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决心_政府决心最关键

　　当垃圾焚烧正从单纯的环境问题转向城市治理的新公共危机，垃圾分类被当做解决危机的一剂良药，但设计一套垃圾分类和收集方案，事关所有家庭、小区、社会、企业和政府。 　　南都周刊为此专访了王维平、黄小山、毛达，三位不同背景，却长期关注垃圾处理问题的专家，一起探讨垃圾分类离中国还有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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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1日，广州正式实施国内首部城市垃圾分类管理法规，在大多数小区连分类垃圾桶尚未准备，许多居民不知道垃圾分多少类，街道经费不足没有分类垃圾车的情况，这部突然降临的法规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黄小山：首先，我认为出台法规是没有错的，垃圾分类是一个庞大的工程,客观上说中国十几亿人都会波及，在这么一件大事上，没有立法是不可想象的。
　　但仅有立法又是不够的，关键还得有靠谱的实施方案。否则，居民费心费力分好垃圾，政府又全部混到一起，运到填埋场和焚烧场处理完事，就变成“脱裤子放屁”了。
　　王维平：从国际上看垃圾分类也是比较复杂的，比如，日本垃圾分类了12年， 还有17%的人不按规矩倒，居民垃圾分类率也只有80%左右。德国垃圾分类了10年，目前还有22%的人不按规矩倒，居民垃圾分类率也只有70%左右。
　　所以，去年北京起草的法规就规划了5年的适应期，今年年初我们又取消掉类似广州的罚款规定，在居民还不清楚垃圾如何分类的情况下，贸然实行不可能的罚款，是一件既不严肃，又打击居民热情的事。
　　毛达：垃圾分类看似简单，其实取决于每一个人的价值取向、道德水平和生活习惯，也取决于一地的市政部门能否设计出适合该地大多数人的分类和收集方案。
　　事实上，公民参政议政能力比较强的发达国家，推行垃圾分类都不容易，广州仅仅出台条例而又没有拿出可行方案，这不可避免将出现北京的曲折反复。
　　北京最早做垃圾分类的大乘巷1号院，奥运结束后, 一年也只做五六次厨余垃圾收集与清运，主要是就为了做宣传，平时都是垃圾混装，这样的垃圾分类，其实是假的垃圾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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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十二五规划期间，广州市要在五年内，新建11座垃圾处理设施，其中7座焚烧厂、2座填埋场、2座生化处理场。花费大量资金在垃圾处理硬件设施，会不会违背垃圾分类是从源头上减少垃圾的意义？
　　黄小山：如果政府是真心诚意实行垃圾分类，那么以现有垃圾量修建的焚烧厂，很可能就将面临“喂不饱”的窘境。
　　按照国际经验，垃圾分类都将减少垃圾量。比如日本在实行垃圾分类10年后，东京垃圾年产量相比20年前减少了一半，而这也导致东京的25座垃圾焚烧厂中，竟有10座因无垃圾可烧被迫关闭。广州垃圾分类真的有效果了，一些焚烧厂无用武之地，等于变相浪费纳税人的钱。
　　王维平：2009年，我从北欧考察回来，就写信给北京市长，国外一般对垃圾处理的投入分为三个部分：垃圾减量化占1/3，管理占1/3，末端也就是这些处理设施占1/3, 通常2/3的资金，用在垃圾处理之前。而我们目前90%以上的费用，都用在末端处理垃圾上，实际上这是不合理的。
　　无论什么样的垃圾处理方式，均会对环境造成影响，只是看能否控制在安全范围内。
　　垃圾分类主要不是为了烧，而是通过分类来回收利用有用物质，从而极大地减少末端的处理量。因为垃圾是污染物，如果污染物减少了，那么处理量低了、处理成本低了，环境污染的风险也降低了。
　　毛达：在中国，比如北京每年投在垃圾分类上的专项资金只有2000万元，但一个垃圾焚烧厂的投资就超过8个亿，这就是典型的“本末倒置”。其实搞垃圾的人清楚，解决垃圾问题的根本点不是最终如何处理它们，而是如何发展循环经济，也就是通常说的“3R”原则――reduce(减量)、reuse(再利用)、recycle(再循环)，首先就是在源头减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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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看来，当垃圾分类不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时，政府仍然将化解垃圾危机的希望放在焚化炉上？
　　黄小山：建立一个焚烧发电厂，是能够拉动当地GDP上升，带来效益的。同时与垃圾分类回收这些脚踏实地、吃力不讨好的苦活相比，建焚烧厂实在是轻松多了。
　　王维平：在垃圾处理问题上，政府面临什么样的困难，应该首先与公众建立有效沟通机制，让公众信任政府。比如芝加哥以前也是垃圾围城，城市公示要建垃圾焚烧厂，结果引来市民反对，于是政府就与市民代表协商，未来三年芝加哥市民做到了垃圾减量，就不建了，如果做不到就另当别论。从这个意义上说，广州市政府应该更加开诚布公告诉广州市民与企业，对于垃圾分类的规划。
　　 毛达：在研究美国历史中的垃圾问题时，我发现同样的现象。一位观察家说道，如果哪个竞选市长的政客在其施政纲领中提到要推行“垃圾分类”，这无疑是在为败选作准备。虽然这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老黄历，但就在今年旧金山市市长提出要在该市推行强制垃圾分类，违者罚款的政策时，时事评论员还是为他捏了把汗。
　　作为对比，中国搞垃圾分类基础更弱，因为只要涉及基层工作的政策措施，都是对政府管理能力的重大考验。而垃圾分类本身是一项需要细微基层工作的事业。
　　在现有行政体制下，没有一个单位愿意为自己承担重任，投入资金宣传动员居民，监督企业回收利用，花费人力物力考核分类实施情况。相比之下，将垃圾消灭掉就省事得多。这便是多年来中国政府对待垃圾的思路，是想办法处理它而不是想办法综合利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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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方面是“垃圾围城”，另一方面又是“垃圾分类”难以实施，那么目前还没有可行性操作方案避免中国垃圾处理走向焚烧极端？
　　黄小山：今年春节前，我向北京市市政市容委递交了一份“绿房子”垃圾分类方案。
　　简单说就是要在居民房间开始投入设备，这套餐厨垃圾减量分类设备以最经济、最快速、最环保的方式对餐厨垃圾进行减量，并实现将餐厨垃圾中的水、油及非餐厨垃圾进行分离。经深脱水后的餐厨垃圾热值大幅度提高，适合投入正规的垃圾焚烧设施进行后续处理。
　　 对可回收的垃圾也要进行准确分离，具体做法是收编非法的拾荒大军， 用高效的管理直接向居民收购可回收物，并直接卖给加工工厂，避免倒卖和二次污染。
　　整套绿房子体系， 成本加起来估计十几个亿，也就是建一个垃圾焚烧厂的钱。
　　王维平：垃圾分类是一个系统工程，要做到切实有效，必须各个相关部门密切配合，而不是互相脱节，互相推脱。
　　比如我们要限制包装，这属商务局管辖，可商务局不用考虑垃圾问题；再比如说净菜进城，这应该属于农业部负责，农业部也不用考核城市污染和垃圾减量。还有废品回收属于发改委负责，发改委也不用对垃圾处理成败担当责任。
　　各个部门缺少必要的配合，那么垃圾的减量化就不能够实现。
　　此外，公众、非政府组织、媒体也必须行动起来，让垃圾处理走社会化管理的路子。政府要做好立法、投入资金和设备，媒体进行报道宣传，公众选出居民代表组成监督小组，企业要积极参与。
　　毛达：无论是分类收集还是分类投放，都应该由“政府主导”，但是“政府主导”又如何能真正地发生？没有压力和动力，世界上所有政府的反应都是“惰怠”。
　　 不管有没有政府的支持和参与，真正的示范恐怕还是要由一些公民自己作出。因为迄今为止，全球都很难看到有说服力的政府“示范”。
　　1975年，面对日渐上涨的垃圾处理费的压力，日本静冈县沼津市数个社区的居民自发地开始将家庭垃圾分成三类。他们的行动是日本垃圾分类的源头，不仅很快成为城市垃圾管理的一部分，更使沼津成为日本其他地方政府效仿垃圾分类的模范。
　　比起政府选择的“示范小区”，我们更应该关注那些自发的，更有动力改善自己环境的小区，因为具有积极性，他们获得成功可能性更多，因而示范意义也就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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