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城之春,中国十座宜居小城:中国十大宜居小城

　　“小城之春”看似已经到来,实则背后有很多问题悬而未决,我们所给出的概念和评选,与其说是对实然的一种描述,不如说是对应然的一种期望 　　 　　从2008年初到2009年底,知名作家、公共知识分子余世存过了一段“隐名”、“私人”的生活――他从北京跑到了两千多公里外的云南大理,一座20多万人口的中小城市,过了近两年的半隐居生活。
　　“一是为了治病,一是为了写书。”谈及逃离北京的原因,余世存说。要完成这两个目标,北京都不是一个好地方,寒冷的气候不利于他的风湿病,而北京喧嚷的环境也不利于他创作。“在北京几乎每天都有饭局,为了聚会,有时不得不在路上堵上三四个小时,见面之后,接触的又多是一些垃圾信息。”余世存曾在很多场合说过自己有当代的都市病,比如抑郁症、亚健康,“我们是被城市异化太深的一批人。”
　　在大理市郊,余世存租了一套民房,一年9000元的租金,带有一个院子和一块菜地,躺在床上就可以看到洱海。“每天睡觉到自然醒”,看书,写作,种菜,晒太阳。“一天晒的阳光,比在北京一年都多。”两年中,他的风湿病,好了很多。
　　余世存发现,自己并不孤独,越来越多的都市人选择在大理定居,其中有作家三毛的老师、杜聿明的高中同学、孙中山的重外孙,还有不少画家、导演、文化人,也不乏成功的生意人、退休官员。
　　近两年的大理生活,他最大的变化是“去北京化”,“对人生的态度更纯正了”。“以前以为离京就会感到‘失重’,现在一点这想法都没有了,北京的生活对我再没有吸引力,我完全可以接受在一个山清水秀的中小城市长期定居。”虽然最近他因为出书及家庭变化的原因再度回到北京,但再次离开北京几乎是必然的。
　　余世存还接触到长住大理的一批外国人,“他们比我还穷,在他们国家就是靠政府救济金生活的,但是他们活得比我要舒展、要快乐。”按余世存的描述,他自己比房东要穷,但他比房东活得要快乐。
　　
　　回归小城
　　
　　逃离北上广,逃离大都市,来到二线城市、中小城市,似乎已形成一股小小的潮流。这不仅存在于文化人、名流、有钱人之中――为的是找个清静之地修养身心,闭关创作,或者享受生活;也存在于为生存打拼的年轻人和城市白领中――为了调节身心,也为了寻找创业和工作机会。
　　两个月前,28岁的倪静(化名)刚把北京的房子卖掉,打算回老家四川自贡生活。“北京的生活太不接地气,供房也太累。”倪静在北京一家媒体做记者,跑的是最高法、最高检的线。这个领域高得有点虚无飘渺,与她的兴趣、生活没有任何交集。她不喜欢北京的另一个原因是生活节奏太快,城市太大,“朋友见个面都要提前一个星期约”。北京的生活让倪静有“螺丝钉的感觉”,朋友虽多,却多属浅尝辄止,她对北京没有感情。
　　节奏慢,离父母近,这是倪静喜欢小城自贡的地方,这种环境也有利于自己文学创作的兴趣。倪静的想法得到了老公的支持。她先生是位大学教师,家乡在浙江台州,两人计划在两边老家各住一段时间。
　　倪静毕业于名牌大学,毕业后分别在广州、北京的知名媒体工作,回自贡后,有什么好的工作呢?“我完全可以接受像《自贡日报》这样的单位,”倪静说,“我能接受自己‘往低处走’。”生活本来有无数的可能性,但在世俗的眼光与大一统的思维习惯中,中国的年轻人似乎只有生活在大城市、买房买车往高处爬才算成功,完全忽略个人的幸福感受,多数过得不幸福。
　　一项名为“中国中产家庭幸福指数”的调查显示,在开展调查的10个地区中,北京、上海、深圳、浙江4个地区家庭幸福指数均在合格线以下。住房压力大、工作压力大、交通状况不佳、缺少与家人相处的时间,这些都是影响受访者幸福感的重要因素。
　　另据某杂志与网站的联合调查,超过67%的人认为二线城市的综合幸福指数会高过一线城市。目前,“逃离北上广”已成为网络上的热门话题,而且相当部分城市白领已经付诸行动。
　　“这种现象是一种进步,”城市营销专家王志纲说。从人类社会发展来看,都要经历这样的过程――巨型城市化、高度城市化后再逆城市化,这是一个趋势。王志纲举例说,日本上世纪60年代经济高度发展,东京办了奥运会,跟现在的中国很像。当时东京也跟我们现在的大城市很像,日本几乎所有年轻人的梦想,就是去东京,东京人口急速膨胀,造成了许多社会问题。后来,伴随着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的发展,一部分人迁出了东京,有许多人在东京上班,但家在两三百公里外,东京周围形成了一个城市带,在东京两小时车程内,聚集了四五千万人口。
　　在欧洲和美国,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也出现过这种情况。只有8%的美国人生活在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88%的人生活在人口不到50万的中小城市。
　　“大城市立足不容易。一个人在大城市可能算不了什么,在中小城市就是一条龙了,还是作为人才引进。”王志纲举例说,他以前在广州工作的一些下属,后来到陕西发展,开始在西安,再到延安、汉中、榆林这些二三线城市,发展得相当不错。“如果他们到了北上广,就不一定站得住脚了,这叫深度竞争,优胜劣汰。而且我发现他们的家庭比较稳固,他们在大城市比较自卑,但他们在二三线城市算是人才,老丈人以他们为荣。他们发展的空间可能不如北上广,但在一线城市有很多弊端,什么压力、精神、健康、夫妻感情啊,种种问题都出现了。”
　　“伴随着交通的发达,特别是高速列车、高速公路的建设,形成城市网、城市群,加上网络的发达、汽车时代的到来,可以让小城市分摊很多的机会。”王志纲说,像苏格兰爱丁堡的一个小镇,就跟广州的祈福新村(广州一个有10万左右人口的社区)这么大,但聚集了上万的金融人才,他们就在酒吧里聊天、工作,既免去了交通堵塞、空气污染之忧,又不影响工作。另一个例子是伦敦,“在英国很多有作为的人,住在距离伦敦两小时车程――一两百公里甚至四五百公里的地方”。王志纲说,住在市区的要么是所谓的超级暴发户,就像俄罗斯、中国的那些富豪,要么就是超级穷人,比如乞丐。
　　小城的局限
　　“北京与自贡肯定有很大不同和差距,但现在已经好了很多。”倪静说。比如自贡没有好的书店,但现在什么都可以在网上买,不过就没办法要看演出了。另外,小城市人际关系紧密,这增进了亲密感,但也会减少一些个人隐私,“大城市里,一个姑娘30岁没出嫁没人管你,在自贡这种地方就是天大的事了。”
　　余世存在肯定年轻人应该有勇气去小地方发展的同时,也承认当前小城市在就业机会、公共设施、政府服务、官员素质、文化环境、法制、市场健全方面与大城市存在较大差距。这造成中小城市,特别是内地的中小城市无法吸引年轻人。“地方越来越空洞化,留不住人才。”他说,“二三线城市只是创业(包括文化人创造产品)、休闲的地方(包括养老),年轻人需要都市生活的洗礼、培训,都市化和现代性过程是必由之路。”
　　这可以说是中国与西方后工业化国家发展阶段的不同。“欧美国家基本上在七八十年前就完成了城市化的过程,目前三大差别――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基本消失。”王志纲说。在他看来,这是欧美中小城市、乡村有吸引力的一个根本原因。像瑞士人非常喜欢住在乡村,不愿往日内瓦这样的大城市跑,根本不像中国,凡是有点知识文化的都想到北京、上海、广州。很多年轻人也住在乡村,从小生活在镇上,小学中学,读技校,大学都不上,要么当滑雪教练,要么做滑具店的管理员,或为游客提供其他服务。“我问过那边二三十个年轻人,他们从来没出过欧洲,过得很愉快,美国许多小城也是这样,很多青年一辈子都呆在家乡。”
　　在王志纲看来,宜业与宜居一样重要,如果一个城市工作机会不多,它终究也会不“宜居”。
　　“在美国,人们不像中国人一样热衷于大城市,小城市与大城市之间的教育水平、医疗保障、工作机会、公共服务都相差无几,不像中国两者间的差别那么大。”曾在夏威夷大学求学两年的高嵩说,比如美国总统奥巴马就读的中学,在夏威夷这样一个海外小州中,却是全美最好的中学之一,很能说明问题。
　　在选择城市发展方面,高嵩把自己的经历称为“报复性消费”。33岁那年,也就是2003年前,他基本上没离开过贵阳,他在贵阳出生、成长、小学、中学、大学,还工作了12年……在贵阳当地媒体是风云人物,生活优渥。但接下来7年,他居住的城市分别经历了上海、檀香山、广州、北京……经历出国留学和几次变换工作,高嵩目前因为工作原因又回到了贵阳,但有很大一块业务在北京,时常往北京跑。他坦言在精神上更亲近北京,朋友也多在北京,不过交通与网络的便利拉近了大家的距离,使得在哪个城市生活已不那么重要。“唯一不同可能是我与朋友面对面的机会少了。但实际上,你在同一个城市见面的机会也没想象的那么多。”
　　两个城市当然有很大差别。贵阳城市小,节奏慢,更宜居一些。但在高嵩眼中,贵阳这些年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染上了大城市的毛病,人口越来越多,汽车大量增加,空气质量下降。
　　一部分人离开了,更多的人也许会进来。有论者认为,尽管未来北上广一线城市的生活、工作压力有增无减,更多的人还是会选择挤进来。不是这些人抗压能力更强或者对自己的身心健康毫不在意,而是因为区域经济发展严重失衡、各种资源过度向一线城市集中,那些在小地方受制于机会稀缺、关系至上的人们,势必将源源不断地涌向大城市。
　　面对一线城市过于激烈的社会竞争及过大的生活压力,移居到其他更宜居的中小城市或许是一种很不错的选择。但是,在我们的整个社会状况得到根本性改变之前,生活压力损害年轻人身心健康的状况其实无处不在。大城市有大的难处,小城市也有小的烦恼,有时候,终究无处可逃。
　　小城之春,看似已经到来,但实则背后有很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在中国,它尤其体现在一个大的制度背景下,城市化进程中资源分配的严重不均。大城市、特别是少数几个一线城市享受了过多的政策优惠、财富与对人才的关照,而中小城市则普遍存在供给不足的问题,一个健康的城市发展格局并未形成。《南方人物周刊》盘点的国内这十大宜居中小城市――丹东、扬州、台中、威海、伊宁、潮州、泉州、大理、安康、嘉兴,散布在中国的大江南北,而我们所给出的概念和评选,与其说是对实然的描述,不如说是对应然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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