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光洲　敢言之魅]魅言

　　“这件事最后以这样的方式公诸于众，是个小概率事件” 　　 　　简光洲戴着黑框眼镜憨笑的样子，连同“讲真话，办实事”六个大字，被做成5米多长、1米多宽的广告牌，纷纷地，立在这个冬天的上海街头。走过路过，看一看名下小字，“哦，三鹿奶粉”――2008，中国人的一次经历。
　　今年35岁的简光洲是江西九江人。他的父亲，是一位读过私塾的地主的后代。父子同游滕王阁，父亲能从头至尾吟诵《滕王阁序》，令本科中文系的儿子自叹弗如。
　　“九江出过不少新闻人。上世纪20年代，徐宝潢的《新闻学大意》是中国第一本新闻学著作；晚清进士黄远生是中国第一个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记者。”这是简光洲进了新闻系后知道的。
　　怀抱“参与社会、见证历史”的理想，简光洲由教师而记者。2003年从南昌大学新闻系硕士毕业后，他来到上海，成为《东方早报》国内新闻部一员，工特稿。
　　9月11日，一篇1750字的点名报道《甘肃14名婴儿疑喝“三鹿”奶粉致肾病》挑明了吞吞吐吐的事态，引发一场全民讨伐毒奶粉的风暴，暗中已在进行的问责由此被迫移向前台――三鹿集团原董事长、总经理田文华先被免职后被刑拘；国家质检总局局长李长江引咎辞职；石家庄市委书记吴显国，市委副书记、市长冀纯堂，副市长张发旺，市畜牧水产局局长孙任虎，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党组书记张毅，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局长、党组书记李志国等均被免除职务……作者简光洲被网民誉为“好记者”，“社会的良心”。
　　事件发生后，简光洲一直在路上。除了甘肃、内蒙，他还去了石家庄市所属的正定、行唐、新乐和鹿泉等地，记录后续情况。而当本刊联系采访他时，他正从杭州返沪。
　　除了在马路上偶尔看到自己，参加一些活动，接受一些采访，简光洲一如从前：奔波来去，靠近事实。记者从侧面了解到，他得到的物质性嘉奖是报社发的一千多元奖金。
　　简光洲不是一个能将语言织成锦锻的人。他语速很快，常省主语，直接从动词开始。跟他对话，能收获诚恳与实在，譬如：“说出一个简单的事实其实并不容易。只是把我的工作做好了。”
　　
　　当记者，有时候就得忍气吞声
　　
　　
　　人物周刊：先说说你怎么能接近那些问题奶站的吧，这是个技术活儿。
　　简光洲：做社会新闻要软硬兼施，该软的时候必须软。在石家庄一个奶站，我跟老板商量能不能让我进去看看，他牛气得很，说不行，意思是万一我带了什么菌，把他的牛给传染了；商量拍照，他开价8000块钱。拉我去的当地出租车司机说：“你真能忍！要是我，早走了。”我说，“我要是你，也早走了。”可当记者，有时候就得忍气吞声。
　　你是去揭盖子的，谁愿意告诉你？所以还得变换身份。三鹿的事情曝光以后，当地供应奶源的村子都有村长村干部巡逻，一看是记者就把你送走，所以这次我一会儿是买牛的――当地奶农都想脱手奶牛，还是欢迎的；一会儿是债主――摸到一个专卖三聚氰胺的人家里，他的邻居说：“来晚啦，人都被抓走啦。”
　　人物周刊：说说你看到的奶农和奶站。
　　简光洲：社会化的奶站是这样：当地比较有钱的人，租几十亩地，划成一块块给奶农养牛，投资少的60－80万元，多的100－200万元，条件好的跟差的区别还是挺大。附近奶农都把牛赶到这个奶站，统一喂料，统一养，挤的奶全归站里。奶农对奶站的依附性很强，我了解到有些奶站经常会用各种理由对奶农进行罚款或扣款，譬如洗牛时打翻一桶水，要扣10块钱；也有在称重或质检时做手脚，像一桶奶奶站称是50斤，奶农复秤少算了8斤。
　　有些奶农住在棚子里，就是奶站老板盖的一些简易的平房，分给各家各户。棚子前面的空地就是养牛的。在条件比较差的奶站，我看到屋里只有一张床，非常简陋，奶农长年累月在里面。有的不挣钱还亏本，就很烦，因为圈在这棚里想出去挣点别的钱都去不了。
　　有一户，3年前花16万元买牛开始养，3年下来没钱可赚只好卖掉，只卖了6万多块钱，等于亏本10万，但“落得个省心”。还有一户，2002年开始养奶牛，6年辛苦，算算总账几乎没有赚到什么钱，但赔了工夫。
　　
　　价格不理顺，这种事情还会发生
　　
　　人物周刊：为什么会亏？
　　简光洲：价格没理顺。1斤鲜奶500毫升，去年到今年8月收购价才涨到1.3元，以前一直是0.7-0.8元，1.0-1.1元也有过。一瓶500毫升瓶装水市场价在1.3-1.5元。所以奶农不是说嘛：奶不如水。
　　人物周刊：这样比似乎有问题。瓶装水的价格包含了工业流程的附加值，原奶应该跟原料水比。1斤鲜奶的市场价在4.5元左右，当然比水贵，倒是应该算算这中间层层的增值流向哪里。
　　简光洲：我同意。在这条乳业生产链上，奶农是最弱势的一环。比方说，收购价是企业说了算，奶农没有一点讨价还价余地。即使是奶源大战之后，获利的也是奶站而不是奶农。而且，压款是惯例，这个月才能拿到上个月的收购款，才知道收购价是多少。譬如收购价是1元，奶站提1毛到1毛5，奶农拿8毛5到9毛（包含饲料成本和人力）。当地奶农管往原奶里掺东西叫“做假奶”，为什么要掺？为什么普遍都掺？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收购价能提到奶农不亏本、能挣些钱的范围，情况是不是不至于这么糟糕？
　　这些年，我们看到生产牛奶的企业在大规模扩张，扩张靠什么，靠钱。钱从哪里来？大家可以想一想。（记者在三鹿集团的网站上找到残留的企业概况：“……三鹿一直在快车道上高速行驶，创造了令人振奋的“三鹿速度”，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自“七五”以来，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年均增长30％以上。”据简光洲调查，这三五年，其产值是以2-3倍的速度在递增。）
　　三鹿说自己是“神七航天员指定专用奶”，电视广告不断，好几个明星做它们的品牌代言人，可见它在营销和品牌宣传上还是很花心思和代价的。这些都需要钱。
　　人物周刊：采访时有没有留意，除了掺东西，有没有在正道上想办法让奶牛多产奶的？
　　简光洲：有。奶农告诉我，跟牛的品种有关，现在从新西兰等地进口的品种产量大些。还跟喂料有关，精饲料价格每斤1.05-1.10元，吃这种料，一头牛每天最高能产50斤奶。但是三鹿这件事情发生后，产的奶没厂家收购，只好到各村零卖，5角钱一斤，或者一块钱3斤，实在卖不掉就送给别人，或者挑回来倒掉。这样一来，奶农喂不起精饲料，改喂青贮（玉米杆，每斤7分钱），产量一下跌到10-20斤。
　　人物周刊：我倾向于让它们回到吃青贮的产量。
　　简光洲：哈哈。再说企业，这次完达山没问题（完达山乳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婴幼儿配方奶粉未检出三聚氰胺），老总刘清泉告诉我，他们光在奶牛养殖这块投了上百亿。当初田文华（三鹿集团原董事长、总经理）为了企业快速发展，提出“奶牛下乡、牛奶进城”的思路，就是把这一块抛给社会，但监管不到位，造成今天的后果。
　　跟奶源大战也有关系。从2003、2004年之后，伊利、蒙牛、光明都到石家庄抢奶源，当地原算是比较差的奶都有人收。按照国家规定，必须相隔100多公里才能建一个奶粉厂，但在石家庄一些地方，每隔几十公里就是一家奶粉厂。
　　
　　把良心藏起来，用数据证明清白
　　
　　人物周刊：一个去过牛奶厂的老人跟我讲起过：他看到厂里有个棚，单独养着一头牛，就问厂里的人怎么回事，人家告诉他，“那是专门给我们厂长儿子养的。”可见，生产牛奶的人心知肚明。
　　简光洲：10月底，我去了三鹿奶粉事件中最早被批捕的耿金平兄弟的家。耿金平在接受警方调查时承认：他本人和家人从来不喝掺加了三聚氰胺的牛奶，他也知道“对人体无益”。但耿金平的妻子告诉我，他外甥女也喝自家产的奶（当地普遍都掺），说法各不一样。
　　但直到9月11号我们报道见报当天，三鹿的人还一口咬定他们的奶粉没问题，质监部门最近给他们的检验报告也毫无问题。我当时真有点七上八下，万一真是我写错了，怎么收拾？当天飞兰州，去访解放军医院里的肾结石孩子，下飞机时接近零点，一开手机收到同事短信，说三鹿终于改口了，决定召回8月6号前生产的婴幼儿奶粉，我心里一块大石头才落地。如果三鹿真要我拿证据，我只有手里这些母亲的控诉，医生的怀疑，我没有检测数据。
　　人物周刊：戏味蛮重的一幕：一面把良心蒙好了藏起来，一面伸出手来要科技手段、几个数据来证明自己的清白――这个时代，数据好像比良心管用。
　　简光洲：实际上，8月2号三鹿就向石家庄市汇报了这个情况，直到9月8号，河北省政府才收到石家庄市的书面报告，中央什么时候得到汇报我们不得而知。这次我去参加一个讨论会，中山大学一位教授就说，纵观这个时间表，可见我们的行政机构环节太多，成本太高，这个通路失灵了，麻木了。
　　我遇到过江苏的一位医生，他7月26号曾在质监总局的网站上留言，就点出过他收的患肾病的儿童都有吃三鹿奶粉的经历。但稍后他收到的回复是：请向卫生部门报告。那次讨论会上，我就说，如果出现紧急情况，一个负责任的老百姓（不是乱打电话，给接线员添麻烦）想在第一时间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那些常年开通的热线、网站，能不能真正发挥点作用？
　　人物周刊 ：从新闻学上讲，标题里做进“三鹿”这两个字是有效信息。从道义上讲，你和你身后的报纸有了担当。回过头从时间和细节上推敲，这件事充满荒诞感，但在事态发展过程中，每一寸较量、取舍、抗衡、平衡，都有它真切的不容易。
　　简光洲：所以我没有什么高兴的，网上说我是英雄什么的……他们看不到这后面各种力量的牵制和较量。我说过，这件事发生在我身上，是个偶然；这件事最后以这样的方式公诸于众，是个小概率事件。
　　
　　偶然与必然
　　
　　人物周刊：机会只给有准备的人。为什么不是另一个记者或另一张报纸第一个点出三鹿的名？听你的朋友说：这些年你一直在努力。说说这些年被枪毙的稿子？
　　简光洲：（憨厚地笑笑）没什么好说的。入了这一行，对整个新闻环境会有感觉，不是所有报道想做就能做的，必须学会妥协；所以对枪毙稿子会有个理解，尽量有一个把握。我对自己的要求就是：用事实说话，采访扎实，遣词造句要斟酌。做了三四年社会新闻、批评性报道，没有一家上门来找我麻烦，说我失实的。另外不能被利益诱惑，有些企业请你去采访是有目的的，比方雇你做“打手”（攻击对手企业），这种我一概不介入。新闻媒体是社会公器，不能为私所用。
　　人物周刊：到底是当过老师的人。你在中学教得好好的，为什么去考新闻系的研究生？
　　简光洲：大学语文我也教过。其实当老师蛮好的。但我们小时候不是总想着当作家、当记者挺光荣的嘛。当初入行很简单，就是想着参与社会、见证历史，利用手中的笔推动理想实现。
　　人物周刊：有人说记者是体力加脑力劳动者，主要是体力劳动者，而且收入拿出去亮亮，人家要笑话的。
　　简光洲：这不是一个谋生的行业。如果你想待遇好，轻松干活多挣钱，这不是一个好选择。有些记者为什么收下封口费？当利益诱惑与记者有尊严的生活相差太悬殊，谈理想，谈社会正义都是奢侈。家里人有时也劝我考公务员，但我就是那颗心不死，就是不甘心。我想当初为什么入行？当初的理想不能半途而废，所以我坚持。
　　人物周刊：理想主要是暴露社会黑暗面？
　　简光洲：我做的不光是揭丑、扒粪的报道。2005年，抗战胜利60周年，普京在红场接见老兵，我特别感动。打听到当年的八百壮士之一还健在，叫杨养正，91岁，住在重庆，我专门赶过去把他接到上海，写了《尊重老兵就是尊重历史》。我就想唤起人们的一种历史记忆，不分党派，只要为民族做出贡献的人都值得致敬。
　　人物周刊：有个云南孩子在网上给你留言，说你是支教时的老师。
　　简光洲：我去过三次了，两次云南，一次西藏，每次半个月。这次四川大地震，我也去了一些学校，也许不能具体帮到什么，但能跟他们说说话，让他们心里好过一点。那些小孩子特别单纯，在西藏的时候，有个学生一会儿摸个苹果出来，不给旁人，就给我吃。
　　去了就有了责任。我们现在有一群志愿者，筹到了一笔企业善款，已经资助了几百个贫困家庭的孩子，叫爱心家园奖学金。也不想再扩大范围，就这些孩子，资助到他们上高中、上大学，坚持10年、20年。我劝你有时间也到那些地方住一阵，真的能净化心灵。
　　人物周刊 ：父亲对你这次的表现有什么评价？
　　简光洲：（憨厚地笑笑）还是不错的。从小他教我做人要真诚、实在，而且有多大力量，尽量发挥出来。不过这事发生后，他也担心我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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