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回收企业的窘境 窘境

　　同政府部门谈垃圾分类，很多都还有兴趣，但提到循环经济，却连尝试的可能都没有。 　　 　　广州市黄埔区茅岗路1177号，万绿达集团软包装回收利用中心，一个有着三面围墙、两层水泥楼房以及约300平方米仓库的混合建筑物，藏身于附近的工业区中。院子里，5个戴着口罩，身着绿色卡其布工作服的中年妇女，正在散发着浓烈臭味的垃圾堆里挑拣出一个个软包装盒子。
　　2009年一年中国消耗的软包装就超过300亿个。全部填埋，需要征用上百万亩土地，完全焚烧又会带来二英污染。
　　这些苍蝇萦绕的现代化生活“附加物”，在回收利用中心总经理郑桂平的眼中，就是可以赚钱的资源。他指着身边分拣出的软包装说：“最高一个月我们回收超过1300吨，全部来自广州各角落，然后将它们重新变成笔记本、考试用纸、礼物包装或者塑料桶等等。这可是在为整个社会做善事！”
　　当然，他所说的善事还得打个折扣，因为他们再生产出的上百吨商品至今还没卖出去一件。
　　 
　　热情
　　万绿达对软包装回收利用持有的热情，始于去年4月。
　　最初，软包装物在中国没有回收商愿意回收，虽然其含有纸浆成分，但普通纸厂没法完全处理，还得再拣出来扔掉。直到2006年，全球最大的软包装提供商瑞典利乐公司，开始找到中国一些小纸厂，并给后者提供资金和技术，才催生了这门生意。
　　2010年，这条产业链达到荣誉顶峰：上海世博会的指定卫生纸“自由森林”，便是由上海东冠纸业从厦门一家利乐包回收工厂购买纸浆后生产的。跟随这股潮流，万绿达成为了软包装回收大军的一员。
　　此前，成立于上个世纪90年代的万绿达公司，一直从事的是向各类出口企业和制造工厂，收购废铁、废钢、废铜、废纸和废塑料。“这些是废品，却不算垃圾，因为普通人都知道它们能够卖钱。”
　　软包装却不同。每户家庭、每个学校、每个公共场所都是大量产生地，但却无法像一般废品一样，直接大批量回收。然而没有规模，就没有收益。
　　万绿达最开始的做法是，派出业务员，到聚集了全城居民所有丢弃物的270多个垃圾压缩站，向垃圾压缩站的工作人员或者环卫工人以每吨1300元的价格回收软包装。
　　起初，他们按照压缩站所称重量付钱，结果1吨软包装，拉回来自己称重却变成800公斤。原因是来到垃圾压缩站时，所有生活垃圾和废弃物都混为一体，软包装物早已吸收了大量厨余垃圾的水分。
　　还有人说没有软包装，只卖纸箱给他们，结果大量纸箱里塞满了软包装物以增加重量。后来郑桂平每次都亲自计算重量，他发现垃圾压缩站卖给他们的软包装，平均含有30％-40%的水分，这么做完全是亏本生意。
　　不得已，他让人买了许多电子厨房秤，这种机器可以得到去除水分的重量。
　　“我们承受底线是10%（水分），超过就得减。”但这样完全加重了工作量。后来他们又要求不能装在黑色塑料袋里称重，而必须放到透明的塑料框里。
　　同湿漉漉的软包装相处了几个月，郑桂平比任何人都盼望垃圾分类的真正到来，2010年2月，广州市委市政府公开表态：广州市垃圾分类立法项目，由去年底的“预备立法”状态，提升为2010年必须完成的正式项目。今年4月1日，广州正式实行《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暂行规定》。
　　这些好消息给郑桂平和他的公司带来信心，他们甚至作出决定，不仅要做回收，还要做再生利用，这样万绿达才有了生产再生纸的计划，无论对于政府、居民、企业还是环境都有好处，听上去很美。
　　
　　现实
　　郑桂平的理想很美，想让“白色污染物”变成像煤矿一样的资源，等到他真正去攀登，却发现高峰根本可望不可即。
　　“为了回收到干净的软包装，我跑遍了北京、河北、山东、浙江等8个省市，有回收利乐包的地方我都去过。”
　　结果发现，没有一种方法令他感到完全满意。如果不想在回收站上搞“抢救式回收”，那么唯有在源头上做文章。
　　他回来后，将回收源头分为：第一类社区，第二类学校和企业，第三类是火车站和机场。这些地方收集的软包装，刚刚被丢弃而没有遭受太多污染，从这几类地方运来的软包装，基本可以实现他的目标―10%水分。
　　不过麻烦也相当明显，去社区要同区委区政府打交道，去学校要同教育局打交道，去火车站要同铁道部打交道，涉及垃圾压缩站和垃圾车，要同城管局打交道，希望环卫工人合作，要同环卫局打交道……
　　总体来说，有多少源头就得争取多少单位支持，但并非所有政府机构都对循环经济感兴趣。
　　郑桂平非常看重的暨南大学，就感受不到万绿达的存在。位于暨大周转楼Ｃ座下的垃圾处理点，是暨大员工和学生宿舍楼生活垃圾集结地，理想的软包装回收地。
　　这里进门左手堆放着衣服、蚊帐、被子和一次性塑料、被子等物品，右边是还没有分拣过的黑色垃圾袋，摞起来约有3米多高，里面有三女一男四个工人，一直不停分拣，如果是蒙牛牛奶盒子，或者快餐盒，便全都扔到身后的空地上。
　　记者向该分拣点负责人谢东明提到软包装，他反问道：“你要吗？要的话让他们分拣出来，但要两天后才能给你，这东西平常很少有人收，我们一般不会留下，因为那东西两天就能臭死人。”
　　官方统计数据显示，从1999年以来，广州生活垃圾总量十年翻了一倍。到2010年，广州现在每天产生的生活垃圾已近1.5万吨。
　　垃圾围城的后果是谢东明们工作量加剧，他每天要从早上7点干到晚上10点，才能保证片区垃圾及时运到暨大垃圾压缩站进行处理。
　　处于高度负荷运转的还有广州市环卫垃圾车，有媒体在2009年就报道，广州如若实行垃圾分类，至少要增加2000台车。事实上，广州目前尚为各类垃圾配备专门运输车，所有垃圾在送往压缩站的旅途中，大部分乘坐的是一种红色无棚卡车，一次能装24个垃圾桶。
　　万绿达软包装回收利用中心副总经理王鸿生抱怨说，政府既然实施了垃圾分类条例，便应该加大对清运回收的力度。“比如给环卫工人时间，让他们在工作时，第一时间分拣出软包装。”
　　他说这样做不仅企业能回收到好的软包装，而且从源头上就能减少垃圾数量，最终降低处理垃圾的成本。
　　但在日益增多的城市垃圾，以及有限的市政基础设施和处理人员的矛盾下，他的抱怨触及了中国垃圾分类的软肋：谁来负责分类？谁来负责清运回收？
　　 
　　无奈
　　《广州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暂行规定》出台后，广州各社区仅仅多了4个写着可回收物、餐厨垃圾、有害垃圾、其他垃圾的垃圾桶，却没有相应的人员和设施去做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置。
　　城管局负责的是尽快运走堆积的垃圾，而不是负责促进循环经济，因此他们还有规定，垃圾一旦被送入压缩站便严禁分拣变卖，否则就要扣工资。这也是万绿达最初在压缩站回收，总是收到湿漉漉软包装的原因：工作人员不可能做到仔细分拣。
　　认清现实后，郑桂平认为企业得靠自己摸索建立回收体系。他们找到黄埔区的文冲小学开展了自己的试验。
　　去年12月10日，广州市城管委副主任张建国、黄埔区副区长肖南龙还有黄埔区教育局领导，一起到万绿达回收中心举行了“饮料软包装盒回收”垃圾分类工作启动仪式。
　　盛大仪式举行完毕，万绿达派人现场演示了软包装收集办法，接着所有学生每人凭1个软包装，置换1份再生利用笔记本。
　　“中小学生都是牛奶和饮料消费源头，他们自己搞收集岂不方便？”怀着这份构思，他们还采购1100个垃圾桶送给黄埔区各中小学校，专门用来回收软包装。
　　“我们买的都是麦当劳装番茄酱那种桶，一个20元，因为害怕如果质量不好，会影响小孩子们健康。”
　　除了让下属采购垃圾桶，他还与学校达成协议，每运送一吨软包装，学校可以得到300元现金和价值300元的再生考试用纸。
　　郑桂平满怀信心，终于可以回收到质量数量都稳定的软包装。实行一个月后，南都周刊记者来到文冲小学五年一班，看到这个白色垃圾桶里，在下午放学后只有4张《广州学生报》，看不到任何软包装牛奶或饮料盒子。
　　五年一班的陆柱?，知道这是可回收垃圾桶，每天他和其他同学会往这个桶里扔草稿纸、报纸、饮料瓶或者喝过的风行牛奶，最后一项总是很少。万绿达、软包装以及学校的交易，他根本无从得知，班主任可不会每天都提醒他们将喝过的牛奶盒子扔到教室最后面的白色垃圾桶。
　　一个月时间，从这1100个垃圾桶里， 万绿达回收了约250公斤的软包装。“中小学根本不重视这个事，教育局也没把它当回事！”王鸿生最后得出结论。
　　广州市黄埔区教育局综合科经办此事的一名许姓干部的回应也理直气壮：“与万绿达合作，我们更看重‘大手拉小手’，通过这些活动向青少年灌输垃圾分类意义，让他们回家后好带动家长搞垃圾分类，毕竟我们教育部门更看重教育意义，而不是垃圾回收率。”
　　 
　　冷落
　　事实上，相关政府部门不是不知道垃圾回收的意义，但没有一个部门敢于承担这项综合工程的重担。郑桂平划分的几类源头，只有火车和飞机场因为本身要清理垃圾，而与他们积极采取合作。
　　回收不畅，再利用也得不到保证。万绿达每个月回收到的软包装质量不一，生产的产品质量也无法统一。例如回收的软包装夹层很多都是白芯，就只能多生产白芯纸，相反如果是黄芯较多，就只能多生产黄芯纸。
　　这种不确定性，再加上市场上从未销售过此类产品，郑桂平并不知道消费者需要什么？从去年11月开始，万绿达陆续生产出11种再生产品，“我们只有让市场来告诉我们，什么产品是最好卖的。”他说道，目前他们正在联系一些文具批发市场。
　　最主要的一种产品，是一种A4纸张大小的再生纸笔记本，也分为黄芯和白芯两种，黄芯的有些粗糙，看上去非常像中国古老的宣纸。虽然具有书写流利、不伤眼睛的优点，但它的外表设计并不华丽，也不气派。既没有学生用笔记本那般小巧，也不讨上班族或公务员欢心。
　　郑桂平也没有可供宣传的广告费用，同他的名片一样，笔记本封底后下方写着：“万绿达集团牛奶盒、饮料盒之再生纸印制。”这是他唯一能拿出的竞争优势，他希望庞大的政府消费能支撑他们发展，就如同美国在克林顿时期颁布的规定：政府用纸的60%必须是再生纸。该规定很快扶植了美国的再生纸行业。
　　可惜，这项期望就如同期盼政府帮忙搞回收一样，尽管实施了垃圾分类，却没有一个部门业绩考核是扶持某种循环产品的销量，补贴政策就更谈不上。
　　郑桂平同政府部门谈垃圾分类，很多都还有兴趣，他们还能尝试“文冲小学试验”，但提到循环经济，却连尝试的可能都没有。
　　今年年初，王鸿生曾经多次带人去广药集团，希望后者能参观他们公司，并提出可以将绿盒王老吉回收再生产后再返销给广药。广药集团是中国华南地区的大型国企，他们生产的绿盒王老吉每年要消耗10亿个利乐包。这本是循环经济的一个特长，工厂循环利用都是同一批原料。
　　但直到垃圾分类实施一月后，万绿达也没能等到广药相关老总的身影。广州王老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关部经理梅果说，公司还没有接到类似合作的通知，“五一”之前他们的重心都全力扑在生产上，而且他们不知道，万绿达公司的技术，能否像利乐公司生产线那样具有无菌化，同时保证每小时2.3万盒的生产量。
　　“至少他们应该来看一看，这样双方可以坦白各自顾虑。” 王鸿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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