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行动拿什么拯救你,我的宝贝】我是真的真的爱你我的宝贝

　　2011年春节前夕，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对2010年发生在朝阳区王四营乡的一起交通肇事逃逸案作出一审判决，受害者王乐被判获得27万元伤残赔偿。 　　如今这笔钱以及双方在庭上和解协议里约定的赔偿办法都未能得到很好执行，王乐的父亲王衍山只能继续上诉。
　　相对于这难以到手的27万元，挽救王乐脱离生命和瘫痪危险，并拯救了这个脆弱家庭命运的是来自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的紧急援助。
　　
　　事件回放
　　
　　2010年3月8日晚7点15分，北京市朝阳区王四营乡官庄村，少年王乐被一辆黑色商务奔驰车撞倒并拖行。
　　结合目击者的证词，王衍山认为“儿子实际上‘就像个刹车片儿一样，被撞倒后，卷进了车轮跟车身之间。车向前开了十几米开不动了，卡住了，(他)才倒车把孩子给‘倒’了出来。”肇事司机倒车后曾下车查看，后迅速逃逸，而王乐全身多处骨折，当场昏迷，后经抢救脱离生命危险。
　　2010年3月23日，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为王乐送去57万元现金，并在之后长达一年的时间内，持续关注王乐病情以及案件侦破进展，协助其寻找公益律师提起诉讼，并帮助王乐转院至中国康复研究中心进行进一步的康复治疗。找不到肇事者怎么办?
　　案件侦破后，让王衍山没想到的是，
　　“肇事者住得离我们非常近，不到200米”。
　　出事后，王衍山就曾自己寻找肇事者，在周围5个小区、5里范围内挨家挨户打听，并在出事地点贴上悬赏1万元求线索的启事。但是没得到任何线索。“有些人本来正在议论，我一过去，他们就不说了。启事白天贴上去，晚上就被人撕掉。”
　　去了交警大队不下十次，每次都被告知正在办理，但却不知有何进展，要看出事地点的录像，也被告知是“坏的”。最痛苦的时候，王衍山曾对警察说，
　　“如果抓不到人，我宁愿抱着儿子跳楼，也不能让孩子再受罪了。”
　　王衍山曾坚信，假如没有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的帮助，这个案件肯定无法侦破。肇事者是个做快递生意的小老板，他亲戚家的孩子跟王乐是同一个希望小学的同班同学，据说孩子们“早都知道是谁干的”。
　　侦破这样一个案件的难度到底有多大，王衍山不得而知，但在媒体的追踪报道后，朝阳劲松大队经过40多天对全市1000辆奔驰商务车大力排查，肇事人及车辆很快找到了。
　　王衍山觉得自己很幸运。由于对公安、交警部门没有办法问责，也找不到监管的部门，一旦发生惨案，像王衍山这样的家庭只能被动地等待，而抓不到肇事者。则意味着事故造成的人身、经济、精神损失都只能自己承担。
　　我国每年发生交通事故50万起。因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均超过10万人，平均每5分钟有1人丧身车轮，每1分钟有1人因为交通事故而伤残。这个惊人数字的背后还有多少悲剧正在上演?紧急救助该不该有人来做?
　　2010年3月23日，北京，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办公楼里，正是中午休息时间，工作人员在电视上看到了这则报道：肇事者至今未抓获，孩子面临高位截瘫危险。
　　下午2点，紧急会议在办公室召开，领导当场决定，救人救急，直接去银行取现金!
　　“虽然我们是做残疾人工作的，但我们不愿看到任何一例新增残疾在眼前发生。”
　　当晚，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副理事长邢建绪和基金会工作人员就将5万元救命钱送到了王衍山的手上。
　　目前国家还没有交通应急救助专项基金，但是这个项目能不能做，应该由谁来做，并未引起社会足够的重视和深入的学术探讨。这件事之后，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开始思考交通意外事故后的紧急救助可行方案。
　　2010年，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与三星财险合作，每出售一份车险，便向基金会捐出5元人民币，用于因交通事故致残的残疾人，为他们改善家庭生活环境等方面。
　　“所以我们希望呼吁社会各界来共同关注这个问题，通过及时的救助，预防可能出现的重度残疾，减轻残疾等级，减少病人和家庭的痛苦，特别是弱势群体的这种痛苦，同时也是在减轻社会今后的更多负担。”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工作人员表示。事后援助只会是“迟来的正义”?
　　由于商业律师的代理费是最后赔偿金额的10％-20％，在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工作人员的努力协调下，这件案子由北京义联劳动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黄乐平律师及其同事韩世春律师免费代理。
　　“孩子的照片让我们震惊，这么小的孩子作为援助的对象对我们也是头一回。受伤这么重，不及时治疗康复的话，未来很难讲，我们也希望尽快帮他获得应有的权益”，黄乐平律师说。
　　韩世春律师向本刊记者解释此案的难点时说：“比如此案中需要对对方的车甚至房产申请财产保全，以保障生效的判决能够得到执行，但法律规定，财产保全申请人必须以现金或实物抵押的形式提供担保，或者申请由担保公司提供信用担保，但像王衍山这样的弱势群体，是很难提供担保的。”
　　黄乐平律师分析道：“我们中心至今法律援助8万人次，直接代理的2千多人，只有一次受害人得到了NGO组织的援助，还是由我们向中国扶贫基金会申请得到的，但也是事后援助。在接触的很多案子中，得到的都是‘迟来的正义’，从法理学的观点来看，这在体制上是有着不容忽视的弊端，从司法文明的角度来看，一个国家的制度应该对弱势群体有所倾斜。”黄乐平律师说，“像王乐的案子，王乐在第一时间得到了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的救助，接受到了及时的康复治疗，我们机构承担起法律援助的义务，两家NGO组织共同努力，各自发挥所长，使受助者获得了良好的救助效果。”
　　2011年王乐案一审判决后，保险公司作为共同被告，认为肇事者有故意杀人的嫌疑而拒绝赔偿判决书里认定其应赔偿的11万元，提起了上诉，一轮新的司法长跑又已开始。王乐还在康复治疗中，康复的希望都依赖于赔偿款的执行，对于这个家庭来说，输不起的时间再次成为一个大问题。
　　
　　谁也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
　　
　　王乐跛着脚，有些吃力地举起自己的颈椎x光片给记者看，刚上了半年学的他很想回到学校。现在他能握笔了，但手还是很抖，脊柱神经受到的创伤也还未完全治愈，“这么大的孩子，尿床”，母亲在单薄的床单下面垫着一层层塑料袋和纸。
　　现在全家人已从王四营搬到了中国康复研究中心附近的地下室，不到10平米的小屋里只能摆下一张简陋的床。白天，母亲带着王乐去做各种康复治疗，王衍山就在街边卖些旧货，“城管来了就跑”。
　　因为王乐的事情，母亲变得神经衰弱，时常睡不着觉，只能依赖安眠药，头发也白了三分之一。王衍山也曾有过刹那的后悔，
　　“早知道这样，北京就是有座金山我也不来。”
　　王衍山曾对孩子“寄予厚望”，现在他只希望能找个愿意收留孩子的学校，让孩子学习一技之长，医生说王乐的肌力不大可能再像正常人一样了。“将来只能做一些不太需要体力就能做的工作。”
　　“谁也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是不是个无底洞。”这个给垃圾站装车，买卖旧书的外地务工家庭，盼望着孩子早日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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