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卫生法》为何难产？】 精神卫生法

　　“疯狂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一种文明产物。没有把这种现象说成疯狂并加以迫害的各种文化的历史，就不会有疯狂的历史。”作为疯癫与文明必然的交锋，专门的精神卫生法成为保护任何一方应有权益和自由的重要保障。
　　
　　
　　2009年3月9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传出了精神卫生立法列入我国2009年立法计划的消息。这部1985年便开始起草的《精神卫生法》，一直步履艰难，在2009年，终将落定了。
　　“精神卫生法”是一个对于绝大多数人都完全陌生的名词。然而普遍存在的自杀事件，疯子杀人、上访者被送进精神病院等等对我们来说却并不陌生。让我们以倒叙的顺序迅速回顾几件轰动一时的案例。
　　2008年10月，山东新泰农民孙法武赴京上访时，被镇政府抓回送进精神病院20余日，签下不再上访的保证书后被放出。据了解，因上访而被送进精神病院者在新泰并不是个案。
　　2007年1月，44岁的中山大学女教授、硕士生导师杨静（化名）自杀身亡。熟悉她的亲朋好友纷纷猜测，抑郁成疾最终使她选择跳楼结束生命。
　　2004年8月4日，北大医院幼儿园门卫用菜刀将幼儿园15名儿童和3名女教师砍伤，其中一名儿童经抢救无效死亡。2005年6月25日，警方给这起凶杀案下了定性单子，认定行凶者是一名精神分裂症病人，不用负任何法律责任。
　　显然，这里有医学的模糊，同样也有法律的空白。据公开的统计资料，全国只有20%的精神病人能够得到有效治疗，其他80%的病人都没有得到有效治疗。作为监护人的家属常常无钱或不愿意出钱为患者治疗。此外，对“由政府强制医疗”也没有可操作性的法律条款，难以落实。从而导致大多数精神病人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可以想象，“他们散布在社会各个角落，随时会成为威胁周边人群生命安全的‘定时炸弹’。”
　　同时，我国每年又有20万人以自杀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是全球自杀者总数的1／5。我国还是世界上唯一妇女自杀率超过男性自杀率的国家，尤其是在农村地区。而统计显示，60%的自杀死亡者和40%的自杀未遂者在自杀时患有严重的精神疾病，包括抑郁症、强迫症、焦虑症、恐怖症等等。与日益严重的精神自杀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当美国很多人都有自己的心理医生的时，国内人们还普遍缺乏心理治疗的意识。” 在大多数中国人的眼里，精神疾病根本就不算病。
　　米歇尔?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说过，“疯狂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一种文明产物。没有把这种现象说成疯狂并加以迫害的各种文化的历史，就不会有疯狂的历史。”作为疯癫与文明必然的交锋，专门的精神卫生法成为保护任何一方应有权益和自由的重要保障。
　　自1838年世界上第一部《精神卫生法》诞生以来，至今已有100多个国家颁布了精神卫生法，我国的香港和台湾也相继于20世纪90年代初修订和颁布了精神卫生法。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国家中，现在仅有中国、老挝和马绍尔群岛没有专门的精神健康法律。显然，我国的精神卫生立法严重滞后。
　　精神卫生法的缺席，不仅致使很多精神病人无法得到救治和适当的监护，更加令人难以接受的是利用“强行收治”这一手段，很多“正常人”被莫名其妙作为精神病人“抓”进精神病院。
　　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精神病院医生表示，现在收治病人，一般是“谁给钱就听谁的，因此病人的正当权益很容易受到侵害，病人的探视权、通信权等往往形同虚设。对于“强行收治”医学界认为，精神病患者不能正确表达自己的意识，强制住院是保护他们的一种手段；法学界专家则认为，强制医疗剥夺了患者的人身自由，应该慎用。
　　精神卫生领域不断爆发的负面消息促使精神卫生立法一直未曾离开‘两会’的视野，每年相关的议案和提案都有报道，然而究竟是什么成了精神卫生法出台的“绊脚石”？
　　有专家指出，《精神卫生法》“难产”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全国经济发展地域差异太大，如让各级政府承担起精神病患者治疗和监护的经济责任，很多经济不发达地区无力负担。另一原因则是各级政府的重视程度有限。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中国新出台的法律多集中在经济领域。相对于快速发展的经济，各级政府对精神卫生问题给社会经济带来的影响重视远远不够，有精神科专家直言，“如果国家能像重视艾滋病人一样重视精神疾病患者，问题就变得简单多了。”
　　在上海等大中城市不断出台地方性精神卫生条例示范作用下，希望不远的将来，中国的精神病人的收治、诊疗和监管，包括精神病院的管理和运行，都能够处于法律和医学的双重规范之下，精神残障人士能够得到妥善的治疗和照顾，这也是一切法律应有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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