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可以组什么词【小词大事】
发布时间:2020-03-22 来源: 人生感悟 点击： 
策划执行 温志宏 刘梦羽 何 晶 董 彦 改革开放30年，是中国人的时代。 时代很大，总有很多人想方设法青史留名却速生速朽。 个人很小，每个时代总能轻而易举镂刻进人们的生命。
在历史的宏大叙事中，每一个个体都是被书写的对象。
其中，有很多个“我”，很多个“你”。
我们是沧桑嬗变中呱呱坠地的婴孩，是世纪飞跃中静待花开的少女。
30年，小词背后的大事，成为几代人的集体回忆。
30年，让历史告诉未来……
住?行?思
房子，对于每一个为生活而辛苦着的人来说，就像是蜗牛身上背着的壳。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普通百姓的住房故事在经历了从“忧”到“有”，再到“优+忧”的三个不同心路历程之后的今天，我们姑且再以“蜗牛壳”的名义，回望30年普通百姓的住房故事。
出行，是人们生活中必不可缺的一个环节，买东西、走亲戚、上学、上班、游山玩水，都不免需要一种代步工具。从最早的步行，到自行车，再到摩托车、汽车、火车、地铁、飞机，体现着一种时代的进步。30年改革开放，中国人“上天入地”已成为现实。
30年前，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意识形态氛围中，中国人牢固的精神生活领域开始破冰。自此，继“五四”运动之后，中国文化又一次经历大规模的“拿来主义”，各种文化潮流汹涌而来，中国人30年的精神旅程，由此丰富且复杂。
专题
P76 30年来，中国文化的“软实力”影响以及文化产值日益提升。以新闻出版业与影视业为代表的文化产业如何从复苏到勃兴?
P78 曾让“祖国的地平线上，飞起自主研制的第一枚导弹”、以自主研制的红旗二号多次击落美国U2飞机的中国航天二院，如何在自我发展过程中见证并推动改革开放的进程?
1978改革开放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在这次会议上，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改革开放战略。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即把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改革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包括发展民主，加强法制，实现政企分开、精简机构，完善民主监督制度，维护安定团结。开放，主要指对外开放，在广泛意义上还包括对内开放。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策之一，是中国走向富强的必由之路。
邓小平及其理念的继任者，成功地使改革开放成为中国的政策基石之一，并将中国带人世界经济中，与世界紧密结合在一起。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的对外开放已从沿海向内地发展，形成了由经济特区到沿海开放城市、到沿海经济开放区。再到内地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由一个尚有4亿余人生活在温饱线下、落后保守的国家，变成了一个经济初步繁荣、有着广大市场的世界第四大经济体。
如果要说改革开放真正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什么?有人会说是勤劳致富，有人会说是小康生活。而在改革开放30年里，一个个大大小小的普通中国人梦想变成现实的故事说明的是：改革开放带给中国人民最宝贵的，莫过于让人们有了享受梦想成真的机会，而让更多梦想能够成真的改革开放大戏还在继续上演。
1979经济特区
如果说经济特区火起来是在上世纪的80年代，但经济特区的理念的提出，却是在1979年。就在那一年，中国打开了第一扇“窗”――经济特区。
197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报告，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试办特区。当年8月13日，国务院颁发《关于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增加外汇收入若干问题的规定》，主要内容是扩大地方和企业的外贸权限，鼓励增加出口，办好“出口特区”。1980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要》，将其最终定名为“经济特区”。
此前，1979年4月份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后，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谷牧向邓小平做汇报，谷牧说：“广东有这样的思想，先走一步，划一个地方出来，搞改革开放，然后全面推开。”邓小平很赞成。谷牧说：“但是名字定不下来。”邓小平说：“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当谈到解决配套建设资金时，邓小平说：“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归根结底讲，经济特区的建立，就是中国采取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吸引外部资金、特别是外国资金进行开发建设。
在今天看来，经济特区取得了与它的历史使命相等同的发展成果。
1980外汇券
1980年4月1日，中国开始发行外汇券。1995年1月1日，外汇券最终完成其历史使命，退出市场。在这15年间，中国实行了非常独特的双货币制度――人民币和外汇券同时在市场上流通。而外汇券也就成为改革开放初期那一段特殊时代的宝贵经历的见证者。
外汇券的全称是“中国银行外汇兑换券”，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由中国银行发行的一种替代外币，以当时外国人、华侨、港澳台同胞等五类人所持有的外币为兑换对象，在境内特定的范围内同人民币等值流通的票券。所谓特定范围，即如果在华侨商店等地方使用，可以买到许多凭人民币买不到的商品。正如1986年曾到中国的美国爱达荷大学新闻学教授Kenneth Starck在其《画龙点睛》一书中描写的那样，“如果钱能说话，外汇券的声音比人民币大50％”。他对外汇券的使用深有体会，有了外汇券，人们在中国就可以买到进口商品，可以在特殊的地方消费，还可以换美元，这些都是人民币所没有的功能。
刚刚改革开放的中国，物资供应还十分匮乏，商品短缺，买东西光有钞票还不行，还得有粮票、布票等一大堆票证才能购买。但是，拥有外汇券却省去了这些麻烦。拿着外汇券，在使用中比人民币拥有更多的消费便利。
尤其是有些东西，如人头马洋酒、万宝路香烟等，只有友谊商店这样的特殊商业场所才有销售，而这样的场所只接受外汇券，无形中赋予外汇券持有者以优先消费的特权。而且，友谊商店等涉外商场货物供应的质量和数量，也远远超出当时其他的商店，如永久、凤凰牌自行车、中华烟、茅台酒等均有大量供应，但没有外汇券，普通中国人只能在商店门前羡慕叹息。
于是，在一些大城市，外汇券成了走俏的“抢手货”。虽然外汇券不准私自买卖，但当时许多人还是想尽办法托关系搞外汇券，然后到进口商店或进口商品专柜购买免税进口货。
外汇券的面额为100元、50元、10元、5元、1元、5角、1角7种面值，全套总面额为116.60元，与人民币等值。外汇券印刷精美，其券面上的“中国银行”潇洒秀美的几个字是出自郭沫若之手，背面是具有代表性的中国风景名胜画面，如三峡、长城、天坛等。
由于外汇券限量发行，并于1995年1月 1日起在市面上停止流通，中国银行回收，因而流落在民间的数量十分有限。特别是1979年版的高面值券种稀少，如今要凑齐一整套的外汇券十分不易。物以稀为贵，且由于外汇券完美的设计构想和独特的雕刻绘画风格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因而，外汇券已成为收藏者的“宠儿”。
1981个体户
1981年底，中国个体户突破100万人。
而在1980年12月11日，温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的鲜红印章盖在一份特殊的营业执照上――工商证字第10101号。执照上清楚地写着：姓名：章华妹；地址：解放北路83号；生产经营范围：小百货。这个当时还只有19岁的小姑娘，领到了全中国第一张“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一不小心”成为“中国第一个工商个体户”。而此后不久，全国出现了蔚为壮观的“个体户现象”：卖大碗茶的、开小饭馆的、倒卖服装的、装裱字画的……
“个体户”称谓是改革开放初期的特殊产物，主要是指除农户外，生产资料归劳动者个人所有，以个体劳动为基础，劳动成果归劳动者个人占有和支配的一种经营单位。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它和主流社会格格不入。但偏偏就是这帮人，赶上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波，赶上了流通领域的市场化。他们练摊儿，倒腾服装和电器，把香港的东西运到内地来卖，就凭跑个差价，有的硬是成了万元户。如今更多的，它标志的是中国人终于走向市场经济所赋予的对自身命运的自主。
到上世纪90年代末，中国的个体私营经济发展达到巅峰。但之后，在几个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曾经较普遍地出现过个体经商户哄抢市场、忽视品牌、恶性竞争的现象。一些人喊出了“个体户正逐渐走向消亡”的话语。
从1997年开始，形势有所好转。到2008年9月，中国个体私营经济领域就业人数已达1.302亿人，个体私营经济已成为中国增加就业岗位、拓宽就业门路的主要渠道。个体工商户的发展程度，也已是一个地方或一个国家经济繁荣度和自由度的标志之一。如今，在经济全球化、市场化的激烈竞争中，个体私营经济的生存和发展仍然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1982投机倒把
上世纪80年代初，当时的个体户、第一批下海的商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称号：“投机倒把分子”。在计划经济年代，任何个人都没权力经营商品物资，低价买进，高价卖出，虽然也付出了劳动，但是国家的政策不允许。而这种现在看来很正常的经济活动，在当时，不但要背负复辟资本主义的恶名，还有可能因为触犯刑法被捕入狱。
1982年初，中央下发紧急通知，要求在全国范围内打击严重经济犯罪活动。当年温州柳市镇的8名个体户因“投机倒把”被通缉，这就是著名的“八大王事件”地是当时全国打击投机倒把的一个缩影。这一年，有3万人因“投机倒把”被判刑。
1987年9月，一项名为《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行条例》的行政法规正式施行，规定指出：凡违反国家金融、外汇、工商管理行为，非法从事工商业活动，牟取暴利，扰乱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的行为为“投机倒把罪”。当时有句话形容：“投机倒把是个筐，经济违法行为都往里装”。
1997年，中国修订颁布的刑法摈弃了“投机倒把罪”的提法，对有关犯罪的处罚分解列于第3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各节之中，“投机倒把罪”才正式从刑法中隐退。
1983利改税
1983年的“利改税”现在说起来似乎是一件很遥远的事情，但它却是中国税制走向市场化的第一步，也可以说是改变中国历史的一步。
“利改税”是中国改革国家与国营企业利润分配关系的一项重大措施。核心内容是将所得税引入国营企业利润分配领域，把国营企业向国家上交利润改为缴纳税金，税后利润全部留归企业。建立国家与国营企业之间以法律为依据的、稳定的利润分配关系，使国营企业逐步走上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道路。
从1980年开始，全国400多个工业企业进行了以税代利的试点。1983年4月，国务院批准了财政部《关于国营企业利改税试行办法》，决定开始实行利改税的第一步――税利并存的制度。1984年9月，国务院批转了财政部《关于国营企业推行利改税第二步改革的报告》和试行办法，对原来的税种、税率进行了调整，国营企业从“税利并存”过渡到完全的“以税代利”，税后利润归企业安排。
两步“利改税”在搞活经济，促进生产力发展，强化税收的经济调节功能等方面起到积极作用的同时，本身也存在不足，加上它出台的时机正好是经济过热后的宏观经济整顿和紧缩期，在两步“利改税”推行后，出现了全国国营企业实现利润连续22个月滑坡的局面。“利改税”的积极作用尚未完全发挥就被承包经营责任制改革所取代了，“利改税”也因此退出了历史舞台。
1984乡镇企业
关于乡镇企业，邓小平同志在1987年有一句著名的判断：“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而在这之前，乡镇企业还有一段很长的故事可以说。
1984的3月，中共中央在以4号文件名义转发农牧渔业部《关于开创社队企业新局面的报告》时，同意将“社队企业”更名为“乡镇企业”。这是农村经济的一场深刻变革。1983年前，社队企业只有“两个轮子”(即社办企业、队办企业)，1984年改名为乡镇企业后，成了“四个轮子”(即乡办企业、村办企业、合作企业、个体企业)，因此，乡镇企业的发展在企业数、就业人数、总产值和工业产值上都有了大幅度的增加。
乡镇企业曾一度面临着社会舆论的责难。除了被指责为“以小挤大，以土挤洋，以落后挤先进”外，一些人甚至认为乡镇企业的经营机制是资本主义的。但是，这一新生经济组织在坎坷中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明确的财产所有权使其比国营企业更有活力。而就在1984年：全国乡镇企业从业人数超过8000万，产值达到4764亿元，第一次超过了农业总产值。这一年，乡镇企业被形容是“异军突起”、“横空出世”。
乡镇企业的发展冲破了旧的计划经济体制，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在市场经济中学习游泳，求生存。它冲破了阻碍经济发展的独家垄断、独家经营的部门所有的体制。它改变了中国长期以来在所有制上单一的经济模式，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多种所有制同时共存、共同发展的道路。
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发展乡镇企业都有着重大意义。而今，我们可以看到，在探索中，乡镇企业依然在壮大。
1985价格双轨制
对于“价格双轨制”，有一种说法，“无论在世界的什么地方、什么场合，只要提到中国的经济转型策略，就必然要提到价格双轨制。”
价格双轨制起于1981年，1985年正式实行。它指同一商品由国家统一定价和市场调节价并存的价格管理制度。即同一城市、同种工业生产资料同时存在计 划内、计划外两种价格的状态，国家计划任务内的生产资料实行国家牌价，超计划生产部分和按国家规定的比例允许企业自销部分实行市场价格。
长期以来，中国生产资料实行单一的计划价格形式，并且许多生产资料价格严重低于价值。改革这种不合理的价格体系和管理制度势在必行。改革的总方向是：除极少数重要生产资料外，绝大多数生产资料价格放开，实行市场调节。但如果一步到位，各方面又难以承受。所以价格双轨制，是从过去单一的计划价格转向未来的有控制的市场价格的过渡措施。在向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过渡中，价格双轨制起到了有目共睹的桥梁作用。
价格双轨制在表现出刺激生产资料生产企业积极性，搞活生产资料流通等积极意义的同时，其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价格双轨制造成了80年代一度经济过热，供求矛盾突出；生产资料价格猛涨，还滋长了投机倒把和腐败现象。
但有学者认为，价格双轨制是在当时的政治环境和集体认知水平下所能达到的最好选择。它的最大贡献，就在于打破了国有部门对工业生产资料的独享，从而给农民创造了机会，并且在国有工业与农村工业之间引进了竞争，虽然这种竞争并不公平，但毕竟形成了一种推进改革的动力。
“皮包公司”是指从事科技咨询的服务机构，在经商热中，也泛指一些从事商品倒买倒卖的中介机构。
上世纪80年代在中国新旧体制“双轨”并存的时期，某些政策还不完善，给一部分既无资金、也无经营场地和固定职业的人员提供了钻空子的机会，在经商热大潮中，涌现出一批所谓的“皮包公司”。他们只是从皮包里掏出图章与合同，进行咨询和流通领域的投机活动，因此被形象地称为“皮包公司”。用专家的说法就是：将体制内资源搬到体制外来。一时间，皮包公司臭名昭著。
1986皮包公司
但实际上，对“皮包公司”也要分类看待，一些从事科技咨询的“皮包公司”，它们是现代信息社会的必然产物，作为服务机构，可能确实没有资金也没有经营场地等，但是，它们掌握了充分的信息，并对信息的选取、掌握和运用有特殊的水平，因此对搞活科技和经济都起到了良好的催化作用。
但是，由于政策的不完善，空手套白狼的“皮包公司”越来越多，有人只是把别人的货冒充自己的，骗一点是一点，口袋一鼓便立马走人。还有的随便拉几个人，租间店面，打着某某公司的幌子，明目张胆地坑蒙拐骗。1986年，全国有各种公司36万多家，其中25万多家是在流通领域混饭吃的，也就是传说中的“皮包公司”，不少人因此掘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桶金。
80年代中期起，国家坚决清理整顿流通领域里那些形形色色的假“皮包公司”。到1989年2月底，全国撤并公司6万多个，占公司总数的20.4％，使“皮包公司”得以还原其真正面目。
1987拍卖土地
1987年12月1日下午4点，深圳会堂座无虚席。西装革履、手握电子计算器的买地商人在会堂内外高谈阔论；捧着一叠土地资料，前来出谋划策的“智囊团”成员在席间窃窃私语；更多的是抱着新奇态度的旁观者。人们焦灼地等待着一个令人瞩目时刻的到来：这里将要进行我国首次土地使用权的公开拍卖。
解放后，土地属国家所有，一直由国家统一分配，无偿使用。而当时深圳的“开荒”需要资金。如同穷则思变的小岗村人，深圳人破天荒地想到了“卖地皮”。为了寻找资金，深圳第一代人冒着“违宪”的风险，从出租土地到合作开发，拉开了房地产商业开发的序幕。
1981年11月，深圳特区首先开始对部分土地使用征收费用。1987年7月1日，深圳市政府又提出以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为指导思想的改革方案，确定可以将土地使用权作为商品转让、租赁、买卖。9月8日，深圳市以协商议标形式出让有偿使用的第一块国有土地；9月11日以招标形式出让第二块国有土地；12月1日又以拍卖形式出让第三块国有土地使用权，这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首次土地拍卖活动，引起了国内外人士的重视。
此后，有偿使用土地从此逐渐成为中国人的常识。后来，买地、卖地、盖房、卖房所形成的经济热点，都发端于土地有偿使用这一思想。也就在这“第一拍”的4个月后，1988年4月12日，七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修改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有关条例，将原来宪法中禁止出租土地的“出租”二字删去，并规定：“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
1988抢购风
在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当人们回忆起1988年，除了春节晚会上毛阿敏的《思念》、中国美术馆举办的“油画人体艺术大展”之外，大概更多的人都会谈论当年惊骇一时的“物价闯关”和席卷全国的“抢购风”。据当时报载：“人们像昏了头一样，见东西就买，既抢购保值商品，也抢购基本消费品，连滞销的也不放过。”
1988年，中国改革开放进入第11个年头。《中国物价年鉴》记载：“1988年是中国自1950年以来物价上涨幅度最大，通货膨胀明显加剧的一年。在国家计算零售物价指数的383种商品中，动价面达95％以上，全年零售物价总指数比去年上升18.5％，这个上升幅度又是在持续三年物价累计上涨23.7％的基础之上。”
当年的8月17日，中央决定放开绝大多数商品价格，变长痛为短痛，闯物价改革关，一时间物价大涨，抢购风遍及大江南北。火柴、肥皂、毛巾、金饰、洗衣机、录音机……几乎是见什么抢什么。而随着抢购的风潮蔓延，几乎什么东西都在涨价，一些日常生活用品，连针头线脑也不例外，价格也纷纷开始上扬。仿佛一夜之间，物资紧缺得厉害。就连一些冷眼旁观者，也开始紧张起来，要下手时，已力不从心，价格太昂贵了，只好选些涨幅不大的买。
抢购的另一个现象是，各地银行的储户们争相提取人民币现款，一时间银行告急。结果，1988年第四季度末的零售总额比上年同期上涨20.3％，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银行里的钱正在滚滚流出，如决堤大坝，一泻千里，呈不可阻挡之势，当年官方宣布的通货膨胀率达到18.5％。
后来，政府出台许多措施，组织商品引进，丰富货源，保证市场供应。按人头发给居民各种副食票，其中包括肉票、油票、鸡蛋票、酱油票、食盐票、肥皂票、洗衣粉票等。国家为了回笼资金，提高银行存款利息。这样一来，物价慢慢也就降下来了。
也许，从1988年这个点上来看，带来的是通货膨胀日趋严重，最终不得不进行为期3年的“治理整顿”。而如果放在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跨度来看，它给我们的更多的是一个教训，让我们反省怎样才能制定出适合中国的改革机制，而得以让更多的中国人得到这个重新勃发的国家的改革所带来的益处和收获。
1989三角债
“三角债”是由企业之间拖欠货款所形成的连锁债务关系。通常由甲企业欠乙企业的债，乙企业欠丙企业的债，丙企业 又欠甲企业的债以及与此类似的债务关系构成。
1989年，政府开始实施强硬的宏观紧缩政策，商品在一夜之间从抢购变成滞销，造成了企业大量的库存和资金紧绷、互相之间拖欠的恶性循环，大多数企业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内经历了“冰火两重天”。据资料显示，当年3月末，全国企业超过正常结算期的拖欠总额高达1085亿。而到了1991―1992年间，“三角债”的规模更曾发展到占银行信贷总额三分之一的地步。
“三角债”带来了相当严重的后果：由于拖欠，大多数的企业都面临收不到毛收入的问题，致使经济效益好的企业因缺乏资金而难以扩展生产；而巨额未清偿的债务欠款使企业或不能进一步向银行申请贷款，或难以申请到信贷；越来越多的企业陷入债务死扣之中，每一个企业既不愿意偿债，它的债权也无法得到清偿。此外，“三角债”还造成经济信息的混乱：由于拖欠，流动资金更显不足，在短期信用拆借与投资市场上，资金价格则易受黑市操纵。由于经济效益好的企业也面临被拖欠的问题，其利润难以实现，结果令原本效益好的企业与效益差的企业之间比较清晰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
三角债是中国经济转型中付出的第一个大代价，也是改革初期深层次体制矛盾的体现，而治理三角债动用的是国家信用。1991年6月，国务院成立了清理“三角债”工作领导小组，由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基担任组长，在东北展开清偿试点。到1992年10月31日，两年来国家共注入510亿元资金对三角债进行清理，解开企业债务链2000多亿元。1992年底，国务院宣布全国清理三角债工作结束，今后政府不再出面组织清理，企业间清欠转入正常化。
1990股份合作制
1990年，农业部颁发了《农民股份合作制企业示范章程》。这个章程的蓝本可以追溯到1988年10月，诞生于浙江省苍南县桥墩门啤酒厂的全国第一个股份合作制企业示范章程。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对股份合作制作出肯定并在全国推行。
股份合作制是依法成立的法人组织，是以资金、实物、技术、劳动等作为股份，自愿组织起来从事经营，实行民主管理，按劳分配与按资分配相结合，有公共积累，并能独立承担法律及民事责任的经济组织。它是股份制和合作制的结合体，是中国广大群众大胆探索、实践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集体经济的一种新的组织形式。
股份合作制的最大特点是产权明晰、利益直接，这可以说是股份合作制发展的原动力。产权是利益的基础，什么样的产权制度能给经营者带来更大的经济利益，他们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去选择。
如果从1987年国务院确定温州为全国首批农村改革试验区开始算起，到1997年党的十五大被正式承认为新的企业组织形式，股份合作制走了10年。总的来说，步子迈得算成功，只不过道路曲折了些。当然，作为一种新的企业制度，它还是不完善的，正如1997年，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政治报告中说的：“目前城乡大最出现的多种多样的股份合作制经济，是改革中的新书物，要支持和引导，不断总结经验，使之逐步完善。”
1991民工潮
农民纷纷外出打工形成了所谓的“民工潮”。有这样一首民谣，可以说描绘了当年无数民工的美好希望：“马路是银行，工厂是钱庄。两手空空来，回去盖楼房。”
改革开放以来，商品经济大潮冲击着中国的每一个角落，也强烈震撼着以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兄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决了人们的温饱问题，但有限的土地上的富余劳动力越来越多。一部分不满现状的农民纷纷背起行囊，离开家园闯天下。之后带动了更多的农民源源不断地走出家乡，进入城市，最终涌动成潮。每年农历正月前后，浩浩荡荡的农民工大军南下北上，东奔西跑，铁路、公路车流如水，交织成一股逾月不退的“民工潮”，它浪打浪地涌出来，拍打着城市的门户。
“民工潮”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离土不离乡”的乡镇企业的繁荣开始，到背起行囊闯天下，“民工潮”的字样就从媒体映入人们的眼帘，在1991年前后更是达到一个高峰。据农业部数据显示，2007年，农民工已经达到2.26亿人。有学者称，“民工潮”的出现是农民获得解放后又一次“农村包围城市”，是对城乡“二元经济”改革的促进。
民工潮的奔涌，是一个跨世纪的壮举。民工的跨省流动总的来看，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这利，劳动力的自发调节和平衡，既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欠发达地区农村的脱贫步伐，也极大地支援了发达地区的经济建设。当然，农民工进城，由于文化的碰撞、生存方式的激变，在给城镇带去活力的同时，也给城乡的政治、经济、文化、人口带来一系列有待解决的课题。而如今民工潮方兴未艾，经由各种渠道的疏导和管理，民工流动趋向有序，但仍在找寻自己的定位。
社会应该为这些勇敢的农民兄弟喝彩。
1992南巡
“1992年，又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写下诗篇……”上世纪90年代初，这首《春天的故事》在中国大街小巷传唱。
1992年的中国，正处于市场经济姓“社”还是姓“资”、中国要不要坚持改革开放的关键时刻。这一年的1月18日到2月21日，88岁高龄的邓小平相继视察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此次南下对外界来说颇有“神秘”之感。邓小平连惯例应当随行的新华社记者也没有带，媒体没有做任何相关的报道。但邓小平在视察期间的讲话后来都被整理成文：
“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
“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
“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发展才是硬道理。”
“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讲话无不针对当时的“姓资还是姓社”等意识形态方面的争论，指出了中国改革开放与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保持国家稳定、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等方面的关系，提出了著名的“三个有利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当时这些讲话并没有立即见报。直到3月26日，《深圳特区报》刊发了一篇长达1.1万字的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南巡讲话”才被广泛知晓。
回顾改革开放30年，1992年的“南巡”无疑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点，从那以后，中国迎来了经济发展的第二次浪潮。
“南巡”不仅是一个政治事件，更是一个经济发展契机，对于那些熟谙中国国情的人来说，无限的商机已经在前方等着他们。在江苏华西村，吴仁宝在看到邓小平南巡新闻的当晚，就把村里的干部召集起来，下令动员一切资金，囤积原材料。“村里当时购进的铝锭每吨6000多元，三个月后就涨到了每吨1.8万多元。”他的大儿子吴协东后来透露。 这一年，邓小平的头像再次出现在美国《时代》周刊杂志的封面上，文章写道：“‘航空母舰’在13年里转了第二圈。”
1993粮票
1993年5月，主宰中国百姓生计40年的“粮票”被停止发放使用。此前，布票等众多票证纷纷被取消，而直到这一年，票证才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与众多花花绿绿的票证对应的，是中国人物质匮乏的生活。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人们日用消费品供需矛盾十分突出，因此，1953年10月，国家出台了统购统销政策，百姓生活进人了“票证时代”。当时，各类票证五花八门，粮票、肉票、布票、油票、煤票、烟票、棉花票……据不完全统计，1953年至1993年，中国政府发放的不同名称、不同用途的票证约500种。小到粮油，大到自行车、缝纫机都得凭票购买，电视机、电冰箱既要有票，也要有关系才买得到。
另外一个与粮食相关的是随着户口簿办理的粮证，一户一证，不管家里有多少人，粮食的供应也是根据年龄和工种不同各有不同的定量。粮票由指定的粮店发放，买粮也需要到指定的粮店购买。粮票则分地方的和全国通用的，全国通用的必须有单位的介绍信，说明原因(如出差、异地探亲等)到所在区粮食管理部门才可以兑换。在种类繁多的粮票中，1955年由国家粮食部发行的全国通用粮票，是公认的“硬通货”。
1994公务员
1994年，中央国家机关首次招考公务员。
消息一出，几天时间内就有近14000人咨询，被媒体称为“万人赶考公务员”。最终，4400人正式报考30余个国家机关的490个名额。
从此，人们印象中“走后门”托关系的公务员开始“凡进必考”，没有特殊和特例。此举遏制了政府机关存在的一些不良风气，在一定程度上废除了递条子、找关系等暗箱操作。考完之后还有审核，择优录用，结果也要向社会公布，接受社会监督。
建立人才考试录用制度，是我国在于部人事制度上革除陈规、锐意改革的重大举措。
1989年，国家人事部将6个国家部门和两个地区(深圳和哈尔滨)作为试行公务员考试录用的试点，先在小范围内试试看，取得了很好的效果。1994年6月《国家公务员录用暂行规定》的颁布，标志着我国国家公务员考试录用制度的正式建立。随后，各地区、各部门根据工作实际又制定了相应的实施办法和细则，形成了涵盖笔试、面试、体检、考核、监督等诸多环节的考录法规体系。
如今的国家公务员考试，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第一大考”，报名人数屡创新高，2009年度的国家公务员考试，约有百万人报名参加，最热门职位的竞争率超过了4000:1，各职位平均竞争比例为78:1。
1995秦池
在中国商业史上，有很多昙花一现的企业。秦池酒厂――山东临朐县的一个小型酒厂，即从默默无名一夜间成为妇孺皆知的“明星”，随后，好光景稍纵即逝。
1995年11月8日，秦池酒厂以6666万元的最高价击败众多对手，勇夺CCTV标王。“秦池”一跃成为中国白酒市场的名牌。全国各地的商家纷纷找到秦池酒厂，迅速在全国建立起销售网络。1996年，酒厂销售额比1995年增长500％以上，利税增长600％。“秦池”完成了从一个地方酒厂到一个全国知名企业的大转变。
“想当年，前来拉酒的车在这条路上排队排了好儿百米，那场面……别提了。”一位附近居民提起当年的秦池酒厂说。但是，当时已有人预言，秦池酒厂的市场业绩是广告炒作出来的，不具备长期的市场导向功能。1996年底，酒厂最突出的矛盾已不是市场开发能力的不足，而是生产能力的不足。在此情况下，本应将资金集中用于改进生产工艺、扩大生产规模、提高产品质量上，而“秦池”却又进行了一次豪赌。
1996年11月8日，秦池集团以3.2亿元的天价卫冕CCTV标王。秦池厂长姬长孔说出的一席话至今还在江湖上流传：1995年，我们每天向中央电视台开进一辆桑塔纳，开出的是一辆豪华奥迪。今年，我们每天要开进一辆豪华奔驰，争取开出一辆加长林肯。
3.2亿元的广告成本，要求秦池酒厂必须在1997年完成15亿元的销售额，产、销量必须在6.5万吨以上。1997年初，媒体披露了“秦池”的实际生产能力不足以及收购川酒进行勾兑的事实，引起轩然大波。1996年底和1997年初，“秦池”生产的白酒积压了200车皮，1997年全年只卖出一半，巨大的亏损最终导致“秦池”的“明星”光环的破灭。
1996软着陆
1996年，为期三年、以抑制通货膨胀为主要任务的宏观调控基本达到了预期目标。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肯定了1993年开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首次宏观调控措施，取得重大的成果，成功实现了宏观经济的“软着陆”。
事实上，“软着陆”是对经济运行状态的一种形象性比喻，即好比飞机经过一段飞行之后，平稳地降落到陆地上。这样一个比喻的经济学含义是：国民经济的运行经过一段过度扩张之后，平稳地回落到适度增长区间。
这次宏观调控的背景是，1993年上半年，由于投资和消费需求增速过快，经济出现“高增长一高通胀”并行，金融秩序混乱，市场物价全面上涨。这一年的通货膨胀率是14.7％，已经向1988年的最高纪录逼近。老百姓抢购商品的冲动再次萌发，贮存美元、黄金和优质耐用消费品的现象日益普遍。
中共央针对经济生活中出现的主要问题，于1993年6月下发《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措施的通知》，采取16条措施，正式开始了以整顿金融秩序为重点、治理通货膨胀为首要任务的宏观调控。
这次调整主要是运用信贷、税收等经济手段，将经济过热的局面缓缓扭转过来。重点虽然还是控制基建投资，但主要不是直接压缩投资和具体项目，而是严格控制银行信贷规模和开征高额的投资方向调节税。
所谓“软着陆”的方式，就是经济不要一下子降下来，调控要逐步进行。这些措施不会立竿见影，但是过热的趋势会得到缓解。
实现宏观经济“软着陆”之后，通货膨胀率从1994年的24.1％降到1996年的8.3％，但是经济增长率则只从11.6％回落到9.7％。整个经济开始进入适度快速和相对平稳的发展轨道。中国经济的“软着陆”在国际上获得了极高的评价。
1997亚洲金融危机
1997年7月2日凌晨，泰国政府宣布放弃盯住美元的汇率政策，泰铢应声下跌，迅速贬值。危机迅速扩散到整个东南亚地区，此前被称为经济发展最健康最迅速的东南亚迅速跌入经济低谷，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汇市、股市轮番暴跌，金融系统乃至整个社会经济受到严重创伤。1997年7月至1998年1月仅半年时间，东南亚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货币贬值幅度高达30％～50％，最高的印尼 盾贬值达70％以上。同期。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股市跌幅达30％～60％。
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家的共同问题都是经常项目逆差过大。而国内储蓄不足则是造成经常项目逆差的根本原因。储蓄不足，国家为了维持一定的增长速度，就必须利用外资，而大规模利用外资的结果，经常项目逆差对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就过高。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十余年里，泰国面对源源流入的外资，为了维持稳定的汇率，更要不断买进外币，卖出本币。结果，货币供应严重过量。
但是，当时中国采取“对冲”策略，例如，收缩银行贷款，防堵了这种危险。而且，中国改革开放成果明显，外资源源进入国内，形成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双顺差”，阻挡了国际投机。而且，在双顺差的情况下，人民币面对升值压力，而中国人民银行采取措施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人民币其实也就低估了。1996年，中国外债和国内生产总值比仅仅是15.5％，而泰国46％、菲律宾54％、印尼47％、马来西亚39％、墨西哥35％，都严重得多。
据估算，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仅汇市、股市下跌给东南亚国家和地区造成的经济损失就达1000亿美元以上。当时因未放开金融市场，因此，这场金融危机未对我国产生很大影响。但是，它带来的教训却是十分深刻的。
1998机构改革
1998年，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决定》，保留了22个部、委、行、署，撤销了15个部委，新组建国防科学技术上业委员会、信息产业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国土资源部等4个部委，国家计划委员会更名为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科学技术委员会更名为科学技术部，国家教育委员会更名为教育部。改革后，除国务院办公厅外，国务院组成部门由原来的40个减少到29个。
此次改革是国务院历经1958年、1982年、1988年和1993年四次较大规模精减和改革后又一次大规模的机构改革。
6月，国务院各部门研究制定的“三定”(定职能、定机构、定编制)方案，全部经国务院批准，机构改革进入了实施“三定”的攻坚阶段。
2002年6月，就全国而言，除部分市县乡机构改革尚在实施外，这次历时四年半的机构改革接近尾声。在人员编制方面，党中央及省级党委各部门精简20％，国务院各部门精简47.5％，省级政府精简48.2％，市县乡各级党政群机关精简19.4％。全国各级党政群机关共精简行政编制115万名。此外，市县乡在机构改革中还清退超编人员约43万人。
这次机构改革结束了中国长期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依靠设置专业经济部门管理的历史。政府组织结构的调整优化，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组织保证。
据媒体报道，1998年的“两会”期间，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基在人大湖南代表团对家乡代表说：“我抱着粉身碎骨的决心来干这件事!”当年，外电曾评价中国的改革闯进两大雷区：一是国企改革，一是机构改革。
1999牛市
1999年5月19日，是中国股市值得纪念的日子。
此前的中国和世界充满了不确定性，5月7日，北约导弹袭击了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大使馆。5月10日沪深股市跳空而下，很多股民都已计划“割肉”。
5月19日上午，股市走势平静，但下午突然出现暴涨，领头的是东方明珠、广电股份、深桑达、中信国安等，它们有一个响亮的名分：网络股。
当大沪市收于1109点，上涨51点，深市收于2662点，上涨129点。几天时间，沪市成交量从20亿跃升至40亿，到5月21日出现“井喷”，达到134亿元。到5月28日，8天累计成交金额904.43亿元，涨幅达20.50倍。
在此之前，1995年底直到1998年，股市基本上是箱体震荡，连年弱市，前后共有三次探底，三次反弹，最后形成1000点一带的“铁底”。而“5?19”行情使得许多股民趁机“解套”。
5月16日，国务院正式批准了“6点意见”；6月10口，央行宣布第7次降息；6月14日，证监会主要领导发表讲话指出，股市上升是恢复性的；6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坚定信心，规范发展》，为行情“定调子”，文章再次指出“股市只是恢复性上涨”。6月25日，两市成交量竟达830亿元，创历史纪录。7月1日，《证券法》正式实施。
这些利好消息使得股市进入狂飙突进的阶段，造就了中国证券市场上第一个跨年度的大行情。以此为契机，中国的股民享受了长达25个月的“牛市”。
但是，也有人认为，“5?19”行情的本质，属于“政策市”。
这轮牛市充满了功利的色彩。因为1999年开始，一批批困难企业开始纷纷上市“脱困”，还有一些上市公司无论真假，只要名字沾上数码或者网络两字，股价就会扶摇直上。
2000西部大开发
西部大开发作为国家战略，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难度最大的开发战略。
2000年1月，国务院成立了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之后，于2000年3月正式开始运作。
两部大开发包括内蒙古、陕西、宁夏、甘肃、新疆、青海、西藏、重庆、四川、贵州、云南、广西等12个省市区，面积685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的71.4％，人口3.67亿。西部大开发包括4个主要项目：西电东送、西气东输、南水北调、青藏铁路。
西部大开发的目的是解决沿海同内地的贫富差距问题，利用东部沿海地区的剩余经济发展能力，来提高西部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巩固国防。
2004年3月，国务院发布《进一步推进西部开发的若干意见》，指出进一步推进西部大开发还面临许多矛盾和问题。基础设施落后仍然是制约西部地区发展的薄弱环节，生态环境局部有所改善、总体恶化的趋势尚未扭转，水资源短缺矛盾突出，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严重滞后，人才不足、流失严重等。
国家陆续颁布了一系列重点支持西部大开发的政策，实施了一些有别于其他地区的政策措施，同时，国家投向西部地区的资金明显增加。
据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介绍，2003-2008年，国家在西部地区新开工建设56项重点工程，投资总规模6600多亿元。中央财政各项转移支付和专项补助累计安排西部地区约12000亿元，中央预算内建设资金和长期建设国债资金累计安排西部地区近3000亿元，有力地支持了西部地区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
事关西部大开发全局的一批重大工程相继完工。西气东输工程于2004年12月30日全线实现商业供气，川气东送工程全线开工建设；青藏铁路于2006年7月1日全线通车；四川紫坪铺、宁夏沙坡头、广西百色、内蒙古尼尔基等一批大型水利枢纽工程相继建成投产。
2001入世
1986年初，关贸总协定总干事邓克尔首次踏上中 国的土地，中国政府正式表示，希望恢复在关贸总协定中的缔约国席位，即后来人们常说的“复关”。
1986年7月10日，中国正式提出申请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
1992年，中共十四大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关贸总协定对中国经贸制度历时六年的审议告一段落，中国“复关”谈判转入实质性的关税减让和非关税、农产品、服务贸易市场准入谈判阶段。关税减让是中国复关的核心问题，中方当时根据自身的经济发展水准，最多答应平均减税50％，但主要缔约方不肯接受。
1993年12月15日，历时七年之久的乌拉圭回合谈判终于画上句号。关贸总协定(GATI)由世界贸易组织(WTO)所取代。这给中国“复关”谈判带来了紧迫感。
1996年3月，世贸组织中国工作组举行了第一次正式会议。1999年11月15日，中美就中国“入世”的双边谈判终于达成协议。2000年5月19Ei，中国与欧盟就中国“人世”达成双边协议。从2000年下半年开始，中国加入WTO谈判的重心从双边转向多边，但进展缓慢。
2001年9月17日，经过多次多边谈判，WTO中国工作组举行第十八次会议通过了所有中国加入WTO的法律文件，提交给WTO部长级会议审议表决。
2001年11月9日至13日，WTO第四次部长级会议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主要议题是表决接纳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12月11日，我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成为其第143个成员。
2002产权纠纷
2002年，产权纠纷在中国各个地方引爆。之前，在大面积的产权改制过程中，已出现了“小企业易改，大企业难改，无名企业易改，知名企业难改，亏损企业易改，盈利企业难改”的景象，于是，一些盈利能力强的知名大企业的产权变革便成了难中之难。其中，最受关注的莫数“春兰改制”正式宣告搁浅。
春兰的前身是一家濒临破产的县办集体企业――泰州冷气设备厂，1985年，其资产为280万元，负债550万元，净资产值为负。在陶建幸的经营下，春兰在空调市场上异军突起，1994年，春兰成为中国最大的空调生产基地、世界空调七强之一。2000年，春兰的资产规模达到120亿元，净资产80亿元，成为中国家电业的翘楚。陶建幸当选中共十五届中央候补委员，还出任中共泰州市委常委。
2000年10月，在产权改革声浪渐起、“苏南模式”开始大规模转型的背景下，春兰董事会发出公告，宣布在不涉及国有资产的前提下，春兰集团公司从近50亿元的集体资产中切割25％，用现金按1：1的比例向经营层和万余名员工进行量化配股。
有人计算说，春兰改制将一夜之间造就上千个百万富翁、上百个千万富翁以及数个亿万富翁，陶建幸本人改制前的月薪为3500元，而根据改制方案，他估算可得5000万元(股)左右。
春兰改制完成之后，中国可能出现一波国有企业大规模的产权制度改革，会造就中国21世纪历史上的第一批资本家。
有的人把春兰改制视为“国内大型国有企业中，数量级最高的一次突破性变革”。一个叫张涌的经济观察者评论说，“春兰改制尽管从经济理论上讲，似乎并无不妥之处，但所影响到的人数之多、钱数之多前所未见，这样的量化，实在吓人一跳。”结果，在强大的压力下，春兰改制最后“见光而夭”。
2003非典
2002年12月22日，一名危重病人从河源转入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这位病人症状十分奇怪。两天后，河源传来消息，救治过该病人的当地一家医院8名医务人员感染发病，症状与病人相同。
“怪病”最后被称作“非典型性肺炎”，比普通肺炎严重得多，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非典”的病死率为14％～15％。
刚刚欢度完春节，广东就陷入了恐慌。2月10日，人们开始抢购一些据说能够防治非典的药物和食品。短短两天，板蓝根脱销，白醋告罄。与广东毗邻的香港成了非典病毒袭击的第二站。
北京某医院3月初收治了一名后来被确诊为非典患者的山西病人。世界卫生组织3月下旬将北京列为疫区，但没有人说得出此时的北京有多少非典患者。4月15日，官方公布的数字是：非典患者37例，死亡4例，并称“疫情已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但此时，北京的商场、餐馆、电影院、公交车和地铁上的人寥寥可数，五一期间旅游收入下降99.1％，一系列的考试被推迟……
4月20日――个改写中国抗击非典历史的里程碑式的日子。当日下午现场直播的介绍中国内地非典型肺炎最新疫情和防治情况的新闻发布会上，卫生部副部长高强的出现让人们意识到问题的严重，也感受到政府的重视及行动。
此后，从4月21日到4月底，北京市每天增加90至100个病例，最高一天曾达到150多人；从5月初开始，疫情呈现出小的回落，处于高发平台期；5月9日开始，疫情下降幅度明显增大，17日新报告病例首次降到19例，28日降至3例。全国的每日新增病例也从最高峰时期的上百例下降到个位数。
5月12日，《公共卫生应急条例》紧急出台，这一重要条例标志着我国把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进一步纳入了法制化轨道，标志着我国处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机制进一步完善。经过一系列举措，5月23日，世界卫生组织决定撤销粤港地区的旅游警告，但非典给中国公共卫生敲响的警钟仍在长鸣。
2004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
2004年，很多境外机构声称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技术上已经破产。在这种背景下，2003年9月，国务院决定选择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作为试点，运用国家外汇储备等补充资本金进行股份制改革。温家宝总理指出：“这是一场输不起的改革”，“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革‘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的目标是：努力建成“资本充足、内控严密、运营安全、服务与效益良好”的现代股份制商业银行。
2004年1月6日，国务院决定以450亿美元外汇储备注入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标志着国有银行改革无论在方法论上还是在技术上都试图走一条新路，是一项综合改革的起点。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于2004年8月26日和9月21日成立。两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整体改制为国家控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
2005年10月27日，中国建设银行作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当头炮”，率先在香港成功上市，迈出了国有银行改制上市的第一步。2006年6月1日，中国银行在香港H股上市。2006年7月5日，中国银行回归A股，创下当时A股IPO数项纪录。2006年10月27日，中国工商银行在香港和内地同时挂牌，成为全球最大的IPO。
2005问责
2005年11月13日，中石油吉林石化公司双苯厂发生爆炸事故，约100吨苯类物质流入松花江，造成了江 水严重污染，沿岸数百万居民的生活受到影响。从11月13日爆炸发生后，到11月21日，松花江下游的哈尔滨市已公布全城断水紧急避险，此时，吉林石化公司还在否认爆炸污染水源。
这次堪称是吉林市历史上规模最大、最典型的一次化工装置、设施连环爆炸火灾事故真相，就这样被隐瞒下来。
在沉寂数天后，12月6日，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的辞职获准，使他成为此次重大环保事件中遭受问责的第一人，也是我国因环境污染事件被解职的最高官员。
同一天，一支由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领军，中央及地方7名副部级官员担任副组长的调查组在北京成立。
中国的官员问责制于2003年“非典”期间启动，包括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和北京市市长孟学农两名省部级高官在内的上千名官员，因隐瞒疫情或防治不力而被查处。“非典”过后，从中央到地方开始加快推进官员问责制的制度化。而引咎辞职是指包括领导干部在内的公务员由于直接或间接的责任，造成一定损失或社会不良影响，从而主动承担责任的一种自律或自究行为。引咎辞职成为制度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
2006农业税
2005年12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废止实行了48年之久的《农业税条例》，自2006年1月1日生效。中国的9亿农民，彻底告别延续了2600年的“皇粮国税”――农业税。
据史料记载，农业税始于春秋时期鲁国的“初税亩”，到汉初形成制度。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十六次会议于1958年6月3日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
从1983年开始，除农业税外，国务院还根据农业税条例的规定，决定开征农林特产农业税，1994年改为农业特产农业税；牧区省份则根据授权开征牧业税。至此，农业税制实际上包括了农业税、农业特产税和牧业税等三种形式。
农业税实际上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为了重工业化配套而设计的一个税种。
据有关方面测算，新中国成立后50多年，中国农民对工业化的贡献超过1万亿元。国家税务总局的统计显示，从1949年到2003年，全国累计征收农业税3945.66亿元。在工业化初期，农业税对工业化财力的积累居功至伟。从1953年起，国家开始对粮食、棉花等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政策。据不完全统计，到1983年，30年间，通过“剪刀差”，农民对工业化的贡献超过6000亿元。
2004年开始，国务院开始实行减征或免征农业税的惠农政策。
事实上，到2005年，全国免征农业税的省份已有28个。2006年在全国范围内取消农业税，与农村税费改革前的1999年相比，农民每年减负总额将超过1000亿元，人均减负120元左右。
2007十七大
2007年10月15日至2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胜利举行，这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大事。
大会批准了胡锦涛同志代表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所作的报告，批准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十七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
中共十七大，向党内外、国内外郑重宣示：在改革发展关键阶段，我们党将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朝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继续前进。
中共十七大对党章的修改是在1982年的中共十二大通过现行党章之后，中共在25年内对党章进行的第五次修改。1997年，中共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2002年，中共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入党章。2007年，中共十七大又将科学发展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写入新党章。
此外，在十七大报告中有许多亮点，如首次提出2020年人均GDP比2000年翻两番。从过去的GDP总量翻两番变为GDP人均翻两番，这考虑了人口增长的因素，是一个更高标准的小康。增加了降低消耗、保护环境这样的要求，是一个实现难度更大的小康。报告还首次写进“生态文明”，首次提出“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强调“在初次分配中体现公平以遏制贫富差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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