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想了解一个国家要摆脱掉所有形象】代表一个国家形象的动物

发布时间:2020-03-25 来源: 人生感悟 点击:

  60多岁,1米9的个子,当米歇尔?康?阿克曼一袭黑风衣出现在北京的街头时,你会恍惚觉得,他是一个传教士。事实上,这个和中国一直有不解之缘的德国人,一生都在做文化传教士――自1975年从德国到中国留学,到1988年组建歌德学院,前后四次在中国工作,2006年又回到歌德学院中国分院任院长。
  歌德学院,50多年来一直在全球从事着以对外文化及教育交流为中心的工作,介绍有关德国文化、社会以及政治生活等方面的信息,展现一个丰富多彩的德国。目前已遍布78个国家和地区。
  在36年里,阿克曼把中国作家张洁、刘震云、王朔等作家的作品翻译成德语,对中国文化有深刻的了解。这个通晓九种语言的德国人曾在歌德学院意大利、俄罗斯等分院工作很多年,对于不同文化的独特性和互相之间的交流都有独到见解。他为中德两国文学、戏剧、电影等领域提供了大量的交流机会,同时,作为德国国家项目“德中同行”负责人,他也向中国推广德国。
  阿克曼将会在今年4月底退休,此后将会留在北京,为中国政府提供咨询,帮助中国在其他国家开展的中国文化年。
  
  N=南都周刊A=阿克曼
  
  N:你怎么看国家形象片这类公关活动?
  A:实际通过这类东西更能够了解政府――政府希望用什么方式来表达自己。国家委托一个机构做类似的工作,这类工作基本上有两种类型,一个是考虑委托人的爱好,委托人的偏见,委托人的经费能力,委托人的目标等等。第二种是考虑目标人群要了解的是什么。从一般的工作效率来讲,第一种更重要。
  N:就是经费提供方满意就好了?
  A:对,就是令政府满意就好了,他还会继续用你。实际上这些东西的效率和结果非常不容易评估,有多少美国人看了这个片子之后对中国的形象很大变化?这根本无法知道。不过领导人看这个片子说好,就非常有用,所以好的公共活动要说服委托人。
  N:只有中国这样么?
  A:在中国这种现象可能比其他国家更普遍,但是并不能说在德国等西方国家就不存在。我认为类似活动的主要目的应该是设法影响目标群,但是,我估计大多数实践起来都是在影响委托者。
  N:每个国家都希望推广国家的形象,觉得其他国家并不了解自己的国家或者人民。
  A:这里面有个问题,一个是形象,一个是了解。形象是很复杂的,和了解完全是两码事。以德国人的形象为例子,德国人就是很忠实,很可靠,很枯燥,很刻苦,你觉得这符合你对德国人的印象么?
  N:符合。
  A:对,可以这样说。但200年前,德国的形象在欧洲完全不同。德国人喝酒,没有文化,野蛮,爱打架等等,而现在德国被认为是一个工程师的国家,这种形象是工业化后期慢慢形成的。
  但是这种形象一旦形成,要改变通常不容易。
  有意思的是,我碰上了很多在德国呆过的中国人,他们有很多和德国人相处的经验。具体到他们熟悉的个人,一点都不符合这个形象。可是他们看“德国人”马上又回到了原来那个形象里。他会讲他认识的那些德国朋友多么不忠实,不靠谱。但是,你问他德国人是什么样,他还是回答忠实、靠谱。
  所以,别以为拍一个片子就可以改变一个什么形象。
  N:歌德学院的宗旨之一就是文化交流,加深其他国家对德国的理解和了解,这会对改变国家形象起作用么?
  A:应该把形象和了解这两种工作很清楚地分开。就像你买一个汽车根本不需要理解这个汽车的技术,比如说奔驰,开奔驰我自己觉得很好,很了不起。
  N:但是它只有品质真的好了,大家才会慢慢地有这种印象。
  A:对,如果造成形象和实际的距离太大了,再制造形象就不起作用了。现在你一听德国制造,一般来讲就是技术比较好,比较耐用等等,但从设计来讲,你并不知道它的质量。
  “德国制造”最初是19世纪英国人在产品上,强制要求标注德国制造,警告顾客这个东西的质量是很差的,跟英国制造的东西不一样,直接制造了一种被动的形象。这种形象慢慢被实际中改变,德国制造变成了一种品牌。这不是公关公司或者形象片可以改变的,这是人对产品长期经验的认识过程。
  N:但歌德学院最初建立,不就是因为战后,德国在欧洲的形象不佳,还是会经常和纳粹联系在一起,当时德国想扭转这种形象么?
  A:对,组织这么一个机构,一般来讲是政府的决定。因为这么大的一个机构,只能用公共的拨款。但政治家的想法是一方面,实际的文化教育和交流是另一码事,两者也是不同的,甚至偶尔两个立场会有冲突,过去歌德学院跟德国政府也出现过很多这样的冲突。
  N:冲突在什么地方呢?
  A:他们觉得制造的形象不符合他们的要求。
  比如我们请了对政府很有批评性的知识分子或者是政治家,或者不被普遍承认的人参加我们的活动,政府非常不满意,现在德国文化的一个代表─君特?格拉斯,他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并不受政府的欢迎,歌德学院那时候请他参加活动,当时德国外交部就向哥德学院提意见,认为这个人不能代表德国,但歌德学院还是坚持请他。
  N:你们最主要的经费还是来源自政府,怎么在这种冲突中保持独立性?
  A:歌德学院的情况比较特殊,这也是跟德国的经验有关系。1950年代,对于纳粹的反思浪潮下,歌德学院组建时就决定把政治和文化分开,所以我们跟法国和其他国家的对外文化交流机构不一样,我们是一个独立的组织,不是政府的组织。国家跟我们签了一个合同,必须给我们拨款,但不允许干涉我们的活动。这个当然有一定的理论性,确实国家有时候表示出很激烈的不满,他们用各种各样的压力,用各种各样的影响来干涉我们的工作,可是不能直接对我们说什么东西不能用,什么事情不可以做。每个歌德学院的院长或领导独立性都很大。
  N:我也看了德国的国家形象片,但很难通过这个片子了解德国和德国人。
  A:是,作用只是暂时的。制造形象需要不断有新的刺激,类似的东西要经常换,否则别人看了三次就不想看了。
  法国也在努力制造法国的形象,但萨科奇的某些行为,就会导致中国老百姓跑到法国商店去抗议。形象这种东西很奇特,特别容易往坏的方向变。
  政治家喜欢搞国家形象这类东西,为什么?因为他们觉得国家形象变化很快,政治家一般来讲想得不是很远,他马上要改善自己国家在国外的形象。问题在于目标,要制造一种感情,政府却要付很大的努力,花很多的钱,刻意做一些小小的印象。
  N:那国家形象的制造,还是否有价值呢?
  A:制造一种形象也有它的用处。人可能通过这种形象开始对某一个国家,对某一个文化感兴趣。不过应该注意到,这种好奇的结果跟你所想制造的形象不一定一样,可能正相反,人们开始理解,开始研究,开始接触,可能结果跟你所期待的结果完全相反。
  N:您三年前开始做德中通行的项目,当时的想法是什么?
  A:这种活动其实介于刚才我们讲的制造国家形象和加深了解之间。这个项目的资金一部分是政府给拨款,也有企业的赞助,当然政府想利用这个活动来改善中国人对德国的印象,企业愿意通过这个活动提高他们所卖的产品在中国的形象,或者企业的知名度等等,我们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来发展一种互相理解,但最后,活动的复杂性和矛盾性也出现了。
  N:有什么矛盾?
  A:企业觉得你对他的产品这样做是太复杂了,太没用。他们需要的只是一种广告。政府也是这样认为,做那么复杂有什么用。我们基本的观点是,你确实想了解一个人或者国家,那是因为有一个基本的好感。所以,制造一种好奇,制造一种愿望,让人确实想了解你,靠一个简单的形象片之类的不行,而是要创造一种长期的很深刻的好感,即使好感中甚至包含了批评,不是百分之百的赞成。这个比做广告复杂得多。
  N:你希望达到的效果是这样的?那结果呢?
  A:对。我觉得不能要求这三年之内确实让中国人和德国人深刻到什么地步,也不能要求通过三年地方性的活动,把德国的形象就完全改变了。我看了一个调查,中国人最喜欢的民族,就是德国人,我觉得这是我们德中同行的结果。(笑)
  N:我没参与德中同行的活动,怎么也得出这个印象呢?
  A:当然我是开玩笑了。这个形象不是德国政府制造的,也不是德中同行制造的。这种好感产生的原因是复杂的,可能德国的产品确实好,可能德国对中国也不是一种威胁,还有马克思……形象里有很多的因素在起作用,国家形象特别容易被政府影响。
  但比较奇怪的是,在德国的调查结果和中国正好相反。德国人对其他国家印象的排名里,中国是最差的,倒数第二的是法国。
  N:您觉得原因是什么?
  A:分析这个的问题也很复杂,可能有媒体负面报道的因素。德国人害怕中国把他们的工作抢走,害怕德国工厂破产。还有,他们对中国人有各种各样的想象,虽然你们会觉得那些想象都很荒唐,可是这种想象就是存在的,也不容易说服。
  我在1975年第一次到中国之前对中国充满好奇,我那时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但对苏联、东德都已经失望了,在想象中,中国是一个成功的社会主义国家。实际上,我对中国当时的情况并不了解,对“文革”有各种各样的幻想。到了中国之后很快就发现中国完全不符合这种形象,和我一起来的大部分人干脆就失望了,觉得中国人骗了我们,今后都不要来中国。但我明白,这个问题不在于中国,这个问题在我们脑袋里。其实,无论是好的形象或者是坏的形象,都会对真正的理解有一种距离。
  N:既然当时那么失望,那你为什么还是对中国有兴趣?
  A:这里肯定有一种缘分,没法解释,我为什么没有去拉美或者非洲而专门到中国来,就是对中国感兴趣,对中国有好感,就算我批评中国也是因为我喜欢中国。但是,刚开始对一种文化、一种民族有一种好奇,这个形象会起一定的作用,真想了解这个国家,就要摆脱所有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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