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甚至想到死,就是没有想过反抗】想一个人想到死

　　儒家思想和逆来顺受 　　 　　人物周刊:据说《生正逢时――屠岸自述》被您删了许多,是否为了笔下留情? 　　屠岸:也有。比如有位大诗人,我非常敬重他。他的夫人和我也是很好的朋友,我在书中都写到了。当年他们刚结合不久,诗人就被划为右派。他夫人没有因此而离开他,一直跟着他去了黑龙江、新疆。他住在地窨子里面,无援无助,几度想自杀,如果没有他夫人,他可能就死了,也就没有他晚年的复出与一段辉煌。
　　我认为这位诗人在婚恋上有些地方做得不妥当。他的第一个夫人,是他父母给他包办的婚姻。他当时还在监狱里,但他们通信后感情又很好。她后来千里迢迢赶去会见丈夫,中途产子。就在此时他变了,对第一个夫人太绝情了。
　　还有些观点被删掉了。“文革”中非正常死亡人数至今还没具体统计出来,(这样的灾难)带给我们的民族、人民非常大的损害。这里面,主要责任人从没有谴责或反省过自己。
　　我22岁参加共产党,共产党是我们光明的灯塔,照耀着我们,我们愿意为人民的幸福,为新中国而奋斗牺牲。关于这点,迄今为止我从来没有反悔过。
　　现在党内存在的一些腐败现象十分厉害。牛汉说,中国缺什么?两样东西:一个民主,一个法制。我们的民主与法制是不健全的。党内的民主,健康的力量怎样发挥作用?这个步伐好像太慢了。
　　人物周刊:书中的人物,除了田汉让您受到极大的震动,还有谁令您铭记于心,难以忘怀?您是否把他们当作镜子一样观照自己?
　　屠岸:最使我一想起就心潮激荡的是马正秀。她是我和我妻子的好朋友,因反对“文革”被处以死刑。她是张志新式的女英雄!她是走进屠格涅夫“门槛”的女性,是中国的圣女贞德。观照自己,我远远不如!
　　对于田汉,我一直怀有愧疚。他给我的影响比较大。
　　当年在中国戏剧家协会共事的张颖,对我关怀备至。还有伊兵,他对我也是很好的。在人文社里,韦君宜和严文井对我影响较大。同辈中有牛汉、绿原。对他们都写得不是很充分,因为篇幅限制。还有我妻子的舅舅陈占祥,我也写得很简单,敞开谈可以有很长的篇幅。
　　我对严文井很感恩。不是因为他提拔我,而是因为他识人。我能够被理解,说明了我在他心目中的位置。我的缺点,他也看得很清楚。
　　人物周刊:严文井先生曾直言,您软弱了一点,您自己也承认这点。您分析过软弱的原因么?
　　屠岸:很难说原因是什么。我从小受教于儒家学说。儒家讲仁者爱人,强调“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对反抗不是很强调,比较顺从现状。像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是它的缺点。它就是维护统治,要求稳定,不要乱。不要乱也对,但压抑得太厉害了,应该反抗啊!我受儒家思想影响好的一面是主要的,它带来的弱点就是反抗性较弱,逆来顺受。“文革”中,我甚至想到死,就是没有想过要去反抗。
　　另外,反抗还要顾及后果,比如家庭、爱人、孩子。有一句话说,人不可以有傲气,但不可以无傲骨。我觉得我不是没有傲骨,骨头还是硬的。只是硬的程度和牛汉比,差了,他更硬,我比较软弱一些。
　　人物周刊:这种情况是否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某种软弱性?
　　屠岸:中国知识分子里有不同表现者,有的非常硬,宁折不弯,比如屈原、司马迁、鲁迅,有的就比较软弱。总体讲中国知识分子有它的软弱性。
　　鲁迅很硬,我非常佩服他。我年轻时取笔名就想仿效他,以母姓为姓。刚好看到“屠岸”,我母亲姓屠,就用上了。“岸”是我当时反对蒋介石政府,以示“傲岸”之意。
　　人物周刊:您在书中谈到,“文革”后,您不断向一些人道歉。有人认为,您在精神上过于追求完美?
　　屠岸:我总觉得做人要有一条道德底线,越过它是我不能接受的,那是不可思议的。这条底线就是真诚对待人,真诚对待自己,不要做违反自己良心的事情。
　　人物周刊:书中的人物,没有一个不是饱经磨难。除了当时的政治运动要对他们的命运负责,他们是否也应该反思自己?您怎么看韦君宜的《思痛录》?
　　屠岸:德国法西斯统治时期,希特勒对犹太人实行种族灭绝,大部分德国老百姓是支持他的。后来纳粹失败了,很久以后,年轻人问他们的父辈,说希特勒做坏事,你们在那个时候做了什么?父辈没有话说,他们在反思。
　　有人,如茅予轼,认为对“文革”,老百姓要负一半的责任。老百姓要负一半责任么?这样的话,老百姓的肩膀上又太沉重了,亲自发动和领导“文革”的人与他的爪牙“四人帮”的罪责就大大减轻了!但老百姓是不是完全没有责任?鲁迅的话我赞同,对中国老百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这个情况在鲁迅时代是这样,到“文化大革命”依然如此。
　　我们要反思,包括我自己,为什么不争。对老百姓,也要分析。知识分子责任应大于工农群众。在这点上,韦君宜是值得尊敬的。
　　人物周刊:您从50年代到70年代,因为政治环境,基本没有创作。这么长时间里,您有过对于民主的思索么?
　　屠岸:在“文革”中,我曾经不想活了。那个时候想得不多,也许有过,我都忘掉了。
　　“文革”结束以后,我感觉是受了一种蒙蔽。“文革”时期,西方人说中国人被洗脑了,当时有人认为是对我们的诬蔑,后来我慢慢感觉有道理。
　　巴金在《随想录》里讲,在他的批判会上,人家喊“打倒巴金”,他跟着群众一起高呼“打倒巴金”,他说自己是喝了迷魂汤。他讲得对,跟我的感觉相同。那时候只有一个人的思想贯彻全民,把每个人个人的思想都排除掉了,等于喝了迷魂汤。所以那时候没有民主,只有一言堂。
　　那时候的所谓人民民主专政,专政是一切,民主是虚晃一枪。今天,环境比“文革”时宽松了,但我们的民主与法制依然缺失,或者不健全。无论如何,中国总要走符合普世价值的路。
　　
　　我的宗教就是诗歌
　　
　　人物周刊:据与您合作这本书的作者观察,您构建了一个很大的精神世界,长期活在其中?
　　屠岸:我有自己的精神世界,这个精神世界不是一个具体的东西,它涉及到宇宙、人和世界,它用诗歌来体现。我讲过诗歌是人类灵魂的声音,我的宗教就是诗歌。
　　诗歌在一定程度上治愈了我的抑郁症。我晚上睡不着就背诗,背的是中国的李白、杜甫、白居易或英国的莎士比亚、济慈的诗篇。我能非常流畅地背下来,一背诗就睡着了,非常灵。这就是一种精神世界。
　　人物周刊:您还说过诗人不能与政治脱节?
　　屠岸:我讲的“政治”不是指政策、方针、国家的具体工作计划。它是一个很大的概念,人是政治的动物,这个“政治”与千百万人民的生活、命运、前途相关。你作为一个诗人,要关心这个“政治”。过去有一个口号是不妥的――“为政治服务”,这个口号,我不赞成。
　　现在存在的问题太多,需要关心:官员腐败,贫富差距拉大,分配不公,环境污染,多少河流被污染?工业发展,二氧化碳排放很厉害,还有资源的匮乏。你看,富士康连续12人跳楼,大学生很多猝死,学生们患上网瘾,精神崩溃,体力透支,还有不断发生的矿难,人为的,这些现象太厉害了。中国在经济上变成大国了,但是我们内忧太多。依靠什么来改变?只能寄望于政治体制改革。
　　有些诗人追求高尚、纯净,排斥利欲熏心的“政治”,这是人类追求的根本。但不意味着他应该漠视民间疾苦,躲进自己的象牙塔里去。
　　人物周刊:您对当今的诗坛满意吗?
　　屠岸:有一些诗歌主张我不赞成,比如颠覆崇高、颠覆英雄、颠覆传统,甚至颠覆语言,我觉得那是一种短视行为,不会有长久的生命力,它是当今诗坛的一种危机。
　　诗歌要变化,要创新,但是万变不离其宗,这个“宗”就是真善美,离开它就不叫诗歌,就会成为整个中国新诗在当前运动中的一股逆流。
　　人物周刊:您现在关注哪些诗人的作品?
　　屠岸:有些老诗人,如成幼殊、灰娃、牛汉、郑敏还在写诗,他们及其他老诗人的诗还是很好。白桦最近出了一本诗集,叫《长歌和短歌》,里面有一首诗叫《从秋瑾到林昭》,太好了,非常深刻。我写过一首《迟到的悼歌》,觉得远不如他。
　　年轻一些的诗人里面,顾城的一些诗还可以,他的诗不走偏峰,但个人行为走偏峰了。海子的诗很精纯。于坚的诗歌成就不可否定,但有些诗的诗味比较少,我不太喜欢。北岛的诗不是朦胧诗,是政治诗,反击“文革”的,很流行,这种诗应该肯定,他后期的诗我看得不多。舒婷现在不太写诗了,她的诗风格明朗,《致橡树》是好诗,有美的意象,但有点理念化了,有些诗没有理念化,我认为反而更好,像《惠安女子》、《会唱歌的鸢尾花》。杨炼的《诺日朗》也非常优秀,有人把它批得一塌糊涂,我觉得批得毫无道理。
　　人物周刊:您认为1949年前后的中国诗坛可以与世界上哪个国家、哪个年代相比?
　　屠岸:要比的话,恐怕只能跟苏联相比。我没有很细致地把两国的体制联系起来思考。就中国的现象而言,我觉得有相似处,诗人的命运也有相似之处。 俄罗斯有好多诗人,原来能写诗的,十月革命后就不能写了,还有一大批流亡到国外。中国倒没有流亡诗人。但是在中国的台湾产生了一批有影响的诗人。苏联时期产生了一批歌颂新政权的诗人,1949年后中国也有,这些歌功颂德的诗能流传下来的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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