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最牛钉子户 [北京“最牛钉子户”求拆迁]

　　一片破旧的平房,如一座孤岛占据了北京曙光西路8条车道中的6条,长达3年之久。在反拆迁的声浪中,北京“最牛钉子户”已经等待拆迁整整7年。本该拆的放任不拆,这背后是钉子户的无理要求,还是有关部门无利不作为?
　　
　　“我们可来找你了,别说我们没来。”7月19日上午,腾龙拆迁公司的工作人员,在张长福家呆了十来分钟之后,撂下这么一句话后就走了。
　　这个结果让张长福、刘英夫妇俩很失望。“记者来了这么多,一点用也没有。”张长福用手指指,黄色茶几上面,放着全国十几家媒体记者的名片。
　　让张长福操心的是自家屋子―一片简陋的平房,如孤岛般,矗立在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路十字路口。
　　在这条连接东北三环和东北四环的市政主干道上,川流不息的车辆,不得不降低车速,小心躲避着张长福的家―这座由青灰色和白色水泥墙围起来的院落,大约有400多平方米,占据了曙光西路的双向6条车道。
　　3年来,从周一到周五,在早晚高峰时段,上百辆汽车挤在仅剩的两条车道上,动弹不得,就像一个停车场。《工人日报》算了一笔账,以高峰期每2小时通过7200辆车来算,张家房屋每月带来的堵车经济成本,超过了200万元。
　　长年累月的堵车,让附近的居民、过往的司机们愤怒不已。房屋的主人是谁?当地政府为什么不拆?这些问题经过口口相传,演变成各种传言。其中传播最广的说法是,这里住着老红军的儿女,很有背景,所以才能在北京城的黄金地段成为“最牛钉子户”。
　　马路上的喧嚣与路人们的不满,日夜不停地传递进这个貌似清洁站的院落。墙内,在一片参差的砖瓦房里,张长福夫妇对于这些传闻,既感到可笑又有些无奈。
　　张长福并不是故土难离,从一开始他就想搬家。但是他怎么也想不通:自己为什么一不小心就成了“被钉子户”?为何就没人来拆呢?
　　
　　“最牛钉子户”的诞生
　　
　　53岁的张长福,已经在这里住了24年。7年前,这里原来叫尚家楼村,隶属于北京朝阳区太阳宫乡。他和弟弟张长友分得的几块宅基地,就在当时的尚家楼村2号。2003年,太阳宫乡大搞拆迁开发。村里的老街坊们纷纷搬离,只剩张家兄弟依然坚守在这儿,看着旁边高楼拔地而起。
　　坚守似乎是一种无奈,张长福不喜欢住在这儿,早上听着车声醒,晚上听着车声睡。他不得不习惯道路拥堵时的车喇叭声,还得习惯因为房屋占道周边居民对他的非议。而肮脏、简陋的环境,让这个家看起来更像是一座封闭式垃圾站。
　　红色砖墙上爬满了黑色的污渍,已经辨认不清原本的颜色。野草沿着墙倔强地生长,烟蒂、碎石、垃圾撒了一地,苍蝇嗡嗡地飞来飞去寻觅食物。房顶上横七竖八地盖满了防雨的红色油毡,石膏天花板已经被雨水泡得发黄。“旁边修楼房时不小心砸碎了我家100多块瓦,下起雨来日子就没法过,没修整之前,屋子里的水能淹到小腿肚子。”张长福比划着说。
　　屋子里没有下水道和厕所。在屋内锈迹斑斑的水龙头下,放了一个蓝色塑料桶,53岁的张长福和38岁的妻子刘英,每天得拎七八桶脏水往外面路边倒。村头的厕所早被拆掉,他们不得不走上十来分钟或者骑个自行车,去最近的一个公厕解决问题,闹肚子时只能找塑料袋应急。
　　“谁不希望拆啊!一下雨就漏,下水道又在盖旁边国际村的时候给堵住了,就是水电不敢给停,要是允许停,早就停了。”张长福说。
　　“我们住这儿,遭多大罪啊!”刘英应和道。
　　简陋的张家与附近的高档住宅区,显得格格不入。院墙北边10米处,是一座28层高楼,黑色的花岗岩和玻璃幕墙,在阳光下分外灼眼。那是UHN国际村,北京市的高档小区之一,房价高达每平方米3万元。一墙之隔,似乎是两个世界。
　　这些年里,张长福一家人本有机会不遭这些罪。
　　早在2002年,太阳宫乡就准备建成“高档精品住宅小区”,而张家所处的尚家楼村,被用来修建UHN国际村。2003年时,UHN国际村开盘价超过了8000元/平方米。
　　当时,包括张长福在内的尚家楼村229户村民,收到了房屋评估单。张长福和弟弟张长友家连在一块。张长福家实际面积约为300多平方米,房本上的面积则是153.6平方米,评估单上给出的价是83万元,每平方米合5000多元;弟弟张长友家的房本面积是85平方米,估价43万元。按照当时的政策,张长福可以以4239元/平方米的价格购买一套两居室的回迁房,而女儿已经20多岁的张长友一家,可以购买两套回迁房。
　　但张氏兄弟一直没有把评估单太当一回事。他们认为自己的房子值更高的价格,“值一块的东西,给你三毛,你干吗?”张长福至今还耿耿于怀。
　　北京朝阳区太阳宫乡规划科科长吕英在接受《南都周刊》记者采访时称,张长福当时给出的拆迁条件是1套3居室外加250万元现金,而张长友则要求两套3居室外加150万元现金。“拆迁公司曾多次找到张家两兄弟,但他们开出的条件太高,远远超出我们当时的拆迁标准。”吕英回忆说。
　　但张家兄弟显然不这么看。按照刘英的说法是,开发商每需要一块地,拆迁公司就去找一户人家谈补偿价格,几个回合下来,才能最终达成一致,没有人是按照评估单的价格搬走的。原来住在张家对面的赵姓街坊告诉记者,五六年前,他家300多平方米的房子补偿了280多万元。按照就地回迁政策,他父母用 50多万元购买了一套新纪家园的三居室,而他自己则用35万元购买了太阳星城土星园一套93平方米的两居室。
　　拒绝了评估单上的价格之后,张氏兄弟没有等来更好的价码。“只要我们一提出条件,他们就说那是不可能的,”刘英愤愤地说,“没有诚意让你搬,什么条件都高。”
　　
　　腾不空的房子
　　
　　尽管在“要求过高”还是“没有诚意”的问题上,张长福和太阳宫乡政府各执一词。但双方都承认,张家房屋的宅基地买卖纠纷也是影响拆迁的一大原因。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张长福因为做蔬菜生意失败,将其中的几间房子分别卖给了卢明志(音)、葛宝华、赵启文和张振荣已经过世的岳父,而张长友也将自己的四间平房以6万元价格卖给刘淑萍、刘淑荣两姐妹。
　　大家在一个院子里做邻居,原本相安无事。但拆迁让这些邻居们开始出现杯葛。
　　2001年,听说拆迁风声后,张长友将刘氏姐妹告上法庭,以国家不允许农民宅基地买卖为由,要求收回已经卖出的房子。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在当年作出终审判决,买卖无效,张长友退回6万元购房款,刘氏姐妹家腾出房子,但考虑到年过半旬的她们并无其他住房,如逾期不腾房,按每月300元的标准支付房屋使用费。刘家姐妹认为,这意味着法院确认了她们对房屋的居住和使用权。
　　每次刘家姐妹交完钱后,都会收到张长友开的一张收据,但刘氏姐妹对此非常不满,要求张长友把“房租”一词改成“房屋使用费”。这让张长友有点恼火,“我就弄不明白了,房屋使用费和房租有什么区别?”
　　2005年以后,张长友再也没有收到来自刘家姐妹的“房屋使用费”。刘家姐妹说,房子要拆迁,不属于张长友了。为此,张长友上房揭瓦,刘家姐妹打了110,但警察来了也束手无策,房子的产权毕竟属于张长友。
　　虽然,北京朝阳区法院早在2004年就确认张长福是自家房屋的产权人。但购买张长福房屋的4家人同样不以为然。河北沧州人张振荣以卖甜瓜为生,他的岳父当初以3万元价格买了张长福两间房子。在他看来,“产权不产权的没有关系,反正(张长福)卖给我们了”。
　　自拆迁风声传出之后,邻里关系每况愈下。张长福说,除了搬去和女儿一起生活的张长友,他和其他几户基本不相往来,“他们(买房人)之间聊得比较多。”
　　除了张长友不在院内居住,最多的时候,张家大院里一共住着7户人家。这意味着,拆迁来临时,除了张氏兄弟,还有6户人家有各自的利益诉求。
　　太阳宫乡政府和拆迁公司,更希望张氏兄弟自行面对这6块“烫手山芋”。张氏兄弟说,在为数不多的会面中,拆迁公司问得最多的就是,你的房子腾空了吗?腾空了再谈拆迁条件。但这对张氏兄弟而言,让买了他们房子的几家人无端腾房,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2006年和2007年,张长友又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刘家姐妹腾房,都以失败告终。
　　“我怎么腾空,人家都要房,我怎么给他们(买房人)找房去,把我卖了也不值一个房子。”张长福谈到这些年的经历时,睁大了眼睛,额头上的皱纹越发明显。
　　
　　谁更着急?
　　
　　就在张家兄弟和太阳宫乡政府隔空喊话的同时,一条连接三环至四环的市政马路,从张家房屋边经过。2005年开工的曙光西路,原计划2007年通车,但由于张家房屋的存在,直到2008年8月8日才正式开通。顾及到北京城市形象,太阳宫乡政府在奥运会前专门出钱给张家修了一堵新院墙。
　　“我以为奥运会来了,(房子)搁这儿多影响形象,总该解决了。”刘英说,“一看砌上围墙,得了,更没有希望了,更不能走了。”
　　张长福和结婚十余年的妻子刘英,是太阳宫乡农工商总公司的待岗员工,每人每月只能领630元。直到两个月前,刘英才去京客隆超市做促销员。张长福每天都要抽一包10元左右的云烟,加上身体不算好,患有神经官能症,经常要去医院,钱不够用,他不得不向以前的邻居老赵借了十来万元。
　　在等待中,让张长福惊讶的是,“这房价也太邪乎了”。
　　这几年里,张家周边的房价从2000年的每平方米七八千元,涨到现在的每平方米3万元。张长福很羡慕那些住进新楼房的老街坊。听说老赵的房子交付使用后,他叹道:“嗬,两居室这么大啊,和小三居差不多了。”老赵当初用35万元买下的93平方米两居室,如今价值两三百万元,租给房屋中介公司打理,每个月的租金是4300元。
　　飞奔的楼价,让张家院子里的人都有些着急,但是,除了北京奥运会和60周年国庆这两个重要时段,太阳宫乡政府和朝阳区市政市容委看上去似乎并不着急。由于张家房屋未拆是太阳宫乡拆迁开发的遗留问题,而解决市政马路堵塞,又属于朝阳区市政市容委的分内之事。于是,刘英听到的说法是,朝阳区市政市容委负责解决买了张氏兄弟房子的几家人的问题,而太阳宫乡负责解决张氏兄弟的房子问题。
　　刘淑萍告诉《南都周刊》记者,去年朝阳区市政市容委找上门,一开始说给二三十万元,她没答应,当天下午就答应每家给100万元。“但这100万够什么呀?现在连40平米也买不了。”
　　当时,刘淑萍和妹妹提出要求,给她们每家找两套经济适用房的指标,或者是允许她们每人购买两套回迁房。但对方表示,她们没有购买回迁房的资格。谈判破裂。
　　张振荣也对补偿不满意,“连买个厕所都不够”。朝阳区市政市容委和拆迁公司的人在去年八九月间来过几趟,因为张振荣不是北京人,对方表示30平方米的房子可以给45万元,但张振荣提出要200万,这样可以买一套房子。“因为我是外地的,才要一套房子就搬,如果我是本地的,5套房子都不搬”。张振荣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60周年国庆结束之后,再没有人去找他。
　　最后,6个买房人中,只有葛宝华和卢明志在各拿到100万元后搬离。
　　去年9月27日,腾龙拆迁公司也找过张长友。张表示女儿26岁了,符合分居条件,希望得到新纪家园两套两居室和50万元现金补偿,当时对方让他等电话,但等到现在,张长龙说,“都没打来”。
　　
　　放任不拆的背后
　　
　　“买卖宅基地的情况多了,为什么别的地方都解决了,这儿就解决不了?”刘英说。
　　在张氏兄弟和几位买房人看来,政府部门“没有诚意”和“不着急”,因为这个院子开发商用不着了。这片房子位于北京新纪房地产公司开发项目的代征地拆迁范围内,但它碍不着UHN国际村的开发,因为房子正好位于小区最南边楼座约10米开外。
　　和张家所受到的“礼遇”相比,位于新纪房地产公司新建小区范围内的太阳宫乡十字楼村就没那么“幸运”了。据《新京报》报道,2007年5月8日,村民还在睡梦中,6间平房的门被砸开,房子里闯进来几名壮汉,住户连衣服都没穿好就被架了出来,三四名男子将他们围住,一辆铲车随后将6间平房撞塌。
　　张氏兄弟似乎并不担心被强拆,他们担心的是,没有人跟他们谈条件。
　　张长福说,太阳宫乡政府和朝阳区市政市容委的人没有找过他们,他只和拆迁公司的工作人员打过照面。对此,太阳宫乡规划科科长吕英的解释是,政府不能介入拆迁行为,政府只能作为协调人,由拆迁人进行拆迁。
　　今年7月,《新京报》、中央电视台等媒体跟进报道此事后,张长福的家里才迎来了拆迁公司的人,但双方谈判并无实质性的进展。
　　7年之后,太阳宫乡开出的拆迁条件依旧没有改变:仍然是张长福家估价84万元,张长友家估价43万。但张长福不希望“这么多年的罪白受”,要求“给一套三居室,再根据平方米数给个三四百万元就搬。”
　　张长福开出的这个条件,并没有被太阳宫乡政府和朝阳区市政市容委接受。“如果给他们高了,对其他227户怎么说?住在新纪家园的227个产权人来找政府怎么办?”吕英说。
　　朝阳区市政市容委更是明确表示:“加快推进滞留户搬迁工作,保护合法诉求,不迁就无理要求并维护社会公平,依法按程序解决,腾路还路于民。”
　　对此,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院长王卫国认为,“如果当时离开,按照当时的市价。但当时工作没有做好,人家没有离开,现在再让人家离开,只能按照现在的市价。法律的原则就是公平地补偿。”
　　事实似乎给了张长福一个好的范例。据媒体报道,在北京市海淀区林萃路上坚持了4年之久的徐景明一家,今年4月,与拆迁公司协商出一个令他感到满意的最终金额,并且还能以较为优惠的价格购买一套三居室。
　　今年1月底,有网友在人民网《地方领导留言板》上,给北京市领导陈述张家房屋占路的问题。张长福也曾找到曙光西路段的项目经理部,得到的答复是“堵路的事情给你上报了”,但一年过去了,也没个结果。
　　“在首都这个地方,竟然没有人愿意管,这是很滑稽的事情。”王卫国说。
　　北京市才良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才亮认为,这个问题拖了七年,责任不能归咎于被拆迁人,背后暴露出的是政府不作为,漠视公共权利和私人权利。
　　“在法律上讲,被拆迁人永远是被动的,我住得好好的,你来拆我的,你不拆,我当然住这里了。开发商把UHN国际村项目搞完了,不管道路(代征),降低成本,”王才亮说,“事情很简单,如果这地方是开发商建房子要用的地方,我看政府早就借公共利益的名义把人家房子拔掉。”
　　“我个人也不忍心,这么大的马路,因为这几间破房子在这儿占着,形象也不好。公共利益我们也很明白,但总不能无条件搬走吧?拆不了我们的房子,(政府)也可以走法律程序呀!”张长友说。
　　在车水马龙间,平日无事,与邻居又不睦的张长福,就带着5年前养的小京巴狗,在繁华的曙光西路上不停地遛弯。
　　望着因自家房屋挡道挤成一团的汽车,他有些愧疚,自嘲地说了一句:“现在还来一个我钉子户,你说我这名落得多好,多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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