年时在北京西山饭店为织姑(袁迪新,袁家鼐与段式巽的女儿)提婚纱的场面,当他未写回忆录先开条件,当他为祖父袁克定最后的际遇愤愤不平(针对张伯驹),当他想在老家寻一位年轻漂亮的“老伴”(他70多了),当他习惯于乡人为他的哪怕一副鞋带埋单……良善之人会同情地想,这位美籍华人,北京某高校客座教授,一定是遭遇过什么不幸。是的,“反右”时他被整得很苦,妻子离他而去,据说精神上受过大刺激。
　　他的胞弟,特从加拿大赶回的画家袁缉燕(又名袁始)在餐桌上给了兄长一个紧紧的拥抱,对他说“保重”。
　　1941年,袁缉燕出生在北京宝钞胡同,此时“老爷爷”(他们这辈对袁世凯的称呼)已过世25年了。他的童年,赶上富贵日子的尾声:“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奶妈,每到开饭,大伙围上大圆桌,每个孩子有自己的座位。”
　　“中国封建大家庭,就跟巴金《家》《春》《秋》里写的那样,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都比较淡。我从小体会不到多少手足之情,到上学了,才找到同龄的伴儿。”
　　那时,袁克定带着私人医生、厨子、听差住在颐和园排云殿牌楼西边的第一个院落清华轩,吴本娴带着袁家融和他的7个子女住在北京城里。有一年多时间,袁克定破例让儿媳带着袁缉燕去颐和园养病。
　　袁缉燕印象中的祖父是一个很严肃的、注重做学问的人,对官场应酬没兴趣。
　　抗战时期,北平沦陷,日本人用王克敏组织伪政府,诱袁克定当市长。阅尽浮华、已至耳顺之年的袁克定即登报声明:因病对任何事不闻不问,拒见宾客。
　　40年代,袁克定继承的遗产花得差不多了。张伯驹与他时有往来,见他吃饭时,没鱼没肉,只有窝窝头切片,夹些咸菜。但他依然正襟危坐,胸带餐巾,跟从前一样。
　　袁克定从没工作过,没有生计来源。实在没法生活了,迁至张伯驹承泽园的家中寄住。据张传彩回忆,那些年里,通晓德语、英语的袁克定多半在书房看书,以德文书为主,有时也翻译一些文章。“在承泽园时,没怎么见过袁克定的家人来看他。”
　　1949年以后,张伯驹的生计也陷入困境,不能再照顾袁克定了。时任北京文史馆馆长的章士钊听说后,报呈获批,将袁克定安排在文史馆,挂名委员,月支人民币60元,在家坐领。袁缉燕记得,文史馆有次来了两个人想请爷爷回忆些旧事,他坐着看书,不赶人走,也不理会,仿佛没见屋里有客;祖母的涵养没那么深厚,终于忍不住说:“你们走吧,我们不会为了这点钱把祖宗卖了。”
　　再后来,袁克定靠着街道每月发的20元救济金维持生活。袁寨口齿最清的讲解员告诉回乡的后人们:毛主席当年曾用稿费资助过袁克定。其时,袁克定衣衫破旧,粗茶淡饭,举止言谈依然如故,提起父亲必称“先大总统”。
　　章诒和在《往事并不如烟》中引述张伯驹的话“1958年克定80大寿,是在我家过的,也是在我家去世的”,袁缉燕说,“我记得爷爷是1957年去世的,祖母晚一年。爷爷没有活到80,是79岁时过世的,当时是在他自己家里。”袁萌临愤愤地说,那是一间长条形的大约10平米的房子,住着爷爷、祖母(一位续弦)、一个老佣人和一个按摩师,4位老人想转个身,都难。
　　
　　(鸣谢项城市人民政协提供的文史资料和袁晓林、袁道唯等袁氏后人的大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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