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市场十字路口_市场十字路口限速

　　天津谈判最引人注目的,或许不是谈判本身,而是中国碳交易市场的前景。如今,碳市场已经产生每年一千多亿美元规模的“大蛋糕”,未来全球碳市场的蛋糕有多大?中国在建立真正意义上的碳市场后又能分到几杯羹?
　　
　　与一个月前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喧嚣相比,天津气候谈判会议多少显得有些冷清。本地的出租车司机甚至将气候与气象混为一谈:“是去气象大会吧?”
　　10月4日至9日,新近落成的天津梅江会展中心迎来一批新客人,今年第四轮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在这里举行。最终,天津谈判未能制造惊喜,只在少数议题上取得非常有限的进展。此次天津谈判最引人注目的,或许不是谈判本身的进展,而是中国碳交易市场的契机和前景。谈判期间,有多场关于碳市场的论坛,且场场爆满。在这些论坛上,传出了中国将鼓励碳排放交易试点、首部碳交易管理办法将出台等消息,昭示着官方态度的微妙转变。
　　
　　停滞的碳市场?
　　在很大程度上,碳市场是国际气候谈判直接催生的。自《京都议定书》2005年2月生效以来,全球碳市场交易规模成倍增长。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全球碳市场交易金额从2004年的7亿美元增加到2009年的约1440亿美元。
　　千亿美元的碳市场蛋糕中,欧盟是主导力量。2009年,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U-ETS)的交易量为1185亿美元,清洁发展机制(CDM)项目的交易量则只有202亿美元。最早提出在温室气体减排中引入市场机制,并力主将其写入气候谈判文本的是美国。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于小布什政府退出《京都议定书》,碳市场在美国未能真正开展,最终在欧洲落地开花。
　　据国际排放贸易协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亨利?德温特(Henry Dervent)介绍,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减排成本,欧盟决定在内部推行基于排放总量控制的排放交易体系。这意味着,在确定排放总量并分配指标后,那些减排措施得力的企业,就可以在欧盟内部出售其节省的减排指标。
　　至于中国公司可能遇到的另一种碳交易形式――CDM,则发生在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发展中国家尚没有绝对减排的义务,但可以将合格项目的减排量出售给发达国家,获得额外的资金。发达国家也可以用较低的价格来购买CDM项目,从而实现“双赢”。CDM项目需符合一定标准,并在联合国注册。
　　这几年,碳的价格几起几落。欧盟排放交易体系的碳价格在2008年曾接近每吨30欧元,但在2009年年初跌至每吨不到10欧元。“从2008年年底金融危机爆发开始,碳市场开始走低,现在还处于低潮期。”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教授、世界资源研究所中国首席代表邹骥告诉南都周刊记者:“除了金融危机,不确定的谈判进程也影响了碳市场。”
　　眼见第一承诺期即将结束,各国需要就2012年之后如何应对气候变化达成一个减排目标雄心勃勃且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倘能如此,全球碳市场将进一步呈几何级数发展。
　　去年年底的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以不亚于一场奥运会的热度,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但那次谈判,让很多人经历了从期待到失望的过程。今年以来,谈判进展也不顺利,美国气候法案未能在其参议院通过,更是为气候谈判蒙上了一层阴影。
　　这种情况之下,碳市场的前景不被看好,CDM更是前途未卜。在中国从事CDM交易中介的公司或机构开始裁员,而中国一些公司的CDM项目在联合国注册时也先后受阻。
　　但有人并不悲观。德温特告诉南都周刊记者:“虽然某些国家在减排问题上停滞不前,但碳市场的停滞只是暂时的。我得承认,碳市场在美国获得政治支持的前景并不是那么清晰,但美国最终也会认识到排放贸易的重要性,引入碳市场。实际上,美国商界已经相信,如果美国必须做点什么,那么将很快在排放贸易上做点事情,将其转变为商业机会。”
　　“我们当然期望达成全球性的减排协议,但即使没有这样的协议,碳市场仍然会存在,欧盟传递了清晰的信号,欧盟碳市场依然会继续。”他说。
　　
　　自愿减排“秀场”
　　对中国而言,CDM市场的走低,无疑是一个巨大阴影。因为CDM几乎就是中国碳市场的代名词,同时为中国企业带来每年数以十亿美元计的收入。
　　“CDM市场是由政治决定的,发达国家不想埋单,他们想撕毁《京都议定书》,而没有《京都议定书》就没有CDM。”邹骥说。从本质上来讲,CDM是发展中国家减排,由发达国家埋单,其一级市场交易必须以项目形式进行,且项目大部分不在中国交割。因此,中国的CDM市场不算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碳市场。
　　但中国一些城市已经迫不及待地成立碳交易所。2008年年底,北京环境交易所、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和天津排放权交易所几乎不约而同地挂牌。由于中国还没有绝对减排的义务,这三家交易所无法像欧盟排放交易体系那样开展基于排放总量控制和指标分配的碳交易,只能模仿美国芝加哥气候交易所的自愿减排模式。
　　目前,三家交易所都有自愿减排碳交易的单子成交。借助上海世博会的东风,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还在今年推出“世博自愿减排”活动,企业或组织可以自愿购买减排量,以抵消其世博会上的碳排放,而购买费用将用于风能、水电、垃圾发电等环保项目。在天津谈判的一个场外论坛上,万科集团董事长王石就提到,世博会万科馆是“世博自愿减排”项目的第一个埋单者。
　　不过,三家交易所的自愿减排交易生意可谓惨淡经营。截至2010年7月,北京环境交易所成交自愿减排项目4个;天津排放权交易所成交项目2个;上海的环境能源交易所托了世博的福,自愿减排项目有35个。这些交易数目极为有限、金额少得可怜的“自愿减排交易”,其实更像秀场。
　　国家发改委应对气候变化司副处长王庶在另一个碳市场论坛上说,碳排放权交易的前提和先决条件是对碳排放的总量控制,自愿碳减排交易以企业社会责任和个人觉悟作为交易条件,技术条件虽然已经具备,但在缺少总量控制的激励下,碳市场的需求十分有限。
　　“企业的自愿减排不是(碳市场主流)发展方向。”邹骥表示,“虽然我们尊重企业的社会责任,它可以提倡却不可以依赖。我们还是应该在企业赢利的基础上发展碳市场。”
　　
　　中国碳市场契机
　　CDM项目陷入低谷,自愿减排市场中看不中用。此时,中国在2009年年底提出的碳强度目标,即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在2005年的基础上减少40%-45%,被多位人士视为中国碳市场发展的新契机。“利用碳交易市场的原则,可以帮助推动中国政府雄心勃勃的碳强度目标。”德温特说。
　　与自愿减排交易不同,如果在碳强度目标的执行过程中建立碳交易市场,则其交易过程具有总量控制和强制性的特点。王石认为,一旦碳强度指标作为硬性指标分派至各个行业,中国碳交易市场的潜力巨大。尽管中国碳交易市场可能首先从电力行业开始试点,但房地产业最终一定会纳入指标。“通过执行绿色建筑标准,降低排放量的企业很容易通过碳交易的方式将节省的碳排放指标卖出。”
　　官方对中国建立真正意义上碳市场的态度已发生微妙转变。分析人士称,国家发改委一开始担心在国内建立碳市场,可能将中国带入绝对减排的游戏陷阱,但在天津谈判期间,国家发改委官员多次释放出积极信号。王庶的一番话意味深长:“通过调研和探讨,我们认为市场机制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工具和手段之一,完成中国政府承诺的2020年碳排放强度下降的目标,需要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实际上,业内人士已经达成共识:利用市场手段来促进减排,可以减少单纯依靠行政手段减排的弊端,也就不会出现最近中国某些地区依靠“拉闸限电”来完成节能目标的怪现象。
　　王庶透露,《中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活动管理办法(暂行)》已经过反复修改,目前基本成熟,将争取尽快出台。这将是中国首部碳交易管理办法。此外,中国将建立自愿减排交易注册登记系统,保证交易的公开、公正和透明。他还表示,中国将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和行业探索碳排放交易,结合低碳试点工作,开展碳排放交易试点。
　　不难预计,一场关于碳排放交易试点的争夺战即将上演。今年8月,国家发改委已发文确定广东、辽宁、湖北、陕西、云南五省和天津、重庆、深圳、厦门、杭州、南昌、贵阳、保定八市开展低碳试点工作。
　　“短期内碳市场可能会有低迷,但长期来看这是一个发展方向。”邹骥坦言,“我把希望寄托在国内碳市场的发展上,中国有巨大的减排潜力和发展潜力,中国走向低碳经济的过程中会创造一个大市场,将来谁是碳市场的主角还说不定。”
　　当然,中国建立真正的碳市场,还有很多路要走。“这可能是明天的市场,甚至是后天的市场,但如果不在今天就作好准备,那么将会失去这个市场。”德温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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