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州教师被精神病?] 在编教师患精神病

　　梅州校园内外备受精神疾患人员困扰,而教师队伍中精神病患者更是超百人?在校园血案频发的当下,此说引发舆论的关注。然而,《南都周刊》记者调查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陈丽想不明白,梅州怎么会一夜间,竟有上百名教师患上精神病,这让身边不少朋友很好奇:你们工作压力有这么大吗?
　　引发中学化学教师陈丽不解的,是《羊城晚报》一篇刊于5月13日报道――《广东梅州逾百名教师患精神疾病》。
　　文章说,“梅州市教育、公安部门经过排查,发现校园内外备受精神疾患人员困扰,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教师队伍中精神病患者超百人。”在写到精神病患老师在校园会不会造成危害时,报道援引梅州某县教育部门领导的话说,“校方负担很重。如果让这些老师上课或担任班主任,遇上调皮学生不听话,可能就会激怒他而铸成大错。”
　　此时,中国校园正面临暴力威胁。从3月23日到5月12日,连续6起校园暴力血案,让家长、地方政府乃至整个社会都惶惶不安。而梅州地区若有如此多的精神病教师,岂不是让学生置身于一个随时爆炸的炸药库中?
　　这篇报道甫出,在梅州当地,家长、校方对于校园安全这根弦再次绷紧。然而,他们发现,仅仅6天后,《羊城晚报》再次报道说,“有教育界知情人透露,梅州教师队伍患精神疾病的人数超过报道的数字。”
　　
　　不存在的调查?
　　
　　“我根本不知道有这个调查,学校、教育局也从来没有在教师中做过此类排查。”陈丽任职的梅州市东山中学,是叶剑英元帅的母校,也是这个城市公认最好的中学。
　　在《羊城晚报》那篇报道出来后,这位高三教师特地找来报纸。对于报纸上所言:因为面对升学率的压力,校方要求“你追我赶”,是造成教师患精神病的主因。陈丽说,自己有点想不通。
　　“比起珠三角工厂的工人,我们工作强度不可能比他们高。害怕升学率或者学生成绩下降,老师会忍受不了而发疯,至少我身边还没有这样的例子。”陈丽说,她每星期要上9节课。
　　同样疑惑的还有刘松茂,兴宁一中的校长,他执掌的这所中学,是梅州市仅次于东山中学的重点高中。面对《南都周刊》记者的采访,这位校长同样否认学校接受过梅州市教育局、公安局有关精神病的任何调查。
　　在梅州政府官网论坛上,有网友发出“教师被精神病”的质疑。网友“梅县人爱梅县”发帖说:“有没有调查过梅州其他行业人员患精神疾病的比例,比如公务员队伍患精神疾病比例是否低于教师队伍?”
　　在指责声中,梅州市教育局被推上风口浪尖。
　　“上面在调查这个事,但我们从没想过要将校园安全的重责推卸给教师。”梅州市教育局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在接受《南都周刊》采访时说,“我们也很冤,因为不可能发布这样一个数据。”
　　“术业有专攻,这种事应该由专业精神病鉴定机构来做。”梅州市德育科吴科长解释说,按法律规定,精神病鉴定主体必须有省级政府颁发的资格证书,或者由指定的专业医疗、鉴定机构进行。
　　吴科长再三肯定,梅州市教育局并没有对全市教师展开过任何关于精神病的调查。那么,那个调查又是如何出台的呢?
　　
　　监控特殊人员
　　
　　按照《羊城晚报》记者黄蔚山的说法,他确实没有采访梅州市教育局,而是在报道梅州地区校园安全工作时,无意中听到个别县教育局人士说,患有精神病的老师很可能是安全工作的一大隐患。对此留意的黄蔚山,根据自己从各县教育局打听到的数据,得出了“教师队伍中精神病患者超百人”的结论。
　　虽然他没有说明都有哪些县教育局进行了调查,但他坚持自己报道的数字是确凿无疑的。“实际情况只会更糟糕。”黄蔚山说,自己的自信,来源于各县教育局对精神病教师莫名的紧张。
　　今年5月3日,在全国综治维稳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周永康要求各级党委、政府要把维护学校、幼儿园安全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校园安全工作就此上升到从未有过的政治高度。兴宁市教育局局长罗健辉作为一把手,参加完当天的电视电话会议后,迅速回到局里,召集全市校长,要求对重点人群严加监控。
　　所谓重点人群,包括校园周边特殊社会人群、教师中的特殊人员、性格粗暴的学生。“这是我们局针对本市实际情况做出的布置。”兴宁市教育局副局长刘宝宗说,凭着教育局多年对校园安全观察得出的经验,此三类人群对学生造成伤害的可能性最大。
　　而此中“特殊人员”,指的就是精神病患者。2010年5月,兴宁市教育局要求各中小学,对离学校围墙200米以内的居民,通过街道办事处和村委会,进行精神病患者排查。而本校教职员工若有异常举动,或有精神病史的,一定摇呈报教育局备案。
　　梅州市管辖的另一个行政区――大埔县,早在2007年,就在全县5000名教职员工中,排查出16名精神病人。拿着这份全县精神病教师名单,大埔县教育局安全室主任丘思克指着其中两个教师名字说:“在我们建议下,她们已由教学岗位调到了教务处,不会对学生造成任何危害。”
　　丘思克担心,“这些平时看不出异常的教师,万一受刺激拿刀砍学生怎么办?”为此,在5月3日会议结束后,大埔县教育局果断决定,停止这些患病教师的教学工作,为他们另行安排工作,并向县政府递交了建议调换精神病教师工作岗位的报告。丘思克现在的一个工作任务就是,令所在学校监管这些患病教师,以防不测。
　　虽然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强调,袭击儿童案的背后,有着更深层次的社会原因,但梅州各地,却对精神病患者,尤其精神病教师特别“感冒”。正是这一反常现象,吸引了黄蔚山的注意。他说,“各县教育局的焦虑不是没有原因,梅州教师的精神病问题肯定相当严重。”
　　
　　山区的焦虑
　　
　　“梅州教师确实承受着令人难以想象的压力,但不是在收入与环境俱佳的城区学校,而是在混乱与贫穷皆有的山区。”兴宁市黄陂镇侨光中学教师潘宝丁说。
　　2009年,在广东21个地级市GDP排名中,梅州名列倒数第五,经广东省政府核定的贫困村更多达551个。由于贫穷,这里很多年轻夫妇,选择到富裕的地区打工,从而造就了当地教育的一个尴尬现象――留守儿童。按广东省妇联的统计数据,2007年梅州约13.79万名留守儿童,在广东省排名第二。
　　在潘宝丁的班上,有数十名学生是留守儿童,或者来自单亲家庭。 “教师们是既当爹又当妈。”对留守学生的教育,大埔县虎山中学校长张晋田有时很无奈,很多事本不该由学校和老师来管,但最后总是不得不管。一次他实在忍不住,拿起电话打给一个母亲:“你还有没有一点良心,你儿子眼睛生病都快瞎了,居然还说要加班来不了……”
　　然而,在留守儿童的问题还没寻找到好的解决方法时,山区的留守儿童们又渐渐接受了一个理论――读书无用。一次,潘宝丁准备劝说一个男孩放弃打工,最起码念完初中,谁知却遭到反问,“潘老师大学毕业,工资还不是跟我在广州打工的哥哥一样多。”
　　读书无用论,再加上计划生育的实施以及中国人口高峰期结束,山区学校的生源呈直线下降。1989年,大埔县共有11万名中小学生,到2009年竟降至5万人。此外,每年还有1000多人,转向条件更好的梅州市区读书。
　　生源的直线下降,令梅州市政府不得不规定:凡辍学率超标单位,均列为防辍重点管理单位。这些压力由各县教育局压到学校,最后转嫁到老师身上。
　　“我必须保证班里流失学生每学期不超过3个。”这已是潘宝丁不能承受之重,但强压之下,他只有接受才能保住绩效工资。“这只是一个开始。”梅州嘉应大学一位熟悉当地教育状况的教授说,随着学生人数的进一步减少,山区学校的前景就是撤校并校,那时山区教师们还得为饭碗而担忧。
　　这也是华南理工大学心理咨询与健康教育中心副教授张萌所担忧的,在抗压能力低的人面前,事业挫折、收入下降等变故,都是精神病的诱发因素。大埔16名患精神病教师,其中4人在县城,其余全在山区,黄蔚山的调查中,各县山区学校中的患病老师占相当大比例。
　　张萌萌称,在巨大的压力下,又有多干少酬的不公平现象,山区教师的精神压力就不难理解,如果再因为家庭、情感或者性格等方面存在不和谐因素,确实极易诱发精神疾病,但这不应是有关部门面临校园安全问题时放出的挡箭牌,必须从根子上解决,方能真正消除隐患。
　　教了十年书的兴宁市某中学高级教师孙天林,没想到自己的妻子――同一家学校教师张玲,会因为调动发疯了。
　　孙天林有十年教龄,工资每月只有1600元,而他的同学,同样的职称,在梅州市梅江区,每月能拿到3600元。多干低酬,孙天林和张玲也早有转回城区学校之心。
　　从2002年起,教了11年数学的张玲开始谋划自己的调动,并为之花了4万元,由于兴宁市教育局领导换届产生内部纠纷,最终没有成行。
　　谁知这竟是他们一家不幸的开始。没能转入市区学校,张玲一直不敢同意丈夫买房,因为她的朋友老在耳边念叨供房艰辛,使她坐视兴宁房价从每平方米700元涨到2600元,这成为她一大愧疚。
　　孙天林说,看着家里的拮据,妻子时常暗自落泪,这几年更是转而信佛,妻子病发前一个星期,还神秘地跟他说,昨夜已梦见财神告诉其香港“六合彩”的结果。
　　为了让张玲断了迷信之心,孙天林给了一百元让妻子购买“六合彩”,结果没中。第二次,又买了一百元,结果还是没中。第三次,张玲歇斯底里赌咒发誓绝对是真的,更大气地买了两百元,结果仍没中。事后,孙天林虽然没有埋怨妻子,但张玲总是说着一句话:“以前不信神仙不得救,现在信神仙也不得救,怎样才能得救啊?”此时,孙天林已有不祥预感,妻子已经崩溃了。
　　一个星期后,2010年4月9日,张玲抱着女儿,站在阳台上发呆,还不让生人靠近,孙天林看到后,立刻跑过去想要回女儿,却被妻子死死咬住了手指。尽管流血不止,但他怕妻子受伤,不敢用力反抗,“我心里真是悲凉万分,她是真的精神病发了。”第二天,在岳父一家帮忙下,张玲被送到兴宁市庭芳医院,诊断为被害妄想症。
　　“如果一切顺利,当初能从山区转回城区,就不会发生这一切了吧。”孙天林喃喃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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