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伦勇渴望成为传说_勇敢传说游戏

　　乡村教育的发展，尤其是偏远山区教育事业的发展，主要依托于乡村教师的巨大奉献。此系列报道旨在呼吁更多的人关注乡村教师的现状 　　 　　蔡伦勇矮而黝黑，但神情机智，像山沟里跳动的猴子。他是不甘平凡的。年少时，他常激动地想，这绵延大山里将有一个属于他的传说。
　　
　　1998年秋天，校园建成后，他在门口栽下一排小树。学校创始之初，他甚至捡垃圾、拖地和砌围墙。“我熟悉这里每一把锁，每一张桌子。”蔡伦勇说。
　　他是心甘情愿的，为了这一天的到来，他长年被老母亲数落，遭受山村阴谋论者的揣测，在不见阳光的地下室，给一群不上学的孩子上课。
　　早晨7点钟，一群学生早已静候在校门口。他准时出现，打开第一道锁，随着学生走到教学楼，一跃攀上门栏，踮起脚打开第二道锁。然后是第三，第四道。
　　一个半小时之后，他站在五年级的讲台上，闭着眼睛，哀婉沉缓地朗诵着《枫桥夜泊》。台下的学生摇晃脑袋，跟着体验一个落魄文人的悲戚。
　　“同学们，张继能不能这样消沉下去。”蔡伦勇问。
　　“不能，他要努力，他要奋斗。”
　　“张继总是考不上大学，他要怎么奋斗?”老师继续问。
　　“再考!”一名男生抢先回答。
　　“如果还是考不中呢?”
　　“再考!”男生几乎喊了出来。
　　“要再考不中呢?”
　　“再考!再考!”男生不折不挠，语气坚决。
　　蔡伦勇显得有些尴尬，安慰着学生说：“以后大家考不上大学也不能强求，还可以念职业学校，有一技之长，也能成为有用的人才。千万不能自暴自弃。像老师这样，高中毕业后去办学，也是不错的选择。”
　　
　　创学
　　
　　织金县小妥倮村是贵州西部一个苗族村。从前村里没有学校，学生上学总要翻过两座山，走上将近一个小时的路程。大多数孩子放弃了读书。在同龄人中，蔡伦勇曾是唯一的初中生和高中生。
　　高中三年，他因矮小，又是乡下人常遭讥笑。英语老师让他领读，他兴高采烈跑到讲台上，同学却说“你也能教我们?”说罢，哄堂大笑。他坚持把课文读完，自卑感却强烈泛起。他想，一定要做点什么，把自己的地位提升起来。
　　1991年，蔡伦勇念高三。正如中国许多地方，读书无用论四处兴起，听着“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言论，他开始思索“人生的路要怎么走”。他想干点不平凡的事，至于如何不平凡，却不得而知。
　　高考过后，因为交通不便，他错过贵州民族师范学院的面试通知书，与大学失之交臂。第二年，他想复读，母亲却生病人院，把家里唯一的牛都卖掉了。医药费都凑不齐，遑论学费，他彻底放弃了读大学的念头。
　　那一年，兄弟们轮流照顾母亲，他则包揽所有家务活，四处寻找创业的机会。彼时，市场经济轰轰烈烈开展起来，村青年大量涌出，他发现前几年红火的私人学校纷纷倒闭了。
　　“这何尝不是我的好时机，”蔡伦勇说，“等到我被政府承认，在村里建一所正式学校，我就成功了。”到那时，学生们不会再像他那样，双脚长满水泡，在漫天的大雪中独自摸索爬过大山，他也将成为村教育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
　　
　　他于是借了一间草棚，摆上几块木板，在村里开始游说。最终他招揽了13名学生，每人收取20余元学杂费。
　　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六年，学生越来越多。他聘请老师，租了一间地下室，但始终没有盈余。在家中吃住，他却从未补贴家用。母亲骂他：“整天都在吃，吃了你去干自己的事，哪一件是对家里有用的?你好不好意思来吃我们的?”
　　村民看他没挣钱，感到困惑，他究竟有什么动机?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而每当县教育局来检查“普六”情况，乡长就警告他要躲好，不要把我们的问题暴露出来!
　　蔡伦勇感到难受，“只在心里默默地想：等我成功了，你们就会理解的。你们会说，我的选择是对的。”
　　1997年，他听闻一批企业家将在织金县建希望小学，他隐约感到人生的分岔口即在前方：他的学校即将被承认；又或许，学生有了去处，他却被抛弃了。
　　于是，只要有人来村子考察，蔡伦勇便想尽一切办法接近他们。他用“芦笙拦路”迎接嘉宾，敬酒，编排舞蹈。慢慢地他和乡领导关系好了起来。1998年，当小妥倮平安希望小学建成，乡长对他说：小蔡，学校就由你负责吧。
　　蔡伦勇心中的传说终于有了一个光荣的开头。他骄傲地说，“现在只要提到这学校，人们就会想到我。
　　
　　校长和他的学生们
　　
　　蔡伦勇站在走廊上，细数他种过的树苗和砌过的墙。眼前是一片青山，烦躁时他常常站在这里眺望着，“大山好像一个强人，注视着你，让你可以依靠。”
　　任校长的这些年来，他去进修，转为正式教师，也陆陆续续获得许多奖。但他渐渐发现，荣誉不再能使他持久兴奋。
　　2006年，织金县城选拔校长与老师，听闻消息的蔡伦勇内心开始新一轮的骚动：去还是不去?县城意味着更好的待遇和发展空间，但在这里，有喜欢他的学生和乡亲。犹豫了一个暑假，他还是选择了留下，“高处不胜寒”他想。在这里，他却是一个不可打败的神话。
　　十年前他满心欢喜接任校长时，他还是代课老师，一次争执过后，一名正式老师当面骂道：有一天你将被乡政府踢出去!他只是微笑着，心里想着，“我要证明给你看”。不久，“那老师上课时擅自出外喝酒，被乡领导逮住，于是被分配到更边远的山区了”。
　　另一次，学校得到香港捐赠的两台电脑，乡长要求得到一台，蔡伦勇则说：“你要可以，不过我得打电话向上级领导说一声。”乡长气得掉头就走，至今没和他说上一句话。但蔡伦勇觉得在村里，他有底气做出这一切。
　　他说自己也和中心校长闹过矛盾，气愤之下，将学校印章交还给他。但一回到学校，他就感到懊悔，“我走在校同，把每个角落细细看了一遍，很难过，觉得要离开它了。”
　　说这些时，蔡伦勇目光投向那些嬉戏的学生。已是正午时分，一些人坐在地上吃晒干的玉米粒，大部分因为家离得远，并没有吃午餐，只能追逐玩耍，打乒乓球，或干脆在树阴下呆坐着。看到我举起相机，孩子们围上来抢镜头，一个流鼻涕男孩每次都跑到最前方，摆出一个个v字。
　　一个女孩跑上来，塞给我一个梨，另一个塞给我一张纸条，害羞地跑开了。蔡伦勇看着她们，开心地笑着。这些孩子他从学前班带到现在，看着眼前的欢乐，却想起了那个叫美美的女孩。他并不知道她现在身处何方。
　　他说从她读小学二年级开始，母亲便离家出走，留下一个纵酒的父亲和四个乱糟糟的孩子――一个像猪槽般的家。他每周总会去她家两三趟，给他们带吃的和用的。2007年国庆节，这个刚上四年级的女孩莫名失踪了，一个星期后，浙江警方拨通他的电话，孩子被送了回来。“当时，她不住地呕吐，结果是怀孕，我问她发生了什么事，她沉默了半天只说她趁买菜逃了出来，向警察说出了我的名字”。
　　不久之后，她父亲酒精中毒死去，她又被嫁到了山东。这是他后来才知道的。
　　“如果我当时顶住压力，她就不会走到这一步”，蔡伦勇陷入哀伤。他说，他至今记住她的音容，每一个细微的动作，记得她无助的样子，“在最危险的时候她只记住了我，只有看着我眼神才是安定的”，蔡伦勇说，像这样的女孩不只一个，这些年，他总在想，为什么她们不安定，为什么没有安全感，作为老师，自己能做什么，该做什么。蔡伦勇说无论自己走多远，都不会忘记这一切。
　　去小妥倮的那天，汽车绕过一座山又看到另一座，想像不出路会有尽头。到达时，夜晚已然来临，村庄里扑闪着星星点点的微弱灯光。几十个孩子吱喳着在路边玩耍，等候蔡伦勇教他们唱苗歌。不一会，嘹亮的歌声响起，满天的繁星爬上夜幕，闪烁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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