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正坤:自发性家族共产社团考察与中国社会的出路

　　讲者简介：

　　辜正坤,北大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现兼任北京大学文化文学与翻译研究学会会长

　　，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会副会长。精通英语，同时可阅读法语，古希腊语，拉丁语、日语和世

　　界语等文献。曾发表著、译、编、校著作35种，论文100余篇。曾在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

　　联合国教科文总部（巴黎）作文化翻译。曾短期作过美国加州大学英语系访问学者。曾在美

　　国瓦西塔大学用英文主讲《道家学说与西方文化比较》课程。研究方向：1)中西文化比较；

　　2）莎士比亚研究；
3）翻译学与比较文化研究；
4）诗歌鉴赏理论。在学术界首次提出过若干

　　种

　　新理论：如"人类文化发展三欲原动力论"；
"人类文化衍变九大律"；
"元-泛文学论"

　　；
"人类语言音义同构论"；
"互构语言文化学原理"；
"翻译标准多元互补论"；
"诗歌

　　鉴赏五象美论"；
"玄翻译学"；
"万理万教相贯同源互补论"；
"中西文化互根互构互补

　　互彰互证互抗阴阳循环互进论"等等。

　　时间：2002年10月17日 ＰＭ７：00—９：００

　　地点：北大理教211

　　今天我讲的这个题目可能大一点，在讲清楚这个问题之前，我还得讲几句简单的理论。上这个课（中西方文化比较），大家都知道，我讲过万物自协调的理论，万事万物都可以自我协调，自我组织，自我定位，自我防卫，就是它有一种自我防卫机制。也就是说它会依据不同的时间、地点、不同的条件而去自我适应，万物都是这样的。生物界肯定是这样的，这不用说。那么再小一点，人类社会也是这样的。人类社会中的中国社会也是这样。中国社会中更小的一个社会，例如一个地区也是这样，一个地区中更小更小的社会，然后最后一个基本的单位，比如说家庭，它更是这样的，它有一种自我协调的功能，就是出现了什么问题，整个家庭就会围绕这些问题而做出相应的反应，就所谓挑战与应战之间的关系，刺激与反应之间的关系。所以，围绕这些刺激与反应，应战挑战之间的关系，它所慢慢所生发，所衍发出来的一系列对策之类的。构成了我们人类这种思想，一套理论似的东西，就是在不同的场合怎么样对待这些问题(Problem)。那么依据这个原理，它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一种理论它不可能是单独的只是在一个地方产生，它实际上在任何状况下只要相关的条件具备了之后，它就可能依据那些条件而自我演绎成一套比较完整的理论。这样说的意义是，不管是中国的还是西方的，东方的还是西方的，各种理论它的适用性是有限的。如果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应该把侧重点放在什么呢？当我们学习任何一种理论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认为追求一种共通性的东西是最重要的。事实上，有时候不一定是这样的，有时候追求的不一定是共同性的东西，而是那种特殊性更为重要。这在自然科学当中不是这样的，自然科学当中追求它的共通性的时候更多一点，但在人文社会科学中追求它的特殊性的时候反倒很多。如果在艺术方面那更是这样，这些不表，因为今天我要说的不是这些，我是要引出一个话题。我去考察了一个小小的村庄，烟台龙口宋家村。它那种经济发展状态，它的整个文化层面的方方面面，都使我大吃一惊。原来在中国已经有了共产主义社会了，所以这个消息我不能独吞，我得跟大家共享。因此就设计了这么一个讲座题目。

　　实际上，这么一个小题目涉及的问题是很大的，它涉及到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实际上，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应该是农村问题，或者说农业问题，或者说农民问题。这三个是不同层面上的问题，但是都是和农民相关的。因为中国社会要真正的走向世界，真正的和其他大国相抗衡，它不能光是待在城里面，城里的发展当然也是很重要的，可是关键是在于农村。如果中国的问题，也就是农村问题没有解决，事实上中国的整个的大问题并没有解决。因此中国的出路问题也就没有解决，只有真正的解决了农村问题，农业问题，农民问题，才可能是真正找到了中国社会的一条最好的道路。这是我的思路。那么中国农村现在它的状态能不能简单的勾画一下呢？比方说，和西方社会相比，是怎么样的呢？比方说和美国相比怎么样？恰好我去年在美国待了一段时间，因此我在那个地方考察了。就城市相比，北京、上海和纽约、芝加哥那些大城市相对比，现在的条件在很多方面比纽约还要好一点。比如在建筑的高大、交通的繁忙景象或者是各行各业搞得比较有起色方面，差异不是太大。甚至于在一定的条件下，北京甚至超过纽约了，上海的也是。这里面就引起深思了。以前我们不是这么考虑的，以前我们总是认为那些西方的大城市，像纽约要比我们好得多。但实际上不是，这是和所有制有关的。比如在纽约，政府对这个街道要进行改造，而那些街道、楼房都是谁的？都是私人的。住户就是不搬，就是不动，那么政府也没办法。这种情况在中国就不存在了，上面一道命令下来，说要拆迁，什么时候你不搬走就不行，这里面还是有很多计划经济的成分在里面的，所以一道命令下来，宽宽大大的街道就建起来的。东德和西德就是这样，西德的街道很窄，而东德的街道就很宽大；
莫斯科的街道也是很宽大，而法国、英国的街道就很窄。想一下，这是和产权相关的。因为建筑施工总是要受到很多限制的，这反过来好像也显示了国有经济、公有制有它潜在的优势在里面的。当然，它也有很多弊端了，在这里就不表了。现在回到刚才的话题，城市已经说了，现在说乡村。因为真正使我沮丧的是看到美国的农村，一看到美国的农村，我就在心里想，中国的农村想要赶上美国，50年恐怕不够。美国真正的实力不在于城市，而在于农村。美国农村一望无际的绿草茵茵，非常平整，房子都是非常整洁的，看上去就像高尔夫球场，非常干净。每一寸土地都是用诸如水泥之类的覆盖上的，没有黄土露在外面。这不是一个小地方的现象，你坐着火车走遍全国，到处都是这样的，这就使人感到惊讶了。我心里想，中国的农村完了。因为你到了中国农村——在我的印象里，到处都是光秃秃的，没有树，到处都是尘土飞扬的。所以说，中国想要在世界上抗衡的话，实力不在于城市，而在于农村，也就是说乡村赶上去了，才算真正实现了现代化。所以这有个指标的问题，所以说，中国的根本问题一定是和农村相关的，和农村的发展状况相关的。

　　这也就提到城乡二元对立问题了，中国几十年来的发展对于农村的重视还不够，产生了城市和农村的二元对立，城市搞城市的，乡村搞乡村的，而且在很多情况下城市总是要占便宜的，而农村经常受到忽视。这个原因和苏联的模式影响我们几十年是相关的：优先发展重工业，工业放在第一位，农村自然而然的受到了忽略，这都是可以理解的。改革开放以来，思想开放了，这些问题都是可以重新探讨的。城乡二元对立问题是几十年来遗留下来的，那么是否就不能解决了呢？当然可以解决，其他国家可以解决，我们当然也能够解决。但存在这个问题是没有疑问的了，现在我们就进到第三个问题：中国农村这个社会究竟该走哪一条道路？比如说美国的农村搞得那么好，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也必须走它（西方社会）所走过的路子呢？这就非常容易让人产生类推，它是那么搞好的，那么我们也必须抓住那个原因，就必须那样搞。举一个生活中的例子：那天我坐车在四环路上，突然就堵车了，然后突然又不堵了，我问司机其中的原因：他说因为那天是放假车多，所以就堵车了；
而放假时公家的车子不开出来，所以又不堵了。于是，司机很快得出结论：如果把公家的车子去掉了，那么就不堵车了，但事实显然不是这样的。司机所说的原因是一点，但实际上堵车是由于诸多原因造成的。我们不能抓住其中一点去解释所有的问题。这个道理用在我们这里也一样，中国农村该走哪条道路？这是旧论重提，也就是文革以来一直在争论的一个问题：资本主义呢？还是社会主义呢？说到这个问题大家就会觉得烦了：这有什么用呢？不是都已经解决了吗？其实并没有真正的解决。因此，知识界大多数人都在用偷梁换柱的办法来讨论这个问题。所谓偷梁换柱，就是说提出一个观点，然后给它一个标题，就叫做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仔细看它的内容，它不是社会主义，它就是资本主义。但是又不敢说这是资本主义，于是他们就偷梁换柱，标一个社会主义的招牌而已。其实作为一个学术问题，是可以把它明确起来的，因为资本主义也不是西方世界所独有的。中国社会从很久以前就有了，它是人类社会的一种资源，就看怎么利用它，它有很大的弊端，它也有很大的可利用之处。它作为学术问题来探讨，其实应该在这两者之间做出选择。在文革期间，就强调只能走社会主义的，而不能走资本主义的；
然后78年后就全都倒过来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东西，自然而然的就有些反对，用嘲弄的语气来谈论这个问题，觉得这个问题不用说。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严重。我把这个作为旧论重提，现在我们就要根据具体的事实来慢慢讨论这一问题。

　　我恰巧到了烟台龙口南山宋家村这个地方去了一趟。因为中央电视台在那个地方搞一个节目，邀请我做嘉宾，我就利用这个机会调查了一下，非常客观的看了那个地方的情况。我先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地方，下面我们再来展开说。简单的说明一下和我刚才提到的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有什么联系。先说那个地方的地理条件吧，那个地方有三个村，什么前宋村之类的，反正都是姓宋的。那个地方不长粮食，山上也非常贫瘠，都是石头。连两百年以上的树都生长的非常矮小，也就是说那个地方的土质没法种庄稼。你就可以想象那个地方的生活条件，生活状况肯定是不佳的。然后到了78年以后，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样，其中一个村的村长、兼党支部书记“挖了第一桶金”，就是承包了一个东西。他承包的是什么呢？就是将废水泥袋子回收、处理，就这样一折腾，就挣了5000元钱。于是全村人欢天喜地，觉得有盼头。于是，他带领全村开始搞更多的企业性质的东西，如生产玻纤瓦、毛巾之类的日常用品，这个企业就越滚越大。现在这个村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了呢？它已经成了旅游的胜地了。这个队长就是个小学毕业生，西方的社会学、经济学一点都不懂得，他只知道这个村子33户人家，200多口人，他起码让他们过一点好的生活，他就这么个简单的念头，于是就按着这个想法这么一折腾，短短的十几年之后，他现在拥有的资产已经上百亿了，动辄好几个亿的投资。所以，当车子开进这个村子去的时候，我就想，即使它再好，顶多也就是一排房子砌的整整齐齐，过去又是一排整整齐齐的房子。因为在我的印象中，许多农村住的都是非常简陋的破房子，所以它顶多也就是整洁一点。结果一开进去，我就以为又开到了另外一个城市，看上去完全就是城市的感觉，和去中关村的感觉差不多——但是比我们这里更干净。它比我当时在美国看到的农村感觉还要好，我非常惊讶。我就产生这样的一种疑惑：是不是跟中央的某处有什么关系，弄到了一大笔贷款，才这样的，就像别人那种习惯性的思维。事实上，他们从不向国家贷款，根本就没有贷过款。所以，曾经有一次，上面一位总理级的人物让这个村长（已经是全国劳动模范了）去开某大会，一听说他没有贷款过就不让他去了，怕他有什么“毛病”——在中国不贷款而搞出那么大一个事情实在是不可能；
当然，他在下面是很受欢迎的。接着说，我就觉得看它的工厂、学校，根本就不是一个农村，就是城市的一个部分，一个角落，一个社区。它的那些建筑都非常的干净。当然，这只是第一个印象。那么建筑建起来了，人怎么样呢？比如财产分割，是不是有些人特别有钱，有些人特别穷？因为这么一搞保证要发生两极分化的呀。比如文革时讨论的，党内党外人士最担忧的就是如果搞资本主义，就会发生两极分化。所以我就想：那些大老板不知道多么有钱，都是花天酒地的吧，因为这些好像都不可防备的。结果进去再一调查情况，就使我感到非常惊讶。比如财产，名义上属于承包者，如生产队长；
实际上是属于大家的。因为财产都是公开的，比如赚了多少钱，有一个专门的公司在管理这些。他只是能签字，同时也不是想怎么用就怎么用，他自己也拿工资，每个月的工资是4000元钱。但他聘请的外面的、大城市的高精尖人才、工程师，最高的可以拿到15000元钱。而他和下面的副主任就是4000、3000元，这些都是公布的，这使我很惊讶。再看村子的设施等整个的印象，我感觉这就是一个袖珍型的共产主义社区。这就意味着我们要对共产主义这个概念加以重新定义。传统上，我们容易把共产主义神话，好像要几千年以后才能实现，那样就没有意思了。我们应该在比较短的时间内搞一种比较现实的共产主义，能够实现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这对现代人来说才有意义，而不能无限的神话。它这个（村落）就具备了共产主义一些基本的特征。哪些特征呢？就是财产的好处、利益是可以被公众共享的。就是名义上是私有，而实际上是公有。这处理的就非常巧妙。这就涉及到个人，涉及到这个队长，它都是这样一条线下来的。下面我们再来就这个微型共产主义所带给我们的启示来慢慢的展开来说。总之，我觉得发现了一个共产主义，我们应该有一种新的共产主义观念，这和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一脉相承，但要对共产主义的某些观念进行修正。你说我是一个修正主义者，那么我就是一个修正主义者。因为马恩自己也说过，他们的学说只是指南，而不是教条，具体的历史条件一旦转换，马克思当年所预计的一些事情就未必能够实现。因此要依据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历史条件进行修正，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如果马恩健在，他们也会赞同。至于修正的对不对，那么这就是一个学术问题了，可以讨论。没有说这样修正就一定是对的，一个学术研讨。因此，我要结合它这个袖珍型的共产社会来找一些启发性的东西，就是这种自发性的家族共产村团的启示是什么。

　　第一个给我的启示就是家族社会结构是一种历史的遗产，或者说是历史的资源。这个结论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几十年来不就是要拆散家庭结构，家族主义吗？我们常常把家族主义等同于封建主义。好像家族理念太强的地方，搞什么都搞不好，比如法制等都不容易推行。这样就给与它太多负面的东西。事实上，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家族这种结构是一种自我协调的产物，是地理环境的必然结果，所以它有自身存在的意义。这就说明它是一种历史资源，我们应该好好的利用它，如果我们不仅不加以利用，还去批判它，这是非常不值得的。

　　第二点是共产制度在中国源远流长，这和刚才的家庭资源是相关的。如果我们把共产主义简化，不外就是有饭大家吃，有衣大家穿，而且要吃好穿好。老百姓想象的东西大致上就是这些，还有身心都要健康等等。我们不能把它（共产主义）神话，而是要简化。简化后，你就会发现，这是人类从古到今所追求的理想。任何一个民族最初都做过这样一个设想，就是能过上好的生活，因此人类从本性上来说都是共产主义者。但是这种共产主义最容易在家庭当中得到实现。因为父母与子女之间没有什么摩擦，就是人际关系的摩擦降到最低限度。父母希望自己的子女都过上好的生活，要方方面面根据自己的生存条件来和周围的环境相协调，以致找出一个最佳的生存方式。他们最佳的生存方式、最高理想也就是一种生活非常美好的状态，也就是共产主义的状态。我们这样理解的话，这个问题就简单了。然后，我这里实际上所涉及的共产主义学说，我提出一种新共产主义学说，就是一种现实的共产主义学说。共产主义这个东西在古代早就有了，就是在实际上已经操作过了。例如古代的井田制度，它就相当于一种共产的方式。例如你20岁的时候，算是成人了，公家就发给你100亩田种。到你60岁的时候，你就该退休了，没有能力耕种了，田就还给公家了。不但农业是这样，它也有小手工业，例如尧，他是个烧窑的（小手工业者），他卖那些东西，不全是私有的，从他以来，对于许多小手工业者，都有国营（官营）的性质。他也是领工资，领薪水，卖了之后就得交多少钱。然后，他的子女可以继承，如果他退休了，他儿子可以顶替。这样，产业的处理（认同）不完全是私有的，有一种公有的东西在里面。这样，当时的很多小手工业者都是领薪水的百工。这种东西有很鲜明的共产主义基础的迹象在里面。钱穆也认为这就是中国早期的共产制度。所以从这一点而言，共产制度在中国源远流长，而且由于是家族的结构，家族资源特别的丰富，因此这种制度特别容易盛行。为什么呢？如果是若干个家庭，若干个异种、异姓、异住的待在一块，要实行这种制度就困难了，因为矛盾多，互相的信赖度不大，而一家子人就容易解决问题，在利益的分割上，容易达到比较好的结果。

　　第三个就是儒道释传统文化价值在社会整合中的作用。例如，儒家所推崇的孝敬。在这个村子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情景：它修建了一个特别漂亮、辉煌的养老院，走进去觉得像皇宫一样。老人们住的全都是高级宾馆似的房间，吃的很好，还可以玩扑克、载歌载舞的。这样的条件是不是价钱很高呢？其实每个家庭只要每个月付150元钱，就可以使符合条件（60岁以上）的老人进入。不但如此，公司每个季度还给老人工资：６５岁：３００元；
７０岁：４００元；
８０岁：６００元；
９０－１００岁：１０００元。这就真正实现了少有所养，老有所终这种儒家文化中的思想传统。

　　第四个就是平等的意义大于民主（卢梭的三原则：自由、平等、博爱；
《论人类不平等起源》）；
在家族社会结构内部尤其如此。不是强调自由，而是强调义务：孝敬老人的义务；
将工资入股以确保整个企业长存的义务；
集体利益大于个人利益的意识。西方：过分强调自由，丢掉了平等与博爱。没有平等的自由是一种虚假的、自作多情的自由。没有爱心呵护的自由是一种野兽式的自我放纵。我们要自由，但要的是在平等与博爱理念限制下的自由。因为没有限制的自由是无法被我们感受到的。自由的真谛在于有适当的限制作为基础。与自由概念紧密联系的是民主概念。民主是什么？在有民的地方必须有主。民不可能成为主。民一旦成了主，就不是民了。在没有民的地方，怎么能够存在民主呢？少数服从多数的法则只能用于鸡毛蒜皮的事情上。在最重大的事情上，应该是道德最高尚的人得到尊重，应该是良币驱除劣币，圣人战胜小人。如果某个阶级成了统治阶级，那么它就有可能成为压迫阶级。

　　第五点就是在血缘性家族社会结构中，人治优于法治；
在非血缘性家族社会结构中，法治优于人治（美国的法治较好，原因：各种民族杂居，纵向血缘关系网络少，只能强化法治来调节社会秩序。人治和法治都好，要看针对的是什么样的社会群体）。最理想的社会是无为而治，退而求其次，则是礼治（人治，德治），再退而求其次，才是法治。

　　第六点是人的本性是可以改造和塑造的；
善的假定与恶的假定。腐败的官员是腐败的人际关系加上市场经济机制共同生产出来的。而家族社会结构中的天生的利他主义伦理资源可以非常理想地解决腐败问题。例如董事长的廉洁奉公。其内在驱动力：情欲＋权欲（荣誉感）。

　　第七点是计划经济模式＋市场经济模式的混合经济。儒家政治经济学原理：据《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郑国子产死后，“大叔为政不忍猛而宽，郑国多盗，取人于萑符之泽。”大叔兴兵讨伐“萑符之盗”，尽杀之。孔子听后，连加称赞：“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孔子的这种宽猛相济的思想被后世儒学家总结为“德主刑辅”的思想。将这一原理用在经济学上，则是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模式交相使用。计划经济是收，市场经济是放。根据具体情况，该收则收，该放则放。紧则放，松则收。宽猛相济，经济发展方面可免危机。

　　 第八点是利用宗教文化的整合功能整合经济与政治现象；
文化搭台，经济和政治唱戏；
旅游业的兴起。这个村子修建了有两个文史楼高的大佛。

　　第九点是教育。农村想要实现发展，摆脱愚昧落后的情况，最终要靠教育。这个村子的小学修得如同大学校舍一样，完全就是按大学的样子修建的。如今已经有加拿大的人过来与他们谈合作办学的问题。他们还修建了目前在全中国都硕大无朋的历史博物馆，各种模型，有夏商周的青铜器模型，甚至还从山下到山上修建了长城的模型，人们在里面可以走上几天。切身感受到中国的历史文明。

　　第十点就是打破城乡二元经济模式的枷锁：乡村社会经济结构的凝聚引力；
乡村可以城市化．城市可以乡村化。

　　第十一点是生态环境意识的觉醒：以前他们搞的企业，如生产玻纤瓦是有污染作用的。以至于当地的空气都“发亮”（污染的结果）。他们现在的状况：大面积种树，大片大片的绿草，如同高尔夫球场一般，飞阁迴廊，楼台亭榭，长城馆苑，绿水轻舟，３６平方公里的土地，处处绿茵盖地，良树新栽。

　　第十二点是新共产社会是否实现的六项基本指标：丰衣，足食，宽居，乐业，知书，识礼．共产主义社会并不遥远：老有所终，少有所养。温饱与安乐，健康与长寿。

　　第十三点是对西学理论的挑战：例如ＭＢＡ闹剧。高薪聘请与就地取材（象征意义与实

　　际效用比较）；
由ＭＢＡ学位谈起：美国斯坦福大学商学院教授杰弗里·普费弗（Jeffrey Pfeffer）与其学生克里斯婷娜·方在＜管理学习和教育＞上发表论文，指出ＭＢＡ学位被媒体和各商学院炒作过度。他在１９７２年在斯坦福大学拿到博士学位，在商学界多次拿大奖，出版过数十部管理学专著，在若干大学商学院任教３０多年！证明：普获悉：多年以前，一些大公司和投资银行做了这样一个试验，它们给公司里没有ＭＢＡ学位的职员进行了几周的商业基础知识训练，然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考评公司里有 ＭＢＡ和没有ＭＢＡ但经过训练的职员的工作情况。结果表明：有没有ＭＢＡ跟工作好坏没有太大的关系．而且在许多情况下，经过训练但没有ＭＢＡ的职员反而干得更出色一些。普说：如果两年的学习结果和两／三个礼拜的训练结果不相上下，那么ＭＢＡ这个学位究竟有什么价值，就很清楚了。

　　结论：中国社会的最佳出路＝孔子和马克思握手言和。儒家学说→化合←马克思主义＋西方现代科技；
西方：现代资本主义——化合了——马克思主义。展望：乡村城市化与城市乡村化。周期：２０年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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