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克拉玛依市怎么样 [克拉玛依不只是一座城市的名字]

　　徐辛曾和朋友探讨对克拉玛依的印象,沙漠、地名……回答各式各样,但对大火这件事很多人很茫然。 　　 　　徐辛 　　1966年出生于江苏泰州,早期从事油画和摄影创作。2000年创建徐辛纪录片工作室。拍摄过纪录片《马皮》、《车厢》、《房山教堂》、《火把剧团》、《桥》等。他的纪录片关注中国底层的生存状态,尤其是弱势群体和少数群体。
　　
　　《克拉玛依》剧照。
　　2007年12月8日,克拉玛依大火十三周年纪念日。当天凌晨五点,南京独立纪录片导演徐辛来到位于克拉玛依城西五公里处的小西湖墓地,开始了为期一个月的对大火中丧生者家属的访问与拍摄,随后又在乌鲁木齐、北京、上海等地继续寻访遇难者家属。
　　最后呈现出来的13个遇难学生家庭的人生样本:精神疾病、生存养老、社会压力……笼罩在这个自认为“被遗忘了”的群体上空。2010年3月28日,纪录片《克拉玛依》作为第34届香港国际电影节“人道奖”纪录片竞赛单元入选的八部影片之一,在香港科学馆首映。
　　
　　13个家庭的样本
　　
　　黎明前,从漆黑一片到曙光渐亮,一个长达五分钟的固定长镜头,小西湖墓园在脚步声、叹息声、机动车引擎启动声等嘈杂声中被唤醒,深冬的清晨寒冷清冽。
　　这一天是12月8日,克拉玛依大火十三周年纪念日。此前一天,独立纪录片导演徐辛独自从南京飞到乌鲁木齐,晚上十一点左右抵达克拉玛依城区。在车站附近找个旅馆住下后,凌晨三点他出现在城西的小西湖墓园。出租车带着他在墓园转了一圈,在三大片墓地中,他为片中开头的这个固定长镜头物色到一个地势较高的拍摄位置。
　　凌晨五点多,徐辛再次来到墓地,架好器材,等待天亮。随后,他又手持摄影机走到一些墓碑前,给每一位逝者的名字和遗照一个特写,刘洁之、杨文杰、田娜……一张张稚嫩的脸孔定格在荧幕上,有些需要揭开盖在上面的铁皮盖子才能拍到,在碑文的下方还有“因公牺牲”四个字,落款是“克拉玛依市人民政府新疆石油管理局立”。
　　七点多,带着祭品的家长陆续赶来。“爸妈来看你了,需要啥,跟爸妈讲,保佑爸妈平安。”一位父亲将白酒仔细地洒在女儿的坟墓周边。
　　另一位从乌鲁木齐赶来的母亲在给女儿上完香后,绕到邻近一个男孩的墓前,“阿姨来看你了,你是男孩,要多关照她们”,男孩是这位母亲同事的孩子,当年,两家孩子在同一个班上小学。
　　鞭炮声在空旷的墓地里一阵一阵地响起,燃烧过的纸钱变成灰烬漂浮在空中。“我们现在就好像心里扎了针一样”、“谁家死了孩子谁倒霉”……十几年来,家长们每年都会在这里碰上,互诉心声。
　　纪录片《克拉玛依》对遇难者家属的寻访正是从这里开始。“之前我和他们没有任何联系,我想12月8日是孩子们的忌日,家长们一定会去墓地悼念,就带着机器赶了过去。”徐辛说,拍摄前以及拍摄过程中都没有与当地政府主动沟通过。
　　1994年12月8日,克拉玛依市教委组织全市7所小学、8所中学15个规范班的学生和部分教师、家长及工作人员,在友谊馆为自治区教委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双基”评估验收团,举办文艺汇报演出。参加会议的还有克拉玛依市、新疆石油管理局及自治区教委的有关领导共计796人,在演出过程中发生特大火灾,323人死亡,130多人烧伤,伤亡者中大多数是6岁到14岁的中小学生。一句外界流传的“学生们不要动,让领导先走”,让更多人在伤痛之中记住了这场大火。
　　在片子主体部分的家长叙述里,徐辛从60多位受访家长中选取了13个遇难学生家庭作为样本,所有拍摄都在室内完成,家长们在镜头面前,背靠着沙发自顾自地讲述。大量录像资料,如火灾现场、演出情况、电视台的相关报道等也穿插其中。
　　大火过后,各个家庭的人生轨迹都遭遇了重大转变。面对共同的悲伤与苦难,十几年过去,有些家庭在失去儿女后幸运地再生了孩子,他们诉求的重点在于对善后处理的不满意,例如当时曾答应所有在大火中遇难的孩子将视作“因公牺牲”,家属也将相应享受“烈士家属”的待遇,但后来没有下文。
　　大火中有一部分遇难的孩子是初中生,那些当时处于三十几岁的父母有些不能再生孩子,这样的家庭呈现出来的多是分崩离析后的人生经历。一位如今独自生活的50岁母亲哭着说,“出事后,许多人都离婚了,我也是其中一个,想要个孩子有那么容易吗?”因为情绪偶尔会失控,“神经病”的帽子跟随她十几年。
　　大火发生后,失去孩子的家长被允许提前退休,大多数家长当时选择了退休在家。随着时间推移,他们觉得自己越来越不被周围的人理解,“不能在别人面前笑,他们会说你们活得多好,退休在家拿着工资。他们哪里知道,三十多岁退休在家,命运是多么悲哀”,一位当时在克拉玛依粮食局上班的妈妈说。
　　“不听话的孩子都跑出来了。现在教育孩子,首先要保护好自己,能做的好事就做,不能做的一定不要做。”一对失去孩子的夫妇这样感慨,父亲是一名退伍军人,母亲是老师。
　　这位父亲叮嘱导演希望将这段播出来,“让大家吸取教训”,再生育后,他的孩子现在九岁了,但只要出门他们都会提心吊胆,连过个马路都不放心。
　　拍摄时,徐辛曾被认为是“上头派来的”。大部分家长看到机器会很防备,甚至有情绪激动者把他堵在门口大骂,也有无奈者善意地提醒:“老弟,小心点。我也不能跟你说太多,还要在这里生活下去。”
　　最终,徐辛的诚心打动了家长们,他们会帮徐辛联系愿意接受采访的家长,并互相叮嘱,确保拍摄能顺利完成,还把收藏的事故现场录像资料转交给他。
　　影片结尾画面,定格在12月8日当晚拍摄的友谊馆前门遗址。城市的夜色下,在当年的事发地点,踩着滑板的年轻人滑过遗址前的广场……
　　
　　“材料”自己在说话
　　
　　当天首映结束后的现场交流环节,香港观众提出的第一个问题,便是徐辛是否把这部片子交给官方看过。“我没有办法做到”,徐辛说,“片子从制作到现在,是第一次在剧场放映。”内地一位老师看完片子后,在网上发帖,希望能够在内地看到这部影片。
　　在长达6个小时的黑白影片叙事中,当天的放映从上午十点到下午四点半分两场进行。播放过程中,观众大部分时间都很沉默,偶尔会有小声的抽泣声,当一位母亲谈到自己拨打电视台法律节目直播热线,询问大火处理问题被掐断电话后,这档节目从此就消失了时,现场气氛才不那么凝重。徐辛的理解是,“香港观众对于这种事情大概觉得不可思议,在内地试映时就没出现过这样的反应”。
　　虽然片子在2007年底就拍摄完毕,但直到2009年10月才剪辑完毕。最初计划做成12个小时的版本,但考虑到影院放映和发行等因素,最终定为6个小时。徐辛不打算再做更短的版本,每一个家长的叙述在他看来都是一个完整的故事,他觉得剪辑了就会说不清楚。尽管遇难家属在静止的镜头前大段大段的倾诉显得冗长沉重,但他坚持说,希望在繁缛中呈现出更多不为人知的细节。
　　影片中的采访片段更多地呈现了被拍摄对象独立述说的状态。“几乎不需要提问,每一个被拍摄者都在镜头前长时间地诉说”,导演的痕迹很少。在拍摄前,他对遇难者家长说,“你现在对着的是话筒和我,事实上你对着的是更多的观众,所以你们不是回答我的问题,你们是对观众讲述。”
　　徐辛曾和朋友探讨对克拉玛依的印象,沙漠、地名……答案各式各样,但对大火这件事很多人很茫然。他希望人们正视这种社会现状,在影片中插入辽宁火灾,是他有意所为。“为什么辽宁火灾发生没几个月,又发生了克拉玛依大火,这是我想让观众去思考的。”
　　徐辛说,16年来,仍有一些遇难孩子的家长在坚持要一个说法,比如是否属于因公牺牲,是否兑现立为烈士的承诺,是否定期组织有规模的悼念活动……“有一部分家长还在继续抗争。他们请了律师,写了诉状,拍摄结束的时候,他们还在等法院的消息,法院已经拖了将近两年。”
　　而因为各种原因,家长之间的分化也越来越明显,比如善后处理中,不同家庭的待遇相差甚远,有的家长可能会被安排到驻京办事处这样的肥缺职位,而自认为没有得到更好安排的家长,则抱怨“十几年来,我们退休在家的工资只涨了80元,但那些在职的一涨就是三五百元”……于是,家长之间相互指责的情况时有发生。徐辛没有把这些矛盾的一面放进片子,“那太残酷了,不是我想表达的”。
　　他希望尽量把主人公或一致或冲突的描述与感受,包括媒体的报道真实呈现出来,“因为你总要面对现实”。但事实上,单一地将镜头对准遇难者家属,也让人们质疑影片的中立性不够,缺乏对多方当事人的采访,比如逃生出来的官员,被家长指责失职的援救人员等,“当然可以考虑找更多的人,只是我的财力、精力不够”,他认为,没有那样做,也是为了顺利完成拍摄。
　　徐辛觉得重现当年是希望人们能从某种程度上,认识到灾难性事件背后的痼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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