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凡生　创造１００个百万富翁_创造百万富翁

　　 　　资本型企业的典型特征是只有一两个老板，而知识型的企业可以有几十个，甚至几百个老板。我们都讲中国民营企业的最大问题，是一山容不下二虎，但是知识型的企业一山可以容下二虎甚至百只老虎
　　
　　郭凡生
　　
　　1955生于北京，5岁时随父母去内蒙古
　　1974-1978在部队服役
　　1978-1982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
　　1982-1987先后在内蒙古建委研究室、自治区党委研究室工作
　　1987-1990供职于国家体改委研究所
　　1990-1991任北京科贸中心副总经理
　　1992创建慧聪公关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现任慧聪国际资讯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
　　3月18日，北京六级大风后的第一天。清晨干燥的空气中依旧夹带着一丝寒冷。早上8点刚过，慧聪国际资讯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郭凡生结束晨练来到办公室。
　　慧聪公司目前在全国的20多个分支机构和4500多名员工，将涉及20多个行业的57种分类广告信息提供给企业。而在14年前，郭凡生在中国开创的这种类似“黄页”的商情信息服务模式，却被商家认为是不入流的工作。
　　1991年创业之初，郭凡生带领20多人骑自行车穿梭于中关村各商户之间，然后每周油印出一本《慧聪商情广告》的小册子。“比如，你是生产电视机的，我就可以告诉你，今天中国有多少个牌子、多少个型号的电视机，它们在主要城市卖多少钱；在报纸媒体上投入了多少广告；广告的投入是以生产商的名义投的，还是以经销商的名义投的；选择的日子是哪天，版位是什么，多大的篇幅、什么颜色。我们提供的就是这样平凡且繁琐的服务。”
　　就是这种利用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商机，郭凡生在初尝成功后将这种模式复制到了更多的城市与行业。如今，日复一日积累而成的庞大数据库和遍布全国的数据搜集与销售能力，早已成为商家们眼中的“香饽饽”。
　　公司虽然在香港创业板上市，可他照旧每天打车上下班，每月报销车费1500元。他和所有高管都不配车，这与养车相比，会节省很多开销，也避免了隐性消费的可能；外出参加会议，他会尽量选择价廉的酒店入住，因为超过差补的部分需要他自己掏腰包；他没有打高尔夫、打网球、骑马这些所谓成功人士的爱好，每天只和自己养了13年的狗儿“二丫头”一起晨跑半个小时，然后回家冲个凉水澡再上班。他说，这只狗坚持和他跑步，所以活得很健康；他也没有什么夜生活，除了为数不多的应酬，晚上基本上都要准时回家。他不喜欢熬夜，“如果熬夜也能把工作做好，那神经衰弱的人都能去管理公司。”
　　和他的同龄人一样，郭凡生上过山、下过乡，也幸运地赶在“文革”后第一批上了大学。让他得意的是，他只在当兵期间请假复习了两个月，就顺利考取了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那可是当时全国录取分数线最高的专业，很时髦，就像现在的MBA。”
　　
　　让员工做老板
　　
　　郭凡生自己出差很节俭，对员工却慷慨大方。他把慧聪的成功归结为让众多员工当老板的制度。他说，“慧聪一夜间创造出了100个百万富翁，他们都是年轻人。他们曾经普普通通，现在成功了。”听到这里，记者一下子变得兴奋：天底下还有这样的老板？
　　“资本型企业的典型特征是只有一两个老板，而知识型的企业可以有几十个，甚至几百个老板。我们都讲中国民营企业的最大问题，是一山容不下二虎，但是知识型的企业一山可以容下二虎甚至百只老虎，这就是社会的进步。”郭凡生像是在做演讲。
　　在郭凡生看来，当一个4000人的公司有几百个“老板”的时候，可以想象公司的管理成效和员工动力。“他们不仅关心工资，更关心公司的利润增长和发展。这些拿了股份的人，可能会带动其他人也去向往‘老板’地位。让员工成为百万富翁也就成了公司的制度安排。”
　　在慧聪公司总部大厦的每一层，你都可以看见“让知识拥有财富”和“用学习改变人生”这两句口号。“我们把人力资源变成了人力资本。因为人力资源是按工资支付的，而人力资本的投入是要拿期权的。在我们这里，你要想成为一个事业有成的人士，不是靠拉关系和投机取巧，而是要通过学习改变人生。”
　　
　　公司创立十余载，中间也经历过一些变革，但郭凡生提出的“全员劳动股份制”这一精髓却始终未变。
　　1992年，公司刚刚起家时，凑钱办慧聪的是5个股东。“成员大多是党员，他们都不愿意变成‘资本家’”。所以，当郭凡生提出将公司每年的利润也分给不持股的员工时，股东们满口答应。于是，在慧聪最初的章程中就有这样一条：“任何人的分红不得超过总额的10%，股东分红不超过总额的30%，每年分红的70%给不持股的职工。”
　　但一开始并不是每个人都能领悟到这个制度安排的用意。让郭凡生记忆犹新的例子是，“我们第一年分红，挣了三四十万给大家分，有一个员工分了3000元，他拿了钱还以为是老板把工资发错了，又怕被要回去，就马上辞职了。”1997年之前，慧聪公司股份制改造还没开始时，郭凡生始终是一副“达则兼济天下”的架势，似乎很享受每年春节前跟大家共同分红的气氛：包下一个酒楼，美酒佳肴，装满钞票的红包堆在一张大桌子上，喊到名字的员工，就去领自己的那一份。
　　1999年，慧聪公司与美国IDG合作，建立了如今的慧聪国际资讯有限公司。随着外部大股东的进入，慧聪传统的分红制度势必发生变化。这时的郭凡生想到，慧聪可以实行“3年投资回收期，3年以后利润回报每年递增15%，在这个基础上，每年超额部分的50%作为利润中心的知识分红”的框架，这样就兼顾了投资方的回报率与利润中心员工的积极性。
　　这也就成为郭凡生所谓“劳动/知识分红”的理念――它凭借的是资本的力量，但又显然不符合资本经济的规则。郭凡生就是要让员工们知道，在慧聪公司，只要你付出了智慧和汗水，就有权参与企业利润的分配。
　　“过去有摩尔定律，我把这种动力机制叫知识定律：一家公司的价值和竞争力与它创造百万富翁的数量和速度成正比。”郭凡生告诉手下各事业部的总经理，要将这个梦想传承下去：“你们从老郭手里拿到的，一定要分到你们下头去。”
　　
　　迟到1分钟扣钱不能爬山的不要
　　
　　在慧聪公司，记者发现了一些颇为另类的“家规”――迟到1分钟就要扣钱的考勤制度；不直接给高管报销通讯费和交通费的规定；残酷的末位淘汰制，只要指标排在末位，工作态度好也要走人；员工入职培训时，如果不能爬上十三陵水库的一座山就坚决辞退……诸如此类。郭凡生解释说，“一个好的公司肯定有很多东西不合常理。每个公司都有自己的制度，制度是必要的，就怕这个制度对张三一样，对李四不一样。我知道肯定有人会骂我，但如果要让员工投信任票，我肯定会有很多人赞成我。”
　　“爬不上山的我们坚决不要，是因为大多数人都爬上去，我也爬上去了，你爬不上去，说明你体力和毅力都不好；迟到一次就扣钱，如果你不迟到，这个规矩对你丝毫没有用处。但你如果是个爱迟到的人，就会老想着这个事情。一个民主的制度可以把不适合它的人筛出去，留下来的就是适合这种制度的人。
　　“只有在有人哭的时候，一个公司才能保证它的生命力。斯巴达人在寒冷的冬天将孩子放到雪地里，几分钟后只把那些没有冻死的拿回屋子，冻死的那1/3就是末位淘汰啊。”在交谈中，郭凡生两次讲起这个古希腊的典故。“每一个物种的繁衍都有这种残酷的末位淘汰，虽然残酷但它伟大。残酷带来的结果是强大，如果完全变成温情就完了。”
　　
　　让员工有说话的权利
　　
　　5年前，郭凡生在公司建了一个内部的BBS，各地的员工可以匿名上来“灌水”。他不怕被网上的板砖拍着，因为他希望给员工一个倾诉的渠道，同时让员工对管理者进行监督。为了鼓励员工大胆说话，在公司一层大厅的左侧，一面被称作“慧聪墙”的板子上，写了这样一句话――“即使质疑你说话的内容，也坚决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郭凡生认为，一种权力如果想真正用好，必须受到监督。他举例说，公司在上海的总经理管理着近500人的队伍，在当地可谓拥有生杀大权。“如果他上班不打卡，人事不敢考核他，职工不敢说他。但有了这个内部网络，有人就可以发帖子表示不满。我们BBS的规矩就是如果有员工对你提出异议，你必须做出解释。内部网我每天都要登陆，IP地址只有我能查，其他所有人都不知道。”他从技术上来保障提意见的员工的“安全”。
　　内部网建立以来，员工提出过很多非常好的建议，但也有很多负面意见。前不久，有员工认为绩效工资的考核过于苛刻，不但在BBS激起了热烈讨论，甚至还被人捅出了公司，一度在外界产生了负面影响。
　　“从客观上讲，这的确不是一件好事。因为就是有了这个网络，才会把公司的机密都弄到外面去了；但直观来看，又是一件好事。因为职工敢于和你对话了。”郭凡生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我们福州有位员工是做IT发行的，对绩效考核制度特别有意见，在BBS上面贴了很多帖子。我就在去福州出差时私下找到了他。我说如果一个公司在你完不成指标时还给你发绩效工资，你应该赶快离开，因为这个公司已经没希望了。”
　　郭凡生看到更多的是内部网给企业带来的良性影响。他坚信，在一家企业里，存在着十几个憎恨公司的人很正常，他们会利用内部网给公司带来麻烦。“但几千名热爱公司的人，他们希望通过网络来完善公司的管理。如果你怕一小部分人来搅和，那么更多人的意见就都听不到了。”
　　
　　给部下送《康熙大帝》
　　
　　虽已到了知天命的年纪，但岁月并没有在郭凡生身上打下苍老的痕迹。他说自己天生跑步速度快，所以年轻时踢足球总是在前锋位置。“我在内蒙读高中时，和沈祥福所在的北京的高中生队有过比赛。双方最终打成2：2。那时就想当一名好运动员，后来我踢过省青年队，职业和半职业的也都踢过。”
　　郭凡生告诉记者，他最佩服和推崇的是金庸和二月河的作品。“从金庸的书中我悟透了很多道理。他的书很多都是在讲做人，好坏本在一念之差，好人可能变成坏人，坏人也可能变成好人，所以在管理公司中只有事情的对错，没有人的好坏。”他感慨道，“一部小说被拍了很多次还能赚钱，说明它和中国文化最深层的东西有一种契合。”
　　说起金庸小说最近入选高中课本的新闻，他觉得二月河的书也够资格入选高中课本。“我觉得康熙和雍正两本书写得都非常好。”他认为这两位作家都应该拿诺贝尔文学奖。“也许你会说我没品位。但他们的作品和《巴黎圣母院》一样，也是在伟大的变革时代写出来的，这就很了不起。”讲起康熙、雍正的典故，郭凡生信手拈来。
　　“大帝迷”郭凡生曾给每个分公司的总经理送了一套《康熙大帝》，在他眼里，每一个分支机构的经理其实就是“皇帝”，他们对职工有生杀大权。“我不是让他们看君臣关系，而是让他们去悟其中的道理。”
　　“我曾讲过‘常胜不好，要善败’，这点就是从二月河的书中悟出来的。康熙与他的大臣周培公对话时，周培公讲‘善败为不败’，最怕百战百胜，最后一仗打败就一败涂地，项羽就是这样败的。而刘邦不同，打败一次总结一次，败而不溃，败而不乱，从失败中总结经验，这就叫败中有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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